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一个平原 也可以书写和创造历史
◎赵婧姝
加利福尼亚的渔民问题、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破坏、美国与洪都拉斯的香蕉文化、非洲与新世界农作物的相遇、日本工业病……这是过去美国环境史学会最佳环境史图书奖（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获奖著作的一些主题。今年，美国环境史学会成立40周年，这个世界最资深的环境史学会图书奖获奖名单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的身影。
波士顿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玲的著作《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获得该奖。“她将环境、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结合在对北方中国重大环境变化的研究中，开启了一片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美国环境史学会官网对张玲的著作如是评价。
张玲是杭州人，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阶段的教育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进行博士后阶段的研究。近日，她在波士顿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时说：“以美国史为主导的环境史学界，能够认可一个外国作家写的中古时期的中国的历史，能够愿意接受我的研究，把我的研究引入主流，这是一件很让我深受鼓舞的事情。”
准备博士论文时“偶遇”黄河，成了“环境史学家”
2003年，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张玲前往英国，在剑桥大学东方学系开始了中国学的学习，研究唐宋时期北方中国的经济史。在英国的博士培养机制下，从入学第一天，学生就要开始自己的研究，每天在图书馆找资料、写论文。
“过去的几十年以来，中国、亚洲以及西方的中国史学界在唐宋变迁中关注到一个重大现象，就是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整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丰富，还有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希望了解北方中国发生了什么？”于是，张玲在博士学习期间主要关注河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在研究过程中，她读到了大量关于灾害的资料，她越来越多地发现每年每个月都有关于黄河水灾的叙述。“我开始意识到北方中国在那个时期经历了大量的非常剧烈的环境变动，到底这些长期的环境变迁以及短期的环境变化和我之前所关注的经济活动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2005年左右，博士三年级的张玲开始对发生在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假想。在张玲看来，这场被后人定义为“一定程度上失败了”的变法可能同环境有关，“如果说北方中国天天遭受旱涝灾害，无论你怎么样去变经济政策，如何用政策来刺激农业发展，可是宏观和微观的自然环境都是非常不利的。”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唐宋时期的经济历史，她开始转向对环境的研究，并写成了毕业论文《11世纪河北地区的环境与经济变化》。
这一次看似不经意的研究方向转变却在日后让张玲成为一名“环境史学家”。2008年，她在哈佛大学亚洲学刊发表了一篇关于黄河环境变迁的论文，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一年后，张玲被邀请到哈佛大学环境中心做博士后，“我突然发现别人都叫我环境学家，从那时候才非常有意识地开始了解环境史的学科性和方法论，走上了目前的道路。”
在哈佛期间，书写以河流为主角的一出“戏剧”
在哈佛期间，张玲开始专注于黄河历史的研究，最终写成了这部获奖著作——《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她的博士论文几经取舍，最后成为书中的一个章节，而黄河作为博士论文中的一小部分研究，成为这部书的主体。
研究期间，张玲涉猎了从晚唐到北宋末时期的各类原始资料，“不只是正史，私家修史、文集笔记、小说诗词基本上都涉及过。”张玲表示，由于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拥有欧洲和北美最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基本可以找到已经出版过的全部唐宋时期的原始资料。与此同时，她还查阅了中国国内学界出版的环境科学、水文地质等方面的资料，以及哲学、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资料。
