周琼教授《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全文转载
周琼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20世纪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史料整理及研究、荒政制度、区域灾害史、灾赈实践等领域硕果累累。[1]随着研究的推进及现实价值的凸显，灾害史研究似乎陷入了瓶颈，大多数研究都是就灾害说灾害，集中在灾害个案及赈济史实梳理的层域对灾害背景(原因)及影响、官民救灾及其机制和措施、思想、灾后重建等问题的讨论，或是对断代、区域、特别案例的探讨，对具体路径及方法等问题修修补补，研究思路及叙事框架无意识中形成了固有的路径及模式，重要创新及突破性成果不多，理论及跨学科视域的创新性研究也略显不足。
灾害史研究只有打破对固有路径的依赖及思维惯性，从文化层域重新审视、思考灾害历史，才能发现灾害史研究的新面向，揭示文化史的另一个维度，尤其是某些民俗禁忌等文化传统起源动因中的防灾减灾避灾因素，丰富及深化灾害史、文化史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实现人文以及更广泛领域及学科的跨界思考及研究。
一、灾害文化的定义及其内涵
文化的内涵丰富多彩，定义也五花八门，不同学科视域下的界定千差万别。与之相应，灾害文化的内涵也极富特色，国内外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给予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简言之，灾害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主要指在抵御、应对及防范灾害过程中形成并传承的，被不同区域及民族认可并遵循的思想、行为、准则及遗产等文化类型与符号。
灾害文化是人们对待灾害的态度、思想、理念、行为、经验、习俗等的总称。具体说来，灾害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在长期与灾害共存的过程中形成并建立起来的，包括人们对待灾害的态度、思想、理念、习俗、惯例、规范、禁忌及系列应对的行为、制度、措施，还包括人们对灾害的认知、记忆、神话传说、知识体系和用文字影音等形式记录的灾害现象及其经验价值等内容。灾害文化是众多文化类型中给人类思想及记忆冲击最强烈的独特种类，是一个群体(民族)见证及抵御、防范灾害的精神财富，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历时性特点。
灾害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影响公众及官员、灾害管理及研究人员等群体的灾害认知、态度及行为。在现当代，灾害文化往往以通俗性、普及性等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及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包括灾难幽默、漫画、游戏、传说、挂历、诗词、舞蹈、歌曲、电影、小说、游记、纪录片、纪念活动、徽章、卡通甚至是博物馆等。因此，灾害文化的具体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有不同层面的指向。
灾害文化的内涵，可从六个层面来考察，一是灾害的认知、记忆、想象、意识等思想层面的内涵，具有抽象性特点；二是生产、生活方面的防灾、减灾、抗灾等行为层面的内涵，如钱粮赈济、免除赋役、以工代赈等具体救济措施，以及近现代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演练等活动，具有针对性特点；三是包括传说、神话、诗歌、小说、笔记、报刊、杂志等文字（学）、影音记录及音乐、戏剧、歌舞、绘画艺术等文学、艺术层面的内涵，具有形象性、具体性及感通性等特点；四是社会、国家推行实施的制度、法律、政策、保障及组织、团体等典章法制层面的内涵，具有宏观性、准确性特点；五是习惯、风俗、禁忌、心理、伦理、信仰、祭祀等精神层面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多样性特点；六是以建筑、交通、通讯、灾害现场博物馆等实物层面遗留、存在及展现的内涵，具有实体性、客观性等特点。
以上六个层面的粗疏划分，纯属一家之言。不同国家、民族对待灾害的思想、理念、态度、行为、习惯及其文化遗存等都自成传统，其文化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甚至迥异之处。故灾害文化具有地域及民族特色，受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统、习俗、习惯、军事、科技、工程等方面的影响而各具特点。但不同民族、区域的灾害文化，在历史文化的交融中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为更好地在灾害中自保及发展，在取长补短中保留了适应地方灾害的特色文化，从而强化了灾害文化同质性发展及异质性传承的特点。
灾害文化的思想及理念，一般是通过灾害与人、社会、自然等关系来体现的，包括灾后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与平衡、社会心理的重塑、灾害创伤的修复等。良好的灾害思想及理念往往能启迪、教化公众，使人类社会正确、深入、系统地认识灾害，采取合理的防御措施，正确理解并顺应自然及其灾变，尊重自然规律。人类社会对待自然灾害的这种知行态度，不仅能体现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及道德伦理价值，也体现了人对自然及未来所具有的执着探索的勇气与精神、权力与责任。
