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回归：边疆环境史学的现代价值
作 者：周琼/徐艳波
作者简介：周琼，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史、灾荒史、生态文明及灾害文化等研究；徐艳波，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灾害史、灾害文化研究。
原文出处：《云南社会科学》(昆明)2023年第20231期 第177-188页
内容提要：当代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呈现跨区域态势，边疆地区或因生态分界被打破，或因位于生态位过渡带，成为环境巨变及生态恶化的高危区域，边疆环境史研究在历史进程及环境史学界长期缺位的状况近年有所改变，但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边疆历史环境变迁及生态恶化晚于内地，近代化以来，生态危机使边疆在另一层面上成为中心，成为环境外交中影响最大、关注度最高的区域。边疆环境的自然属性及其生态价值开始显现并日渐回归，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以另一种面目呈现。作为当代环境整体史学的重要部分，边疆环境史必将在生物多样性及本土生态恢复、生态安全、环境外交等领域彰显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及价值。
关 键 词：边疆/生态环境/环境史学/全球化/生态文明
期刊名称：《生态环境与保护》 复印期号：2023年06期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号：17ZDA158)、2022年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中华民族灾害文化的传承与共同体意识建构研究”(项目号：2022MDZL02)的阶段性成果。
在世界各国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之际，边疆地区因地理区位及生态分界的属性及功能，成为区际、国际生态的分界区、过渡带，也成为物种迁移、入侵的前沿区域①，是邻区、邻国生态危机蔓延的首重之区。当代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呈现日趋严重及复杂的跨界态势，本土生态系统因之毁坏甚至崩溃，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边疆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日渐减弱，环境外交危机频发，成为国际争端中的核心问题。近年环境外交危机的出现与平息，与边疆地区环境危机的爆发及消弭密切相关，边疆环境及其研究在主流学界缺位的状态有所改变。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生态破坏的加剧，使大量物种在短期内急剧减少或灭绝，导致环境危机、生态灾难逐渐加重并蔓延，并开始在环境外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及影响。边疆生态安全由此成为关乎区域、国家安全及稳定的战略性问题，边疆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更为凸显，边疆环境的人文属性开始回归其自然的本位。中国边疆环境史学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日趋彰显，影响着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的方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家生态屏障的建立及保护、生态形象的塑造、生态安全的巩固与环境外交的促进，对中国环境整体史学的构建及话语权的提升，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及影响。本文以西南边疆环境变迁史为切入点，对边疆环境史学的现代价值进行初步探讨，冀望裨益于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
一、“环境”在边疆史学及学术话语圈中的缺位
早期的“边疆”概念，主要作为领土疆界、国界、区界等分界线的标识而存在，故传统边疆主要以自然地理的疆界为基础来划分。随着自然历史的演进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边疆的标志及内涵逐渐宽泛、丰富，但在历史书写及现实语境中，边疆的内涵及其意义长期以来是模糊、弱化的。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进程及国家统治定位，边疆环境的变迁更是在历史话语体系书写中长期缺席，即便在边疆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凸显的近现代，边疆环境也较少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主流话语中。在当代中国环境史学界，边疆也毋庸置疑地一度缺席。随着环境外交战略地位的提升，边疆在生态安全、生态屏障及生态形象乃至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地位日益彰显，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及系统深入迫在眉睫。回顾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边疆环境史在主流话语圈中的失位，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历史存在：“环境”在边疆内地化进程中的关注缺位
中国边疆地区的环境变迁及恶化进程虽晚于内地，但其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一经破坏，便很难恢复。然而，传统社会尚无主动及明确的环境意识，在边疆关注及历史书写中环境是缺位的。
首先，在自然地理范畴下，边疆环境因僻远茫然及文化歧视而缺位。在历史上，人们往往将人力无法逾越的大江大河、雄山险关、峡谷深湖、海洋冰川等地理分割标识物，作为区域、国家甚至民族聚居区的分界线，久之，边疆就与障碍、分界线、遥远等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逐渐成为民族分布或区域、国家领土的外缘。世人对其缺乏了解，不仅史书缺乏记载，也缺少人为开发，长期保持其自然演化态势及地理空间天然分界线的职能。但这类分界线随国家统治政权的建立及疆域扩展、经济及交通的发展、近代化及国际化的速进变得极其模糊。边疆生态环境的面貌也在“瘴气”文化中被固化，多作为被利用的自然角色，进入思想、哲学、文学或医疗疾病史视域及其文本记录里。故历史上有关边疆的地理、环境及其物种、生态状况，多停留在想象、神话甚至歧视、污名化层面。
其次，作为主权意识的标识，边疆环境在传统国家建立及发展关注中缺位。历史上，随着国家、主权意识的凸显，统治者对疆域倍加关注，在自然地理构架基础上形成的天然分界线成为国家主权及领土、民族归属的重要象征，成为国界、区界、族界的标识。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边疆的区域线、国界线、边界线、民族界线的意识及标识性能日趋明晰起来。边界的山川、河流、湖泊等地理标识，就成为行政区划、国界及族界确立的依据而被固化，边疆的空间概念也在其中得到了凸显，具有空间、分界内涵的“边疆”“疆域”观念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开疆拓土”“封疆大吏”等类词语的出现及实践，成为政权建立及统治深入边疆的标志。此刻人们关注的是疆界拓展后的人口、物产及其他资源的数量与开发，关注土地、赋税、交通、政治、军事管辖权的归属问题。“管辖”“藩属”与“经营”“署理”成为边疆治理的核心词汇，丰富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不断被开采。生态环境虽然在国家领土及其利益争端中不断遭到冲击和破坏，但尚未引起关注，依旧停留在政治、军事、哲学及文学、艺术、医疗等领域，边疆环境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主体，依然按其自身的规律演进。
