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新历史、新世界
——环境史构建的新历史知识体系概论
梅雪芹
摘要：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史作为历史学新领域的兴起和发展，包括环境史概念本身作为新知识点的广泛传播，世界各国的环境史学者在浩如烟海的著述中不断引用乃至构建新概念，从而使得多种门类的新历史得以问世。这种新概念和新历史，不啻体现了环境史对古老历史学的最直观、最显性的创新，即构筑了一套新历史知识体系。将这套新历史知识体系与已有的历史著述相整合，一定程度上可以认知关于过去的新世界，也即历史的生态世界。这不仅为历史学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也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环境史；生态危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生态世界观
作为历史学新领域或新学科的环境史，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被冠名并组织起来，这是史学工作者在“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驱使下，倡导“一场针对环境的行为革命”的结果(Nash，1976)。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环境史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重视，并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环境史兴起、发展的历程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国内外学者已做过颇为全面的梳理、总结和剖析，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有多部，如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以下简称沃斯特)的《自然的财富：环境史与生态想象》(Worster，1993)、J.唐纳德·休斯的《什么是环境史》(Hughes，2006)，奥地利学者韦雷娜·维尼沃特的《环境史导论》(Winiwarter，2005)，英国学者T.C.斯莫特的《环境史探索论集》(Smout，2009)，印度学者兰詹·查克拉巴蒂的《环境史重要吗?》和《对环境史的定位》(Chakrabarti，2006、2007)，以及我国学者刘翠溶的《什么是环境史》(刘翠溶，2021)、包茂红的《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包茂红，2012)、梅雪芹的《环境史研究叙论》(梅雪芹，2011)、高国荣的《美国环境史学研究》(高国荣，2014)、王利华的《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王利华，2012)、周琼等的《中国环境史纲》(周琼、耿金，2022)，等等，它们为学人尤其是后学，比较全面地认知和把握环境史树立了界标。
王利华在其著作中提出的一个问题特别引起了笔者的重视，这个问题是“环境史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王利华，2012)，它显然带有共性，而且得到过环境史学者的反复思索与求解，几年前沃斯特的《谷缘与深谷：拓宽我们的历史感》一文即是这方面的力作(唐纳德·沃斯特，2019)。王利华自己则通过周详讨论和深入分析得出结论：“环境史将通过对人类作用下的自然、自然影响下的人类进行全面考察，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认识，并改变现有的历史知识体系”(王利华，2012)。对于这一结论，笔者深表认同。当然，与其说环境史改变了现有的历史知识体系，不如说环境史构建了新历史知识体系，具体所指则包括环境史作为新领域确立以来催生的新概念以及因新概念入史而问世的一部部新的历史。这就需要进一步讨论，环境史领域有着怎样的新概念，它们是如何生成并传播开来的?环境史新概念催生了怎样的新历史，它们对过去世界的认知有着怎样的特色?如何理解环境史构建新历史知识体系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关涉对环境史如何创新的认知，因此值得一番探究。
一、环境史领域的新概念
环境史领域的新概念数不胜数，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环境史”本身。国际史学界一般认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史学家、时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助理教授的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以下简称纳什)。纳什在1969年4月18日于费城召开的“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第62届年会上做了题为“环境史现状”的演讲(Nash，1970)，这是目前有文献可考的在国际史学界使用环境史一词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中叶，环境史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史学界(侯文蕙，1987)，到2006年环境史研究被《光明日报》理论部和《学术月刊》编辑部列为该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迄今，在环境史领域，中外学者于著述中不断引用乃至构建新概念，在此，拟从史学理论、通史、地区国别史、专题史和专门史等方面梳理、总结，以了解环境史领域新概念的基本样貌。
