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王利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教授)
环境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透过时间纵深查问病根病史，为理性认识和妥善应对生态危机提供历史借鉴；其根本任务则是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彼此因应和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机制和规律，探寻合理、永续的“生生之道”。中国环境史研究致力于论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自然根基，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内生动力，并为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目前其理论方法尚未成熟，实证研究仍多空缺，特别是近代环境史，从资料整理、知识贮备、工具运用到课题研究，迄今缺乏系统规划，有分量、有深度的论著仍然寡少，亟需组织队伍大力推进。这里提出几点浅见，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人与自然关系演变是近代史的一个基本问题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社会关系是两大基本历史关系。自人类诞生以来，两者始终相互制约，而前者具有前置性和基底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近代中国的人与自然”笔谈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该书主题是意识形态，对人的肉体组织和地质、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没有展开阐述，但经典作家的思想立场非常明确：没有“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就没有人类的历史；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的关系，是首先需要确定的历史事实。他们在多部重要著作中反复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自然界存活，与自然界具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而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因此历史记载应当从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及其因人类活动所发生的变化出发。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应当首先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遗憾的是，这一基本关系竟被长期严重忽略或虚化，环境史研究试图予以弥补。
史学的要义在于“通变”，中国史家向以“通古今之变”自期。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10年间，风雷激荡，潮流奔涌，政权更迭，社会转型，无数人事因缘际会，关系错综复杂，形势变幻莫测，诚可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叙事论说方可获得真知正见?自来思想进路颇多分歧，更有从“革命史”到“现代化”的范式转换。二者并非远相悬隔、互不关涉，而是互渗交融、彼此涵纳，但终究侧重不同。检视相关学术史可知，革命史范式曾经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叙事主线，也是思想纲领，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近代历史主题。其后因应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出现了现代化研究范式，历史观察视阈和论说框架有所变化，科学、民主、工业、城市、现代性、社会转型、中西体用等是更常见的主题词，与革命史主线和事件相互穿插，彼此交织。
然则，“古今之变”并不限于社会和人事，更本底的变化在于“天人之际”。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变迁可谓天翻地覆，而无论运用革命史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主要考察人类系统和社会关系，很少兼顾自然系统和人与自然关系。尽管不少学者在考察近代经济(包括农林、工矿、交通、水利等)、灾疫(医疗、卫生)之时已向气候气象、地质土壤、江河湖海、动植矿物、病毒细菌、粪秽垃圾等自然因素和环境问题投去应有的一瞥，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但其命意、叙事和论说基于各门专史的学理，而非以整体观察和系统解说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变迁为鹄的。
任何学科的视阈拓展、思想转轨和范式更新，都具各自的内在逻辑和外部机缘。历史学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古老学问，首先回应所在时代的紧迫问题。我们肯定人与自然关系具有前置性和基底性，乃是就人类历史总体而论，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时代都是最紧迫的问题，从而成为那时史家的主要关切。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决定革命史率先成为主要研究范式。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时代主题，历史研究发生由革命史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着重揭示“现代性”在近代中国的移植、生成和发展轨迹，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资鉴，也是与时俱进的合理转向。若全面把握“近代”的含义，了解“现代化”并非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政治革命、经济变迁、社会转型和文明复兴的宏大历史进程，自可明悟上述转向并非两种范式的简单替换，而是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当历史进入20世纪后期，工业文明覆盖全球，社会经济迅猛跃迁，生态危机也骤然加剧。历史学家深忧人类命运，开始检讨工业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严重伤害，环境史学应运而生。在中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中国人民成功摆脱压迫、奴役、饥饿和贫困，国家日益富强，民族全面复兴，着手解决长期积累的生态问题，保护自然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既是现实亟需，也是历史必然。