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封面
书名：博物探险、环境与文化：金敦·沃德中国西南及毗邻区的科学考察
作者：曹津永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8-01
作者简介
曹津永，男，1982年生，云南禄劝人。先后获得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云南大学法学（民族生态学）硕士学位、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环境史、生态人类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各类项目多项。在《民族研究》《云南社会会科学》等各级各类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
内容简介
作为一名以园艺植物考察采集为主要任务的职业博物学家，从1911年至1956年约45年的时间内，他在中国西南及毗邻的缅北和阿萨姆地区进行了22次植物考察采集活动。本书在梳理金敦·沃德一生的植物考察基础上，以他1911年、1913～1914年以及1921～1922年三次考察为中心，整理他对三江并流地区的生态环境考察与对世居居民及其生态文化的记录，试图呈现他所观察的人群在特定历史时空中利用资源并适应环境而得以生存的生态文化图景，在“西南大发现”的历史脉络中讨论西方人的科学考察对西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书 目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节“西南大发现”的历史脉络
第三节 学术研究回顾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其他
第二章 西方人的中国西南科学考察概述
第一节 科考的动因
第二节 科考的阶段和特点
第三节 科学考察的组织与运行
第三章 金敦·沃德及其科学考察
第一节 沃德其人
第二节 沃德考察的时代背景
第三节 沃德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
第四节 沃德在阿萨姆和缅北地区的考察
第五节 沃德考察的成果和影响
第四章 沃德眼中的西南环境
第一节 水文、山川与地貌
第二节 植物及其分布
第三节 气候、作物与村落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第五章 适应环境的生态文化
第一节 族群分布
第二节 特殊生计方式与环境
第三节 住屋与环境
第四节 服饰、饮食、宗教与环境
第五节 交通与环境
第六节 疾病与环境
第七节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余论
第一节 近代西方人的西南科考的阶段及其特点
第二节近代西方人的西南科学考察的影响
参考文献
附录一 金敦·沃德生平大事记
附录二 金敦·沃德的著作（25部）
附录三 1911年金敦·沃德考察收集的植物目录
后记
序一：王利华序言
曹津永博士《博物探险、环境与文化：金敦·沃德中国西南及毗邻区的科学考察》一书出版，是件很值得祝贺的喜事。这部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加工完成的专著，讲述了一位特殊人物在一个特殊区域的一些特殊故事，论说的问题涉及多个专门科学领域。蒙他不弃，多番索序，盛情难却，我只好勉力赘言几句。
即使在如今这个信息和交通都非常发达的时代，中国大西南仍然是一个令人倍感神秘的地区。那里高山深壑，大气磅礴，雄浑险峻，仪态万千，生态系统多样，民族文化多元，而人类活动的历史也极其悠久。从“元谋猿人”算起，人类已在那里生息、繁衍了170万多年，在此漫长时代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究竟是何等的丰富多彩，恐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一向认为：地球上没有一个地区比中国西南地区更适合环境史家去探究人与自然历史交往的复杂情态与多样模式。
在历史上，山川阻隔塑造了西南秘境。那里地貌极其复杂，交通艰难而闭塞，虽然从不曾与外界完全隔绝，但外部世界对她的了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开始，历代史书都或多或少对那里众多的族群和特异的风土有所记录，还有《华阳国志》《蛮书》这些专书的记载，但文献记载陈陈相因，直到唐宋，中原人士对那里依然缺少全面、深入了解。中原社会对西南地区的了解是伴随华夏文明的南向开拓进程逐渐增加的。若从楚人庄蹻入滇算起，自战国而下的西南边疆经略史可谓悠久，但是一直受到自然环境（首先是交通）严重阻隔，而生息于当地崇山峻岭、平坝深谷中的众多族群社会发展进程快慢悬殊：一些族群早在数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阶段，日益增多的青铜考古发现可以为证；有的民族则直至现代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建国初期对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大规模调查揭开了这个事实。