(一)史学理论类新概念
环境史学界在不断推出新成果的同时，对于史学理论的创新亦大有建树，这不仅表现为专门性理论思考成果的出现，更多的则是在实证研究成果中或明或暗地渗透着史学理论思考的内涵，由此推出众多的史学理论类新概念，如“21世纪的新史学”(唐纳德·沃斯特，2004)、“环境史学”(梅雪芹，2004；包茂红，2012)等；其他的则涉及历史主题、历史变迁动力、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评价、史学功能等诸多方面，下面逐一说明。
从历史主题来说，环境史研究着力凸现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双方面及多要素复合交织图景，许多学者以简洁的名词术语对此作了呈现，并日益为学界所熟悉。这样的名词术语不计其数，譬如，哥伦布大交换、生态帝国主义、古代文明的生态、文化—自然统一体、自然的经济体系、社会—生态系统、人竹共生的文明、自然与权力、环境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生态)与帝国、绿色帝国主义、战争与生态、生态—文化网络、城市与自然、妇女与环境等。
从历史变迁动力来说，环境史学者自环境史领域开拓伊始便反复强调“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也作用于历史，重大的自然进程同样如此”(Cronon，1993)；自然并非仅仅是布景或背景，而是活跃的力量(J·唐纳德·休斯，2022)。在此思想原则的指引下，他们明确提出了自然的能动性或自然的力量、文化与自然协同演化机制(Ｒussell，2011；侯深，2020)以及混合因果关系模型(Walker，2010)等概念，这体现出他们对历史运动的思考以及他们眼中历史运动所呈现的特色。
从历史研究方法来说，环境史天然具有跨越的性质，其研究方法并非一般理解的跨学科，而是立足于特定的人类—环境界面所需的跨学界。因此，在环境史领域，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或生态分析、历史的农业生态视角、两种文化的融合、跨越“两种文化”的鸿沟等概念和观念油然而生，促使研习者养成了环境史思维习惯，也即自觉地跨越自然和文化而认识它们之间有机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历史思维。这种思维习惯的典型反映，当属沃斯特对“人们口袋里的钱和绿色地球之间”深刻联系的想象(Worster，1993)。
从历史评价来说，环境史在这方面的创新意图和表现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以自然的变化来检视人类文化创造的得失利弊，进而一种新的历史评价标准呼之欲出，笔者曾用“以自然为镜”和“生态生产力标准”为题对此作了总结，试图为丰富环境史新名词或新概念尽绵薄之力(梅雪芹，2016、2020a)。
从史学功能来说，环境史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为学界所瞩目，环境史学者对此多有发见。除了一些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外，也有关于环境史作用问题的专论(Cronon，1993)。而“情寄自然”“认识自然”“亲抚大地”和“为自然代言”等概念的推出，可视为环境史学者为扩大史学功能而做出的突出贡献。
(二)通史类新概念
在环境史学者和相关研究者所贡献的新概念中，通史类新概念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人类与自然关系变迁的进程和样貌。在通史类新概念中，又可分为世界通史类和断代史两大类。前者包括星球史、绿色世界史、世界环境史、全球环境史和生态世界史等，后者包括工业化以前环境史、近代早期世界环境史和20世纪世界环境史等。
(三)地区国别史类新概念
地区国别史一直是历史研究的重点所在，环境史研究同样如此。环境史学者在这一领域不断耕耘，贡献了很多新概念，它们可归于地区环境史和国别环境史两大类中。
地区环境史，又可细分为“地方”和“区域”两部分。“地方”可称为本乡本土，这方面的环境史概念为数不少，譬如，新英格兰早期环境史、加利福尼亚环境史、夏威夷环境史、美国南部环境史、中国边疆环境史等。“区域”指的是跨国的、洲内某区的和整个大洲等空间，相关的环境史概念有地中海环境史、太平洋环境史、东亚环境史、南亚和东南亚环境史、中东环境史、奥斯曼环境史、中世纪欧洲环境史、澳大拉西亚环境史、大洋洲(岛屿)环境史、撒哈拉以南非洲环境史、南非环境史、非洲环境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史、拉丁美洲环境史/拉丁美洲生态史等。
国别环境史领域，已有多国环境史问世，包括美国环境史、加拿大环境史、英国环境史、德国环境史、法国环境史、奥地利环境史、匈牙利环境史、俄罗斯环境史、希腊环境史、中国环境史(通史)、日本环境史、印度生态史(环境史)、印度尼西亚环境史、澳大利亚环境史、新西兰环境史、墨西哥环境史，等等。
(四)专题史和专门史类新概念
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历程，也是一个个历史专题不断得到拓展和研究的过程，其中既有新专题的新开拓，也有老专题的新拓展，与之相关的新概念频频出现，包括新专门史概念的问世。大致有生态(环境)危机、荒野与美国思想、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态、在西部的天空下、尘暴、自然的财富、帝国之河、土地的变迁、自然之死、自然的大都市、环卫城市、无墙之城、雾都伦敦、大自然的权利、蚊子帝国、生态传记、虎米丝泥、积渐所致、大象的退却、渔业战争、鲑鱼告急、大恶臭、毒岛、毒躯、环治国家、再造金山、环境政治史、环境经济史、环境社会史、环境文化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荒原文化史、城市环境史、乡村环境史、移民(社会)环境史、战争(军事)环境史、技术环境史、医疗环境史、能源环境史、英帝国环境史、海洋环境史、灾害环境史、环境灾害史、身体环境史，等等。
