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世纪德国的农业生产和英法等欧洲其他封建国家的农业生产一样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促进日耳曼人农业生产多样化的同时，也为其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充分保障。可以说，环境史视野下的中世纪德国农业生产做到了自然、技术、环境、人和社会五个要素的协调统一和平衡发展，也为当今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环境史；中世纪；德意志；农业生产
作者简介：江山，男，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德语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生态文化史；陈晓梅，女，南昌航空大学附属学校教师，研究方向为生态文化。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德国生态意识文明史研究”（项目编号：10YJA752012）。
一、序言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横跨了整整一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西欧封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首先是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了10世纪后期，随着城市的兴起，城市手工业应运而生；11、12世纪时期，一部分城市手工业者开始从事商业贸易，这为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海外殖民活动提供了雄厚的原始积累。然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延缓或遏制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反，却因为城市兴起、人口增加和土地资源的不足而加快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如重犁的使用、马耕代替牛耕、三田轮作制的施行和殖垦运动的开展等。这些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投入使用不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农产品，同时还在产品剩余的基础上，催生了集市交换，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和西欧其他民族一样，地处中欧的“蛮族”日耳曼人也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接受基督教和罗马文化后，他们逐渐从原始的混沌蒙昧中觉醒过来，开始步入农业文明时代，历经了墨洛温、加洛林、奥托、萨利安和霍亨施陶芬各历史王朝的兴衰，和西欧其他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欧洲中世纪农业文明的繁荣与辉煌。
在生态文明社会的今天，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历史，还必须引入“环境史”这一概念，即它在传统意义上研究人的社会属性的同时，还要研究生态意义上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生物属性”。[1](P6)换句话说，创造历史的不仅仅是人类，还有和他们朝夕相处的自然环境和其他各种生物群体。这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历史思维将生态系统中的“自然史和人类史勾连起来”，[2]（P5）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完整的历史学科体系，因而将会更好地厘清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在这个理论框架体系内，中世纪德国农业经济的研究重点在强调日耳曼人改变自然环境，不断改进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以求得自身生存发展的同时，还关注这些改变了的自然环境又如何对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的环境史观将有助于人们对德国农业生态文明史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二、德国中世纪农业生产关系基本概况
公元476年，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奴隶社会的隶农经济已宣布正式解体，原北方“蛮族”日耳曼移民在罗马帝国境内租种奴隶主土地、交纳地租、服各种劳役的隶农制，到了5、6世纪墨洛温王朝时期逐渐为马尔克农村公社制所替代。它允许土地公有变为私有，从马尔克农村公社获得土地的村社成1可以拥有土地的世袭权。这种土地制度一直沿用到愿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因此它也一直是法兰克社会的经济基础。随后，封建采邑制取而代之，成为中西欧普遍实行的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其受封对象主要为封建贵族和在战争中立下功劳的骑士。采邑制以土地为纽带，牢牢确立了国王和贵族骑士之间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后来，这些贵族骑士将自己的土地也作为采邑，层层分封，连依附在土地上的农民也一同被分封。到了9世纪，以土地分封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关系在中西欧正式确立。
随着封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小不等、规模不一的封建庄园在奥托王朝时期已纷纷建立，并迅速遍布整个中西欧地区，这种经济形式也从此成为中世纪欧洲基层经济形式和社会经济细胞。可以说，庄园经济制度是欧洲封建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3]（P25）庄园土地属于封建领主，除少部分土地自用外，大部分土地皆以份地形式分给农奴使用。农奴必须定期在土地上为领主耕种，岁熟之后，除了把份地上的部分产品以实物或货币形式上交给领主之外，还要服许多的杂役和缴纳贡税。而领主不但拥有经济特权，还同时拥有对农奴的司法审判权和处罚权。应该说，庄园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与外界很少发生经济联系。这种基本制度一直持续了猿个世纪，直至随之兴起的佃农经济给予庄园经济有力的冲击，并取而代之。到了1猿世纪末，庄园制度在德意志中部地区已开始走向崩溃，至14世纪末最终消亡。