当年研习中古史，我心里一直盘桓着若干困惑问题：在中华文明一路凯歌向南梯次拓殖、逐渐实现多元交汇和多元一体的宏大文明历史进程中，广大南方是如何被逐渐发现并且进入中国历史叙事的？为了解决心中的疑惑，我曾建议多位博士生同学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南方梯次开发和南北文明整合进程中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而西南地区作为南方梯次开发进程的最后一站，涉及众多民族与文化问题，我常常深感难以驾驭，须得借助民族学和人类学。当尹绍亭教授推荐津永到南开攻读环境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时，我很高兴！尹先生是国内生态民族学、人类学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和一代明师，见识高卓，富于历史洞见，津永多年亲炙教泽，接受过系统的生态人类学训练包括田野考察实践。所以我在他身上寄托了一份特殊的学术理想。
津永最后确定的选题超出了我们最初的设想。他不满足于考察中国社会对西南的认识史，而是有志于考察那里如何为世界所知。对此我倒不觉得有何遗憾，相反却很支持他。一因我先前曾经浏览过若干西人的中国南方游历记，觉得饶有趣味；二因以往学界主要关注西方学者对中国西北的史地考察，甚至卓然成一专学，而关于他们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种活动包括环境、文化和人与自然关系考察，则至今缺少很有系统的研究，有待弥补。
老实说，我对津永研究的课题并不熟悉，对金敦·沃德其人及其科考活动都是通过津永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少许了解，因此这里不敢贸然说些不疼不痒的赞扬或批评意见，该书的水平和价值如何？存在哪些优点和缺失？应由相关领域的同道专家评价。我只能说他的治学态度是认真的，为了这个课题着实吃了不少苦头。我通过跟他交流，进一步确信博士生与指导教师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学相长，在更多情况是一种对话者的关系。
从草稿到成稿多次拜读，我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如何评判晚清至民国时期大批洋人在中国各地进行的所谓科学考察？既准确地判断其动机和目的，又平允地评价其成绩和后果？恐怕还需要在思想理论和具体方法多做几番深入探究；阅读完津永所讲述的故事，我的具体感觉更是五味杂陈。我一方面有感于金敦·沃德的那种不畏艰险的科学探索精神及其成就对相关科学领域的客观影响，而另一方面特别不是滋味，那种感觉就像是一觉醒来才发现有个外人趁我酣梦沉睡自行闯进过我家内宅，并且把大批宝物肆意搜罗了去（虽然我先前并不知晓它们多少值钱）。那个时代的中国，积贫积弱，科学落后，严重缺乏对自身的了解，许多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以科学考察的名义在中国各地踏查窥探，甚至雇佣许多当地人为其服务（日本满铁株式会社的持续、大规模调查是最典型的例子），把中国山川大地、奇珍异宝翻了个底儿朝天，严重伤害了中国的领土和物种主权。根据曹博士的这项研究，金敦·沃德在滇、川、藏以及毗邻的缅甸北部和印度阿萨姆地区先后进行过22次植物考察、采集活动，其中7次进入我国西南地区，采集植物标本超过23000号，仅杜鹃花品种就有100多个！我们知道：自“大航海时代”以来，随着殖民资本主义不断扩张，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博物学与之伴生共长，甚至常常是直接地为殖民主义掠夺服务。在此一学术传统中成长起来的金敦·沃德采取其先辈和同行所惯用的手法，几乎不受任何阻碍地把属于中国人民的珍贵生物物种资源携带而去，我们怎样定性他这个人？是科学家？窃贼？还是科学家+窃贼？联想起近几十年来国人愈来愈关注甚至深感忧虑的物种遗传资源流失（例如猕猴桃、北京鸭、大豆、蝴蝶被盗……）问题，我不由得感慨系之！云南向有“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美誉，津永博士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彩云之南，并将继续在那里发展他的学术事业，相信他比我具有更多、更真切的感受，定将做出更好的成绩。
是为序。
王利华
2021年4月15日于空如斋
序二：尹绍亭序言
2006年津永兰州大学本科毕业考入云南大学读人类学硕士，我是导师，期间曾随我做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硕士论文就写生态村，题目是《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走向网络》，约8万字。论文作为《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开拓》丛书之一于2008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1年津永考入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门下攻读环境史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指导下，从环境史的角度，对19世纪中叶之后百年期间金敦.沃德等西方人士在中国西南及周边地区进行的科考活动进行研究。数年田野寒窗，完成了博士论文《近代西方视阈下的西南环境与文化——金敦·沃德科考活动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广受好评。转眼毕业三年，论文几经修改，即将付梓。