上述环境史领域的新概念是众多学者近半个世纪不惧艰难、辛勤耕耘所结出的思想和智慧之果，它们的问世和传播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或史学的话语体系。其中有些属于该领域的核心概念，如史学理论类新概念即是如此，而“自然”“环境”“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危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等概念的被纳入和强调，尤其是环境史不同于其他史学领域的特色所在，是从事环境史研究时需要倍加重视并贯彻的；其他各类概念则可作为历史学习的新知识点以及历史研究的新起点。若将上述各类概念综合起来，则可以反映环境史建构的“一体多维的历史解释模式”的情形，“一体”指的是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相互关联所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整体，“多维”指的是从人类社会或自然世界等方方面面切入这一整体并加以探究的具体路径(梅雪芹，2020b)。
二、新概念的提出、接受和传播举例
以上众多的新概念，或由环境史学者自己创造，或借自其他领域已有的名词术语，它们都有一个提出、接受和传播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环境史发展及其影响不断增强、不断扩散的真实写照。因此，这些概念的提出、接受和传播的历程，需要且值得进一步追踪并深入认识。这里以“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为例，略加梳理与分析。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一语出自美国生物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以下简称利奥波德)，其含义是运用生态学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来帮助解释历史为什么如其所示地发展(Worster，1990)。在利奥波德看来，“很多历史事件，迄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与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还以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开发为例，指出，正是由于那里的野藤地“受制于那种由拓荒者的牛、犁、篝火和斧子所表现出来的混合力量”而变成蓝草地，才会有大批移民涌入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密苏里，才会出现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才会有横贯大陆的新州的联合以及内战的发生(奥尔多·利奥波德，2010)。也正是由于美国人为了猎鹿和牧牛而杀光了狼，“我们才有了尘暴，河水把未来冲刷到了大海”(奥尔多·利奥波德，2010)，利奥波德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在进步中出现的回报递减率”(奥尔多·利奥波德，2010)，对这种现象的关注促使他反思人类文明的生态影响，从而提出一种约束人类行为的土地伦理。这一伦理的核心理念在于，将土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一一视为一个共同体，“把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中20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奥尔多·利奥波德，2010)。
利奥波德的上述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其自然随笔和哲学文集《沙乡的沉思》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环保浪潮兴起的背景下，这一著作变成了畅销书，其思想主张也为许多美国历史学者所重视。譬如，1967年纳什出版的《荒野与美国思想》，他在书中不但称利奥波德为“先知”，还专辟一章论述其整体主义的生态和伦理思想(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2012)。7年后，苏珊·福莱德(以下简称福莱德)出版以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为主题的专著，名为《像山那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以及对鹿、狼和森林的生态态度的演变》(Flader，1974)。这两部著作皆成为开拓历史学新领域、也即环境史的杰作。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术语是经当代美国杰出史学家、环境史的开创者沃斯特在文中特别提及后才广为人知的。1990年，沃斯特发表《大地之变：对历史的农业生态视角的探讨》一文，开篇即提及利奥波德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呼吁；他还说道：“虽然历史学家花了些时间才留意到利奥波德的建议，但最终环境史领域成型，其实践者将研究建立在他的提议之上”(Worster，1990)。上面提及的纳什和福莱德是这样做的，沃斯特本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撰文介绍利奥波德的思想主张，而且在他的研究中贯彻运用，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历史的农业生态视角”新概念。其内涵主要是从生态学视角解释农业这种人类生产方式，将生态系统概念用于分析农业或食品生产，明晰农业生态系统概念，以此理解并考察农业活动对自然界的依赖以及它对自然秩序的影响、尤其是破坏性影响，籍此反思和检讨人类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得失利弊。这一探讨的结晶，即是其代表作《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
