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灾害民族志的在地化和科学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通过编码技术等进一步实现口述访谈材料的“资料化”的同时，思考透过事件了解日常生活“常识体系”的诸多面相和时代特征，特别是多媒体时代信息与知识生产现象的调查与分析，是灾害民族志的重要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关注与科学主义相对的“默会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灾害人类学的学科特征。
[关键词］灾害民族志；日常性；事件；常识体系；默会知识
一、导言
民族志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的、动态的、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种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而灾害民族志是从灾害的视角探求社会诸因素的整体性构造和细部特征。有关民族志方法对灾害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其萌芽或可追溯到索罗金（Pltirim.A.Sorokin）于1942年出版的ManandSocietyinCalamity一书。该书将战争、革命、饥荒、疫病等都纳入考察的对象，从人类处在心理极限的状态下的耐受性出发，讨论了灾害造成的人口减少，权力构造的更替，以及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等问题。此外，该书还从价值与道德的层面考察了灾害过程中人们可能出现的“道德崩塌”和“道德强化”这两种模式。这部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阐述了灾害除了造成个人心理和社会经济文化破坏之外，客观上也具有促进社会变革、技术进步和新价值产生等正面意义。作为最早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全面讨论灾害的著作，虽然其写作范式并不是以民族志的写作方式展开，但如果从人类学整体观、过程论和综合性分析的原则来评价，那么其问题意识和思考的维度都可以说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古典。
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Oliver-Smith）、苏珊娜·M.霍夫曼(SusannaM.Hoffman)的《灾难与文化：灾难的人类学》以及中国学界对他们相关研究成果所进行的译介对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本书和其他相关论文中，作者全面阐述了人类学灾害研究缘起、范式、主题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对灾害的看法经历了一个最初将灾害视为由地球物理极端现象所导致的不可预测事件，逐渐转变为将灾害视为人类社会系统中固有成分和周期性要素的过程。这一转变极具人类学学科特征。众所周知，人类学具有从整体性视角把握人类活动的学科优势。在人类学看来灾害是一个整体性现象，它嵌入于社会历史中，也折射出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背景和要素。人类学将灾害与人的活动相勾连，通过透视对应灾害的诸多行为，灾害成为检测社会适应、政治制度、道德、生计模式、资源利用、权力分配、地方认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场景性窗口。
关于方法，史密斯和霍夫曼均认为虽然有关灾害的很多资料可以依据问卷调查和事故应急概述来收集，但社区和群体应对危险、威胁、脆弱、灾后影响和恢复重建的真实过程最好通过实地的民族志研究来理解。因为民族志田野工作“广泛且独到地阐明了灾难是怎样构成，重建会导致什么后果，通常被掩盖起来的哪些因素会诱发人们的脆弱性等等”。对于灾后重建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参与救灾有很多外部人员，他们对于灾区的社会文化特征的了解和理解未必充分，因此，在灾害的全过程中，有研究人员在场并且在收集地方知识和信息时参与交流，探讨失调和复苏过程将会更为合适。经过二十多年的译介和探索，史密斯和苏珊娜等人的理论和实践切实地推动了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发展。灾害民族志对于灾害研究的价值以及在具体操作方法和理论原则上，国内也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作品和学科共识。但是，一方面张原等人高度评价了李永祥的《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8·14特大滑坡泥石流”为例》一书，认为此书是灾害人类学本土经验形成的开拓性著作；另一方面他们也指出该书表明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引进并应用于国内研究时，仍面临着在地化的问题，并暴露出不少应用局限”。
张原等人指出中国灾害人类学在地化面临的困难之一是“中国目前所面对的灾害场景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和时代特点，其凸显的脆弱性正是现代化变迁中的一种结构性与过程性的产物，特别是在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当地社会变迁的剧烈性更加深了灾害场景的复杂化”。