灾害文化往往能直接反映公众的灾害观，以及人们在非灾害时期的忧患意识、防灾减灾抗灾意识。进行防灾减灾抗灾文化的教育、宣传等系列活动，是灾害文化构建及传承的必要手段，能使一些经常遭到某类灾害袭击地区的人们，对灾害的性质与种类、后果及影响、方式及强度、预兆及后患等有充分了解，并做好周密准备，恰当应急，防范到位。
二、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必要性
灾害是自然或人为灾变现象，是与人类共生共进的客观存在，既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结果，又能促进人类社会科技及文化的进步。灾害史研究的价值及意义毋庸置疑，其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新时代学术研究及现实需求的必然结果。反思过往、创新视域、拓展维度，是灾害史研究生命之树常青的基础，也是灾害史研究突破路径依赖、实现理论及方法创新的自救之路。灾害史研究实现文化转向极其必要，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灾害与文化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自然灾变或环境灾害的发生，其动因和影响的表现都是多样态的，在文化层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中都有所体现；灾害思想、意识、观念、记忆、叙述等文化层面的传承，使得以往的经验对于防灾、救灾、避灾及灾后重建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灾害历史的不同侧面中包含了文化的诸多内涵，灾害史及其相关内容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自然及社会存在着密切联系。用单一学科或独立问题的线性角度对其进行学理性思考及研究，无法满足其学术内涵自身的需求。只有从多个层域、多种面向进行思考，研究结论才能贴近灾害史所反映的自然及社会问题，才能对灾害事件有客观、完整的判断。因此，发掘灾害史中的文化内涵，应该成为灾害史研究的目标。
关注灾害史的文化内涵，是突破灾害史研究瓶颈，拓宽学科视域、探索新研究范式的必要途径。文化史尤其是新文化史的内涵、理念及具体研究，将传统灾害史研究中诸多不被重视，但又确实存在并发挥了不同作用的内容及面向显现出来。灾害文化的视角为很多传统灾害史研究中无法确立领域归属的问题，赋予了新的内涵及意义，不仅可以使我们从微观层面分析不同灾害及其场景所具有的文化学特征及价值，还能从新角度对老问题进行思考和审视。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灾害史研究的界域，丰富了灾害史的学术维度，拓展了学术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真正践行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使灾害史研究焕发生机，推动灾害史学进入全新阶段。
只有仔细解读及研究灾害史的文化内涵，灾害史研究才能顺应学术转型的需求，融入国际主流话语体系，更好地提升学科影响力。在传统史学的现代学术转型中，新文化史的理念、内涵及其方法、视野，越来越在学术研究及实际运用中彰显其不可多得的价值。在新文化史浪潮下，似乎出现了“一切皆文化”的现象，“几乎任何东西都能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化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2]尽管学界对新文化史也存在反思，但其研究路径及学术理路，依然为很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及思考路径。故对灾害史研究而言，文化史的转向正当其时，比如，从文化产生及其传承的视域来看，思考灾害的记忆、认知、思想、书写等起源和传承变迁的原因，探究防灾救灾避灾减灾制度和措施的文化学目的，思考灾后重建的措施及相关行为的文化内涵，发掘非历史学、非灾害学视域中与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密切相关的“灾害文化”的内在价值，实现灾害史在人文及非人文研究领域的交叉及跨越等，正是灾害史建立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践路径之一。
从本质上说，灾害史是具有未来学内涵及特点的学科，其文化转向能更好地推动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现实，资鉴人类生存与未来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经世致用功能。文化的传承性、变迁性、服务性功能，不仅使学界对灾害文化的内涵、意蕴及特点、规律等方面进行的探究及思考极为必要，也使灾害史学具备了面向未来、更具生命力的学科发展基础。灾害学、灾害史研究的另一个价值，是让人类从中继承最优良的防灾减灾避灾抗灾经验，进而使其对自然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灾害文化中还蕴含着人类行为及思想与灾害发生的关系，尤其是人为灾害的原因、特点、规律等方面的内容，丰富了传统文化内涵，增强了灾害防御的需求对文化服务现实的诉求，是构建先进、科学、实用的灾害防御体系的基础。
