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与回归：边疆环境史学的现代价值
周琼、徐艳波
摘要：当代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呈现跨区域态势，边疆地区或因生态分界被打破，或因位于生态位过渡带，成为环境巨变及生态恶化的高危区域，边疆环境史研究在历史进程及环境史学界长期缺位的状况近年有所改变，但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边疆历史环境变迁及生态恶化晚于内地，近代化以来，生物灾害频发，物种急速减少、灭绝，生态危机使边疆在另一层面上成为中心，成为环境外交中影响最大、关注度最高的区域。边疆环境的自然属性及其生态价值开始显现并日渐回归，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以另一种面目呈现。作为当代环境整体史学的重要部分，边疆环境史必将在生物多样性及本土生态恢复、生态安全、环境外交等领域彰显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及价值。
关键词：边疆；生态环境；环境史学；全球化；生态文明
在世界各国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之际，边疆地区因地理区位及生态分界的属性及功能，成为区际、国际生态的分界区、过渡带，也成为物种迁移、入侵的前沿区域，是邻区、邻国生态危机蔓延的首重之区。当代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呈现日趋严重及复杂的跨界态势，本土生态系统因之毁坏甚至崩溃，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边疆的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日渐减弱，环境外交危机频发，成为国际争端中的核心问题。近年环境外交危机的出现与平息，与边疆地区环境危机的爆发及消弭密切相关，边疆环境及其研究在主流学界缺位的状态有所改变。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生态破坏的加剧，使大量物种在短期内急剧减少或灭绝，导致环境危机、生态灾难逐渐加重并蔓延，并开始在环境外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及影响。边疆生态安全由此成为关乎区域、国家安全及稳定的战略性问题，边疆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更为凸显，边疆环境的人文属性开始回归其自然的本位。中国边疆环境史学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日趋彰显，影响着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的方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家生态屏障的建立及保护、生态形象的塑造、生态安全的巩固与环境外交的促进，对中国环境整体史学的构建及话语权的提升，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及影响。本文以西南边疆环境变迁史为切入点，对边疆环境史学的现代价值进行初步探讨，冀望裨益于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
一、“环境”在边疆史学及学术话语圈中的缺位
早期的“边疆”概念，主要作为领土疆界、国界、区界等分界线的标识而存在，故传统边疆主要以自然地理的疆界为基础来划分。随着自然历史的演进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边疆的标志及内涵逐渐宽泛、丰富，但在历史书写及现实语境中，边疆的内涵及其意义长期以来是模糊、弱化的。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进程及国家统治定位，边疆环境的变迁更是在历史话语体系书写中长期缺席，即便在边疆的学术及现实价值凸显的近现代，边疆环境也极少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主流话语中。在当代中国环境史学界，边疆也毋庸置疑地一度缺席。随着环境外交战略地位的提升，边疆在生态安全、生态屏障及生态形象乃至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地位日益彰显，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及系统深入迫在眉睫。回顾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边疆环境史在主流话语圈中的失位，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历史存在：“环境”在边疆内地化进程中的关注缺位
中国边疆地区的环境变迁及恶化进程虽晚于内地，但其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一经破坏，便很难恢复。然而，传统社会尚无主动及明确的环境意识，在边疆关注及历史书写中环境是缺位的。
首先，在自然地理范畴下，边疆环境因僻远茫然及文化歧视而缺位。在历史上，人们往往将人力无法逾越的大江大河、雄山险关、峡谷深湖、海洋冰川等地理分割标识物，作为区域、国家甚至民族聚居区的分界线，久之，边疆就与障碍、分界线、遥远等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逐渐成为民族分布或区域、国家领土的外缘。这些天然的分界线因位置遥远，是自然物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及分界线，世人对其缺乏了解，不仅史书无法记载，也缺少人为开发，长期保持其自然演化态势及地理空间天然分界线的职能。但这类分界线随国家统治政权的建立及疆域扩展、经济及交通的发展、近代化及国际化的速进显得极其模糊，并逐渐被中心区域的光彩淹没，极少受到关注。边疆生态环境的“原始”面貌也在“瘴气”文化中被固化，更不可能受到重视，只是作为被征服、被利用的自然角色，进入思想、哲学、文学或医疗疾病史视域及其文本记录里，离边疆及其环境的原初内涵很远。故有关边疆的地理、环境及其物种、生态状况，多停留在想象、神话甚至歧视、污名化层面。
其次，作为主权意识的标识，边疆环境在传统国家建立及发展关注中缺位。历史上，随着国家、主权意识的凸显，统治者对疆域倍加关注，在自然地理构架基础上形成的天然分界线成为国家主权及领土、民族归属的重要象征，成为国界、区界、族界的标识。因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边疆的区域线、国界线、边界线、民族界线的意识及标识性能日趋明晰起来。边界的山川、河流、湖泊等地理标识，就成为行政区划、国界及族界确立的依据而被固化，边疆的空间概念也在其中得到了凸显，具有空间、分界内涵的“边疆”“疆域”观念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开疆拓土”“封疆大吏”等类词语的出现及实践，成为政权建立及统治深入边疆的标志。此刻人们关注的是疆界拓展后的人口、物产及其他资源的数量与开发，关注土地、赋税、交通、政治、军事管辖权的归属问题。“管辖”“藩属”与“经营”“署理”成为边疆治理的核心词汇，丰富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不断被开采。生态环境虽然不断在国家领土及其利益争端中遭到冲击和破坏，但尚未引起关注，依旧停留在政治、军事、哲学及文学、艺术、医疗等领域，边疆环境作为客观存在的自然主体，依然按其自身的规律演进。
再次，作为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区域，边疆环境在近代化进程中因生态无意识状况造成了话语及书写的缺位。近代化以来，国家及民族意识在人为构建中逐渐突显，纯自然地理空间范畴下的疆界线及边疆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及拓展。随着集权统治秩序及国际局势的急剧变迁，边疆在地理疆域内涵的基础上，在更深广的层面上被赋予了领土、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疾病甚至宗教、资源等内涵，疆界内的资源利用、主权归属、民生发展、民族治理、民族迁移及其生存等，成为被广泛关注及记录、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代科学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各类治理及开发、经营中，环境作为开发的承载体，也在近代科技及刚起步的近代化冲击下，发生剧烈变迁。部分区域的生态破坏程度达到历史之最，但因环境及生态意识缺乏，受到的关注依旧有限，边疆开发及经营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日益扩大。边疆生物种群及数量的变化虽然也引起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及其他专家的关注并搜集了物种种子，但生物学及博物学的关注只是极少的部分，边疆的环境状况、生态价值依旧没进入公众及政府的视野中。
在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势不可挡地推进，边疆生态破坏及环境危机中引发的灾患，在经济利益至上的驱动下不断加重，边疆环境引起了国际社会及公众的关注，但彼时中国环境史学刚刚兴起，在国际环境史学界各类中心观的研究中边疆环境一度缺位。尽管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民族、思想、美学等内涵及属性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国家在边疆地区积极进行本土现代化的实践行动，迅速将边疆地区卷入现代化浪潮中。与此同时，现代科技的推广运用，使边疆资源的开发及输出变得更为快捷，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力度及范围急剧扩大，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频繁出现并引发了各类生态灾难。尤其是交通、通讯、旅游等的飞速发展，使边疆传统的自然地理分界功能被迅速突破。自然界的生物在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下跨越天然的屏障，翻山越岭、跨海穿河，开始了生物越界迁移的历程，并对本土及异域生态系统造成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始于以边疆地区为前沿的、生态脆弱性较为明显的物种经过区，破坏性后果也最为明显。边疆生态环境及其疆界的破坏状况，在利益及其他复杂因素影响下，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随着边疆生态环境的巨变及物种入侵，人力已无法控制生物移民及入侵态势，本土生态系统崩坏，引发各类生态灾难，生态环境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并引发社会忧患，但学界的关注及研究还很少。
(二)学术现状：边疆“环境”在学术研究话语圈中的短暂缺位
21世纪更深广的全球化进程导致生态危机及环境灾难的高频度爆发，全球环境史、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如火如荼。但“中心”及“内地”的生态变迁是学界关注的核心区域，环境史理论的构建及重大环境问题是研究焦点，重要环境史事或标志性物种变迁的研究是重心，边疆环境史未及关注和重视，无论是会议主题还是项目立项，边疆都处于无意识缺位的状态，原因有三：
