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学院学报》“环境史”专栏2018年第1期刊发
《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突破环境史研究的“环境”思维
周 琼
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开发－治理模式的探讨与回应初级阶段，进入研究自身的深水区。在当前的学术发展背景下，开展环境史研究不能只盯住“环境”——这里的环境是狭义上的环境变迁，而是应该突破固有的“环境”思维，考察环境变迁背后更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只有从更宽阔的视角进行更深入地解析，方能深化当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本期《环境史》专栏的三篇文章，集中对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政策以及其形成的经验进行总结，对拓展目前的环境史研究，给予了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陈林博将视野集中在一百多年前北美国家面对滥捕而带来的渔业资源危机。美国与加拿大当时希望建立联合渔业管理来应对渔业资源危机，以通过条约缓解渔业资源的迅速衰退。这种努力或许并不能看成是完整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主义，更多只是一种节制开发与长期利用之间的矛盾，但却反映出百余年前人类对开发利用自然态度的转变。从1893年两国渔业专家长期调研提交的调查报告，到1908年双方签订的《内陆渔业条约》都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与落实。地处两国边境区域的环境保护不仅涉及本地民众的生计问题，而且还关系两国外交以及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来自选民的制约。因此，一项以缓解渔业资源衰退为出发点的环境保护行为却在各种利益纠葛之间化为泡影。
在太平洋的西岸，清代的中国则通过军事化的巡洋政策来管理渔汛活动。刘豪的研究显示，政策本身虽具有保障沿海渔民捕捞活动有序进行的作用，但也因政策执行过程中滋生出的滥用权力恶果，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发生变化，在安民、护民的同时也造成了扰民、困民。其实，若再将巡洋政策与当地的渔业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紧密解读，将国家政策与地方资源等问题引入环境史的分析视角，此问题也将更有意思。
蚕书是对中国古代养蚕业的高度经验总结。夏如兵、童肖的《中国古代蚕桑业的时空变迁——以蚕书为视角》一文考察了蚕书的编撰地点、技术来源、新出数量等整体特征，通过分析蚕书创作的阶段性与地域性变化，勾勒出古代蚕书时空变迁的总体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蚕桑业的发展、演变过程。蚕书演变过程也可以作为古代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参照，养蚕、植桑虽更多是一种经济行为，但经济活动本身也是环境变化的重要考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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