再次，作为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区域，边疆环境在近代化进程中因生态无意识状况造成了话语及书写的缺位。近代化以来，国家及民族意识在人为构建中逐渐突显，纯自然地理空间范畴下的疆界线及边疆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及拓展。随着集权统治秩序及国际局势的急剧变迁，边疆在地理疆域内涵的基础上，在更深广的层面上被赋予了领土、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疾病甚至宗教、资源等内涵，疆界内的资源利用、主权归属、民生发展、民族治理、民族迁移及其生存等，成为被广泛关注及记录、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代科学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各类治理及开发、经营中，环境作为开发的承载体，也在近代科技及刚起步的近代化冲击下，发生剧烈变迁。部分区域的生态破坏程度达到历史之最，但因环境及生态意识缺乏，受到的关注依旧有限，边疆开发及经营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日益扩大。边疆生物种群及数量的变化虽然也引起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及其他专家的关注并搜集了物种种子，但生物学及博物学的关注只是极少的部分，边疆的环境状况、生态价值依旧没进入公众及政府的视野中。
在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势不可挡地推进，边疆生态破坏及环境危机引发的灾患，在经济利益至上的驱动下不断加重，边疆环境引起了国际社会及公众的关注，但彼时中国环境史学刚刚兴起，在国际环境史学界各类中心观的研究中边疆环境一度缺位。尽管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族、思想、美学等内涵及属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国家在边疆地区积极进行本土现代化的实践行动，迅速将边疆地区卷入现代化浪潮中。与此同时，现代科技的推广运用，使边疆资源的开发及输出变得更为快捷，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力度及范围急剧扩大，尤其是交通、通讯、旅游等的飞速发展，使边疆传统的自然地理分界功能被迅速突破。自然界的生物在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下跨越天然的屏障，翻山越岭、跨海穿河，开始了生物越界迁移的历程，并对本土及异域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始于以边疆地区为前沿的、生态脆弱性较为明显的物种经过区，破坏性后果也最为明显。边疆生态环境及其疆界的破坏状况，在利益及其他复杂因素影响下，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随着边疆生态环境的巨变及物种入侵，人力已无法控制生物移民及入侵态势，本土生态系统崩坏，引发各类生态灾难，生态环境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社会忧患，但学界的关注及研究还很少。
(二)学术现状：边疆“环境”在学术研究话语圈中的暂时缺位
21世纪更深广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生态危机及环境灾难的高频度爆发，全球环境史、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如火如荼。但“中心”及“内地”的生态变迁是学界关注的核心区域，环境史理论的构建及重大环境问题是研究焦点②，重要环境史事或标志性物种变迁的研究是重心，边疆环境史未及关注和重视，无论是会议主题还是项目立项，边疆都几乎处于缺位的状态，原因有三：
其一，边疆处于重要、敏感的层面，环境变迁的某些方面由于不可避免会涉及民族、移民或疆域、勘界等复杂的问题而被回避，边疆地区的学术队伍尚未成熟，导致学术研究成果的相对缺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球村意识逐渐强化。全球化迅速推进后，边疆就成为一个既模糊又明显、既滞后又敏感的概念。模糊是指在全球化进程中，边疆对民族、文化、经济的藩篱、分界、分隔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日益弱化甚至消失；明显是指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族国家的概念日益深入，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区域与区域的利益及生存空间的争夺日趋强烈及突出，发展相对滞后但资源丰富的边疆变得异常敏感，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的焦点区域，各种冲突乃至战争频繁爆发。在模糊及明显之间，生态环境成为首当其冲的承载体及牺牲品，边疆在环境史层面成为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各类开发集团借助高科技力量进入边疆，人类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协助、推动生物移民的进程，生物入侵首先在边疆地区发生，导致边疆地区的生态危机，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及环境问题，使边疆成为全球环境危机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边疆的生态及其环境以一种迥异于以往的变迁态势，进入人们的视野及边疆的历史进程中。
进入21世纪，环境史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边疆环境史的研究推进较慢。2005年后的短短十年里③，中国大陆环境史的研究及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及进展，在理论及具体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中成就斐然。但由于学者群及其区位特点与学术发展态势的局限，绝大部分成果的研究区域，都集中在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江南或江淮地区的生态变迁史，西北、北方沙漠化地区及草原区域的生态史研究，尤其是南部边疆及海疆的环境史研究，更显薄弱。
因此，相对于中心而言，“生态环境”不仅在边疆研究中不太受重视，在环境史研究中受到的关注也不太多；相对于环境史理论而言，边疆生态环境研究在一段时间内虽出现了短暂的热闹情景，大部分学者对民族生态思想、环境保护的调查及乡规民约、习惯法制等层面进行了相对集中的研究，但疏于对边疆生态变迁范式及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相对于区域而言，边疆环境史偏重于对境内、单个民族的环境思想及环保实践的发掘，忽视对边疆变迁历史及邻近区域的生态变迁及其影响的探讨；相对于国际、中国的区域研究而言，边疆环境史是中国区域环境史、国际生态环境关注的薄弱点。受国家主权疆界的影响，边疆跨界生物类型、生态系统、环境演变史等领域的研究就更有待进一步展开。
其二，边疆的环境史料较少，缺乏足够的文献支撑学术研究。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史籍里，边疆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具体问题的记载量较为有限，有关环境的描述及记载也不多。在明清地方志纂修蔚然成风之前，边疆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各民族生产生活及其文化的有关信息，进入史料记载者视域的数量较少。边疆地区的民族有语言文字及文献传承的就更少，即便有，亦多为文学、哲学及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很难支撑边疆环境史研究的深入进行。这是边疆史研究长期多关注治理思想、治理政策、教育、内地化、改土归流等问题上的原因，也是边疆环境史研究难以深入的根本原因。