上述问题确实是中国灾害人类学面临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中国灾害人类学着力最多、成就最大的区域和领域却也正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发生着巨大变化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现象，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人类学家如李永祥、张曦、张原、汤芸、张巧运、邱月、王海燕等学者发表了大量有关灾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其相关成果占了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领域成果的大半江山。在他们的努力下，灾害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有了长足进步。但毋庸讳言，这些成果的研究区域大多是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应对的灾害类型也大多是诸如洪水、地震、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而对诸如大都市、沿海发达地区的流动人群以及近年来频发的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灾害则少有触及。事实上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在不同于传统村落和村寨的城市住宅小区，人和物的流动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以及人们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这些都已经形构了另一种带有“复合特征和时代特点”的灾害场景。因此，笔者认为面对上述新的形势，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灾害民族志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对于灾害文化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希冀在对灾害人类学学术史的继承和反思的基础上，侧重围绕民族志的科学化问题以及灾害事件背后的“常识体系”问题，探讨灾害民族志方法的可能性。
二、灾害民族志方法的“科学化”
2011年，煤炭科学研究者黄兴国和其他三人联名发表了《基于巨灾的灾害民族志研究及其方法》一文，提倡研究者在对重大灾害的受灾和救灾进行研究过程中，可以救灾者和受灾者为对象进行民族志式的访谈，然后经过结构化的整理形成受灾和救灾的民族志材料，从而为今后的防灾减灾提供借鉴。该文特别提到要对民族志访谈资料进行“结构化”整理，说明他注意到不能直接把口述访谈材料当作研究资料使用。从该文的引文来看，他们主要是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事实上，早在1997年，日本学者林春男和重川希志依就已经发表了《从灾害民族志到灾害民族学》一文，文中对灾害民族志的内容有如下理解：“我们并不清楚灾难发生后社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又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新生。那么,就有必要开始书写，科学地记述并汇总起来，即有必要积累式地记录灾后人们的应对和社会的变动。这种记录就是‘灾害民族志’(disasterethnography)。”这里也提到“科学地”记述并且汇总。为此，林春男和重川希志依提出需要“去个性化”的操作，才能产生出“科学的民族志”的观点。他们认为：“灾害民族志的书写需要考虑民族志作品中的每个事例都反映了调查者的个性,需要通过一个系统的方法将个性造成的差异性进行处理,才能确保灾害民族志方法的科学性。”那么这个“系统的方法”是什么呢？林春男和重川希志依的答案是：“我们要再三斟酌研究报告是否如实妥当地描述了调查事项。如果出现了复数的观察结果,需要将其共通的要素提炼出来，进一步确定精确度更高的结果。这时候,来自不同角度、不同专业但研究成果共通的那部分会被认为是最可靠的。同时,来自不同视角带有差异性的观察结果,也不应该简单排除,而应该记录在案。”这个基于常识判断，通过提炼不同信息来源的共同项来完成“去主观性”的方法，虽然不能算是“系统的方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经常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
作为将上述民族志“科学化”的进一步探讨，2000年田中聪、林春男等日本学者发表了《灾害民族志化手法的开发——访谈、案例的编辑、编码化、灾害过程的认定》一文，他们针对灾害民族志标准化程序尚未建立的现状，提出了访谈、案例分析、案例编码化和灾害过程认定等四种方法。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了建立发展灾害民族志的标准化程序的方法论。他们提出引入文化人类学中称为“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relationareafiles，简称HRAF)的民族志基本文献集，按照所谓“文化项目分类”(outlineofculturalmaterials，简称OCM)和“地域、民族分类”(outlineofworldculture，简称OWC)两个代码体系来进行分类。OCM是将人类使用的工具、行为、思想等有形无形的人类文化整个领域的所有项目分为79个大项目和637个将其详细化的小项目，并加上了代码号码。其目的是“由于民族志通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个民族志写作者个人的资质和能力，所以结果产生个人差异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为了使灾害民族志能作为防灾学的研究方法而成立，有必要对民族志数据的收集与案例的编辑、分析、评价的各个过程确立标准的调查研究方法，尽可能地排除由个人差异所造成的偏差，并制定一定的程序，(便使得)无论是谁都能准确地创造出一定水平的民族志”。
作为上述构想的试验，文中选取了一个叫高松町的受灾区域的口述访谈资料，通过使用代码输入后进行关键词编码分析，得出了灾后当天、2-4天、一个月内、一个月以上等四个时间段灾民们叙述内容的变迁。结果表明灾后当天的叙述内容集中在受灾时的状况、恐惧感、营救活动和死亡；2-4日的叙述内容主要是沟通和社区，比如如何了解亲人的安危、新闻和信息传播、食物饮水等救援物资的分配，以及趁火打劫的犯罪活动等；而一个月内的内容则偏重在供水、厕所、医疗以及受灾补助等问题；一个月以上的内容开始转变为重建居所的位置选择、财产问题等。