其一，边疆处于既重要、敏感，而又模糊、滞后的层面，其环境变迁的后果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环境变迁的某些方面由于不可避免会涉及民族、移民或疆域、勘界等复杂的问题而被回避，边疆地区的学术队伍尚未培养或成长，导致学术研究成果的缺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球村意识逐渐强化。全球化迅速推进后，边疆就成为一个既模糊又明显，既滞后又敏感的概念。模糊是指在全球化进程及地球村的历程中，边疆对民族、文化、经济的藩篱、分界、分隔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日益弱化甚至消失；明显是指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族国家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区域与区域的利益及生存空间的争夺日趋强烈及突出，发展滞后但资源丰富的边疆变得异常敏感，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的焦点区域，各种冲突乃至战争频繁爆发。在模糊及明显之间，生态环境成为首当其冲的承载体及牺牲品，边疆在环境史层面成为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各类开发集团借助高科技力量进入边疆，人类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协助、推动生物移民的进程，生物入侵首先在边疆地区发生。导致边疆地区的生态危机及本土生态系统的崩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及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环境危机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边疆的生态及其环境以一种迥异于以往的变迁态势及可怕面目，进入人们的视野及边疆的历史进程中。
进入21世纪，环境史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边疆环境史的研究极少开展。2005年后的短短十年里，中国大陆环境史的研究及学术交流、研讨活动取得了极大的突破及进展，在理论及具体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中成就斐然。但由于学者群及其区位特点与学术发展态势的局限，绝大部分成果的研究区域，都集中在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江南或江淮生态变迁史，西北、北方沙漠化地区及草原区域的生态史研究，很少关注边疆地区的环境史及其生态价值，尤其是南部边疆及海疆的环境史研究，更显薄弱。
因此，相对于中心而言，“生态环境”不仅在边疆研究中不太受重视，在环境史研究中关注也较少；相对于环境史理论而言，边疆生态环境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热闹情景，大部分学者对民族生态思想、环境保护的调查及乡规民约、习惯法制等层面进行了相对集中的研究，但疏于对边疆生态变迁范式及理论进行深入探讨；相对于区域而言，边疆环境史偏重于境内、单个民族环境思想、环保实践的发掘，忽视边疆变迁历史级邻近区域的生态变迁及其影响；相对于国际、中国的区域研究而言，边疆环境史是中国区域环境史、国际生态环境关注的薄弱点。受国家主权疆界的影响，边疆跨界生物类型、生态系统、环境演变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就更少。
其二，边疆的环境史料较少，缺乏足够的文献支撑学术研究。在中国汗牛充栋的史籍里，边疆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具体问题的记载量极为有限，有关环境的描述及记载也不多。在明清地方志纂修蔚然成风之前，边疆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各民族生产生活及其文化的有关信息，进入史料记载者视域的数量较小。边疆地区的民族有语言文字及文献传承的就更少，即便有，亦多为文学、哲学及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很难支撑边疆环境史研究的深入进行。这是边疆史研究长期停留在治理思想、治理政策、教育、内地化、改土归流等问题上的原因，也是边疆环境史研究难以进行并缺失的根本原因。
其三，全球化早期公众及官方环境意识的普遍淡薄及缺席，也是边疆环境史及其学术研究长期缺位的重要原因。全球化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及学术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发展，边疆史地及边疆安全问题成为学界炙热的焦点之一，但研究大多集中在领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治理等领域。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够，与边疆生态环境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导致生态环境视角及范畴下的边疆一度被忽视、遗忘而处于缺位状态。
1972年，环境保护进入官方视域，国家成立了环境保护部，相继颁布了环境保护的诸多法律法规，在环境科学、生态学、林学等领域开始出现环境保护的相关研究，但史学界关注依旧不多。进入21世纪后，环境危机的爆发，促进了环境及生态进入公众视野的速度，部分环境史学者对边疆地区物种的变迁与环境效应等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及关注，边疆环境史才开始进入史学研究视域。
当代边疆环境史价值的凸显，与目前如火如荼展开的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边疆的地理位置、区域气候类型、民族与文化等具有多样性，战略性、边缘性、前沿性等特点突出；生物种类及生态系统也具有多样性，脆弱性特点也极为突出，使边疆地区生态安全、生态屏障及良好生态形象的构建，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重要任务。对边疆历史上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史的关注及研究，梳理并总结其历史生态变迁、民族生态思想、本土生态知识及前生态文明时期的成果，是生态文明研究中极迫切但又薄弱的领域。
目前中国生态文明论著多达十余万余篇(部)，但边疆生态文明或环境史、生态文化等的研究成果不到五千篇(部)，数量比仅为2%，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就更为缺乏。这使得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及具体措施的推进过程中所急需的资鉴性成果，在边疆、民族及区域生态文明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缺失，与生态屏障、生态形象的构建任务与目标极不匹配。生态文明时代对边疆生态研究成果的呼唤，成为推进边疆环境史学及其体系构建的最强音。
二、内地化进程中独特的边疆生态变迁历程
边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滞后于中原内地的历史发展进程，致使其生态环境的变迁速率及范围扩大趋势也比内地缓慢。因此，中国边疆环境变迁史，无论是变迁速度、范畴，还是变迁方向、方式，都在时间、程度、范围等方面呈现出与内地的巨大差异——生态恶化晚于内地，恶化程度、速度及后果也远远小于内地，恶化动因是经济开发及资源开采，恶化态势与资源的区域分布及开发方向相一致，表现出区域性、短期性的集中破坏及急速恶化的显著特征，生态危机、环境灾害急速爆发，成为环境外交、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层面最棘手的问题。故边疆环境危机的根源，要从环境变迁的历史及特点上去寻找。
由于移民及中央王朝的经营方式、内地化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模式及途径，不可避免地与内地有很多相似之处。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边疆是个处于不断变迁及拓展中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受到中原内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开发模式及其生态变迁路径，一般是从靠近内地或汉化程度较深的区域(坝)开始，随着边疆的拓展逐渐由内向外延伸，在新边疆不断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旧有的边疆成为内地，形成了先腹里(平原、盆地、湖泊)后丘陵，再向半山区、山区深入，最后向边境线推进的环境变迁方向及特点。故受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气候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边疆环境变迁经历了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自由发展期、人为因素进入并改造边疆生态期、外来物种进入并改变环境变迁方向期、近代化时期生态激变期、全球化时代生态剧变期五个阶段。
(一)考古时期：早期边疆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自然演替、环境自由发展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先秦约二百万年的考古时期，是“模糊边疆”的生态变迁阶段。期间，尽管地球气候及生物分布带经历了几次变化更迭，但人只是自然环境中挣扎生存的动物之一，生态环境几乎没有或很少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边疆的概念及内涵还处于模糊及不断建构、形成的过程中，是地理与地缘层面、区域与族群聚居地域层面的边缘、边界、分界(线)，是全天然的疆界，生态环境的客观存在及自然演替发展的态势处于长期稳定的状态。边疆地区之所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才逐渐进入中央王朝的统辖范畴，与复杂多样、险要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对人类生存极其恶劣的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在过去，边疆被认为是地势险要、环境恶劣、疾病丛生或是落后、野蛮难治的区域。
考古时期是中国境内人类诞生及初步发展的阶段，即“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的动物属性浓厚，对自然环境处于被动适应的状态。生态环境按自然规律演替变迁，对人类生存及发展的限制作用极为明显。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铜器、青铜时代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及信心，但因人口数量及聚居区的限制，人类的改造力在广袤的大自然面前依然十分弱小及低下，只是自然界中一个力量不断积累、社会性不断提高的动物群。即便部分人类聚集区的生态环境被改造或破坏，其力度也在自然环境可修复的程度内，如殷商都城所在地因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屡次迁移，此时自然依旧强大、人力依然弱小，殷商王朝以向自然妥协的方式迁都后，旧都的生态环境得到缓慢恢复。统治中心区的生态环境状况尚且如此，位于边缘、处于荒服范畴的广袤的边疆地区，人烟更是稀少，野生物种繁多，生态环境少有人类的干扰，完全按自然规律发展、演替。