随着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时代赋予历史学者新的学术使命，这就是：探究古今人与自然关系演变，整理既往环境经验，提炼传统生态智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资源。近代距离今时不远，各种问题与现实关联紧切，查问近代环境病史，诊断现实生态危机，理应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近代以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不断颠覆原有人与自然关系，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深沉、最根本的历史变化。要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近代史认识，亦理应把潜藏于历史洪流深处的人与自然关系演变作为一个基本问题，把自然因素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历史观察，并且尝试进行生态解释。
我们或应尝试建立一种生态学的近代叙事、论说方式。它并非否定或取代“革命史”“现代化”范式下的民族、阶级、社会、经济分析，而是要增加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系统变迁视角)和维度(人与自然关系维度)。不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只要选题合理，方法得当，环境考量和生态分析都有可能为解说“革命史”“现代化”问题提供助益。举例来说，关于近代中国经济变迁，除人口、产业、资本、技术、制度等社会性因素外，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生态压力都是很重要的支撑、塑造或者阻滞、胁迫力量。相信随着相关研究持续深入，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前置性和基底性都将得到确认。人们将会发现，近代中华民族不只遭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而且背负资源匮乏、生态退化的沉重压力；进而发现，大清王朝走向土崩瓦解，古老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既是空前未有的社会危机，也是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两者形成恶性耦合和叠加；人们还将发现，在辽阔山川大地、海陆疆域上发生的几乎所有近代中国故事——不论民族觉醒、政治革命、经济变迁还是社会转型、文明更化、精神重塑……都直接或间接关联着广泛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并非寂然不动的僵硬舞台，许多自然要素和环境问题曾经能动介入、参与了近代历史故事情节。环境史研究将着重揭示，近代工业、城市、交通的兴起，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嬗变，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变化，同时伴随着各种环境条件和生态因素的广泛重组。
二、近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展开路径
近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社会巨变，也开启了自进入农业时代以后最广泛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近代环境史研究既是为了追溯当今环境问题的近代根源，历史理性地认识现实生态危机，也是为了重审、重构社会历史，揭示自然环境如何为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动设置舞台、提供条件和造成限制。
自然环境的基本面貌、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结构性要素的显著变化，是近代环境史叙事的基础内容。气候、土地、河流湖泊、森林草原、野生动物等各种结构性的生态系统要素，农区、草原、渔场、城市、港口、工厂、矿山等各类生产场所、生活空间的景观变化，自然营力、人类活动和两者协同作用造成的水土流失、沙漠扩张、生物入侵、物种减少、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水旱灾害、火灾矿难、烈性传染病……各种生态破坏和环境灾害，都有许多需要讲述的故事和值得探究的问题。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广涉性、复杂性，很难为近代环境史研究列出一份详细问题清单。可以断定的是，近代环境问题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复杂，新旧矛盾叠加，生态系统恶化，同日益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相伴随行，形成恶性交叠。外国列强通过武力侵略攫取各种特权，疯狂掠夺和无耻盗取中国宝贵的矿山、森林、珍稀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洋人、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都对中国山川大地和万物生灵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在战争、灾害、疫病等重重打击下，近代中国深陷经济与生态双重贫困。
无限庞杂的事实、错综纠缠的关系令人坠入重重迷雾。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如何通观全局，分梳主次，对准焦点，选取合理路径展开问题、推进思想，做到叙事有序，通变有方，是必须首先解决的一大难题。我们或应区分三种“自然界”：一是“现实的自然界”，即从前代继承下来、作为近代历史运动前置基础的生态环境；二是“实践的自然界”，即在近代社会实践中人们具体接触、直接交往和密切互动的生态环境；三是“重置的自然界”，即经过百余年重新认识、重新塑造的天空、大地、山川、海洋、生物、景观等，不论好坏、优劣、利弊，都是中华民族赖以继续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此三种“自然界”具有不同意蕴，是为方便梳理问题而进行的区分，于学理逻辑、历史过程或均未洽，但并非故弄玄虚，率尔生造。