从上述沃斯特的文章和著作来看，沃斯特对利奥波德的“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主张的推崇和运用，有助于人们理解农史和聚焦于农业的环境史的差异。概而言之，它们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研究土地与自然，但前者主要是关于农业经济和生产的历史，后者主要是关于农业对自然世界的依赖以及对土地和土壤的影响的历史，它尤其关心现代机械化农业的负面后果和影响。此外，沃斯特还借鉴利奥波德关于自然是一条“循环的河流”之观点，仿照其“像山那样思考”与“土地伦理”之表述，提出了“像河那样思考”的主张以及“水伦理”观念(Worster，1993)，其中对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
在我国史学界，不少学者对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的接受和运用，也是值得一书的。其中接触较早、成就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史专家侯文蕙。她在1984年春赴美国密苏里大学交流后，第一次接触环境史以及环境史研究者福莱德。由于福莱德是利奥波德研究专家，因此侯文蕙也对利奥波德产生了兴趣，不久即开始翻译《沙乡的沉思》。虽然其译作的出版几经周折，但面世之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以至一版再版。侯文蕙不仅翻译利奥波德的著作，而且深入研究利奥波德的思想，其思考和研究颇具启发性。通过侯文蕙的翻译、解读和撰述，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和土地伦理观念得以在中华大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还值得提及的是，随着沃斯特、福莱德等美国环境史学家的前来交流，以及侯文蕙的译研推介，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乃至其“历史的生态学解释”语词在我国史学界被进一步传扬，这在夏明方主编的《新史学》第六卷中得到了明确反映(夏明方，2012)。这一卷借用了利奥波德的生态思想和术语主张，不仅直接名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而且所收文章都具有鲜明的生态分析色彩，如夏明方本人的“导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以下简称夏文)以及第一部分“现代性的生态起源”、第二部分“衰退之中的生命之网”和第三部分“自然景观之人文意蕴”中的诸篇长文皆是如此。
就夏文而言，该文从梁启超发出的近代中国“新史学的第一声号角”谈起，在肯定他打破“旧史学”而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同时，也揭示其“将人类归属的自然界摒弃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外”的局限，进而认识到1987年“环境史”一词传入中国后的20余年该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史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新兴领域之一”的意义。夏文还认为，将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称为“生态史”更为恰当，并以较长篇幅梳理了中国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传统；在谈及当代相关研究的勃兴与隐忧时，提出了辩证的生态史观作为“一个正在生成中的史学新范式”的主张；最后得出结论：“总的来说，21世纪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史学革命，我曾经称之为‘新革命’，这场革命，借用沃斯特经常引用的、美国大地伦理之父列奥波德曾经说过的话，就是‘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夏明方，2012)。夏文如此梳理、分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深受“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主张的影响，突出地反映了概念入史的结果。
从上述并不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到，由于沃斯特等人的运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术语已在国际学术界传播开来，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最为基本的理论方法，从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即是概念入史的过程和作用。对于其他诸多环境史概念产生和传播的情形，也需要并有待做此类整理和分析工作。
