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封面
书名：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
作者：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著，李尚仁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作者简介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近代医学史，著有Western Science in Modern India: Metropolitan Methods, Colonial Practices (2004); Materials and Medicine: Trade, Conquest and Therapeutics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2010); Bacteriology in British India: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Tropic (2012)。
译者简介
李尚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医学史，尤其是英国热带医学史和中国医疗传教史，著有《帝国的医师：万巴德与英国热带医学的创建》（2012），译有《欧洲医疗五百年》（2014）、《老科技的全球史》（2016）、《科伦医师吐真言：医学争议教我们的二三事》（2016）。
内容介绍
本书在地理尺度上横跨美、亚、非三洲，并顾及澳大利亚、太平洋岛群；在时间刻度上，自17世纪以降，横跨350年；在资料取用上，参照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第一手资料，能够回应过去研究者局限于特定区域或是特定疾病的不足。本书超越了西方中心观，从全球史的视角，详尽分析了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医学的诞生过程，认为帝国与殖民地关系是现代医学诞生的源头。
书 目
简体中文版自序
序言与致谢
导 论
1 贸易时代的医学（1600~1800）
2 植物、医学与帝国
3 医疗与殖民军队
4 殖民主义、气候与种族
5 帝国主义与疾病的全球化
6 印度殖民时期的西方医学
7 医学与殖民非洲
8 帝国主义与热带医学
9 细菌学与“文明开化使命”
10 殖民主义与传统医学
结 论：全球卫生的殖民遗绪
参考文献
译后记：改写西方医学史
简体中文版自序
很高兴拙著能够出版简体中文版，非常感谢李尚仁研究员的翻译，让更多研究者和非专业读者能够接触到这本书。这篇自序让我有机会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思本书及医学与帝国主义这个主题，尤其可以分析中国医学史上的帝国元素。
尽管中国有着强大的本土医学传统，且未像亚洲其他地区和非洲那样成为殖民地，中国的医学经验还是受到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我将从四个独特的片段，探索帝国医学影响中国的一些方式。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贸易时代（1600~1800）。在欧洲对外殖民之前，通过丝绸、茶叶等商品的贸易，中国与欧洲建立了悠久的联系。与西欧诸强更直接的接触始于17世纪，欧洲商人来中国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首先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利用当时的主要贸易网络从印度和东南亚来到中国。为了从中国获得贸易品，英国人在整个19世纪将印度种植的鸦片贩运到中国。这不仅引发了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一系列侵略战争，而且还导致鸦片上瘾成为中国的主要健康问题。除了茶叶这些商品，欧洲商人还对中国的草药很有兴趣。被称为“中国根”（China root）的土茯苓对欧洲医疗至关重要，用它来治疗梅毒。18世纪的欧洲外科医生亦对中国的手术工具深感兴趣。因此，从贸易时代开始，中药材被整合进入欧洲医学。
第二个片段是现代欧洲医学介入中国，这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列强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欧洲医学的引进，如引入预防天花的詹纳疫苗（Jennerian vaccine）。中国有各种地方性的天花疫苗接种方法，被称为“人痘法”，即从患天花的病人身上提取出的痘，将其传给另一个人，希望能产生轻微但具有保护性的感染。詹纳疫苗不同，提取感染了天花的牛出的痘（牛在拉丁文中是“vacca”，所以此后这种方法被称为“vaccination”）给人接种疫苗。这种方法是由英格兰内科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在18世纪末发现的。疫苗接种这种现代技术在19世纪初由欧洲人引入殖民地。在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主要城市，大规模疫苗接种也在19世纪引入，与此相伴的是欧洲“文明”观念的传播、更广泛卫生措施的引入和香港1857年的传染病立法。
第三个片段是19、20世纪西医在中国的持续存在。中国可以被视为热带医学的发源地之一，万巴德（Patrick Manson）这位“热带医学之父”1871年在厦门海关工作时有了关键发现。他当时还在教会医院兼职，观察到寄生虫丝虫病（引起被称为“象皮病”的寄生虫病）是由蚊子传播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科学上第一次确定某些疾病是由蚊子等媒介传播，这对疟疾的研究与预防以及一般的热带医学都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这一发现导致了在国际和地方专家的帮助下，从20世纪初开始大规模实施疟疾根除运动。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成了“1950年代世界热带医学的中心”。
第四也是最后一个片段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医疗体系的整顿和振兴中医。本书在传统医学部分做了简略的介绍。“文革”期间，中国的传染病死亡率高，缺乏药品、医生和医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于是“赤脚医生”孕育而生，此举对中国和全球卫生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赤脚医生接受了中医疗法和西医疗法的培训，使用抗生素和疫苗成功降低了流行疾病，如麻疹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农村的死亡率。中国在1960年代还消灭了天花。
赤脚医生还成为当时全球医疗的典范，尤其对于几个刚刚脱离了殖民统治的国家。赤脚医生成为20世纪全球卫生的基本原则，为大量人口提供了负担得起的初级医疗服务（PHC），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这项制度。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医疗服务匮乏的成功范例，成为1978年该组织《阿拉木图宣言》关于“全民健康”的典范。
我提到这些片段，是为了表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一部分有着全球和帝国的联系。此外，传统的帝国历史书写，如热带医学其实中国贡献良多。因此，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中国医学史上的“全球”或“帝国”是什么？中国是当代世界重要的大国，这个问题在今天尤其重要。
把中国历史与帝国历史看作是部分重叠的圆或许是有用的。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讲述这些关于鸦片、病媒、热带医学、疫苗接种和赤脚医生的故事，以及本书讨论的其他几个片段，既是中国的历史，也是帝国的历史。这样做的同时，在两者中定位权力、剥削和边缘的历史也很重要。地方的历史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史和帝国史，反之亦然。
2019年7月 14日于曼彻斯特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