其三，全球化早期，公众及学界意识的普遍淡薄及缺席，也是边疆环境史及其学术研究长期缺位的重要原因。全球化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发展，边疆史地及边疆安全问题成为学界炙热的焦点之一，但研究大多集中在领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治理等领域。④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够，与边疆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导致生态环境视角及范畴下的边疆一度被忽视、遗忘而处于缺位状态。1972年，中国成立了环境保护部，相继颁布了环境保护的诸多法律法规，在环境科学、生态学、林学等领域开始出现环境保护的相关研究，但史学界关注依旧不多。进入21世纪后，环境危机的爆发，促进了环境及生态进入公众视野的速度，部分环境史学者对边疆地区物种的变迁与环境效应等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及关注，边疆环境史才开始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当代边疆环境史价值的凸显，与目前如火如荼展开的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边疆的地理位置、区域气候类型、民族与文化等具有多样性，战略性、边缘性、前沿性等特点突出。生物种类及生态系统也具有多样性，脆弱性特点也极为突出，这些特点使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生态屏障及良好生态形象的构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重要任务。对边疆历史上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史的关注及研究，梳理并总结其历史生态变迁、民族生态思想、本土生态知识及前生态文明时期的成果，是生态文明研究中极迫切但又薄弱的领域。目前中国生态文明论著多达十余万篇(部)，但边疆生态文明或环境史、生态文化等的研究成果不到五千篇(部)，数量比仅为5％，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就更为缺乏。这使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及具体措施的推进过程中所急需的资鉴性成果，在边疆、民族及区域生态文明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研究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缺失，与生态屏障、生态形象的构建任务与目标极不匹配。生态文明时代对边疆生态研究成果的呼唤，成为推进边疆环境史学及其体系构建的最强音。
二、跨界中的头角初露：近代化以来边疆环境价值的凸显
近代化以后，政治及思想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军事、信息、安全等层面的疆界，成为“边疆”一词的主要内涵——人类及其意旨下的边疆及其变迁，使人类的活动及其目的性内涵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是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从自由发展向人为因素介入并逐渐改造、破坏边疆生态环境的阶段，在资源和利益争夺中，边疆环境变迁的趋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突变，科技及制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环境危机逐渐凸显。边疆环境成为典型的跨界问题，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因素与环境紧密关联，新涌现的诸如跨境民族、医疗卫生、河流及其资源争端、国际法、国际关系等都与环境息息相关，都对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边疆环境史，不仅需要具备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艺术学、卫生、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理论及研究方法，还需要理、工、农、医，尤其是生、化、环、材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方法及研究结论，使生态与环境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真正成为跨界的学科。
(一)边疆生态形象是近代国家及地区交往中环境价值的标志
在现当代边疆环境的急剧变迁中，区域生态环境成为国际、区域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链环，“环境外交”应运而生，边疆区域的环境状况、环境质量、生态形象成为环境外交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一个国家及区域生态形象的塑造及构建，包括具体内涵、路径、方法、理论及其外交效应等问题，将不再只是生态文明及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也是当代环境史研究中全新的难点、重点问题，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当然，历史时期国家及区域的生态形象研究及构建，也将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议题。
生态形象是指一个区域或国家呈现出来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存在性状和变迁形态，及其呈现出来的外观表象、外部形态、景致等的整体或零星的状貌，以及人们对其形成的印象、认知、评价，并以文字、音像、视频等媒介形式存在及传播所形成及构建起来的既具体又抽象的生态环境外观的集成表象体，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生态名片，能代表外界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存在状况、发展状态的评价及定位，在环境外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边疆地区的环境状况、生态系统要素及其质量、自然景观及其外化形象等，成为其他区域及国家了解该地区及国家环境状况、生态发展态势的瞭望口、展示区。因此，边疆地区的环境及生态形象的变迁历程，成为边疆环境史研究中的新问题、新难点。
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的环境状况及发展状态、特点等都是不同的，生态形象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塑造了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密切相连的，具备当时文化构成、思想意识形态、文学内涵及情感表达、宗教信仰及习俗特点的生态形象，使生态形象具有历时性及区域性、民族性特点。时代的烙印及印迹在环境史时空中塑造了特色浓郁的生态形象，成为区域、国家环境价值的标识。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态形象进行评估及准确定位，确定各地的环境形态、生态特征，改变目前环境史研究陷于环境破坏论的泥淖中不能突围的困境，突破中国环境史只研究环境变迁历史的单一层域而无法拓展及深化的僵化局面，使中国环境史学发展中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理论及方法探讨进入全新层域和高度，是丰富环境史内涵及学科体系的内容之一。当然，这样的改变，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环境史、世界环境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书写及叙述范式。
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生态形象的研究，是丰富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路径之一。而边疆生态形象的构建，是中国历史以来生态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使新时期边疆环境史学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口，更使得国家及地区交往中的生态价值有了一种全新的展现方式。
(二)边疆地区长期存在的生态习惯及乡规民约具有基层环境法制的价值
边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发挥着纽带作用及认同功能。其中，各民族的生态文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保持发挥了积极影响，各民族的环境思想、行为、意识最具当代价值之处，是发挥了基层法制对环境保护及生态修复的约束及仲裁功效。
明清以来，乡规民约及习惯法相继在民族地区产生、发展，以保护森林尤其是水源林、神林及幼小动植物、水源、水利为主要内容。中国西南地区有苗、瑶、侗、壮、藏、仡佬、哈尼、白、彝、景颇、傣、纳西等三十余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桂、滇、黔三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一、二、三位。历史时期西南各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基于生存繁衍、发展进步的需求，结合聚居区的生态资源、宗教信仰，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适合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的习惯法或乡规民约，各民族世代遵守传承，是民族地区极具权威的民间法制，对环境及生态的价值尤其对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有深刻认识，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共同遵守的基层法制。