从考古资料及有关记载看，云南元谋、丽江等地发现了百余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及化石，随后的新石器遗址及发掘物更多。从这些遗址及其出土器物看，云南滇池流域区及洱海区域因宽阔的水域及良好的气候成为各族群聚居的地区，开发较早，各部族间为了生存而进行频繁的战争，农耕及畜牧业得到初步发展，自然环境得到缓慢开发。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中原内地移民陆续进入，与土著居民融合后将流域区平整的土地开发为农耕定居区，人口逐渐增多，改造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原始封闭的自然环境被打破，各族群的生产生活改变了生态环境的自然生存繁殖态势。即便部分区域出现生态破坏，但破坏强度也在自然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之内，绝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还保持原初状态。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青铜遗址发掘出大量青铜动物模型，反映出当时动植物类型、早期畜牧业及生态环境状况；洱海区域畜牧业发达，昆明族过着“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的生活，洱海边平坦之区的农耕定居生活发展起来，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当时尚未成为边疆的边远地区(要服、荒服之区)，生态环境的原生性特点依然突出，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依旧处于自然更替状态。边界线除了地理、区域边缘的内涵外，无论是在地域层面还是在民族、政治、军事层面，边疆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如果一定要说此阶段边疆的内涵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话，那就是边疆具有了族群分界的内涵——族群聚居的边缘地带。在模糊的边界、界线的意识中，边疆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要素很少进入史料。在人烟稀少的深山河谷、密林燠区，自然生态环境更是长期保持原始状况直至宋元时期。
(二)政治及军事经营期：中原王朝介入并开发、改造边疆生态环境
从秦汉专制统治主权建立到元朝灭亡一千五百余年的时间，是以传统农耕影响边疆生态变迁的时期。秦汉以后，随着统一国家专制体制的建立及逐渐完善，铁器的广泛使用，边疆生态环境的开发进入到一个新时期。除了增加的人口、经济模式、生产工具及生产力水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增强外，不同王朝对待自然环境的理念及方式，包括其政治、经济开发及军事措施、制度，是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边疆生态环境逐渐发生着虽然缓慢但却是持续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态势。
在历代王朝的建立、发展过程中，边疆除了边界、边缘、分界等内涵外，逐渐具有了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分类、教育方式、风俗习惯等层面上的边缘线、分界线的意蕴——人类及其意旨下的边疆开始具有人文的内涵，进入了以人及其创造的文化为主要划分准则的阶段。边疆的内涵开始由分界线逐渐明晰为领土、疆域等具有“区域”“地域”等空间范围的概念。
此时的边疆是个处于不断变化及活动状态中的区域概念，多与军事征发、移民、屯垦、驻防等政策密切相关，其内涵也随着统治区域及其外延的不断拓展、延伸逐渐丰富起来，但边疆早期分界线的功能依然存在并保持。随着不同朝代疆域的拓展及外延，边疆的分界线也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但依旧以高山深谷、河川湖海等典型的自然地理地貌特征作为区域分割、界限分隔的的标识及依据，并在历代的沿用传承中成为习惯和传统。这些地理空间上的天然界线，不仅是当时人力无法逾越的障碍，也是很多生物无法逾越的屏障。边疆分界线无疑成为生物物种区域分布的天然分界线，在早期的边疆成为内地以后，原边疆界线也就成为行政区划分界线，依然保留着地理、行政及生物区域分界的特点及功能。
在这个时期，南方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依旧保持原始状态，生物种类繁多，物种多样性特点极为显著，是中原人士眼中被瘴气长期笼罩的区域，中央王朝的统治势力不能深入，汉唐王朝只能实行边郡制、羁縻制，元明后实施土司制度来进行统治。元明以后的汉文文献尤其地方志记载了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森林茂密、动植物种类繁多的原始生态环境状况。
以云南为例，魏晋时期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南以来云南地方势力发展壮大的第一个高峰期，银、铜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及农耕的发展使云南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南中统治集团的开发及其与周边族群的长期争战，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破坏，但程度和范围较小，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依然按照自然规律在演替发展。隋唐时期，在史万岁征爨、唐诏天宝战争及会盟等标志性史事之后，汉族移民入滇人数有所增加，世居民族的人口总量也有了较大增长，对环境的开发力度随之提升，洱海、滇池区域成为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之区，但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至宋大理国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依然是深谷茂林之地，如滇南的南平僚族群生存的环境极为原始，“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虫、蝮她”。
元代设置行省后，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及开发有所深入，南方边疆地区一些大中盆地已成人烟密集之所，完成了从边疆到腹里之地的转变，边疆依旧处于变迁状态。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不断深入，边疆的界线及区域向外推移。生态环境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农业、畜牧业普遍发展起来，但推行土司制度的民族聚居区开发力度不大，生态环境依然保持原始状态，“西道出邛僰，百里弥箐林。俯行不见日，刺木郁萧森。伏莽有夷僚，巢枝无越禽。根盘三岭险，气接西蕃深。……风威所播埽，瘴地空毒淫”。
(三)资源开发期：垦殖及外来物种进入并改变边疆生态环境变迁方向
从明代到清末五百余年的时间，是边疆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从长期受农业垦殖的适度影响时期，转向受农业、矿冶业深入开发而被破坏的时期，异域高产农作物的广泛引种，更深入地改变了边疆地区原始、天然的生态系统，边疆生态环境变迁的模式发生了极大改变。
明代是中国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开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大量来自中原内地的军屯、民屯、商屯大军源源不断地充实了大明王朝的边疆地区及多民族聚居区，影响了边疆历史的整体发展方向，边疆地区的自然地理面貌尤其是地面覆盖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革。绝大部分丘陵地区及半山区的地面植物由亘古未易的原生植被变成了荞、粱、麦为主的农作物，山岭上以绿色为主的自然色系被各种颜色的农作物和园蔬取代装扮，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在省会及府州县治所周边地区，出现了柴薪不能供应的情况，开始出现“濯濯童山”的记载，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环境灾害。
清代对边疆的开发比明代更为深入，移民垦殖以及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在山区的推广种植，铜、银、铁、锡、金等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及冶铸，导致了范围更广、力度更强的山地开发，加大了边疆地区生态破坏的范围。汉族移民向半山区、山区推进，尤其棚民在山区的聚居垦殖，大片的林地被山区作物取代，生物种类及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巨变。如清中期后云南铜、铁、金、银、锡、盐等矿产的开发进入繁盛期，山区森林消耗的速度加快，生态环境进入了历史以来最强烈、迅速的变迁期，矿区地质及生态环境恶化，“从前定价之时，或因彼地粮食丰裕，薪炭饶多……近来各厂商民凑集，食物腾贵，柴炭价昂”植被砍伐较快的澜沧江、金沙江等河谷地区及山间盆地生态脆弱，一经破坏就很难恢复，导致了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如水土流失严重导致表土层变薄及肥力流失、物种减少乃至消失，洪涝灾害频次增多，开始向干热河谷演变。但这类生态破坏依然集中在边疆的腹里地区，大部分边疆地区处于土司统治之下，其良好甚至原始的生态环境依然保持着自然繁衍发展的态势，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提供了基础。很多早已在内地绝迹或在大部分开发深入区消失了的野生动物，如虎、豹、野猪、麂、熊、象等还普遍存在并常被猎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大练地，六户，瘴地，水毒。西北歧路有白岩头、老虎槽，住傈僳七八户，以猎为业，去岁曾猎获虎一、豹四，熊麂、野猪无数”。
在此阶段，山川河谷依然是阻隔动植物迁徙的天然屏障，各种生物都被分隔在不同的区域里，动物、植物的种类及数量都有明显差异，形成了生物分布的区域性特征。一些随风力、流水、灾害等发生迁移的物种，即生物的自然移民，数量及范围极小，即便到了新区域也常被淘汰或变异成为本地种属，一般不容易成为入侵物种，故很少出现物种迁移及入侵的记载，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还停留在自然更替及变迁的范畴内。
这个时期虽然也存在人为的物种引进，但对生态环境及人类的危害不大，种类及数量处于可控范畴内。历史上大规模迁移及对环境影响最大的物种是不同时期引进及推广种植的作物，清代最引人瞩目、影响最大的引进作物是西红柿、玉米、马铃薯、烟草等，这些作物与人类的生存需求有密切关联，利用价值极高、需求量大，只要长成就会被收割，其生长发育的面积及数量是人为可以掌控的，不可能成为入侵物种，但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冲击，“明清时期山坡地的大量开发，使得南方山区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摧毁，水土保持发生问题，清代中叶以后，长江流域常有河川淤塞及洪水泛滥的现象”。边疆烟瘴之地的少数民族也开始种植玉米、马铃薯，但面积有限，对生态环境还达不到破坏的程度，绝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依旧十分原始，“潞江坝……地势凹下，四山高遮，空气不得舒泄，故气候炎热……草木终岁深绿不凋。产芭蕉、甘蔗、波萝、橄揽、烟叶、芦子、西瓜、仙人掌、金刚钻、鬼箭草，巨蛇毒虫以白鳝、虾蟆为最恶。榕树最多，有巨至十人围以上者。凡热带所产之物，江之两岸无一不有，一岁三获”。沿潞江往西至恩梅开江、迈立开江等边境地区，自然环境更为原始，动植物资源种类繁多，“自妥郎上至宠等，下至仰高山，气候稍热，渐有瘴毒，猛兽颇多豹熊之类”。此时期边疆生态系统及其环境的变迁，主要受到诸如小冰期及干湿带变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中央王朝开发范围的扩大及经营的深入，早期的边疆成为内地后，生态环境开始受到人力的干扰及破坏，但环境的概念及后果依旧未能进入主流话语及史料的记录中。“边疆”的概念及意义在中央王朝的语境里虽然还不算十分明确及突出，但其内涵却因内地化的不断推进而发生了分化，有了两个层面的明确含义：一是相对于中央王朝，边远地区的省、府都是边疆，这个意义上的边疆生态环境，就逐渐发生着巨大变迁；二是相对于已经内地化了的边疆腹里而言，边疆的范围指向边境地区，在边境线附近的边疆地区，生态环境虽然得到了开发，但依然十分原始。