三、新历史与新世界
若将上述各类新概念及有关著述综合起来，可以看到，环境史学者已然构建了多种门类的新历史，包括新世界史、新地区史、新国别史以及新专门史等，它们是新历史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在哪里?概言之，即它们聚焦于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变迁，从生态角度给予考察、分析，“更加关注充满变数的自然力量如何在各种社会留下它们的印记，社会又是如何使用与掌控自然环境等问题”；“讲述人类如何改变对环境的理解与观念，如何深入了解关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知识，以及人类的社会价值与冲突又是如何在从地区到全球的各个层面影响生态系统的新故事”，由此挖掘和彰显的史实所构成的历史，不同于以往聚焦于人与人或人类社会内部的历史，而是带有新的色彩，借用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推出的新概念，这即是“阳光下的新事物”(McNeill，2000)。
关于这些新史实或新事物的情形，从“环境史年表和历史洞见”中可窥一斑。这是美国学者威廉·科瓦里克教授开发的环境史网络资源，始见于1996年6月，迄今一直在扩充内容和史实。其主页开宗明义：“环境问题是历史的一部分”；“从最早的定居点到最近的新闻报道标题来看，环境关注与冲突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得到了彰显”。在基于丰富多样的环境史著述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该网站整理了从史前到历史时期，包括启蒙运动、工业化时代、美国进步主义时期、20世纪和21世纪在内的漫长岁月中自然演化本身以及自然与人类长期相互影响的重要史实。其中第一件事说的是，许多研究人员认为距今40万年前早期人类开始用火，最后一件事说的是，2022年3月19日科学家对北极和南极气温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警告。该网络资源的创建者当然不能穷尽环境史大事，而且无论哪位环境史学家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过他们所梳理的相关新史实或新事物，无疑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各个时期世界的理解。这里，不妨以“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为例，试析之。“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人们如何知晓它的样貌?这有赖于历史学家的刻画和描述。而“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以下简称霍布斯鲍姆)为今人刻画的那个时代的世界样貌，成了某种标准的模板，“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一语即出自其《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一章的标题，该章开篇第一句话即是，“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曾经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99)。他所说的“小”有三层含义，即当时人类所知的世界比较小，人类有效拓居的区域小一些，人类的体型矮小许多；他所说的“大”，指的是由于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性，使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得多，“因此，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99)。
上述小和大的认知，揭示的是那个世界的外在样貌和人类的朴素感知。此外，霍布斯鲍姆还进一步指出了那个世界的存在状态：“1789年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99)，其基本问题是农业问题。他认为，那时的“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财富生产者与财富积累者之间的关系”(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99)，也即他所说的“土地所有权关系”。他据此分析了土地所有者和劳作者的关系、西方和东方的关系以及世界各地的联系，其中蕴含了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内容以及全球史视野。
霍布斯鲍姆还指出，“人们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确信理性、进步、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这点已深深渗透到18世纪的社会)”(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99)。从其著述中我们还了解到了一些具体地方的风景，譬如书里提到，19世纪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们描绘罗马四周地区的图画，“那是一个空旷且到处都是废墟的疟疾流行区，少量牛羊伴随三三两两古怪奇特的盗匪，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地方风景。当然，很多土地在开垦之后，贫瘠依旧，杂草丛生，到处是汪洋的沼泽地、粗放的牧场或森林，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999)。