近代化以来，边疆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及习惯法中的生态保护条规，在区域环境保护中仍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不同民族的习惯法及乡规民约内容各异，但都具有适合本地环境资源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规范等层面的约束内容，都对破坏环境、违背资源利用规约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惩罚和制裁，发挥着基层法制的作用。其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与当前的环境法一致，很多良性的环境习惯法及乡规民约，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及新农村建设中，对区域生态法治建设具有极大的实践资鉴价值，也能丰富中华多元法律文化的内涵⑤，促进当前中国生态法治的建设进程。
清代以来云南存在政府法规及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在一个区域共存并行、相互包容、彼此依存的模式，规范着各民族世代传承的生态观念、生存理念、环境思想及其对森林植被的保护措施。其中最突出、对当代资鉴价值最大的内容，就是各民族适度采用、不取多于己需及对己无用的资源利用原则，不仅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延缓了生态恶化的进程，也使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长期保持在山清水秀的良好状态中。广西、贵州等地的民族生态法制，多保留在明清时期的石碑及民族文献中，对生态乡约及违规惩处的原则、措施能世代传承、尊奉，并以认同、支持官方法制的积极方式，获取地方官府的支持，得到了官方法制的认同及包容，形成了官方法制与民间法制共存并行的环保机制。这是基层环保法制的基础和核心，其对当代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资鉴价值不言而喻。
可见，边疆民族地区民间环境法制的部分规约条款，与国家、国际生态法制的主旨及目标一致，也适合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惩罚措施也能为各族民众接受，规约执行的成本及代价较小，并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内化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中，达到了较好的本土环境保护效果。这为环境习惯法在当下的存续、传承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对当前生态文明法制及生态乡村的建设发挥了极大的资鉴价值，在生态法制的文明化进程中可以发挥积极的支撑作用。
(三)边疆生态在环境外交及国际关系中前沿地位及博弈价值的凸显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粮食不足、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等问题日益严重，其跨疆界特征及渐趋严重的国际、国内影响，使边疆生态的稳定、健康发展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很多环境问题逐渐越过自然生态疆界及国界，发展成国际问题，“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严重的跨国跨境的环境问题”⑥，很多国界的犬牙交错区，因地理地貌、气候特征、生态基础、生态系统的一致性，成为同类环境危机爆发的地区，不仅国外的环境危机会影响到中国，中国的生态危机也可能会延续到邻国，“环境问题的跨境性特征，中国环境问题有可能超越国界，影响到周边国家的生态安全”⑦，对中国树立生态责任大国的形象极为不利。
当今世界的跨国环境问题、资源环境的权益争夺更加突出，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跨境生态危机，不再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事情，也不再是一个国家、地区能独自解决的事情，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恢复需要多个国家、地区共同协作才能达成，建立跨区域、跨国界及多层次、跨领域的环境合作机制，成为环境外交的重要方式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由之径。环境外交也因此成为新型的外交理念及外交博弈方式和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格局中备受关注、举足轻重的内容。边疆的环境及生态状况在国际环境外交中处于前沿、核心地位，是重要国际环境争端、资源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及实践的着眼点。
一方面，边疆环境变迁的历程中也存在跨界的环境问题，即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也是当前环境外交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东南亚森林滥伐导致的生态破坏就是典型案例，越南、缅甸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木材生产国和出口国，其出口的珍贵木材，如柚木、桦木和其他硬木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盛名。很多国家的木材进口都依赖缅甸，美国、欧盟、日本是其木材的主要出口国，缅甸森林乱砍滥伐的情况极为严重，森林储积量大幅下降，名贵林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缅甸资源与环保委员会秘书长吴登伦指出，缅甸森林覆盖率在贡榜王朝(1752-1885)时曾占国土面积的70％，1962年下降为57％，2005年为51％，2008年为24％，目前仅为20％左右，热带雨林面积日渐缩小，区域气候因此发生了明显改变。缅甸是保有亚洲仅存的几片天然雨林的国家之一，其生态破坏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具有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环境灾难威胁到的不仅是缅甸，其邻国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甚至整个亚洲、地球的生态环境、气候，都会受到波及和影响。
在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积极关注环境外交，并将其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及冲突的重要筹码之时，边疆地区的环境变迁在环境外交中开始成为敏感且被赋予了新时代标签的国际性问题。中国要在环境外交中占据优势及主动地位、承担大国的生态责任，在更好地治理、解决边疆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关注邻国生态环境的安全，在环境外交中有效建立起与国际社会协调解决跨境生态问题的机制，制定共同遵守的环境法规，在边疆及邻近区域的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环境形象构建中积极作为，尤其是要树立环境公益、环境责任的形象，逐步建立中国作为环保大国的国际形象，赢得更良好的国际声誉。