(四)边疆危机及开垦期：近现代边疆生态环境的急速变迁及物种入侵的开始
近代化以来，民族国家意识凸显，边疆生态环境在近代科技的支持促动下发生突变，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这是边疆领土主权及民族意识、国家疆界凸显期，也是边疆地区的环境变迁日渐深入的时期。因为近现代科技如蒸汽机、电力、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的推广及应用，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力度、改变范围日渐扩大，边疆生态环境的自然更替发展态势被打破，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破坏及恶化开始并逐渐加剧，物种的减少及灭绝开始进入人类的视野。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屈辱的半殖民地及边疆危机中被动开始的，中国西南边疆危机及其半殖民地式的经济开发，客观上加快了西南边疆的近代化进程。边疆的领土暨主权危机呈现出逐步加深的态势，相对于中原内地的边疆及相对于边疆腹里地区而言的具有边境、疆界、领土内涵的边疆概念进一步明晰起来。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发生于边疆地区的战争及领土争端，使带有主权意识的领土及边境意义的边疆概念成为主流，边疆的环境状况，如气候、物种、疾病等大量见诸史料记载，受到政治、经济、军事、医疗等领域的普遍关注。
近代科技在边疆地区的推广及应用，使生态环境变迁的速度及模式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滇越铁路建成通车，云南突破了传统的内地化发展范式，近代化速度加快。60年代后，工农业科技普及到民族地区，农药化肥等开始使用，新经济物种及生态系统也开始进入边疆地区，对原生态环境表现出了更强烈、快捷的冲击及破坏，边疆成为生物移民最先发生的区域。尤其是交通技术的改进，不仅加快了人类区域性流动速度、扩大了流动范围，物种的流动也有了可能。
与传统技术造成的生态破坏性特点相比，近代科技导致了生态环境更大范围的破坏及不可逆转的恶化，在加速边疆地区生物多样性特点丧失的同时，也促进了物种的区域性迁移。南方边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物种繁多，外来物种的生存、繁殖极为容易。外来的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乃至微生物尤其从缅甸北上的物种进入湿热的与原生条件极为相似的云南后，5—20年就可以繁殖起种群。但此期的生物移民还处于自然移民占主导的阶段，人类助推的生物移民处于刚起步但尚未意识到危险后果的阶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南、东南亚成为列强的侵略目标，侵略行动加速了边疆生物移民的进程，故此阶段的物种迁移多发生在边境地区。很多物种借助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和道路翻山越岭、飞涧走壑，轻易地跨越了天然的地理障碍，在人为有意或无意的助力下迁移、流动到了其他区域。生物繁殖基础良好的云南使外来物种的入侵概率大大提高，本地物种却逐渐减少。从地方物产志记载可知，近代在西南地区频繁活动的大型野生动物如虎、蟒蛇、灵长目动物、野生印度犀、野生亚洲象、大熊猫、鹿科动物、嘉鱼、孔雀、鹦鹉等的活动及分布范围逐渐向云南南部、西南部迁移，如清代云南54个厅州县志中均有虎出没的记载，但民国年间只有14个州县有虎活动的记载。
20世纪40年代，边疆地区的物种迁移持续的边境性移动态势，使生物的生存区域发生着边疆化趋势，促动边疆生态系统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变迁。如西南植物物种的分布区域一直处于南向退缩的趋势中，史料记载最多的热带亚热带原生经济作物荔枝、龙眼、柑橘、甘蔗、芭蕉等分布范围的南向移动最为突出；四五十年代紫荆泽兰、飞机草从缅甸北上进入云南边境，逐渐成为入侵物种，拉开了云南生物入侵的序幕；人类帮助及推动的生物移民如橡胶、桉树等在德宏等边境地区的引种、扩种刚起步，但当地人尚未意识到其将会造成的生态危险。因此，这一阶段边境地区的物种迁移虽然对边疆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冲击，但种植数量有限，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尚未凸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对环境产生了日益深广的影响，这是人定胜天、向大自然要地要粮的时期，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资源众多是常见的宣传词，生态环境是个可以让人随意折腾的对象。边疆各省群众积极踊跃地参加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及毁林种粮、填湖造田等运动，大力发展工业时不注重科学选址布局，也未能合理利用资源能源，环境破坏极为严重，原始森林遭到持续毁坏，无论是天然林还是人工林，不论是防护林还是经济林，或是村前屋后、路旁水旁的散生林木、风水林、寺庙林、风景林等都遭到了砍伐，边疆生态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物种随之减少。如姚安县在20世纪60年代前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需要三四人才能合围的树木随处可见，林深泉旺，但烧炭炼钢时被大量砍伐，70年代后两三人合围的大树在姚安已极为罕见，90年代以后几乎绝迹。当时尚无环境保护的概念，森林的毁坏、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尚未引起太多关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生态环境的大面积破坏，物种入侵开始向内地扩张，生物多样性特点受到冲击，入侵物种开始受到部分环境保护人士的关注并提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但入侵区生态系统的潜在崩溃危机尚未引起重视。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的生态灾害逐渐凸显，云南生物多样性特点的保持和继续发展因之受到严重的持续性的威胁。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逐渐进入到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的变迁模式也发生了极大改变。随着现代科技的普及及人口的迅速增加，耕地面积的拓展成为较急迫的任务，尤其是林地产权制度的改变及市场经济的推动，经济林木采伐量空前增加，内地木材商纷纷进驻各大林区，边疆地区的原始森林遭到了空前砍伐，生态环境发生了更深广的变迁。部分学者关注到了此期环境变迁的恶果，开始了生态环境变迁史的记录及研究。但生态及环境在当时还是个时髦、新鲜的词汇，生态破坏的后果并没有被认识到。
随着生态系统的改变，交通及旅游业也在加速发展中，跨境公路铁路的开通，天堑变通途，物种移民更为便捷，生物入侵的速度及范围、规模加大，出于商业目的大量引进的物种，因管理不善最终成为入侵物种的现象开始出现并日渐加剧，加速了本土生态环境的变迁，边疆的生态危机开始以物种入侵首冲区、经过区的方式日渐凸显。这是经济作物被人为大量引进的时期，烟草、茶、胶、咖啡、水果、甘蔗等经济植物在边疆地区的普遍种植，导致了更多本土植被的消失及更广泛的生态破坏。只有一些交通尚未发展起来的边境地区、民族习惯法保持得比较好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还维持在相对较好的状态。但此期生物移民的品种及数量与21世纪相比还相对较少，尚未引起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变迁。
(五)全球化时期：边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及生态危机的凸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目前约二十余年的时间，是国家领土、主权凸显的时期，边疆具有了政治理念的宏观内涵，也因日益深广的文化、民族的交集与融合而被模糊了界限，具有了人文边疆的抽象内涵。由于生态环境的急速变迁及恶化，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呈现跨境(界)蔓延的态势，边疆的生态安全日益凸显，生态屏障危机重重，这是一个因制度、科技、国际关系影响到边疆生态环境变迁方向的时期。
21世纪以后，国际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环境问题、物种入侵、生态危机作为时代核心词汇出现并日渐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发展，“生态边疆”一词及其日渐丰富的内涵，开始嵌入到传统的“边疆”内涵中。在高科技的促动及资源、利益的争夺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促进下，边疆民族的生存危机与区域生态危机作为矛盾统一体同步共进，以资源、环境换发展的模式导致边疆地区的环境灾害频繁爆发。自此，边疆的内涵开始拓展，其生态意蕴不断被强调——生态及其系统、生物及其环境本身也是有边疆的，即自然界里任何一类物质及非物质的存在，无论是生物种类及其分布区域，或是非生物的水、大气、岩石等的空间位置，都有“边界”“疆界”的意蕴。此后，自然万物都存在“边疆”的理念不断被接受、运用，边疆日渐恶化的环境、生态状况也进入公众视野。
此期，由于领土主权及疆域概念明确的政治边疆，以及因文化、民族界限削弱而模糊的人文边疆的并存，边疆成为一个异常敏感的词汇，各种利益的争夺更加隐蔽但又日趋激烈，边疆开发方式的集约化、现代化特点日益突出，生态变迁的剧烈程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边疆地区尤其是边境及民族聚居区残留下来的原始森林或原生植被，也因不同的目的和手段、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被大量采伐。如本土的天然植被或次生植被，被打着中低产林改造、发展地方经济等旗号而被合法铲除，曾经物种多样性突出的本土原生林、天然林地被改种上了大面积的桉树、台地茶、咖啡、可可等经济林，成为植被类型单一、本地生态系统彻底被破坏的生态逆向退化区。很多地区成为植被无法恢复的童山，山地长期裸露，不仅导致水源涵养能力降低，江河湖泊的水源补给急剧减少，地下水的过量开采还导致了深层次的水资源危机，山多田少的边疆地区成为泥石流、滑坡、石漠化、水旱灾害等生态灾难长期困扰及制约的区域。生物危机、生态灾害以或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持续爆发，生态安全进一步凸显，并与边疆安全、国家安全的联系日益密切，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生态重建成为边疆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及施政措施的重要目标。
随着高新科技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人力对环境的改变强度、范围扩大，生态系统自然演替态势完全被打破，本土生态系统处于统崩溃状态。边疆地区保持下来的环境相对较好的区域也频繁地发生着不同类型的生态灾害，引发了多次国际外交危机，边疆生态环境日渐成为国际关系中利益较量的核心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词汇成为边疆各民族日常生活中日渐熟悉的主题词，影响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农药化肥滥用导致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环境问题，也在边疆地区凸显，可持续、和谐、绿色等成为边疆发展的关键词，水资源危机、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特点丧失、物种入侵、有害废弃物的越境转移等，成为边疆生态危机中最凸显的焦点问题。