由此研究者可以将灾民在受灾和灾后不同时段面临的问题明确化、具体化，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科学地安排救灾的顺序，改进现存的问题。由于编码使用了学界共通的概念系统，因此对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下的灾害受灾和对应的国际比较便有了可能。同时，这个方法如果增加一定的社会调查统计技术上的考量，比如确定足够的样本数量，尽可能使用不同调查者的记录等，便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调查人员的个体性因素，从而使得民族志资料的“客观性”更强。
虽然上述探索还是初步和简单的，但其非常有借鉴意义。大量的口述访谈材料如何资料化、学术化是让这些资料不停留在“令人感动”“意外”“震惊”“感悟”等情感领域，变成文学性读物便完成使命的重要一环。如何完善和扩展这个方法的使用是灾害民族志今后需要重视的方向。张曦在2014年发表了《灾害的表象与灾害民族志》一文，该文在对国内外学者的灾害民族志书写进行批判性考察之后，重点介绍了上述日本学者在灾害民族志领域做出的探索，指出了其中某些不足，但基本肯定了其整体的方向。
田中等人的努力可以说是把灾害民族志方法的科学化推进了一大步，但他们也承认编码的依据还有很多缺陷。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最新情报相关项目的缺乏。OCM是将人类所有的文化要素进行项目化，但其实并不一定能对应最新的技术和社会动向。例如当时的项目表里面没有计算机、互联网或志愿者等相对应的项目。第二，灾害特有事项的相关项目很少。由于OCM是面向文化人类学全面开发的，所以虽然有“731灾害”项目，但其内容中关于灾害特有现象的项目很少。例如房屋或地区的物理性受灾、急救搬运、避难所、临时住宅、救援物资或受灾程度证明书的开具等相关项目也没有。由此可知OCM列表中文化要素项目的陈旧以及灾害相关内容的缺乏限制了灾害民族志方法的有效发挥，一方面，笔者认为在变化飞速的今天，新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根本无法等待旧的名录更新之后才进行调查分类。因此，研究者根据现场调查将新的现象不断总结，不断提取出新的项目，在有一定积累之后再进行编码和数据化是更加可行的方法。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使用数据分析、编码化处理这些记述手段之外，研究者发挥民族志和人类学的特长，探讨新的分析性概念，深化细化原有的方法，这些都是灾害人类学发展的方向。
三、揭示灾害事件背后“常识体系”的民族志书写
前文提过灾害人类学的基本观点是：灾害是一种嵌入到社会历史中的整体性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灾害对地域社会来说，并非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通过不断重叠累加的记忆建构，受灾的体验、经验、应对策略被编织到地域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形成一整套被称为灾害文化的安全保障策略。如果研究者将灾害理解为“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可能有两种，一类是偶发的，另一类是循环反复的。前者通常经过一定岁月后会被忘却；而后者则会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转换为诸如灾因论（神话传说等）、应对策略（巫术、防灾应灾的具体方法等）、生命观（追死悼亡的丧葬祭祀）等地方性的常识和惯习。我们可以说这是灾害事件的“日常化”过程。这个过程折射出受灾地区的文化、社会和环境等背景和要素。灾害人类学家在对灾害和灾后过程进行考察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经过“日常化”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一个可以称之为“日常性构造”的社会现实。这里的“日常性构造”不是一种碎片化的日常生活行为，而是嵌入具体社会语境中的类型化的文化系统。它外显为常识体系及其生活惯习，背后支撑的是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结构以及社会认同的核心意义和价值体系。因此，研究者通过透视灾害过程中“常识体系”的多维面相和动态过程，不仅可以发现受灾地区应对灾害事件的应急策略，也可以了解其日常性构造中虽然平日没有显现到意识层面，但潜意识中支配人们行为的诸多特征。
（一）常识体系
人类学谈到常识很容易想到“本土知识”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相应的表述有：地方知识（localknowledge）、本土知识（indigenousknowledge）、本地知识（nativeknowledge）、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民间知识（folkknowledge）等。这些都是指工业化之前人们通过口头或者身体传承，结晶于特定地域社会的知识体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此世代相传，从而形成并共享本地有关生产、生活、生命的知识和技能。这类知识具有集团共享性、相对稳定性、跨世代传承性以及地方性等特点。这些原本的“知识”经过跨世代的生活实践，内化为一种习焉不察的“常识体系”，它近似于生理学意义上“本能”。人们生活在“常识体系”中会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因为不需要事事学习和练习。而当人们脱离了自己的常识体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到恐惧和不安——比如一个现代社会的人突然到了一个原始部落中，当意识到他的某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可能触犯部落的戒律而受到惩罚甚至丢掉性命的时候，他的紧张感可想而知。这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快熟悉部落的规则，吸收他们的生活、生产、生命的各种知识，当他慢慢进入当地的常识系统中之后，便可以从容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规则与风俗，从而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