佃农经济起源于12、13世纪霍亨施陶芬王朝时期城市贸易的兴起，此时的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迅猛，庄园农奴生产的农产品日益商品化。商品的极大丰富一方面带来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刺激了封建主的消费需求。由于土地产出的有限性和消费膨胀的蔓延，很多封建主入不敷出，庄园经营难以为继。为了尽可能增加货币收入，他们不得不放弃或缩小原有的自留地，以出租形式获取货币地租，同时，他们也情愿让农奴获得自由之身，以收取赎金，这样，大批获得自由的农奴遂成为佃农。
进入15世纪霍亨施陶芬王朝后期，德意志佃农经济已开始退居次位，中西部地区的封建庄园中慢慢开始出现了一个广泛的独立小农阶层。这些独立小农包括自由持有农、公簿持有农和租佃持有农，他们在获得人身自由后拥有独立身份，并拥有庄园中的部分份地。这些小土地持有者慢慢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优势，促进了15、16世纪小农经济的兴旺繁荣。独立自由的小农也为跻身城市、从事商业贸易等提供了良好的准备条件。[4]（P324）
三、农业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
生态学者余谋昌认为：“农业文化取代渔猎文化是人类第一次文化革命，”其主要特点表现在“重视人伦和人事，”“自然科学以经验的形式存在和发展，”所以，“古代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主要是人文文化的成果，”它也标志着人类“第一个文明社会”的正式诞生。[5]（P19）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中世纪德意志农业生产和西欧其他封建庄园经济一样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日耳曼人在改造自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先进的生产经验，运用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摆脱了传统社会周期性生存危机的困扰，克服了许多饥馑灾荒，并孕育了近代乡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乡村人口流动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后来工业革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其中主要农业技术的运用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援重犁的使用。10世纪重犁的使用掀起了欧洲的第一次农业革命。在这之前，人们主要使用的是罗马人发明的轻犁，这种工具一般只适用于地中海沿岸轻薄的土层，翻犁过的地表只留下一层很浅的犁痕，很难再继续深翻。对于需要开垦的欧洲其他地区森林地里的湿重土地来说，这种轻犁已完全没了用武之地，取而代之的就是重犁。由于当时德意志境内气候宜人，战事相对较少，再加上封建庄园主们对重犁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大量资金投入，重犁耕作因而开始普及。新型的重犁不但可以深挖土壤，还可开掘先人未曾开垦的土地，而且翻耕的犁沟还可成为卓越的灌溉系统，从而为缺水地区留积了大量雨水。重犁的另一大优点还在于：罗马轻犁在耕作过程中必须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犁地两次，而重犁仅需一次，并且效果更佳。可以说，没有重犁的使用，北德平原这片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就无法进行大面积的开垦种植，也就不可能有随后马耕替代牛耕这类先进耕作方式的出现。正如哥廷根大学人类学教授赫尔曼所认为的：“重犁的发明使德意志社会的经济发展足足前进了一大步，也为农业技术的传播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6](P5)随后德意志境内出现的不少农业耕作书籍都涉及到对重犁的技术改良和实际运用的探讨。
2.马耕替代牛耕。重犁的使用，还需要马耕加以配套，这样可更好地弥补牛拖引轻犁的不足。柏林自由技术大学人类学教授贝克尔在对奥得河和埃尔伯河的农业考古中发现，此地区中世纪马的肩胛骨磨损程度较牛相比更为严重，他认为：“为了使耕种土地的翻耕达到最佳效果，能拖重犁的马便派上了用场，它能保持均速，更具耐力，这是牛所不能及的。”[7](P20)这其中还涉及到一项重要技术的改进，即马挽具替代了牛轭。早期时候，多用牛轭挽马，由于牛轭的肚带和颈带紧勒马的胸部和喉部，往往造成其血液循环不畅和呼吸困难。新发明的马挽具则是固定的垫肩马轭，可有效地避免上述问题。据有关记载，一匹使用牛轭挽具的马仅能拉动一千磅，而使用马挽具完全可拉动四至五倍的重量。由于马挽具的发明，再加上马的耐力比牛要大，于是，11世纪末的北德平原上广泛出现了以马代牛耕种的场景。许多学者认为，以马代牛的耕作方式是一个农业新时代的开始。
3.三田轮作制的广泛采用。三田轮作制最早出现在愿世纪后期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肥沃的大平原上。在此之前农民们采用的是二田轮作制的方式，即为了避免土地肥力衰减而采用一田播种、一田休耕的间年轮作方式，这种方式起源于土地贫瘠、气候干燥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而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三田轮作制提供了便利。农民们将每年休耕的土地减少到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一土地用于种植谷物，秋季播种，夏季收成；还有三分之一土地则种上燕麦、大麦或豆类等新作物，晚春播种，八、九月份收成。这样，田地在一个为期三年的周期中被轮流耕作，不仅增加了农业收成，降低了天灾带来歉收的风险，而且有些作物渊如豆类冤的种植还可增强土地肥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粮食作物多样化种植不但为农民提供了丰盛的食物，而且也为马牛等力畜提供了很好的饲料。到了1猿世纪，德意志境内已全面采用这种耕作制度。德国环境史学者泽恩施泰因认为，二田轮作制向三田轮作制过渡，意味着土地利用率和作物收成从原来的二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即净增加六分之一。所以，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农业奇迹。这种作为欧洲早期最为典型的农业耕作制度因此可算是中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农业发明。”[8]（P29-58）