近年来边疆地区也卷入到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的轨道中，土壤、水体、空气的污染使很多物种包括人类死于非命，原生植被的消失使广袤的自然保护区变得越来越小，数以万计的物种濒临灭绝。一些物种的绝迹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少不仅成为边疆地区最为突出的危机，也使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断链，引发了更深广的生态危机，也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如物种的消失、灭绝使很多治病救人的药材绝迹，导致了民族医药及其经济的衰落，许多可用于研发、制造新药的原材料消失导致研究及特色医药的萎缩，还导致许多有助于农作物战胜恶劣气候的物种基因消失，甚至引发新的跨境性、流行性瘟疫。
在此期间的边疆生态环境变迁中，生物入侵以更普遍、更迅速的状况呈现。入侵的物种不仅有陆地生物，也有河流、湖泊等水域中的水生生物。入侵物种的数量以肉眼可辨识的速度，成几何倍数增长，引发了国际环境组织的高度重视并不断发布高危入侵物种名录及预警通报。大部分的环境保护部门、组织及人士，深刻认识到了从边疆地区开始的生物入侵对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等方面造成的巨大威胁，出台了各种检测预警措施、制定防治入侵的法规。但遗憾的是，迄今都没有出现良好的阻止入侵的措施及系统、整体的机制，也较少进行公众普及和社会参与、立法等层面的工作及能到达县、乡、居民小组及村寨的有效监控、阻断对策，更没有建立国际合作的机制及切实有效的措施。因此，边疆地区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生物入侵，对本土生物种群的数量及质量、对本土生态系统的稳定及演替构成了严重的危害，生态屏障一再被破坏，成为生态安全、国家战略安全的最大隐患。
总之，不同时期边疆生态环境的变迁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但大多存在生物物种随着人为因素的介入而逐渐减少、衰退的态势，反映了人类生存环境出现了逐渐从恶劣到适宜、再到逐渐恶化的过程。与之相一致的是，变迁历程及速度滞后的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退化、劣化呈现出速度越来越快、恶化强度越来越大的趋势，每个阶段都比前一阶段的变迁时间要短、变迁强度要大，变迁后果也更深远。
三、跨界中的头角初露：近代化以来边疆环境价值的凸显
近代化以后，政治及思想意识形态、经济、文化、军事、信息、安全等层面的疆界，成为“边疆”一词的主要内涵——人类及其意旨下的边疆及其变迁，使人类的活动及其目的性内涵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是生物群落及生态系统从自由发展向人为因素介入并逐渐改造、破坏边疆生态环境的阶段，在资源和利益争夺中，边疆环境变迁的趋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突变，科技及制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环境危机逐渐凸显。边疆环境成为典型的跨界问题，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与环境紧密关联，新涌现的诸如跨境民族、医疗卫生、河流及其资源争端、国际法、国际关系等都与环境息息相关，都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边疆环境史，不仅需要具备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艺术学、卫生、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理论及研究方法，还需要理、工、农、医，尤其是生、化、环、材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理论、方法及研究结论，使生态与环境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真正成为跨界的学科。
(一)边疆生态形象是近代国家及地区交往中环境价值的标志
在现当代边疆环境的急剧变迁中，区域生态环境成为国际、区域交往中不可或缺的链环，“环境外交”应运而生，边疆区域的环境状况、环境质量、生态形象成为环境外交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一个国家及区域生态形象的塑造及构建，包括具体内涵、路径、方法、理论及其外交效应等问题，将不再只是生态文明及国家安全层面的问题，也是当代环境史研究中全新的难点、重点问题，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当然，历史时期国家及区域的生态形象研究及构建，也将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议题。
生态形象是指一个区域或国家呈现出来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存在性状和变迁形态，及其呈现出来的外观表象、外部形态、景致等的整体或零星的状貌，以及人们对其形成的印象、认知、评价，并以文字、音像、视频等媒介形式存在及传播所形成及构建起来的既具体又抽象的生态环境外观的集成表象体，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生态名片，能代表外界对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存在状况、发展状态的评价及定位，在环境外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边疆地区的环境状况、生态系统要素及其质量、自然景观及其外化形象等，成为其他区域及国家了解该地区及国家环境状况、生态发展态势的瞭望口、展示区。因此，边疆地区的环境及生态形象的变迁历程，成为边疆环境史研究中的新问题、新难点。
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区域的环境状况及发展状态、特点等都是不同的，生态形象也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不同历史时期塑造了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密切相连的，具备当时文化构成、思想意识形态、文学内涵及情感表达、宗教信仰及习俗特点的生态形象，使生态形象具有历时性及区域性、民族性特点。时代的烙印及印迹在环境史时空中塑造了特色浓郁的生态形象，成为区域、国家环境价值的标识。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对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态形象进行评估及准确定位，确定各地的环境形态、生态特征，改变目前环境史研究陷于环境破坏论的泥淖中不能突围的困境，突破中国环境史只研究环境变迁历史的单一层域而无法拓展及深化的僵化局面，使中国环境史学发展中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理论及方法探讨进入全新层域和高度，是丰富环境史内涵及学科体系的内容之一。当然，这样的改变，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环境史、世界环境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书写及叙述范式。
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生态形象的研究，是丰富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路径之一。而边疆生态形象的构建，是中国历史以来生态共同体、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使新时期边疆环境史学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口，更使得国家及地区交往中的生态价值有了一种全新的展现方式。
(二)边疆地区长期存在的生态习惯及乡规民约具有基层环境法制的价值
边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发挥着纽带作用及认同功能。其中，各民族的生态文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保持发挥了积极影响，各民族的环境思想、行为、意识最具当代价值之处，是发挥了基层法制对环境保护及生态修复的约束及仲裁功效。
明清以来，乡规民约及习惯法相继在民族地区产生、发展，以保护森林尤其是水源林、神林及幼小动植物、水源、水利为主要内容。中国西南地区有苗、瑶、侗、壮、藏、仡佬、哈尼、白、彝、景颇、傣、纳西等三十余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桂、滇、黔三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居全国第一、二、三位。历史时期西南各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基于生存繁衍、发展进步的需求，结合聚居区的生态资源、宗教信仰，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适合自然生态环境发展的习惯法或乡规民约，各民族世代遵守传承，是民族地区极具权威的民间法制，对环境及生态的价值尤其对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有深刻认识，逐步形成了各民族共同遵守的基层法制。
近代化以来，边疆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及习惯法中的生态保护条规，在区域环境保护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不同民族的习惯法及乡规民约内容各异，但都具有适合本地环境资源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规范等层面的约束内容，都对破坏环境、违背资源利用规约的行为，给予不同的惩罚和制裁，发挥着基层法制的作用。其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与当前的环境法一致，很多良性的环境习惯法及乡规民约，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及新农村建设中，对区域生态法治建设具有极大的实践资鉴价值，也能丰富中华多元法律文化的内涵，促进当前中国生态法治的建设进程。
清代以来云南存在地方政府的法规及民族习惯法、乡规民约在一个区域共存并行、相互包容、彼此依存的模式，规范着各民族世代传承的生态观念、生存理念、环境思想及其对森林植被的保护措施。其中最突出、对当代资鉴价值最大的内容，就是各民族适度采用、不取多于己需及对己无用的资源利用原则，不仅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延缓了生态恶化的进程，也使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长期保持在山清水秀的良好状态中。广西、贵州等地的民族生态法制，多保留在明清时期的石碑及民族文献中，对生态乡约及违规惩处的原则、措施能世代传承、尊奉，并在中央王朝统治进入后，以认同、支持官方法制的积极方式，获取地方官府的支持，得到了官方法制的认同及包容，形成了官方法制与民间法制共存并行的环保机制。这是基层环保法制的基础和核心，其对当代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资鉴价值不言而喻。