张玲在书中讲述了一个以“黄河”为主角的故事。北宋时期，由于政府的政治考量以及水利工程，黄河在1048年决堤改道至河北平原，这造成了长达80年的社会疾苦，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环境变化，重塑了中世纪的中国平原，给北宋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
1048年黄河突然之间改道进入河北的中部，一直流到今天的天津，又于1128年改道到了南方。这两个突发自然环境事件在张玲看来像一出戏剧，让人震惊、无法预计，一条河、一个平原、一群人、一个政权，他们都是这出戏里面的各个角色。张玲在书中，用不同于一般历史著作的严肃笔触的文学性方式，记叙了包括“非人”角色在内的角色们是如何遇见对方、认识对方、展开冲突与斗争的。
在这部书的标题中，张玲把河流、平原、政权用逗号隔开，她把三者放在平等的层面来对待，每一个都是环境主体，也是历史主体，而传统的环境史在过去的几十年都是以人为主，研究历史上自然环境的构造，人类社会如何看待自然，以及人类如何根据对环境的认知来改造自然。“历史的主体这里面就有一个哲学的思考，是不是只有人才能创造及书写历史？”张玲认为，黄河80年的两次改道，是黄河本身以及河北平原在创造历史，“我觉得把它们和人的社会平等对待非常有意思。”
一条摇摆的黄河，拖垮了北宋
在这部著作中，河流与政权的互动是重要的内容。不少读者看过书后有一个困惑：黄河如此强大，无论政府怎么做都会改道。张玲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强调，自己书中的论点是“不是黄河会不会泛滥，而是在黄河必然会改道的无可奈何的状态下，决策者如何作出相对有利的决定”。
在书中，北宋政府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以及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治军事压力，决定让黄河往北改道。同时，北宋的都城东京在今日的河南开封，当时黄河经常性地向南改道，危及政权核心地区，政府认为让黄河向北改道对帝国稳定的影响相对减少。然而，政府对黄河的大量干预，让政府卷入无止境的与环境的斗争中。
“突然之间，经常泛滥的黄河以及深受重大灾害的河北，它们变成了一个黑洞。”张玲说，年年月月，大量粮食从南方输向北方，全国财政被征收后送到北方，大量树木、竹林、稻草、麦秆被用于应对黄河泛滥，全国的劳动力和壮丁都被投入到河北修黄河，给北宋政权带来了无止境的财政负担和社会压力。
“后来政府发现虽说让黄河改道到河北似乎是一个有利的决策，比黄河往南冲进开封要好很多，但从长远来看，这个环境解决方案自己又变成了一个问题。”张玲笔下的北宋政权，虽然在中世纪处于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但是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北方地区的环境灾害输送了大量资源，北宋最终被黄河改道的决策拖垮。
受黄河影响的河北地区包括北方边防线上的雄州，即现在的雄安。张玲表示，北宋政府花了很大精力把雄州改造成一个军事重镇以抵御北方契丹辽朝的军事力量，政府连通湖泊、挖掘壕沟水池，把水体联系起来，建立水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然而，大量水源的注入加上低洼的地势导致长期积水、土地盐碱化、土壤质量下降等各种长期问题。
张玲认为，要完全理解今天的社会，必须要回到历史进程去，不能只从过去十几年里找原因。
“如果你以人为中心来写历史，宋代的人早就不在了，可是从环境的角度，从几百年来看事情，突然之间21世纪和宋朝距离就不是那么远了，这就是历史环境学家给历史研究带来的贡献。”
研究“小众”中国古代史，终被主流认可
在环境史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张玲目前在美国波士顿学院担任副教授。除了教授环境史以外，她还开设有中国通史、中国食物史、秦始皇等课程。在波士顿学院历史系的40名教授中，她是仅有的两名来自中国的教授之一，也是唯一一名研究现代以前历史的教授。
如何在讲台上，同十八九岁、对亚洲文化几乎没有任何了解的美国学生交流，告诉他们中国古代史的意义，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张玲表示，这对于现当代历史的教授来说相对容易，由于学生都知道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中国、亚洲很重要，“但是说明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唐宋明清历史，这是有相当难度的，的确花了我很长时间。”
同美国高校毕业的博士们相比，在英国完成学业的张玲虽然在做学术研究上有着相当的经验，但是在进入波士顿学院前从未有过教学助理和开课的经验，这让她一开始担心当老师是一场“灾难”。第一年学期期末，她得到的学生评估反馈是全系最糟糕的，于是她去学校的教学中心请教专家，学习活跃课堂、和学生建立感情，逐渐开始在教学上得心应手起来。在她的中国史课上，她针对学生的兴趣为他们准备素材，比如，很多学生对中国古代女性的地位较低这个话题感兴趣，她会让学生阅读诗经里的篇章，《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者蒲松龄小说中聂小倩的故事，“当然，是英文的。”张玲说。