4.大规模的殖垦运动。10世纪时，中西欧地区的大部分土地仍还是森林、荒地和沼泽，德意志境内土地的三分之二都没有被开垦。此时的欧洲，由于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人口也在不断增加。据研究，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口从苑、愿世纪的约500万人已激增到1猿源愿年黑死病爆发前的1150万人。[9]（P25）人口的大量增加急需要新土地的开垦以哺滋养。所以，从10至13世纪欧洲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殖垦运动。先是迫于生计的农民自发开垦，后来，贵族、教会等社会上层集团为增加收入，招徕农民为自己垦荒。这场殖垦运动也使德意志地理地貌和经济地理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波罗的海北海沿岸到阿尔卑斯山地区，大片森林、河流冲积地和沿海地区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甚至在北海海岸人们还运用先进技术修筑堤坝，抵挡海水，大量围田。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其他地方排干沼泽，耕作经营，于是，许多富庶的农场成片出现。13、14世纪的德国，放眼远望，到处是肥沃的土地、广袤的牧场和翠绿的草地。[10]（P105）这场运动不仅推动了农业技术的不断更新，同时也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它使德意志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新的变革：人口持续增加，粮食充足，原料供应不断等，这些都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生产消费，从而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德国中世纪农业生产结构的多样性展示
不可否认的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也为德国中世纪农业生产结构的多样性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的考古发现、历书插图、祈祷经文以及库房账册、饮食记录和关税税单中都反映了中世纪德意志农业生产的历史风貌。其中有关粮食谷物种植、花园果蔬栽培、草地牧场经营、树木丛林管理以及农庄房屋建造等的历史记录则全面反映了中世纪德意志农业生产结构的多样性，也为德国农业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1.援粮食谷物种植的多样化。中世纪德国庄园经济主要以粮食谷物种植为主。在中世纪早期，黑麦的种植在庄园经济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是人们的主要食物，这在今天德国许多黄壤地区的小麦和甜菜地以及西北部矿物盐贫乏的耕地中都可以发掘找到。另外，西北部矿物盐贫乏的许多耕地中也可大量发现。除此之外，小麦、大麦和燕麦也被广泛种植。在有些地区，甚至还发现了小米出土物。在西北部土壤比较贫瘠的地区，还可发现14世纪时从中亚地区引入的沙燕麦残余物。为了提高土地肥力，增加人体和牲畜的营养，豌豆、大豆和扁豆的种植也十分普遍。这些粮食作物的种植均反映了德国中世纪粮食生产的多样性。
2.花园果蔬品种的丰富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也带动了花园经营种植业的发展，不同品种的果蔬在德意志境内不同地区的花园里纷纷出现。这些果蔬包括青菜、水果、佐料植物和草药等。应该说，这些种植均得益于公元9世纪初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编纂的《庄园法典》一书的启示，他统治的科隆、亚琛、慕尼黑、巴塞尔和施特拉斯堡等地的大庄园所从事的葡萄种植、园艺经营、果蔬栽培和蚕桑养殖等历史记录为后世的农业经营提供了许多经典的理论指导。[11]（P105）中世纪德国花园里种植的蔬菜品种主要有苋属类植物、甘蓝卷心菜、芜菁甘蓝、独行菜、莙荙菜、萝卜、西芹、菠菜等。佐料植物有香薄荷、莳萝、茴香、和兰芹、皱叶欧芹、黑芥末等。果木有苹果、梨、桑、桃、李、栗、榅桲、樱桃、葡萄等果树。另外，在许多教会和修道：的花园里，许多植物甚至被僧侣们起了带有基督教宗教色彩的名字，如圣钟耧斗菜、圣母百合和圣剑百合等植物，这些植物往往都被当做草药用于身体理疗和疾病医治。
3.草场牧地的综合经营。在中世纪，草场牧地多是些不能用于开垦种植的地带，它们最终被用来种植牧草，饲养牲畜。这些地带主要是一些潮湿地区，如溪头、河谷、泥沼、苔藓等地，它们经常遭受洪涝灾害和泥水冲刷。大量寄生积聚的微生物为青草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它们为猪、马、牛、羊提供了丰嫩的食草。另外，这些牲畜遗下的粪肥还为青草生长提供了肥力，这样就确保了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
4.森林的有效管理。直到16世纪近代曙光初现的前夜，森林地的使用仍属于农庄经营管理的日常事务。在森林和草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分开之前，牛、马、猪、羊等往往都被直接赶进牧场森林里，进行一种所谓的粗放式的饲养。大量的绘画和历书插图所绘的牧放场景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在许多绘画中可看见一片片森林和灌木丛林。在有的画面中，还绘有被砍伐堆码的枝条，这些枝条嫩叶的主要用途是用做牲畜饲料。[12]（P283-285）甚至林间的柴草树叶等往往也被收集起来，再铺垫到圈厩内，以备牲畜过冬之用。除此之外，砍伐和狩猎受到封建诸侯国许多法律条文的规定和限制，不管是建盖房屋，还是采集燃料或使用其他材料（如庄园篱笆、河岸加固材料、家具等）等，都要经过一定程序的审批。林中狩猎不但有一定的时间限制，而且对禁止捕杀的动物种类往往也有明确的规定。由于中世纪绝大多数砍伐的树木多用于矿山”炼，所以很多时候都存在着木材供应短缺的问题，对此，木材商业用途管理规定更为严格。
五、德国中世纪农业经济发展的环境史学意义