因而，边疆民族地区民间环境法制的部分规约条款，与国家、国际生态法制的主旨及目标一致，也适合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惩罚措施也能为各族民众接受，规约执行的成本及代价较小，并在民族文化传承中内化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中，达到了较好的本土环境保护效果。这为环境习惯法在当下的存续、传承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对当前生态文明法制及生态乡村的建发挥了极大的资鉴价值，在生态法制的文明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支撑作用。
(三)边疆生态在环境外交及国际关系中前沿地位及博弈价值的凸显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膨胀、粮食不足、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等问题日益严重，其跨疆界特征及渐趋严重的国际、国内影响，使边疆生态的稳定、健康发展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很多环境问题逐渐越过自然生态疆界及国界，发展成国际问题，“上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严重的跨国跨境的环境问题”，很多国界的犬牙交错区，因地理地貌、气候特征、生态基础、生态系统的一致性，成为同类环境危机爆发的地区，不仅国外的环境危机会影响到中国，中国的生态危机也会延续到邻国，“环境问题的跨境性特征，中国环境问题有可能超越国界，影响到周边国家的生态安全”，对中国树立生态责任大国的形象极为不利。
边疆地区与邻国地缘环境相近，山水相连，任何类型及程度的环境变迁，都会对本区域及邻近地区的生态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当今世界的跨国环境问题、资源环境的权益争夺更加突出，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跨境生态危机，不再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事情，也不再是一个国家、地区能独自解决的事情，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恢复需要多个国家、地区共同协作才能达成，建立跨区域、跨国界及多层次、跨领域的环境合作机制，成为环境外交的重要方式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由之径。环境外交也因此成为新型的外交理念及外交博弈方式和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格局中备受关注、举足轻重的内容。边疆的环境及生态状况在国际环境外交中处于前沿、核心地位，是重要国际环境争端、资源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及实践的着眼点。
一方面，边疆环境变迁的历程中也存在跨界的环境问题，即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也是当前环境外交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东南亚森林滥伐导致的生态破坏就是典型案例，越南、缅甸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木材生产国和出口国，其出口的珍贵木材，如柚木、桦木和其他硬木在国际市场上颇具盛名。如木材出口一直是缅甸的支柱产业，很多国家的木材进口都依赖缅甸，美国、欧盟、日本是其木材的主要出口国，缅甸森林乱砍滥伐的情况极为严重，森林储积量大幅下降，名贵林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缅甸资源与环保委员会秘书长吴登伦指出，缅甸森林覆盖率在贡榜王朝(1752－1885)时曾占国土面积的70％，1962年下降为57％，2005年为51％，2008年为24％，目前仅为20％左右，热带雨林面积日渐缩小，区域气候因此发生了明显改变。缅甸是保有亚洲仅存的几片天然雨林的国家之一，其生态破坏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具有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环境灾难威胁到的不仅是缅甸，其邻国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中国云南、广西等地，甚至整个亚洲、地球的生态环境、气候，都会受到波及和影响。越南、缅甸历史上是中国藩属，明清王朝在这里进行过森林采伐及矿产开采等活动，清中期后不断把土地赐予安南、缅甸，原属边疆的环境成为国界的环境，这就使边疆地区环境史学，尤其是历史上重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环境外交、生态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维护中最急需的内容。
比如，国际河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各国开发的热点区域，河流的国防、军事安全及生态安全问题成为国际争端中的敏感问题，与环境相关的问题都是引发争议及国际舆论关注的敏感焦点。地质灾害、水土流失、水质污染、水域生态环境破坏、水生生物入侵或灭绝、水资源争夺等争端，在国际外交中一再发生。中国的国际河流多集中在边疆地区，边疆河流的环境问题、生态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影响日益重要，促使边疆地区环境外交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如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澜沧江(湄公河)、红河等，都是中国西南和东盟间争端不断的国际著名河流，近年来因修建水电站及其他开发导致河流径流量减少、水文及生态环境改变及下游频繁的水旱灾害等，引发了一系列的外交冲突，民间纠纷一再见诸新闻报道，日益彰显着边疆环境的安全价值及国际意义。
在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积极关注环境外交，并将其作为解决国际争端及冲突的重要筹码之时，边疆地区的环境变迁在环境外交中开始成为敏感且被赋予了新时代标签的国际性问题。中国要在环境外交中占据优势及主动地位、承担大国的生态责任，不仅要治理、解决边疆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还要关注邻国生态环境的安全，在环境外交中与国际社会协调解决跨境生态问题的机制，制定共同遵守的环境法规，在边疆及邻近区域的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环境形象构建中积极作为，尤其是要树立环境公益、环境责任的形象，才能逐步建立中国作为环保大国的国际形象，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
另一方面，环境外交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当然也成为当代环境史，尤其是边疆环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当代新型的国际外交，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军事的角逐与较量，不如说是环境及生态的制衡及仲裁。大国力量及国际仲裁权的博弈，已经转移到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及生态的话语权及其标准的控制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从区域性的空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迅速演化为全球性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失衡、气候危机，出现了从局部向整体、从中小规模向大规模扩展的趋势。很多环境问题、生态危机逐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且新型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也日益加剧，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关注力度与日俱增。生态安全成为国际政治视野中非传统安全的主题，成了发达国家主宰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武器，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壁垒、新瓶颈。无论是国际投资、生产、贸易、消费等，随时随处都能看见环境问题的身影，成为新型国际竞争及制约的有力武器。环境外交的研究，成为当代环境史、国际关系、环境伦理、生态治理及修复等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边疆环境问题对以主权国家为主的传统世界秩序造成日益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成为国际冲突爆发的诱因之一，改写着国际关系的书写及记录规则，对主权国家和国际法构成挑战、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影响世界和平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成为大国外交的筹码，促使传统外交脱胎换骨，转型到以环境外交为核心的轨道上。一个个国际环境法则、协定得以订立、施行，气候、能源、资源、环境、人口、空间和海洋的利用及矛盾调节等全球外交议程，与传统的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纷争等问题平分秋色。
换言之，环境外交已渗透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贸易、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对人类思维方式、发展模式、生活及消费方式构成全方位挑战。各种重要的国际论坛无不涉及环境问题，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竞相扛起环保、气候大旗，各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环境外交及对话平台日益增多，并趋于制度化、常态化。在当代环境史的研究中，环境外交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领域，边疆环境史在环境外交中的学理价值及支持地位不言而喻——只有在边疆环境史支撑下的环境外交，才能在了解环境历史的基础上全方位评估及预判环境演变的趋势，对跨界环境危机及时做出回应及政策调整。