以上大体是霍布斯鲍姆描绘的“双元革命”前夕的世界，而革命所破坏的是“社会秩序”。若进一步追问，霍布斯鲍姆描绘的世界缺了什么?显然缺少了自然的存在和运行以及人与其周遭环境的联系和互动的历史知识。如何补上?从哪里去找寻补充的线索?这当然有很多渠道和方式，上述环境史领域的各类新概念及其构建的新历史则指明了一个寻找的方向。通过许许多多的环境史新概念及其揭示的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大量新史实，无疑可以进一步了解“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所发生过的更多的事情。因此，基于这些概念及其揭示的相关史实，可以补充并丰富对18世纪80年代世界的认知。这里，参照霍布斯鲍姆的思路，尝试做一点补充，概述如下。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曾经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复杂得多又要简单得多的世界。这里所说的复杂，指的是那个年代，世界各地“富饶平坦的农田点缀着松树、杉树和鲜花烂漫的草地”(唐纳德·沃斯特，1999)；大地上山林丛莽，狼奔24豕突，嵩草无垠，因而有一个“非凡的自然的经济体系”(唐纳德·沃斯特，1999)，包裹并养护色彩斑斓、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它们各自生息繁衍却又紧密相连，共同维系着复杂、稳定而又美丽的生态系统，既以丰富的资源支撑各个地方的人类文明，又以频发的灾害挑战各个地方的人类文明。这里所说的简单指的是，那个年代世界各地为数不多的人们大都依靠自己的劳作为生，生活来源简单，生活所需的一切包括衣、食、住以及燃料都来自土地，取自太阳光赐予地球的能量，因而“均繁衍生息于旧生物体制之中”(马立博，2017)。其时，也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被人类视为荒原(Palma，2014)，他们正努力予以征服和开发，以扩大生产基地、提升土地产出。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物种开始迁徙、凋零，一些物种随人类漂洋过海，与人类一道在远离故土的他乡栖居生存；人类生存环境中开始出现浓烟似水的污染景观(威廉·卡弗特，2019)。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增加，人类确信可以控制大自然，与自然界之间情感的纽带开始断裂，一种客观的、超然地对待自然的“科学态度”也开始得到确立(基思·托马斯，2008)。
上述方面，不啻是“自然的经济体系”“工业化以前环境史”“近代早期世界环境史”“荒原文化史”“大象的退却”“雾都伦敦”等环境史新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及揭示的史实。将它们与霍布斯鲍姆描述的那个18世纪又小又大的世界历史整合起来，可以构成其时又小、又大、又复杂又简单的社会—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除了维系着人及其社会内部的土地所有权关系，也维系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土地共同体关系，由此塑造了广袤无边、人烟稀少而又生机勃勃的历史生态世界。我们从中除去了解人口增长、人种迁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可以了解与之相关的动植物迁徙、定植的轨迹，乃至整体生态系统变迁的情势。后来的人类社会和文明在这样的发展和变迁中创造财富、转轨转型，因而在努力解决饥饿、贫穷且不时应对天灾的同时，又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使人类和自然都面临着新的生存机遇以及不确定性，世界也在这样的机遇和危险并存的状态下踯躅前行。
总之，贯彻历史的生态学解释或生态分析方法，致力于研究人类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的环境史著述，以众多新概念和多门新历史构建了一套新历史知识体系，这不啻体现了环境史对古老历史学的最直观、最显性的创新。将环境史创造的新历史知识体系与已有的历史著述整合起来，可以塑造新世界、也即历史的生态世界认知，这是我们构筑生态世界史进而推动历史学发展的新的学术基础。而有关历史的生态世界认知及其史书，在美国已被从业者认为对“本科一代的教育十分重要”(J·唐纳德·休斯，2022)；进而可以说，它们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教育乃至公民社会建设也同等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它们有助于人们增强对“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那样的各个时期的世界的理解，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今日世界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有助于人们探寻前人应对危机的种种努力并学会追问和履行自身的责任。因此，对历史的生态世界的认知，可以为塑造新时代所需的生态世界观做出特别的贡献，从而对思考如何从公民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