灾害文化极大地开阔人类观察灾害的眼界，使人们更好地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更新灾害认知和防御理念。不仅要在全社会培育先进的灾害文化，形成正确的灾害观，还要在现当代科技的支持下，以积极、从容、自信的态度对待和抗御灾害，为未来社会正确有效地防治灾害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正确、积极、丰富且多样的灾害文化，是灾害史学生命力的保障，直接决定着防灾减灾抗灾的效果。
三、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路径
“文化”的标识之一，就是不同区域、不同人群对普遍认可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科学技术等方面知识与经验的传统价值、现实意义的共有认识。灾害文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人们对积累及传承的灾害特点、表象、规律及与相关行为的不同记忆、认知、思想、态度及其书写等的现实运用及传统价值的共有认识。在灾害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将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路径分为七个方面：
一是抽象层面的灾害文化内涵的发掘及研究，即从对历史上灾害现场及赈济等案例的研究，转向对历史灾害思想、意识、认知、记忆、感知、回忆及心理感受、态度、语言表达、书写方式等抽象、不易把握的文化层域。这是具有极大主观性及感性的面向，可以随着时代及人群、区域的不同，随着记录者、表述者及实际感受者的心情、所处场景暨历史背景的变化而随时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也属于灾害文化的可变内涵之一，这就决定了灾害文化的复杂性及多变性特点。需要研究者用冷静、审慎的眼光，辨析的思维，精准地捕捉、发掘其中的客观成分。
二是对灾害文学史中文化内涵的发掘及研究，即从准确客观、严谨固定的灾害史事记述及研究，转向对有关灾害的神话、传说、志怪故事、诗词歌赋、小说、电影电视乃至现当代类型繁多的音频视频等具有文学化性质，和具有宣传、传媒、教育、疏导等方面功能的文化内涵的发掘及研究。这种类型的灾害文化，突破了历史学古板的叙事模式，让灾害事件本身更具体、更形象。但却使这一层域的灾害史事具有更多的个人感情及夸张、比喻(暗喻)、想象等文学色彩，与客观真实有一定的距离。灾害文学性质的文化，具有亦真亦幻的特点，需要研究者具有极强的考据、辨析能力。
三是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灾害实录中文化内涵的发掘及研究，即从单一的文本表述转向对以记录及表现灾害为主要内容的影音图片资料，如纪录片、档案资料、灾害实景的影音资料，实物实地及其他类型的真实资料等具体、形象、客观层面的文化意蕴的发掘、分析研究。这是还原灾害实况的第一手证据，除特殊情况外，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毋庸置疑，其对灾害文化建构的价值及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学内涵，是无法估量的。其所具有的视觉性及现代性内涵，使灾害文化具有更多受众而更具生命力，灾害文化的研究及普及也能得到进一步升华和拓展，为传统灾害史研究提供潜在的理论资源与阐释路径，进而展现更多更新的面向与空间。
四是历史荒政层面的文化内涵的发掘及研究，即从应对灾害的系列行为、制度、措施及其影响等固定的模式及程序层面，向荒政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其制度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作用等层面的研究转向。这类性质严肃、措辞谨慎的国家典章法律，对灾害救助标准、等级、惩处等有严格的规定，其内容、类型、形式大致固定，具有治国理政、体国经野的性质。不同朝代的荒政实际上是一个个复杂严密、井然有序的灾害治理系统，上到朝廷中到封疆大吏下至基层胥役，都在灾荒中各司其职，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些体系及行为所塑造及构建起来的文化，长期以来规范着社会道德及伦理纲常的准则，其执行情况发挥着官方对基层社会的公信作用，但迄今少有学者发掘及研究。
五是灾害民俗史中文化内涵的发掘及研究，即从防范灾害的习惯及习俗、禁忌、信仰等内涵的个案梳理、研究，向更广泛的具有防灾减灾救灾性质的民俗、民间文化等层面的转向。灾害民俗文化极为丰富，但很多精彩的内容却分散在不同史籍乃至散存在民间，若能充分发掘、整理灾害民俗文化的不同内涵，如与灾害密切相关的民谣民谚、民间祈雨祈晴仪式、地方禳灾抗灾的民俗事象等，不仅能丰富灾害文化的内涵，也能促进灾害文化的传承，使民俗文化融入并有助于现当代防灾减灾抗灾文化的建设。目前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但研究范畴及力度尚需加强，这是灾害文化中最具有地域性及多样性特点的部分。