因此，边疆及邻近区域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解决，成为中国积极主动推行环境外交、改善中国生态形象、提高中国生态话语权、提升中国环境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的重要目标。边疆环境史学真正在跨界中崭露头角，进一步使环境史受到国际社会及公众关注，展现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四)边疆生态安全与生态屏障是国家发展战略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边疆”内涵的演变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从自然层面的边疆到人为意识的边疆，再到自然生态的边疆，反映出人类在自然界中位置的变化，即从弱小的被动接受自然制约的个体，到生产力及科技发展支撑人类强有力地主宰、改变自然而成为“无所不能”意识的群体，再到在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生态灾难中成为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庞大群体，边疆环境的地位及价值随之不断变迁。近代化以来，边疆在环境史层面上逐渐成为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生态安全、生态屏障成为边疆安全及防御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环境外交及生态形象成为新型国际关系及国家实力竞争的核心问题。
一方面，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的研究将成为当代环境史研究的新主题。在领土及疆域概念明确的主权边疆及因文化泛化、民族界限削弱的模糊边疆的交错状态下，生态变迁及其安全成为影响国家及国际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边疆因此变得异常敏感。生态边疆的嵌入，既表现了自然及其力量的强大、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力，也表现了生态在区域及国际生态变迁、在国家及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具有的生物及生态系统的分界、屏障功能使边疆成为跨区、跨国生态变迁的脆弱及敏感区域，在当代环境史的书写及研究中，生态屏障及生态安全就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随着生态边疆界线的打破，生态安全成为威胁当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近年来，边疆地区存在的跨界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逐渐增多，尤其是通过边疆地区入侵的物种、各种动因造成的人为生态破坏，正日益严重地威胁本土生态系统，成为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的最大隐患。这就促使边疆地区尤其跨境区域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状况、变迁趋势，成为目前环境外交中最敏感、最紧迫的问题，生态安全、生态屏障的概念及其防御理念、措施、政策等，也成为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最受瞩目的关键词，高频率地出现在国家决策、国际关系及环境外交中。
边疆是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的核心地带，边疆生态屏障及其安全的历史变迁状况及影响，使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及服务现实的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增强。边疆作为从传统的领土、疆界层面上的自然分界线到具有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内涵分界线的概念，再到作为一个集中并融合了多维内涵的特殊区域，在其环境及生态属性凸显之际成为物种迁移、流动及入侵的首要之区，导致本土生态系统的崩坏，浓缩、见证了边疆社会及自然环境发展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变迁历程，记录了特定区域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变迁史，这使边疆环境史学的内涵、范畴不断拓展，现实资鉴价值日益提升。
另一方面，边疆作为物种入侵的前沿区域，引发了一系列的生物灾害，使边疆地区物种生态史、生物灾害史、本土生态文化及灾害文化等领域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日益凸显，与此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变迁史、生态安全形成及演变史的研究，生态屏障的变迁及在自然生态疆界中价值演变历程的研究，也将受到环境史及更多学科、学术团体的关注，研究成果也能在更大程度上服务、资鉴于国家战略。
总之，只有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得到保障，生态屏障发挥其积极的生态系统分界、防护的功能，国际及国内进行的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本土生态系统恢复并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的目标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才有可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内涵及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而在这些目标的实现及概念的丰富过程中，边疆是一个不能缺席的概念及区域，边疆地区环境史的研究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环境外交、生态安全及生态屏障建设等领域及层级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国家战略及建设生态安全与生态屏障层面的重大问题，具有了学术研究及现实资鉴的价值。
四、回归与开拓：边疆环境史学的兴起及研究视域的扩展
鉴于现当代边疆环境尤其生态系统的价值及作用，必须在学术及学理层面解决一个问题，即在环境史、边疆学、安全学、生态学、环境管理、环境外交、环境法等学科中，给边疆环境史安放一个醒目的位置，使环境层面的边疆，回归其自然的本位并发挥相应的价值，丰富、开拓环境史学科的新内涵、新领域，夯实边疆环境史的基础，拓展其学科视域，成为当前新文科建设的典型案例。
(一)边疆环境史的回归：边疆环境及其变迁史在学术研究中价值的凸显
从学术层面上开展边疆环境史研究，能够在学理上为边疆生态安全及社会、经济稳定提供理论及实证层面的支持及资鉴，为生态文明尤其边疆生态屏障建设提供历史依据，为生态安全、环境外交提供理论及案例的支撑。
首先，边疆环境、生态的功能及其服务价值凸显。全球化时期边疆环境问题的突出表现，是邻国生态破坏后果日益强烈地危及边疆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如老挝、缅甸等国热带雨林的大面积破坏引发的系列生态灾难，对云南本土生态环境尤其生物多样性造成了极大冲击；云南边境地区森林的破坏及其生态变迁，尤其是热带雨林被大面积的橡胶、桉树等速生经济林木代替造成的物种、生态单一化现象，也对邻国的生态环境甚至区域气候造成了不利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在边疆地区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移民等活动，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形成及演绎的，都是在一定的环境基础上存在及展开的，并受到诸如气候、疾病、物种等不同环境因素的制约及影响。在当前全球不同层面上呈现的生态危机及环境问题尤其是物种灭绝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刻，边疆生态、环境的内涵与范畴也随之日益丰富，其具有的生态价值及政治、外交、安全的功能也日益凸显。
自然环境是一切历史事件进行及发展的基础，无论是领土、政治、经济、军事、民族、资源，还是文化、艺术、思想、信仰、心理、认知层面上的边疆的形成及建构过程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完成的，在具有自然环境内涵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及破坏。因此，从环境史视角看待及研究边疆，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纠正、深化其他视角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缺漏，也能最大限度地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及生态中心主义的桎梏，将人作为生物界一个需要生存、需要与其他生物相互依赖才能发展的种类，关注除人以外的生物及其环境在边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看待边疆历史发展及其变迁动因与深远影响，认识边疆环境及其生态安全在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国家生态安全乃至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及理想愿景。
目前，无论边疆的领土、政治、文化、民族等概念内涵如何变化发展，一个无须辩驳的事实日益凸显：人类社会已被重重的生态危机包围，边疆已经具有了生物群落、物种、生态链、生态系统等内涵，以山川箐谷、河湖泽溪等自然地理的天然分界线确立的边疆，仅仅只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自然界生物及其生态群落、生态系统的分隔线，边疆的人文属性及功能被强化，边疆生态学、边疆环境史、边疆生态安全、边疆生态屏障、边疆生物类型学等成为格外凸显的名词，在边疆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成为不能回避也无法忽视的问题，即边疆环境及生态变迁在边疆史、边疆学构建中的价值，值得以新的视角给予关注。
其次，边疆环境史所包含的多样性内涵，可以丰富环境史学的学科基础，使环境史研究的内容、对象及主题、理论、意义等问题得到拓展、丰富。边疆地区因自然生态环境保持相对较好、自然物种保存最多而成为生物多样性特征最突出的地区，但因全球化的深入、交通及通讯、军事等高科技的发展而成为物种越界迁移、入侵的高发区，引发了区域环境的剧变及本土生态系统的崩溃。边疆环境史因此成为边疆史、环境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领域，并因边疆生态安全关系到地区、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及国际外交、国家安全等，具有了国家战略的性质及现实意义，是环境史研究中应该拓展及深入的领域。
至此，边疆环境史研究的要素、内涵及价值、意义等，就进入到历史、政治、经济、生态、地理、资源环境、管理、安全、国际关系、战争、外交、法律、制度、灾害等学科的视域，并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开始回归其应有的自然及生态位置，成为政治学、外交学、法学、边疆学、生态学、安全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研究中无处不在的关键点，这使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形象、生态屏障、生态安全、生物灾害防治等理念，有了基础的学术支撑点。
(二)边疆环境史基础的夯实：本土及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涵的提升