另一方面，环境外交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当然也成为当代环境史，尤其是边疆环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当代新型的国际外交，不仅有政治、经济、军事的角逐与较量，还包括环境及生态的制衡及仲裁。大国力量及国际仲裁权的博弈，已经部分转移到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及生态的话语权及其标准的控制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从区域性的空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迅速演化为全球性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气候危机，出现了从局部向整体、从中小规模向大规模扩展的趋势。很多环境问题、生态危机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且新型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也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军事领域对其的关注力度与日俱增。生态安全成为国际政治视野中非传统安全的主题，成了发达国家主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新瓶颈。无论是国际投资、生产、贸易、消费等，随时随处都能看见环境问题的身影⑧，成为新型国际竞争及制约的有力武器。环境外交的研究，成为当代环境史、国际关系、环境伦理、生态治理及修复等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边疆环境问题对以主权国家为主的传统世界秩序造成日益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成为国际冲突爆发的诱因之一，改写着国际关系的书写及记录规则，对主权国家和国际法构成挑战、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影响世界和平稳定及可持续发展⑨，成为大国外交的筹码，促使传统外交脱胎换骨，转型到以环境外交为核心的轨道上。一个个国际环境法则、协定得以订立、施行⑩，气候、能源、资源、环境、人口、空间和海洋的利用及矛盾调节等全球外交议程，与传统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纷争等问题平分秋色(11)。
换言之，环境外交已渗透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贸易、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对人类思维方式、发展模式、生活及消费方式构成全方位挑战。(12)各种重要的国际论坛无不涉及环境问题，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竞相扛起环保、气候大旗，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环境外交及对话平台日益增多，并趋于制度化、常态化。(13)在当代环境史的研究中，环境外交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领域，边疆环境史在环境外交中的学理价值及支持地位不言而喻——只有在边疆环境史支撑下的环境外交，才能在了解环境历史的基础上全方位评估及预判环境演变的趋势，对跨界环境危机及时做出回应及政策调整。
因此，边疆及邻近区域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解决，成为中国积极主动推行环境外交、改善中国生态形象、提高中国生态话语权、提升中国环境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重要目标。边疆环境史学真正在跨界中崭露头角，进一步使环境史受到国际社会及公众关注，展现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四)边疆生态安全与生态屏障是国家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边疆”内涵的演变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从自然层面的边疆到文化层面的边疆，再到自然生态的边疆，反映出人类在自然界中位置的变化，即从弱小的被动接受自然制约的个体，到生产力及科技发展支撑人类强有力地主宰、改变自然而成为“无所不能”意识的群体，再到在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生态灾难中成为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庞大群体，边疆环境的地位及价值随之不断变迁。近代化以来，边疆在环境史层面上逐渐成为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生态安全、生态屏障成为边疆安全及防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环境外交及生态形象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及国家实力竞争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的研究将成为当代环境史研究的新主题。在领土及疆域概念明确的主权边疆及因文化泛化、民族界限削弱的模糊边疆的交错状态下，生态变迁及其安全成为影响国家及国际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边疆因此变得异常敏感。生态边疆的嵌入，既表现了自然及其力量的强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力，也表现了生态在区域及国际生态变迁、在国家及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具有的生物及生态系统的分界、屏障功能使边疆成为跨区、跨国生态变迁的脆弱及敏感区域，在当代环境史的书写及研究中，生态屏障及生态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随着生态边疆界线的打破，生态安全成为威胁当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之一。近年来，边疆地区存在的跨界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逐渐增多，尤其是通过边疆地区入侵的物种、各种动因造成的人为生态破坏，正日益严重地威胁本土生态系统，成为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的最大隐患。这就促使边疆地区尤其跨境区域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变迁趋势，成为目前环境外交中最敏感、最紧迫的问题，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的概念及其防御理念、措施、政策等，也成为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最受瞩目的关键词，高频率地出现在国家决策、国际关系及环境外交中。
边疆是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的核心地带，边疆生态屏障及其安全的历史变迁状况及影响，使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服务现实的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增强。边疆作为从传统的领土、疆界层面上的自然分界线到具有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内涵分界线的概念，再到作为一个集中并融合了多维内涵的特殊区域，在其环境及生态属性凸显之际成为物种迁移、流动及入侵的首要之区，导致本土生态系统的崩坏，浓缩、见证了边疆社会及自然环境发展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变迁历程，记录了特定区域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变迁史，这使边疆环境史学的内涵、范畴不断拓展，现实资鉴价值日益提升。
另一方面，边疆作为物种入侵的前沿区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物灾害，使边疆地区物种生态史、生物灾害史、本土生态文化及灾害文化等领域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日益凸显，与此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变迁史、生态安全形成及演变史的研究，生态屏障的变迁及在自然生态疆界中价值演变历程的研究，也将受到环境史及更多学科、学术团体的关注，研究成果也能在更大程度上服务、资鉴于国家战略。