六是灾害艺术史中文化内涵的发掘及研究，即从将灾害书写入史或作为历史记载的严肃客观模式，向以戏剧、歌曲、舞蹈、音乐、绘画、雕塑、影视等艺术形式表现灾害不同侧面及细节等灵动内涵发掘及研究的转向，这是灾害史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向通俗化、普及化即公众化转向的典型表现。这是灾害场景及不同人群的反应更直观形象、细致入微展现的最佳路径，使灾害艺术文化更具感染力、更能获得公众的同情心和同理心，使灾害的毁灭性破坏后果与人类可持续发展需求间的矛盾及其反差效果，更能在公众中激发出共时性想象的感情，达到最佳的防灾减灾救灾的宣传教育及文化普及效果。
七是散佚在民间的灾害文化的搜集整理，即从对不同类型的灾害记录进行的解读及研究中，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走向真正的民间，并感受、接触基层最真实的灾害文化。通过实地调查访谈的方式去搜集、整理传统文本之外的、更具写实特点暨更接近民众与灾害关系的底层文化。这是灾害文化中形式更为多样、丰富且更接地气的类型，数量极为庞大，是灾害文化转向中最值得尝试、最具有活力和潜力的面向，也是灾害文化的多样性、公众性特点最为凸显的部分，能极大地拓展、补充并完善灾害文化的内容。
当然，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还需要具有超越灾害文本及其叙述方式本身限制的思维，解决文本记录与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将灾害真正融入历史、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教育甚至军事活动等广义的文化领域中，“呈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灾害记忆表象，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对其建构过程的民俗志式的微观考察和描写，不仅可以了解受灾地区和人群在受灾—救灾过程中是如何平复灾害所造成的心灵创伤，重建恢复原有的社会机制，也可以揭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性”。[3]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灾害研究从历史向文化层域的转向，突破灾害史研究范式的瓶颈束缚。
四、灾害文化的实践价值
系统、正向的灾害文化，是可以被持续学习、宣传及传承的，若能被居民和官方、社会组织部门熟悉、掌握，在灾害来临时就能发挥更好的防范及保护作用。一个具有良好灾害文化构建及传承的地区，往往具有稳定的社会心理、有效的管理组织模式，能有条不紊开展救灾及灾后重建与秩序恢复工作，尽可能将灾害的危害降到最低。换言之，灾害文化对国家和区域防灾减灾救灾文化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一是灾前预防价值——无论是心理、情感还是行动反应，都能做到有的放矢，有效防范。稳定系统的灾害文化可以更好地建构起包括忧患意识、预防理念、底线思维及伦理道德等在内的危机常态化思维方式，培养灾害常态化理念，提高全民的灾害预警及应对素养，为现代灾害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传统文化依据。灾害文化的传统能够对民族心理及行为模式选择产生积极的塑造及引领性作用，及时对当代社会危机情景下的公众心理、行为反应做出合理有效的分析，及时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预警、预案及处置措施，减轻社会恐慌及其不稳定因素导致的负向影响力。
二是有利于灾害发生过程中的协调管理及各项赈灾措施的推进。现当代灾害管理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必要挖掘和总结传统灾害文化的积极内涵及现代价值，为防灾减灾抗灾政策的制定及决策管理者提供资鉴，从而提高国家及公众应对灾害的能力。故在一定程度上，灾害文化是一个社会在灾害应对机制的建设、完善及长时段实施中，彰显灾害韧性及有效性的基础。
三是在灾后重建、秩序恢复及心理疏导工作中更好地加强人文关怀，发挥纽带及桥梁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风俗与现代观念、权力与话语、文化与资本等多元因素相互对话和博弈的话题，[4]发掘、梳理传统灾害文化的精神内涵，尤其要重视灾害感受、感情宣泄及其疏导安抚的历史经验与案例，才能在重建工作中发现不足、完善机制，避免社会失序与治安危机的出现。通过重构某些灾害记忆及书写、表达、宣泄等途径，消解社会创伤，迅速重建地域社会的认同，从而引导积极稳定的社会心态，促进全社会对人性、文化、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思考及应对，顺利渡过灾后社会脆弱期。