作为研究较为“小众”的中国古代史，又是非英语母语的学者，张玲在听说出版社投了美国环境史学会最佳图书奖后并没有很期待。“虽然说我对这本书花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我觉得应该能够更好，所以我并没有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作家，我的第一本书能够获奖。”虽然已经用英文写作了十几年，但张玲坦言，完成这本书绝非易事，如何让语言看起来像英语写作、感觉自然，内在逻辑如何把握，词汇是否精准，对于一个外国人非常困难。
张玲表示，非西方的学者、非西方的地域研究、非英语为主导的环境、非近现代的学者，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建树和方法。此前获得这一奖项的作者母语都是英语，写作的主题基本以欧美为主，关注的时段以工业革命以来的近现代居多。张玲说：“能够得到这个奖的确是个殊荣，以美国史为主导的环境史学界，能够认可一个外国作家写的中古时期的中国历史，能够愿意接受我的研究，把我的研究引入主流，这是一件让我深受鼓舞的事情。”
对话
北青报：写人的历史是很容易理解的，人可以思考可以对话，河流为什么可以被当做历史的主体来描述？
张玲：这说到底是一些哲学问题，什么是有生命的，什么样的思考是思考，是不是人的思考可以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思考方式。无机物，比如一条河流、一座山、一块石头，没有人的智力和思考，它怎么样可以做事情，石头似乎是就在那里永远不变的。但是我们在做研究写文章时，如果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我们会把我们的意志我们对人、生命、行为的定义强加在别的物体上。
最近前沿的环境史最大的要求以及挑战是我们怎么样写未必是人为中心的环境史，因为无数个世纪以来，一直什么事情就是以人为中心，所以我们会大量、无限制剥削其他生物，耗尽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恶化，这正是基于我们从哲学上的认知——人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如果不把人从世界中心的位置搬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对过去历史上以及现在的行为承担责任，我们要做环境研究是必须要检讨我们以人为中心的这种世界观以及价值观。
北青报：美国环境史学会最佳环境史图书奖的目的在于用历史来提高人们对于当下问题的关注。您希望北宋黄河的“戏剧”能够引起人们目前对哪些问题的关注？
张玲：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本书写的是发生在几乎1000年之前的时期，不能把过去的历史上的事件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直接套用在现代，必须要批判性地看待。但是确实也有启发和教训，第一是我觉得人从个体人的人，到群体、人的机构，常常会有过度膨胀的自信心，比如说，在我书里写的是通过改造自然环境来获取经济政治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机构有时候会作出一些决策，不仅是以环境的牺牲为代价，而且是以那些边缘弱势群体的牺牲为代价。
第二是历史常常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经常觉得我们作出一个决定在当时看来对某些人是有利的，或者说对绝大部分的大众是有利的，但是把它放在历史上看，当时这些有理由的决策导致了不可预测的灾难性的后果，这跟前面那一点也是相关的。我们自信心常常过度膨胀，认为只要我们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到了这个高水平的，我们作出了决策能够控制，但是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表征。
北青报：得奖之后，您生活有什么变化吗？周围的学生、同事怎么说？
张玲：我觉得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说，在一个异域生活，就算你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工作上相对成功，各个方面看起来相对完满，但是毕竟大家很难了解你真正是谁，你有什么价值，因为文化的差别，交流上总是有一些隔阂。所以我觉得获这个奖带来的影响是大家发现我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贡献给这个主流社会，我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生活在美国，能够把我自己表达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进行深入交流。
供图/赵婧姝
（特别说明：文章转载自《北京青年报》2017年7月3日·第B01版：封面故事，仅供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