总之，只有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得到保障，生态屏障发挥其积极的生态系统分界、防护的功能，国际及国内进行的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本土生态系统恢复并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的目标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才有可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内涵及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而在这些目标的实现及概念的丰富过程中，边疆是一个不能缺席的概念及区域，边疆地区环境史的研究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环境外交、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建设等领域及层级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国家战略及建设生态安全与生态屏障层面的重大问题，具有了学术研究及现实资鉴的价值。
三、回归与开拓：边疆环境史学的兴起及研究视域的扩展
鉴于现当代边疆环境的价值及作用，必须在学术及学理层面解决一个问题，即在环境史、边疆学、安全学、生态学、灾害学、环境管理、环境外交、环境法、生态文明等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中，给边疆环境史安放一个醒目的位置，使环境层面的边疆，回归其自然的本位并发挥相应的价值，丰富、开拓环境史学科的新内涵、新领域，夯实边疆环境史的基础，拓展其学科视域，成为当前新文科建设的典型案例。
(一)边疆环境史的回归：边疆环境及其变迁史在学术研究中价值的凸显
从学术层面上开展边疆环境史研究，能够在学理上为边疆生态安全及社会、经济稳定提供理论及实证层面的支持及资鉴，为生态文明尤其边疆生态屏障建设提供历史依据，为生态安全、环境外交提供理论及案例的支撑。
首先，边疆环境、生态的功能及其服务价值凸显。不同历史时期在边疆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移民等活动，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形成及演绎的，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基础上存在及展开的，并受到诸如气候、疾病、物种等不同环境因素的制约及影响。在当前全球不同层面上呈现的生态危机及环境问题尤其是物种灭绝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刻，边疆生态、环境的内涵与范畴也随之日益丰富，其具有的生态价值及政治、外交、安全的功能也日益凸显。
自然环境是一切历史事件进行及发展的基础，无论是领土、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资源，还是文化、艺术、思想、信仰、心理、认知层面上的边疆的形成及建构过程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完成的，在具有自然环境内涵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从环境史视角看待及研究边疆(14)，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纠正、深化其他视角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缺漏，也能最大限度地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及生态中心主义的桎梏，将人作为生物界一个需要生存、需要与其他生物相互依赖才能发展的种类，关注除人以外的生物及其环境在边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看待边疆历史发展及其变迁动因与深远影响，认识边疆环境及其生态安全在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国家生态安全乃至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及理想愿景。
目前，人类社会已被重重的生态危机包围，边疆已经具有了生物群落、物种、生态链、生态系统等内涵，以山川箐谷、河湖泽溪等自然地理的天然分界线确立的边疆，仅仅只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自然界生物及其生态群落、生态系统的分隔线，边疆的人文属性及功能被强化，边疆生态学、边疆环境史、边疆生态安全、边疆生态屏障、边疆生物类型学等成为格外凸显的名词，在边疆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成为不能回避也无法忽视的问题，即边疆环境及生态变迁在边疆史、边疆学构建中的价值，值得以新的视角给予关注。
其次，边疆环境史所包含的多样性内涵，可以丰富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使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对象及主题、理论、意义等问题得到拓展、丰富。边疆地区因自然生态环境保持相对较好、自然物种保存最多而成为生物多样性特征最突出的地区，但因全球化的深入、交通及通讯、军事等高科技的发展而成为物种越界迁移、入侵的高发区，引发了区域环境的剧变及本土生态系统的崩溃。边疆环境史因此成为边疆史、环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领域，并因边疆生态安全关系到地区、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及国际外交、国家安全等，具有了国家战略的性质及现实意义，是环境史研究中应该拓展及深入的领域。
至此，边疆环境史研究的要素、内涵及价值、意义等，就进入到历史、政治、经济、生态、地理、资源环境、管理、安全、国际关系、战争、外交、法律、制度、灾害等学科的视域，并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始回归其应有的自然及生态位置，成为政治学、外交学、法学、边疆学、生态学、安全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中无处不在的关键点，这使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形象、生态屏障、生态安全、生物灾害防治等理念，有了基础的学术支撑点。
(二)边疆环境史基础的夯实：本土及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的提升
边疆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极为丰富，各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生态认知、生态思想、环境行为等，在区域环境保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区域生态变迁发挥了重大影响。目前虽然有不少学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态文化做过调查、资料搜集及研究，一些部门及环保人士也注意到了传统生态文化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并进行了研究。但具体政策的落实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实践转化、内容提升也未深入展开，这使传统生态文化的发掘利用停留于表层，边疆地区的生态治理及环境恢复成效有限，特色及优势没有得到体现。当务之急，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挖掘及塑造边疆地区本土性、传统性特点浓厚的生态文化内涵。边疆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及环境危机的出现，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自然保护区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成效显著。但生态危机还是时有爆发，究其原因，与部分政策及措施不适合边疆地区的生态基础及环境修复、治理的实际需求有密切关系，更与政策与措施脱离甚至背离本土生态系统恢复的实际需要有密切关系。同时，部分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因不适合当代生态治理的实际需求而被弃置，其部分理念、行为模式与现代环境保护及治理的需求相距甚远，这使得边疆地区本土生态文化的优势没有得到认同及体现，其内涵提升及文化适应等工作没有系统深入地开展，也就没有转型成为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及恢复需求的新型生态文化。