四是灾害文化的发掘、研究能丰富、深化传统文化的内涵，更好地诠释中国趋利避害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揭示其起源动因及社会行为习惯形成的依据。中华文化虽然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但对灾害文化的发掘、研究十分有限，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定位还不明确、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如传统文化中顺应自然、趋吉避灾等内涵产生的灾害层面的促动因素，灾害双重性影响的认识及其弊利的权重，灾害认知和记忆特点与规律等层面的发掘研究十分不足，如2019年流行全球至今的新冠肺炎爆发后，西方各大国曾一度惊慌失措，忙于甩锅，各国应对无方、防疫不力，导致伤亡严重，既表现了全球疫灾应急体系的欠缺及能力的薄弱，也表现了卫生防疫文化的极度缺失及其现实适应力的薄弱，更表现了各国传统疫灾文化及其社会应对心理和效力的缺陷。当然，疫灾文化在防灾减灾工作中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既凸显出灾害在传统文化内涵中的缺位，也凸显出灾害文化现实需求的急迫性。因此，灾害文化的发掘及研究，有助于丰富传统文化内涵、夯实传统文化基础。
五是从文化层面对目前防灾减灾体系的构建及现代化工作的推进，提供经验及历史案例的支持。当前的国家防灾减灾政策强调，要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从注重灾后救助向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进一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等，[5]成为国家灾害应对及防御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及具体任务的实现，都需要丰厚文化及历史经验的支撑。因此，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尤其对不同时代、区域的灾害文化进行发掘及研究，正当其时。这是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现实，亦即发挥学术研究经世致用作用的最好契合点。
总之，灾害文化是人类社会长期与自然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并传承、遵循的一切知识、思想、观念(含道德观、价值观等)和禁忌、习俗，以及防御、抵抗灾害的一切行为能力和习惯，包括灾害救助及灾后重建的一系列制度、措施等的集合体，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一个恰当、实用的灾害文化，不仅能助力于防灾减灾抗灾机制不断完善、能力不断提升，也能成为灾前预警及灾后重建的动态凝聚力。
一个国家和社会灾害文化水平的高低及其宣传、教育、普及的程度，决定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成效，决定着这个社会灾害韧性的强弱，以及快速决策响应能力的大小等。公众只有具备了灾害意识，才能从容应对及抵御灾害，顺利度过危机。但目前对灾害文化的发掘研究十分薄弱，“对于社会的防灾能力来说，组织措施和灾害文化就如同车子的两个轮子，任何一方偏大都将失去平衡，社会的防灾能力也会随之减弱……组织措施虽不断得到充实，但灾害文化却面临着危机”。[6]
因此，加强灾害文化的发掘整理及研究已成当务之急，冀望灾害文化的研究能开创出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灾害史、环境史和生态文明史。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的中期成果。
[1] 各朝代、各区域的灾害史、灾荒史研究综述、述评及回顾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引。
[2]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超越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 王晓葵：《灾害民俗志：灾害研究的民俗学视角与方法》，《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
[4] 雷天来：《灾害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逻辑及社会效应——以海原大地震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 常雪梅、王珂园编：《习近平谈防灾减灾：从源头上防范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年05月11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511/c164113－31704418.html。
[6] [日]田中重好等著，潘若卫译：《灾害文化论》，《国际地震动态》，1990年第5期。
作 者：周琼
作者简介：周琼，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灾害史、环境史和生态文明史（云南 昆明 650091）。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21年第20212期 第4-10页。
期刊名称： 《历史学》复印期号： 2021年06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的中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