从个人肉体到社会肌体都必须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存在，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首要关系是物质关系，而经济活动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界面。经济生产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物质消费(不论生产性消费还是生活性消费)必定导致环境与社会的能量流动，所有人类活动都将消耗资源(特别是能源)并且产生废物，因而都要进行新陈代谢。质言之，人类与自然交往、社会与环境互动，是永不停歇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和新陈代谢过程，任何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面貌都受制于生存资源的丰俭、环境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开展物质变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和新陈代谢的方式和效率，而近代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主要标识，正是以上方面在众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启动的革命性变化。以它们作为基本线索，应能相对清晰了辨百余年间中国“自然界”（从自然荒野到工业城市）的前后差异，并揭示其变迁的动因、过程和机制。
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变迁，既具有内生的动力，亦缘于一系列外源性因素的刺激、碰撞和嵌入。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近代时间约当第一、第二次科技和工业革命阶段(从蒸汽机到电气化)。那时，化石能源逐渐替代生物能源成为驱动社会运行的主要能量基础；资本家、雇佣工人、新式企业和大机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瓦解并取代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汽车(公路)、火车(铁路)、轮船(港口)和电灯、电报、电话、电唱机等改变物流、旅行、通讯方式，改变天空、大地、江海景观，甚至颠覆时空观念和情感模式；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城市供排系统，则启动至今仍难评估其巨大而深远生态影响的新陈代谢革命。诸多“现代性”因素相继辏集，协同驱动生态环境加速变迁和人与自然关系全面重塑。
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是历史性的，精神联系同样具有历史性。近代中国，由于“西学东渐”，更因“科学救国”理想，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肇兴，“科学”成为一个拥有至高文化权力的公共话语，气象、地质、地理、水文、生物等诸多自然科学，逐渐改变了国人对大自然的认知方式和思想态度，在应对具体环境问题中也逐渐发挥实际作用：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江、淮、黄、海等大河流域治理，西北水土保持试验，灾害、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管理等诸多领域的科学尝试，不论成功与否，实效如何，都在思想和行动上开启了以科学化为导向的深刻革命。当然，随同发生的思想断裂和文化遗失，也很值得深度省察。
环境史研究不是单纯考察自然，还要重新认识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社会关系始终相互制约、彼此中介，在近代中国也不例外。一方面，生态系统退化、环境资源压力胁迫社会转型、经济变革；另一方面，资本、科技、工业、市场逐渐成为环境变迁的重要(甚至主要)社会驱动力，不断以新的方式、情态、规模和速率驱动资源开发、环境改造并且造成新的生态问题。因此，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需要引入生态—社会系统分析方法进行探究。例如，以生态学视镜观察近代城市可以发现，这种完全不同于荒野、乡村的新型人类生态系统，拥有特殊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机制。近代城市兴起，加速改变人口分布格局和资源配置关系，改变地理景观、生活方式和经济关系，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构造：聚居城市的洋人、贵人和富人，像蚂蝗一样吸附于非常庞大而又极度羸弱的社会躯体，榨取城市劳工血汗，抽吸乡村农民精血。其畸形发展作用于社会系统，导致城乡对立不断扩大；祸害于生态系统，则导致新陈代谢断裂——数千年延续的城乡有机物质循环“生态链”逐渐被堵塞，甚至被切断。
要之，在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运动中，中华大地人与自然关系在众多社会性因素的驱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反过来，近代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中重新厝置和建构。我们知道，自周秦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形成强固的经济传统和社会结构。及至清朝后期，以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劳动投入作为主要导向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因人口爆长、人地关系紧张而日益失去活力，古老农业文明已然深陷困境，外国殖民资本入侵进一步加速瓦解中国传统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在日益动荡的近代时局中，政治力量博弈消长，经济利益争夺扭曲，社会阶层流动分化，文化思想激荡嬗变，新的“社会—生态金字塔”逐渐形成：洋人、官僚贵族、封建买办、民族资本家、城市小业主、产业工人和广大农村人口分别居于不同“生态位”，形成新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和民族矛盾。这些社会层面的变革，同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彼此中介、互为表里，应努力借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方法开展综合分析。
三、近代环境史研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若干问题
与其他历史研究相比，近代环境史具有不同的叙事结构和“剧场”设置，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语法、修辞和构图。个人认为，下列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一要区分“近代环境问题”和“近代性(现代性)的环境问题”。近代中国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阶段，同时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困境，新老环境问题层垒叠生，历史情形错综复杂。森林破坏、物种减少、水土流失、灾害疫病……这些老问题非但没有减缓，反而持续加剧，依然不可忽视。但是基于“通变”理念，同仁自当重点考察那些具有“现代性”的新问题，如工业和城市环境问题；继续探讨那些老问题，亦应重点关注近代社会在问题认识和危机应对中逐渐增强的“现代性”。只是，国人对“现代化”的赞美讴歌尚未尽兴，而迅速加剧的生态危机要求我们尽快展开对工业时代诸多“现代性”文明弊端和生态恶果的省察和批判(西方环境史研究正是如此)，在此同仁或恐陷入某些时空错位、价值悖论和思想纠结。