这是边疆地区一些老大难的环境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因此，应结合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完善的环境制度，建立严密的大数据管理、监测机制，充分借鉴边疆各民族全民参与环境保护、敬畏自然生灵的做法，借鉴其生态恢复的传统经验及措施，在进行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恢复、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重构新时期边疆生态及环境修复的新机制，转化、提升边疆地区生态文化的内涵，将各民族对森林、河流、土地、井泉湖潭、草场、沙漠、湿地、冰川、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认识了解和对资源适度利用的原则及途径，以适合现代科技文化及当代理念的方式展现出来，成为生态文明时代新生态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次，提升、转换边疆生态文化的叙述、传承方式，重塑各民族生态文化在环境保护实践中的新形象、新机制。边疆民族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崇拜养育他们的自然山水、森林土地，还崇拜给各民族提供生存资源的动植物，使自然环境及其要素成为具有文化象征属性的生态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如一些民族认为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田有田神、水有水神，在打猎、伐树、开田、捕猎时都要祭谢神灵，这种对自然资源神灵的信仰及崇敬，有效地保护了自然资源及物种数量，维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15)因此，提倡、鼓励其对自然的敬畏思想及感恩自然、保护环境的行动，以环境的和谐、持续发展为原则，促使这些思想、认知及实际行动转化成当代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但部分行动却不完全适合当代生态治理及修复的实际需要，不具有可操作性，应该有选择地摒弃不适宜于当代文明实践的内容，选择并保留有益于本土治理的措施及文化内涵，重新构建既具有本土特色，也具有可实施、推广性能的新生态文化内涵。如金沙县平坝乡苗族一直秉承“树与人一样，没有兄弟伙伴依靠就不能生活，也长不成材。野草杂木、山野中的鸟虫等等一切都是树的亲密兄弟，若排除了他们，有生命情感的苗木，就会孤独难受而难以长大，甚至会死掉”(16)的理念，提倡用本土树种培育新林，既保护了环境，也保证了本土生态资源的持续发展，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本土生态恢复措施，值得当代生态治理者借鉴，是当代生态文化建设应推广的内容。边疆民族在农业耕作中的绿肥堆积及使用方法，是现代绿色有机农业最值得挖掘及推广的文化内涵，滇黔桂地区的哈尼、壮、苗、瑶、傣等民族积累了积绿肥施之于田的方法并代代传承，哈尼族、傣族把野生植物泡在稻田内，腐烂后作为绿色肥料肥田；壮族每年农历四月进行“砍绿肥”活动，到深山里适度砍伐蕨类、树枝等易腐枝叶，将其打捆埋于泥中或湿土里，经半个月左右的发酵、腐烂后就成为绿肥，农历八月再将其施于稻田中。这种无化肥农药污染、自然资源再次回归自然的天然有机绿肥的制作及使用方式，正是当代有机、绿色肥料的核心内涵，也是最需要提倡的传统生态文化。因此，发掘及重新构建边疆民族地区本土、传统的生态文化内涵，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提升、修正和优化后，必定会成为内涵更为丰富、理念更加适用的生态治理、生态修复乃至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推进边疆环境史、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有力支撑。
再次，保留、弘扬、传承边疆地区生物、生态系统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制定一整套具有本土特色适合边疆地区各民族全民参与生态保护及修复治理的规划及机制。各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在与自然共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乡土性特点极为突出，不仅生态知识、生态观、生态行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生态法制、禁忌、信仰等也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及民族性。且边疆地区处于生态边疆、生态屏障的关键位置，生物多样性特点突出，生态基础脆弱，一旦破坏就无法逆转。但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滞后，面临着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双重压力。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应发挥边疆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及治理机制的优势。以生态文化及其行动保护生物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人文基础，势在必行。因此，边疆地区面临着既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生物、生态系统多样性资源的有效保护，也要在当代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任务，就要在行动上、更要在政策及处罚措施上建立严格的生态制度，彻底摒弃生态保护让步经济发展的决策思路(17)，还要在推广、普及传统生态理念及文化措施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边疆地区生态保护及修复治理的规划及政策措施，发扬各民族全民参与、遵从生态法制的优良传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的生态命运共同体愿景。
(三)环境史视域的拓展：边疆环境变迁史及其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在环境史学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之际，在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学术及实践价值日益凸显的时候，边疆环境史应该受到更广泛、深入的重视。边疆、生态、环境、区域、国际化、外交、安全、屏障等概念，在全球化视域中早已不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微观层域里的僵化词汇，而是在宏观层域里沟通历史与现实、区域与国家、生态与环境、边疆与整体的相互联系又灵动鲜活的统一体。
边疆在环境史层面上也是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边疆生态环境的改变及生态系统的崩溃及其引发的系列问题，成为全球区域环境隐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边疆环境及其生态变迁史无疑是边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内容及领域，也应该是环境史研究中亟需系统开展的领域。边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的威胁及其导致的系列后果，使边疆地区的生态屏障、生态安全成为关系到区域、国家生态系统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因此，应从国家战略及国际关系的高度重视边疆环境、生态及物种状况的变迁历史，从国际环境史视域关注边疆的生态治理、环境修复、生态安全、生态形象、环境监测、物种入侵及其防治等问题，将其作为环境史学深入、拓展的领域。
边疆地区保留并传承了相对完整的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及保护的思想、措施、制度及文化等，不同民族及区域在生态保护及本土生态系统维持中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案例，是环境史研究中较有价值的议题。发掘边疆各民族与环境及各生态要素和谐共生、适度利用自然资源并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发展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助于目前环境史研究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桎梏，在理论探讨、方法及路径拓展、领域创新上突破被既有路径及范式围困的局面。早期族群在与环境相依相存中总结出的方法、经验、教训，从中衍生出的边疆民族的环境意识、认知、信仰、习俗、禁忌、制度等，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值得抢救性发掘整理并进行转型、文化适应等方向的深入研究。