利华教授写了序言，作为祝贺，我也谈点读后的感想。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科学和学术的复兴、国际交流合作的日益密切，中国西南尤其是“三江并流”流域，作为地球上地质构造最为独特、地形地貌最为复杂、气候类型最多变化、生态系统种类最为多样、生物多样性最为富聚、文化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地区，受到世界的高度瞩目。2003年，三江并流地区被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遴选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然而，世人乃至学界对所谓“三江并流”及其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特殊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的了解却并非是最近的事，亦非久远的历史时期，而是始于近代，缘于19世纪中叶之后百年期间金敦.沃德等众多西方人士探险、旅游、传教尤其是他们进行的科考活动。那么，西人进入中国西南系出自何种历史背景和动机、于中国西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环境史研究而言意义何在？本论文聚焦于这段历史，以上述问题为研究旨趣，意义重大。
近代西人的中国西南的科考活动，乃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背景下的衍生事物，是西方资本积累需求向外扩张的过程，本身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通过考察，使得该区绝无仅有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地质奇观第一次全面展现于世界，让其珍稀奇异的数十万动植物标本被采集带到了遥远的西方，让其神秘多姿的族群及其文化显露真容传播世界。另一方面，来自西方所谓发达世界的科考者们面对该区的神秘、雄奇、壮丽、富饶、艰险、封闭、原始、蛮荒，无比震撼，深受刺激，他们为轰动世界的地理新发现而欢欣鼓舞、流连忘返、如醉如痴，为探险攫取的丰硕回报而踌躇志满、难以割舍、魂牵梦绕，一次次重访旧地，不畏艰难险阻，抛妻离子，结果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弥足珍贵的中国西南大发现“原生态”科学文化遗产“数据库”。对此国内不乏关注者和相关著述，然而总体来看，“绝大部分都关注于西方探险家探险的时间、区域、以及取得的成果，诸如出版了什么著作，获取了多少动植物标本等等这些重要的内容”（引号内为津永论文语，下文同），即一般性的介绍叙事居多，而专业角度的深入研究较少，与大发现丰厚的科学文化遗产不成比例。有见于此，津永论文力图有所建树，有所开拓。从内容看，论文在较为全面了解近代西人在西南滇川藏地区科学考察的诸多要素以及历史阶段和脉络的基础上，以金敦·沃德的考察为主进行梳理开掘，着重探讨西人在西南地区大发现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意义及其影响；从理论看，采取了不同于传统历史研究的环境史的理论视角，别开生面；从方法看，采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颇为新颖。
论文以环境史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是对传统史学的一个突破。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史学主要是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学，是帝王将相学，其地域观和民族观具有明显的中心主义。“中原与西南、汉人与蛮夷、中央与边疆的内部东方主义式的二元认知结构”，对传统历史学影响深远。由于此，所以“西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贴上‘化外之地’的标签，自汉武帝置郡开发西南以来，直至清末，中原地区以及历朝历代对西南地区的认识虽然一直都在进步，但总体是模糊的，处于一种朦胧状态下的管理中，尤其是在国家统一管理体系之外的西南区域，除了关乎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等大事件以外，历朝的中央政府对这些区域的其他状况，包括社会、环境、文化等状况的认识都是极其有限的。”显然，如果以传统历史学的视野研究西人近代的科考活动，那就像“中国土地主”与“西方洋鬼子”对话，绝对讲不到一起。西人近代的科考活动“是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近代西方人对西南的探险考察是西方完善认识世界的一环，同时，也是近现代世界知识体系和西方科学体系吸取地方知识从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其考察内容涉及地理、地质、生态、生物、博物、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对此只有运用现代跨学科的环境史研究工具，才有可能将其全面涵盖、“一网打尽”。作为环境史研究，论文首先着眼于金敦·沃德等基于西方科学知识体系的地理大发现——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河流山川、气候类型、植被、动物、冰川、雪原等的考察、记述、绘图、摄影以及动植物标本的采集，意义在于“让中国西南获得了一种与本国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现代意义的科学诠释”。其次详细整理论述西人对该地域族群种类、源流、分布、村落、住居、生计、生活、语言、宗教、服饰、性格特征等的观察、记录和分析，揭示了当地民族适应特殊自然环境所创造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即特殊地域人与自然的密切的互动关系。论文通过再现金敦·沃德等人所从事的自然和人文的考察及其成果的整合，达到了该区该时段环境史的整体呈现，书写了该区人与自然的新篇章。
