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研究
李嘎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研究，其核心要义是揭示人、洪灾、城市水环境三者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以对当前“灾害——应对”的传统研究范式形成突破，从而切实推动城市环境史学科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逐步加快，在城市化率快速提高的同时，城市洪灾对经济社会的破坏面也相应加大。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的研究，无疑可以为当前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借鉴。
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研究，首先应探讨城市洪灾的发生和影响实况。其一是恢复研究对象区的洪灾城市数量及时空分布，并以洪灾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为标准，对洪灾城市进行分级，以提高研究精度。其二是探讨洪灾对城区民众生命财产的破坏、洪灾对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如导致城市迁移、侵蚀城市建成区、影响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等问题。此步骤工作虽然较为传统，但却不可或缺。
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研究，还应探究城市洪灾的发生机理问题。城市洪灾的发生是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是天气因素，短时强降雨往往会导致城市洪灾的发生。其二是下垫面因素，包括城区一带的地形、河网、湖体等。城市下垫面的优劣是洪灾发生与否或强弱的关键，如果某一城市地势平坦、排水条件良好、有足以容蓄大规模洪水的湖池陂塘，就会很好地抵消掉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洪灾威胁。对明清时期山西省城市洪灾问题的考察，发现在全省105 座城市中，曾有洪灾记录的城市多达62 座，其中不少城市坐落于降水稀少的晋北地区，恶劣的城市下垫面条件正是导致洪灾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探究城市洪灾的发生机理问题，还应“跳出城市看洪灾”，重视对城市所在“流域”的考察，应特别注意探讨“人为的流域开发”与“城市洪灾的发生”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历史上不少城市的洪灾问题正是由于人类对濒城河流上游的过度开发所致。譬如，山西省孝义县城南侧有孝河一道，清代前期该县民众“大抵夏秋力南亩，春冬地冻则入深山砍木掏煤”，孝河流域的森林覆盖率遂日渐下降，乾隆年间该河流域已呈现出“两岸山坡又皆浮土”的严重景况，由此一来，“大雨时行，土随水落，填淤河内”，导致孝义城附近的孝河“时时北徙近(护城)堤”，城市水患遂不可免。这是流域开发引致城市洪灾的典型例证。
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研究，应着重考察洪水塑造的城市水环境与民众的“城市水生活”问题，这是环境史理念的重要体现。洪水对城市具有“破坏性”，但也存在“建设性”的一面，最为主要的就是洪水在为害城市的同时，还在城区塑造了多样的水体景观。我国的华北平原在历史时期是城市洪灾频发的地带，大量城市因洪灾的威胁或毁灭、或迁址、或城市发展大受影响，冲入城市之内的滔滔洪水在低洼地带壅滞蓄积，久而久之形成了大量的“城湖”景观。即便在相对缺水的黄土高原地带也不乏因洪水而形成的面积可观的城市水域。历史时期城市各阶层民众围绕此类水域开展生产、生活，由此创造出颇具特色的城市水文化。例如明清时期清源县城(即今清徐县城)内的东湖，规模是“广居城之半”的庞大水体，城西的白石河洪水对东湖形成有决定性作用。东湖水深体大，为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内广布藕、蒲笋、蒲等水生植物，也是盛产鲤、鲫、黄白鳝、石鳞鱼、鲇鱼、梭鱼、黄鲜、泥鳅、小紫鱼等鱼类资源的宝地；东湖地带一碧淳泓、鱼游鸟翔、草树依依，一时成为地方官员、文人墨客的游观之所，直至今日，东湖胜景仍旧吸引着远近游客纷至沓来。
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研究，还应高度重视对地方治洪及城市水环境效应问题的探讨，这也是环境史理念的重要体现。一是要考察地方社会的治洪活动。有学者在研究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问题时，指出人们抵御灾害的方法存在单一化趋势，即表现为筑堤捍水一途。而笔者在对明清山西地区城市洪灾问题的研究中发现，地方社会的防洪治洪手段实际上十分丰富，诸如筑堤防、浚城濠、挑引河、建瓮城、掘水道、凿(扩)涝池、辟水门等，不一而足，不少城市的治洪技术也颇为先进，这些足可为今天的城市防洪工作提供借鉴。其二，要进一步考察治洪引发的城市水环境问题。丰富多样的治洪措施，在明显抑制城市洪灾发生的同时，却可能会产生始料不及的负面效应，如城内湖体萎缩、积水成患等。
从环境史角度开展城市洪灾史研究，是一项极具创新价值的学术课题，尚有大量的学术空白有待填补。“青史有待垦天荒”，衷心希望这片“朝阳”领域能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参与。(本文系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史视野下华北区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研究”课题。)
（说明：本文转载自《山西日报》2013年6月4日，第C02版，【版名】学与思，【分类号】X43;TV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