虽然环境史是生态环境在与人的互动中、在自然变迁及演替的历程中，不断以优化或劣化的方式变迁的学科。尽管在不同类型的史料中，都可以轻易找到很多人类破坏、毁灭环境的证据，使环境衰败论似乎有了依据。但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有意或无意进行的环境优化、改造、治理、修复、保护等活动，建立了较好的制度和实践措施、系统的思想和代代相传的环境认知与理念，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文化。然而，它们在环境史学的殿堂里尚待字闺中，如果对这些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或是抢救性的调查，可以很好地弥补缺憾，拓展环境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四、余论：边疆环境史学不能忽视整体关照
毫无疑问，除了陆地边疆的环境变迁史以外，海疆及其更为丰富深邃的海洋环境变迁史，也日益成为环境整体史研究中更具魅力的部分。虽然南方热带亚热带的边疆环境变迁与北方温带及寒带的边疆环境变迁史有着迥异的差别，陆地边疆的环境变迁与海域边疆的环境变迁也存在天壤之别，但差异性及多样性、复杂性，才是自然生态环境原本的存在及发展状态。
强调边疆环境史的学术价值及其在现当代生态文明实践及研究中的意义，难免让人产生边疆环境史“王者归来”的错位印象。但边疆环境史的价值及地位再重要，也只是中国、世界整体环境史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也不可能代表全部，就算其内涵、研究对象、实践案例非常丰富、具有一定代表性，也不可能改变其局部及区域的位置。因此，关注区域环境史的特殊性及代表性时，不能忽视了整体、宏观环境史研究的初衷及目标。
做任何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都应该具有全球环境及其生态整体史观的理念。世界环境、中国环境及其变迁史，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大的系统、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整体环境中进行的。整体的环境史及其变迁趋势，决定着局部及区域性的环境变迁方向。而任何局部性、区域性的变迁，也会对整体产生不同程度及范围的影响，任何短时段或中时段甚至是长时段的变迁，也会对整个地球漫长生态环境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尽管影响的结果在很多时候是不为人知的，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不能就此否认这些影响的存在。
研究、发掘边疆环境史的具体内容，是补充、丰富及扩大中国环境史研究视域及路径的途径之一。边疆环境史的学术及实践价值的论证，绝不是一家独大，更不是要证明其他区域环境史的内涵及价值不重要，而是为了重新审视一度被学界有意无意忽视了的边疆的区域性价值，并尽可能多地发掘其内涵，保留及记录下那些即将在全球化影响下消失的本土的、多样的、传统的生态文化及环境变迁史的独特案例，以充实、丰富整体环境史的内涵，改变当前陷于僵化的环境破坏论的桎梏和瓶颈效应，从中发现新的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甚至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路径，扩大环境史的学科框架及内涵。
相对于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而言，边疆环境史必然是一个边缘与中心、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是一个从被无意识忽视到有意识重视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促进整体环境史学的发展，推动学界乃至公众树立一种全球生态整体的意识及思维，为建设生态命运共同体提供范本。只有全社会都具有了生态整体及各环境要素、生态系统互依互存的理念，才能制定出适合各地实际需要的、有助于本土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政策及制度，也才有可能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及其维护措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才能真正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也才能实现。
注释：
①周琼：《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思想战线》2015年第2期。
②尹建东：《环境、族群与疆域空间：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和阐释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9期；滕海键：《从环境史角度解读特纳的“边疆学说”》，《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丁旭：《试论环境决定论视角下边疆过渡地带的伸缩性》，《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③以2005年8月17日-19日南开大学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标志，出版论文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993年12月13日-18日在香港召开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出版论文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英文版于1998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大陆学者尚未广泛关注，仅极少数学者进行过研究(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环境史在国内广泛受到关注是2005年以后的事。
④金晓哲、林涛等：《边疆的空间涵义及其人文地理研究框架》，《人文地理》2008年第2期；金晓哲、林涛：《边疆的类型划分与研究视角》，《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年第3期。
⑤刘雁翎：《西南少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态法治实践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4期。
⑥具天书、邱道隆、张植荣：《环境外交：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兼论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与问题》，《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⑦齐峰：《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环境外交的解读与思考——兼论构建环境外交新战略》，《中国科技论坛》2009年第3期。
⑧黄全胜：《环境外交综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08年，第1-2页。
⑨丁金光：《国际环境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⑩黄全胜：《环境外交综论》，第2页。
(11)王之佳编著：《中国环境外交》，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12)张海滨：《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年第3期。
(13)黄全胜：《环境外交综论》，第2页。
(14)周琼：《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
(15)安颖：《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之理性思考》，《野生动物杂志》2008年第5期。
(16)范波：《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探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7)张昌山、周琼：《弘扬民族生态文化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云南日报》2017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