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思想和发展阶段。”近代中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环境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化，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方向。“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研究”丛书以社会环境变迁的视角，观察、研究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助于深化近代中国史研究，同时，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的历史脉络，可以为当代中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研究”丛书
马俊亚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丛书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的学术性丛书，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先后于2024年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增补项目，2025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丛书共6本，分别是《现代转向：工业文明与江南乡村社会权力演变（1895—1937）》《腾冲：一个内陆边疆县的近代变迁研究（1902—1949）》《“权力”与“性别”：近代淮北社会环境变迁与女性婚姻生活困境》《国家政策与豫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00—1937）》《近代东北灾疫应对研究》《旅沪浙商与宁绍社会变迁研究（1912—1949）》。各书作者在主编马俊亚教授指导下，选取近代江南、淮北、豫北、东北、西南腾冲、浙东宁绍6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地区社会环境变迁的不同路径，以期更加准确地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差异、区域特色、社会形态乃至国情状况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为深入认识中国国情、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学术支撑。
编辑推荐语：丛书是一部融汇多学科视野、基于扎实史料、深刻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环境互动关系的里程碑式著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十年磨一剑的学术精品，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历史镜鉴。
主编马俊亚，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生态文明史。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4项。学术代表作有《被牺牲的“局部”：淮北地区社会生态变迁研究》《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等。
总序
马俊亚
我们常赞美祖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反过来则可以说，我们辽阔的幅员是由多样性的地区所构成，丰富的物产则是由各不相同的地区所提供。
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应该说，“半殖民地”比较容易理解，即半独立；“半封建”则难以把握，从原始制(东北鄂温克族，云南独龙族、西盟佤族等)、奴隶制(凉山彝族社会、两淮灶民等)、农奴制(西藏地区，云南哈尼族、阿昌族等)，到资本主义(上海、天津等)均可在中国找到多个相应的典型。
就空间而言，作为一个与整个欧洲相差无几的国家，近代中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社会环境差别有甚于欧洲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就时间而言，各个地区的社会环境变迁截然不同：有的地区总体上向前发展，有的停滞不前，有的则出现了剧烈的衰落和倒退。因此，就区域史而言，无论是南广州、北天津，还是大凉山、小热河均无法涵盖或代表整个中国。
人们有时认清自己已属不易，深入地了解国情显然更难。可以理解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人们明显的认知差别；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运用不同理论、模型和角度，追求不同学术目标、敲打着键盘的当代学者的认知差异，甚至远甚于当年不同地区那些挥动着锄镰的民众的认知差异。
我们撰写“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变迁研究”丛书的初衷不是为了消弭各种认知差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的思想权与生命权、财产权一样重要。真正的学术领域应该像天然的森林，各种树木、花草、走兽、鸟虫……无拘地生长，万类天地竞自由！ 它们不应被外界的人们随意打上“好”与“坏”、“美”与“丑”、“对”与“错”的标签，它们均是大自然的宠子娇女；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同审美趋向的人才能找到自己认同的美丽事物。真正的学术领域还应该像无垠的海洋，从不歧视任何一条汇入的江河溪流，不论其强弱大小、刚猛柔和。
我们撰写这套丛书的初衷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刻意增加区域认知争议，而是希望捍卫常识。我们不再壮怀激烈、豪情万丈，事事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虑事究理，而是捍卫胸怀中志、胸怀小志的芸芸大众随心地求田问舍、追财逐富的尊严，捍卫升斗小民合法地锱铢必得的人权；说到底，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牟利的龌龊行为，反而是赋予人以经营的自由。”我们学习生物学家，像找出每一种生物生存机理那样去探寻区域社会环境演化的动因、逻辑和因果。
我们信从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力主导社会”之说，关注传统的专制权力对不同地区的主宰作用，区分不同维度的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由于“近代”涉及清代帝制和民国共和两个不同的时段，我们在理解资本时代扩大资源增量，造成社会上层相对富裕、下层民众相对贫困的前提下，注重分析皇权对民众天然的存量权利的剥夺，以绝对地增加权力集团的利益和福祉，把无权者在食物满足、两性本能和生命延续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变成了奢求和幻想。
我们笃信人人平等、业业平等。历代统治者视民如水，无不秉承用其利、去其“害”之意。 水是一种自然存在，本无所谓利害。人更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存在。仅就生存权而言，普罗大众拥有业农、业商、业工、业矿、业医、业牧、业学、业教、业艺、业猎、业渔等从事所有产业的天然权利。他们无需统治者去重视某一产业，而只需统治者不加控制、剥夺其天然的正当权利。基于此，统治者所“抑”的任何一个产业，事实上是控制、剥夺所有无权者从事这一产业的权利，亦即剥夺所有人的权利。而用职业来划分人的身份贵贱，体现了皇权对民权的肆意践踏，展示了专制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愚化和赤裸裸致力于平民贫穷化的构思。
具体地说，我们解构“重农抑商”之类的政策，揭示被其所重的“农”并不受惠；而被其所抑的“商”，则是剥夺主要为农人的所有平民正当的经商权利，把商业利益归权贵垄断，以合法手段肆意剥夺民众而已。 最终为权商买单的只能是数量最广大的胼手胝足的农人。因此，抑商的结果必然是剥农。
我们站在底层大众的角度理解世界市场的开拓，并理性地对待各民族的精神产品，阐明底层大众的真正利益：一切文明的结晶均是全人类的共同成就，亦应造福于全人类。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就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言，世界市场的开拓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是全人类宝贵的公共财产，而非单独为某个民族所独有。只有那些任意垄断、肆意剥夺大众利益的特权者才惊恐万状地惧怕这些马克思主义常识，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这些常识。因而，我们视资本、管理、科技、市场而不是君主的智慧、皇权的指引等因素为近代地区性社会环境变迁的主要动能，是普通民众的真正福音。
但资本、管理、科技、市场等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能天然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它们可以轻易地被专制权力所扼杀。只有在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契约社会乃至法治社会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资本论》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 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 所有权！ 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 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把某种行业、某种商品打上道德的标签，事实上是最不道德的行为；在法治范畴内，商品生产者让商品获利，增加国家的税收、增加民众的就业、增加市场的供应，就是在从事与慈善一样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事业。
本丛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竭诚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本丛书系 2016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历史变迁研究”(16AZS013)的结项成果。
衷心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公室对本课题的立项；衷心感谢焦润明教授、梁建教授慨允加入本课题，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非常认真地完成自己承担的子课题；衷心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陈蕊、井园园、李发根、邵钢锋对本课题的积极参与和辛勤研究。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首位博士生王春林教授对本课题的无私付出，特别感谢南京大学人文基金对本课题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