本研究采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得益于津永的跨学科知识结构。没有这样的知识结构，就难以关照环境史的两大侧面：自然与人文。而这一点正是金敦·沃德等人科考活动极高水平和精华之所在。前面说过，金敦沃德等考察者来自西方世界，其考察活动大多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和西方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身上难免带有相关不良烙印，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受西方现代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熏陶，他们对于科学和学术的执着忘我，对于研究对象的痴迷热爱，对于人生理想和信仰的不懈追求等，令人印象深刻。综观金敦沃德等考察者，说他们是“专家”毋庸置疑，不过称他们是“博士”也许更为恰当。为什么？因为他们专业学问之广博，着实令人吃惊！大致盘点一下，就可以给他们定出以下四种角色：其一是“地理学家”，这一点从他们的考察成果可以充分感受。其二是“植物猎人”，即训练有素的植物学家。他们每人采集的植物标本均多达数万乃至数十万份，功力之深，不是一般植物学者可以趋及的。其三是“人类学家”，他们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足够水准，不输于职业人类学家。其四是“博物学家”，他们具备博物学家的热忱、广博、敏锐，植物动物不用说，聚落、房屋、家畜、作物、服饰、生活用具、食物、文书、药材、溜索、藤桥、皮囊、独木舟等都是他们关心考察的对象。他们当年带走的许多东西，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一些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要在科学考察和学术研究事业中有所发现，有所成就，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训练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
说到这里，不禁联想到我们的专家学者。在云南和全国植物学界，不少专家曾经长期在中国西南山地高原调查研究，成果成就卓越不凡，其中不乏大家大师，然而他们毫无例外均表现得十分纯粹专一。在他们的眼里所谓事业就是植物，他们人生中最心仪的“情人”是植物，他们的研究和著述除了植物别无其他，如果你想从他们那里看到更多的东西，多半会感到失望。人类学者的表现大致相同。我们知道，人类再伟大本质上依然是食肉吃草的“动物”，作为研究人类的人类学者具备动物和植物的科学知识应该是起码的要求，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人类学者的大多数既不懂动物更不懂植物，而且对此习以为常，自我感觉良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调查研究的对象，尤其是“不开化的原始人”，他们中的随便一位都具有丰富的植物“民间分类”和“传统知识”，都称得上是“动植物学家”，而一些作为“外行”的人类学者却总是喜欢导演去研究“内行”土著人的闹剧，未免滑稽可笑。总而言之，一旦将我们这样的“专家”和金敦.沃德等那样的“博士”比较，“文化自信”不能说没有，不过自觉我们的单纯专一实在有些过头，所以难免狭隘孤陋。王利华教授近年来一再指出环境史学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的专业知识才能做好跨学科的环境史研究，对此我深表赞同。现状怎么改变，作为中年专家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同时，恐怕还得与时俱进，适当补课；至于年轻学子，除了加紧努力之外，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应当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最后引用金敦·沃德的一段话：“我深信这是亚洲最迷人的地区之一，多姿多彩的高山花卉，数之不尽的野生动物，异域风情的民族部落，以及复杂的地理构造。只要能在这里游荡几年，我就心满意足了。攀登险峰，踏着厚厚的积雪，和暴风雨作战，徜徉于温暖幽深的峡谷里，眼前是奔腾怒吼的河流，最重要的是还可以结交勤劳勇敢的部落人。这一切让我感到血液在血管里流动，心情安详平静。”感谢大自然为人类塑造了这么一个神奇、神圣的地方，令人向往、安详！
尹绍亭
2021年3月写于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