常识体系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是它也是动态变化的，陈旧过时的部分不断被抛弃或忘却，新知不断加入其中。就像一个表面平静的池塘，看上去波澜不惊，但水下有出口和进口不断地暗流涌动，吐故纳新。在这一点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并无二致，只是现代社会更新的速度更快，内容更加多样和复杂。比如我们两三年还不大为人所知的核酸、安全码、清零、社交距离、“团长”等概念，现在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几年前还耳熟能详的ofo、飞信等，现在则几乎无人知晓。
在传统社会的常识体系中，有关灾害的本土知识往往通过神话、故事、史诗等口头传统保留和传承下来，应对灾害也大多基于本地经验。人类学家在研究传统社会的应灾机制时，通常会把本土知识进行类型化操作，归纳出一个整合性很好的灾害知识结构——其中包括灾因论，以及贯穿生存、生活、生命全部环节的灾害认知。前面介绍的国内灾害人类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是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本土知识体系中有关灾害内容的调查和结构化归纳。但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体传播的科学知识、网络上流布的信息以及残存的本土知识等共同构成了绝大部分人群的知识结构，形成了一种“拼配”或者“混搭”的常识构造。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渗透进了大部分社会领域的今日，其他形式的知识即使还存在，也极大程度地走向衰微，或为科学知识所替代。在灾害领域，前近代流传的诸如大地是在某种动物，比如牛、鲇鱼的背上，这个动物活动或者翻身引起地震的灾因论，早已被地质学或地震学的相关科学解释所取代。各种预报和防灾知识也都进入了我们的常识体系。我们认为新的民族志书写需要把这个“拼配”的常识体系纳入考察的视野。
这个“拼配”“混搭”的灾害常识体系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普及所引起的知识爆炸性生产造成常识体系的快速更新。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就有学者注意到了传媒、媒体的报道对灾后社区居民行为和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但当时学者们所关注的更多是基于外部传播对政府决策及社会救助所产生的影响。而最近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让我们更加关注的不仅仅是灾害信息在社区的传播会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社会动员方式的改变，而是这些源自本土知识、现代科学、检索平台以及各种“群”的信息，以知识的方式被共享、消费以及再生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常识体系”快速更新的局面。在手机微信等通信手段尚未普及的年代，灾害发生时灾民身处困境，信息的获取手段有限，灾民们通常是基于自身的体验和局部性的资讯来判断灾情和选择对应方式。而在当今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自媒体和传播渠道为灾民提供了海量“信息”，这些信息往往玉石混淆、难辨真伪。人们选择自己认定的权威专家、网络明星或者特定的微信群里面流布的消息，并且由此转换为应灾行为。
就知识的生成和传播的方式而言，自媒体时代以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过去人们继承、接受、消费知识，但是很少有机会参与知识生产。而如今在以网络、移动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传播媒介下，人们接收信息的同时也扮演了传播和再生产的角色。人们在某“群”里收到信息的瞬间就开始选择是忽略删除还是加工转发，转发的时候会考虑哪一条信息转发到哪个群会受到重视以及发一个什么样的评论等。无数人的参与形成了巨大的信息与知识生产空间。在灾害发生期间，这些不断被大量繁殖生产的信息不断更新人们的“常识体系”，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这个过程的极端反映就是有些以新的科学知识为依据采取的防灾应灾措施颠覆了人们过去关于生活、生命的常识而导致社会心态的对抗和不安。灾害民族志需要观察分析在这些信息大量生产、消费以及再生产的社会场景下，人们如何选择性使用信息为自己服务？社会共同体如何通过共享特定的信息来完成不断重组？知识更新过快导致的原有的常识体系的震荡甚至崩塌是否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失范？
（二）“默会知识”与防灾常识
常识体系存在很多基于身体感受的、无法用系统的概念描述的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默会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在1958年其名著《个人知识》中提出的，它体现了智力的各种机能，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领悟力、判断力。它具有主观的、个人的、情绪的、感性的、非数据化的等特点。与此相对，科学知识的特征被认为有体系化、客观性、社会性、理性主义、数据化、表达明确化等特征。两者分别代表了人类身体性的和理性的知识。笔者认为科学技术与“默会知识”的融合共同构成了人类灾害常识系统整体。在科学主义时代，探求“默会知识”的灾害民族志有助于全面理解灾害全过程，避免灾害过程的刻板印象，把握现场多样化事实，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民俗学家樱井龙彦指出：“仅仅凭借知识，难以对行动形成正确的指导。扎根于‘知识’的‘智慧’，其作用才得以真正发挥。”这是因为任何基于过去经验的知识制定的防灾预案、灾害应对指南等都无法穷尽灾害发生的各种场面和面临的问题。