二要关注环境问题的历史继承性和延续性，不能只就近代谈近代。自然环境变化常常超越个体生命体验，需要进行长时观察；许多环境问题既具时代共性亦具历史延续性。中国近代历史仅有110年，许多问题需要上下追溯方能看清前因后果。具体来说，近代环境是从古代承继而来，许多难题早在农业时代即已产生甚至相当严重，直到现代还在累进；近代工业文明以化石能源作为基础，在创造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环境损害；许多祸患肇端于近代，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迅速积聚和质变，导致环境灾害群集发生，生态危机全面加剧。
时彦检讨中国环境问题，每指其具有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和复合性等诸多不利特征，因发达国家在几百年中陆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当代中国数十年中迅速集中出现。不过，倘若透过时间纵深逐一溯源追踪，不难发现许多问题早在近代甚至古时就已发生，至少已经萌生。新中国以空前规模和速度迅猛发展，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无比急促，环境问题骤然凸显，人民群众的心愿也从“求温饱”转向“要环保”。这些快速而巨大的变化，需从近代开始进行理性、辩证的历史考察，以便充分认识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内生动力，及其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三要采取全球历史视野探察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生态关联。鸟瞰世界历史，可知近代以前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区分畛域，异途发展，互动演化，大致呈南北对峙之势。公元15世纪末，东方和西方分别开启“大航海时代”。此后科技、产业革命驱动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在西欧、北美率先崛起，与其他区域文明东西相持、而一度以“西风压倒东风”，世界历史基轴开始圜转：一则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分异和对立逐渐消弭，二则新兴工业文明不断倾轧传统农业文明。两百多年中，弥满铁血腥味的西方殖民资本不断向外扩张，近代工业、科技等诸多“现代性”因素持续传播、扩散，“人类之网”逐渐伸张、密织，覆盖整个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商品大流通和物种大交换，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宗教信仰、思想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大碰撞。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断扫荡封建残余并最终瓦解近代殖民体系。因此，历史学家高频使用工业、科技、资本、市场、自由、民主、革命、解放之类词语来记录和描述近代世界。
在世界现代化全景之中，中国无疑是一个经历独特的重要板块。不论是被动应对还是主动融入，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中华民族不断扩大、增强和深化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的历史趋势无可置疑，学界已有大量研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南北、东西文明差异的背后是人与自然关系差异，近代世界变迁的基底是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转换，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包括不断增进的生态关联。鸦片战争以前，海外传入的棉花、玉米、番薯、烟草已对中国造成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伦敦茶馆、巴黎时装店已经隐约影响遥远中国，特别是南方茶山、瓷窑和蚕乡的水、土、林地生态。进入近代，在众多“现代性”因素共同作用下，曾经被大洋、荒漠和高山严重阻隔的中外生态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由外而内，更多种类的动物、植物及其培育品种，更多“洋货”，还有细菌、病毒，随着人流、物流不断扩大而加速传播，进而造成社会生态影响；由内而外，虽然丝绸、茶叶等传统产业优势相继被日本、印度侵夺，但更多产业如棉业、烟业、蔗糖业、林业、矿业……不断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此时，较之伦敦茶馆，纽约股市和东京期货交易所对中国城市、乡村、森林、矿山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显著。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广泛且紧密地关联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
生态关联当然还包括精神层面，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近代中国经历了自中古佛教传入以后最重要的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碰撞和话语转变，主要趋向是源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不断覆盖中国古老自然观念和思想知识体系，其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毋庸置疑，而由此造成的新旧文化裂变、特别是传统生态文化遗失也令人十分感慨！
但历史车轮没有也不可能停歇于近代，社会文明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演进。20世纪以来，随着环境资源危机逐渐显现，某些曾经被视为先进的“洋货”，如人类中心主义、资本利润至上、单纯工具理性、单向度的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在西方思想界逐渐遭到批判，而中国传统自然观念、环境知识和生态智慧或可提供一些有用的“医心方”。在考察近代自然科学思想知识本土化的同时，对经历“欧风美雨”冲刷和近代历史检验的本土生态思想、环境知识进行“返本”“归境”的再审视和再诠释，积极发掘其当代生态文明价值，也是近代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文原载于《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简，如有引用，请参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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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俊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