一系列农业技术革新引发了欧洲中世纪的农业革命。这场农业革命不仅为人口增长、城市兴起和其他行业的发展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近现代欧洲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欧洲的重要民族，日耳曼人在人类历史进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中世纪欧洲农业生产实践中，他们和欧洲其他民族一起创造了欧洲农业文明的辉煌，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农业生产结构的多样化，都展现了他们独特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为世界其他民族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
不仅如此，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日耳曼人还向世人展示了他们过人的生存智慧，即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合理运用各种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让自然为自身的生存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这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智慧，也是环境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所在。
传统史学所研究的往往是人这个单纯的社会个体在社会历史事件的主要表现，它强调的仅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而新兴起的环境史学则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研究历史。它不但研究人的社会属性，而且还要研究人的生物属性，也就是说，与人有关的影响人类进化发展的其他自然历史要件也被纳入研究视野。美国历史学家克罗农曾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1，其他生物、大的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13]（P18）这种观点正是对环境史学关注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最好注解。
从环境史学观点来看，中世纪日耳曼人的农业技术运用和农业生产结构多样化是没有超出当时自然环境的承受限度的，而且对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不具掠夺性，更谈不上竭泽而渔式的生产方式。它不像德国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暴露的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发明的化肥肥料虽在当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但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所种植的农业产品也极大地损害了人的身体健康，农药的使用后果也是如此。另外，工业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酸雨、酸雾、废水、废气也对农业生产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中世纪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情况却截然不同，尽管大面积的垦殖砍伐了许多森林，造成部分水土流失甚至土壤盐碱化情况的发生，但总体来说仍是利大于弊，因为随着新的耕地、草地、牧场、花园、农庄、集镇、城市的出现，环境得到了更好的规整、维护和美化。以农业技术合理运用能够促进环境改善为例，豆类植物的种植，不仅提高了收成，还有助于人体摄取更多的碳水化合物，以蛋白质形式补充体内营养；另外，它既可用作牲畜饲料，也可为连续耕作后肥力下降的土壤补充必要的氮元素。从生产结构多样化对环境的影响来看，三田轮作制不仅改变了原来二田轮作制单调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且还使土地上的粮食作物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生态化。这些农业作物和湿润的气候、其他动植物物种以及相对较少的人口一起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彼此之间协调有序，和谐共生。从技术伦理角度来看，虽然中世纪战争、饥馑、瘟疫、自然灾害不断出现，时有发生，但整个自然环境从长期情况来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和影响，因为当时的科技还没有像现代社会科技一样被不计后果地使用，如核技术、克隆技术的使用有时甚至会失去道德伦理的约束，正成为毁灭人和地球的灾难性工具。所以，当时的生态系统具有完全的修复功能和再生能力，可以为人和自然万物提供一个良好的庇护所，使人们能够诗意地栖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史视野下的中世纪德国农业生产做到了自然、技术、人、环境和社会五个要素的协调统一和平衡发展。在当时宗教、政治和人们意识思想形态的影响下，这些地理环境要素、生物要素、经济要素、技术要素和行政管理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维系着中世纪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对于当今社会农业生产中所暴露的诸多环境问题，中世纪德国农业生产经营可为当今生态农业的开发和研究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启示。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13年06期，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3）06-02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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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