因此，灾害民族志调查成果以它还原出的临场感和基于亲身体验得出的带体温的“经验、知识和表现”对理解灾害和对应灾害的复杂局面，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此外，基于身体感受和日常生活体验形成的“常识体系”有时候会改变“科学主义”主导的救灾过程。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里氏9级的大地震，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摧毁了其东北沿岸地区大片农田和工厂，夺去了近两万人的生命，还破坏了位于福岛的核电站供电系统，导致炉芯冷却装置运行中断，进而引发炉温过高而发生核泄漏。这次地震—海啸—核污染造成的连环破坏程度空前，是日本灾害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以这场灾害为标志，漫长的“战后”时代终于结束，日本进入了可以称之为“灾后”的时代。重要的变化之一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观念变化之上。战后以来，在灾后重建问题上日本一直奉行的是科学主义主导的技术路线，其核心就是不断推进技术的进步，以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来弥补旧技术的不足，以此来对抗自然的破坏和保证人类的安全；但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这样的思维定式遇到了挑战。
在受灾最严重的东日本气仙沼地区，基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海啸强度的精密计算，防灾工程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海边修建高10米以上的堤坝才能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海啸以保证居民的安全。它在技术上符合科学基准，而且由国家提供预算，不会给当地居民造成任何负担。地方官员为了这千载难逢的能从中央政府获得大笔预算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制定具体方案。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其他很多地区的灾民都接受了这个方案。但是，气仙沼唐桑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却选择了放弃这个高墙壁垒的方案。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看到大海，停在海边的渔船就像自己的爱人。他们在海边看潮涨潮落、听海鸥的鸣叫，呼吸咸湿的海风，这些日常身体感受构成了他们幸福感的基础。而从生计的角度来说，岸边的渔船、渔港、鱼货加工厂、酒吧、饭馆甚至赌场构成了他们维持生活的物质基础，天长日久形成的人际关系则是他们的情感所系。面对生死，他们也有传承下来的丧葬仪式来处理。自古以来这里总是有人因为海啸、海难、战争、疾病死亡，他们在海边建立慰灵碑、寺院、神社，超度亡灵，祈祷平安。在他们的“常识体系”中，人类从来就是生死相依，风险与机会并存，从未设想过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更不用说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去换取抵御千年一遇的海啸的安全。在他们看来大海寄托了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所有想象和希望，虽然海啸夺走了他们的财产和亲人的生命，但他们还是“对大海恨不起来”。拒绝不惜代价的绝对安全而选择有风险的幸福，与灾害并存，与风险共生，在生命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这些是当地人的生活智慧。这对于今后长期可能面临灾害威胁的我们不无参考意义。上述的科学主义与当地住民的“常识体系”之间，在灾后重建过程中产生的上述“对立”被日本学者通过灾害民族志的方法揭示出来之后，对我们重新认识灾后重建的微观过程，反思科学与情感、事件性与日常性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四、结语
灾害民族志在中国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面对风险社会的复杂局面，它应该有更广阔的前景。一方面，通过精密化操作和“去个性化”将碎片化的口述材料转变成全面理解灾害的具有临场感的学术资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与“科学主义”的思考模式相对的，关注人类生活的“身体性”的特征，全面把握事件背后的“常识体系”则是灾害人类学研究的另一个路径。关于后者的意义，笔者曾在一个杂志的专栏的按语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灾后重建遇到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就是行政权力和专家集团更倾向于按照市场或资本的逻辑来制定一个技术上非常“合理”的重建计划。这些看似合理的重建计划往往会与特定地域社会的文化逻辑产生冲突。由气味、声音、景观、触觉所构成的生活场景起源于生理，但是和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合体就会变成人类生活的“文化空间”或者是“记忆之场”。灾害在一瞬间剥夺了人们生存的物理空间的同时，也破坏了他们的“感觉空间”，而行政部门和专家主导的救灾重建很容易着眼在受灾者的住宅等物理空间的恢复，而忽视了“感觉空间”的重建。事实上，“感觉空间”的价值绝非仅仅是寄托了个人情感。它更是人们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同时也包含了重建地区经济生活和人文环境的再生的基本元素。在现代社会中，由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营造出来的“感觉空间”更是无处不在，这直接影响到灾害发生全过程的社会心态和应灾行为，研究者把这些现象纳入灾害民族志的视野中，完全能够深化和拓宽灾害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贡献于人类的防灾减灾事业。
【作者简介】王晓葵，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