边疆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极为丰富，各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生态认知、生态思想、环境行为等，在区域环境保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区域生态变迁发挥了重大影响。目前虽然有不少学者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生态文化做过调查、资料搜集及研究，一些部门及人士也注意到了传统生态文化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并进行了研究。但具体政策的落实并未在行动上得到重视，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实践转化、内容提升也未深入展开，这使传统生态文化的发掘利用停留于表层，边疆地区的生态治理及环境恢复成效有限，特色及优势没有得到体现。当务之急，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挖掘及塑造边疆地区本土性、传统性特点浓厚的生态文化内涵。边疆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及环境危机的出现，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开展的自然保护区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成效显著。但生态危机还是时有爆发，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很多环境恢复的措施成为新的环境问题及危机的根源，旧危机未去新危机又来的状况频发。究其原因，与部分政策及措施不适合边疆地区的生态基础及环境修复、治理的实际需求有密切关系，更与政策与措施脱离甚至背离本土生态系统恢复的实际需要有密切关系。同时，部分传统生态文化的内容因不适合当代生态治理的实际需求而被弃置，其部分理念、行为模式与现代环境保护及治理的需求相距甚远，这使得边疆地区本土生态文化的优势没有得到认同及体现，其内涵提升及文化适应等工作没有系统深入地开展，也就没有转型成为适应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及恢复需求的新型生态文化。这是边疆地区一些老大难的环境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因此，应结合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完善的环境制度，建立严密的大数据管理、监测机制，充分借鉴边疆各民族全民参与环境保护、敬畏自然生灵的做法，借鉴其生态恢复的传统经验及措施，在进行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恢复、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重构新时期边疆生态及环境修复的新机制，转化、提升边疆地区生态文化的内涵，将各民族对森林、河流、土地、井泉湖潭、草场、沙漠、湿地、冰川、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认识了解和对资源适度利用的原则及途径，以适合现代科技文化及当代理念的方式展现出来，成为生态文明时代新生态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次，提升、转换边疆生态文化的叙述、传承方式，重塑各民族生态文化在环境保护实践中的新形象、新机制。边疆民族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崇拜养育他们的自然山水、森林土地，还崇拜给各民族提供生存资源的动植物，使自然环境及其要素成为具有文化象征属性的生态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如很多民族认为山有山神、树有树神、田有田神、水有水神，在打猎、伐树、开田、捕猎时都要祭谢神灵，这种对自然资源神灵的信仰及崇敬，有效地保护了自然资源及物种数量，维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因此，提倡、鼓励其对自然的敬畏思想及感恩自然、保护环境的行动，以环境的和谐、持续发展为原则，促使这些思想、认知及实际行动转化成当代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但部分行动却不完全适合当代生态治理及修复的实际需要，不具有可操作性，应该有选择地摒弃不适宜于当代文明实践的内容，选择并保留有益于本土治理的措施及文化内涵，重新构建既具有本土特色，也具有可实施、推广性能的新生态文化内涵。如金沙县平坝乡苗族一直秉承“树与人一样，没有兄弟伙伴依靠就不能生活，也长不成材。野草杂木、山野中的鸟虫等等一切都是树的亲密兄弟，若排除了他们，有生命情感的苗木，就会孤独难受而难以长大，甚至会死掉”的理念，提倡用本土树种培育新林的措施，既保护了环境，也保证了本土生态资源的持续发展，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本土生态恢复措施，值得当代生态治理者借鉴，是当代生态文化建设应推广的内容。边疆民族在农业耕作中的绿肥堆积及使用方法，是现代绿色有机农业最值得挖掘及推广的文化内涵，滇黔桂地区的哈尼、壮、苗、瑶、傣等民族积累了积绿肥施之于田的方法并代代传承，哈尼族、傣族把野生植物泡在稻田内，腐烂后作为绿色肥料肥田；壮族每年农历四月进行“砍绿肥”活动，到深山里适度砍伐蕨类、树枝等易腐枝叶，将其打捆埋于泥中或湿土里，经半个月左右的发酵、腐烂后就成为绿肥，农历八月再将其施于稻田中。这种无化肥农药污染、自然资源再次回归自然的天然有机绿肥的制作及使用方式，正是当代有机、绿色肥料的核心内涵，也是最需要提倡的传统生态文化。因此，发掘及重新构建边疆民族地区本土、传统的生态文化内涵，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提升、修正和优化后，必定会成为内涵更为丰富、理念更加适用的生态治理、生态修复乃至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推进边疆环境史、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有力支撑。
再次，保留、弘扬、传承边疆地区生物、生态系统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制定一整套具有本土特色适合边疆地区各民族全民参与生态保护及修复治理的规划及机制。各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在与自然共生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乡土性特点极为突出，不仅生态知识、生态观、生态行为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生态法制、禁忌、信仰等也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及民族性。且边疆地区处于生态边疆、生态屏障的关键位置，生物多样性特点突出，生态基础脆弱，一当破坏就无法逆转。但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滞后，面临着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双重压力。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应发挥边疆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及治理机制的优势。以生态文化及其行动保护生物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的人文基础，势在必行。因此，边疆地区面临着既要实现生态环境和生物、生态系统多样性资源的有效保护，也要在当代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任务，就要在行动上、更要在政策及处罚措施上建立严格的生态制度，彻底摒弃生态保护让步经济发展的决策思路，还要在推广、普及传统生态理念及文化措施的基础上，制定出适合边疆地区生态保护及修复治理的规划及政策措施，发扬各民族全民参与、遵从生态法制的优良传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的生态命运共同体愿景。
(三)环境史视域的拓展：边疆环境变迁史及其研究新领域的开拓
在环境史学面临新机遇、新挑战之际，在边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学术及实践价值日益凸显的时候，边疆环境史应该受到更广泛、深入的重视。边疆、生态、环境、区域、国际化、外交、安全、屏障等概念，在全球化视域中早已不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微观层域里的僵化词汇，而是在宏观层域里沟通历史与现实、区域与国家、生态与环境、边疆与整体的相互联系又灵动鲜活的统一体。
边疆在环境史层面上也是区域、区际及国际生态的重要分界区或过渡区，边疆生态环境的改变及生态系统的崩溃及其引发的系列问题，成为全球区域环境隐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边疆环境及其生态变迁史无疑是边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内容及领域，也应该是环境史研究中亟需系统开展的领域。边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的威胁及其导致的系列后果，使边疆地区的生态屏障、生态安全成为关系到区域、国家生态系统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因此，应从国家战略及国际关系的高度重视边疆环境、生态及物种状况的变迁历史，从国际环境史视域关注边疆的生态治理、环境修复、生态安全、生态形象、环境监测、物种入侵及其防治等问题，将其作为环境史学深入、拓展的领域。
边疆地区保留并传承了相对完整的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及保护的思想、措施、制度及文化等，不同民族及区域在生态保护及本土生态系统维持中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案例，是环境史研究中较有价值的议题。发掘边疆各民族与环境及各生态要素和谐共生、适度利用自然资源并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发展的历史文化内涵，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桎梏，在理论探讨、方法及路径拓展、领域创新上突破被既有路径及范式围困的局面。由此，“华夏失礼，求诸于野”的情况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诸如制度、风俗、语言、服饰、艺术等文化、思想领域，在环境及其生态维护层面也是如此。早期族群在与环境相依相存中总结出的方法、经验、教训，从中衍生出的边疆民族的环境意识、认知、信仰、习俗、禁忌、制度等，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值得抢救性发掘整理并进行转型，文化适应等的深入研究。
虽然环境史是生态环境在与人的互动中、在自然变迁及演替的历程中，不断以优化或劣化的方式变迁，并呈现生态要素不断减少、灭绝的过程。尽管在不同类型的史料中，都可以轻易找到很多人类破坏、毁灭环境的证据，使环境衰败论似乎有了依据。但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有意或无意进行的环境优化、改造、治理、修复、保护等活动，建立了较好的制度和实践措施、系统的思想和代代相传的环境认知与理念，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文化。然而，它们在环境史学的殿堂里尚待字闺中，如果对这些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或是抢救性的调查，可以很好地弥补缺憾，拓展环境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五、余论：边疆环境史学不能忽视整体关照
毫无疑问，除了陆地边疆的环境变迁史以外，海疆及其更为丰富深邃的海洋环境变迁史，也日益成为环境整体史研究中更具魅力的部分。虽然南方热带亚热带的边疆环境变迁与北方温带及寒带的边疆环境变迁史有着迥异的差别，陆地边疆的环境变迁与海域边疆的环境变迁也存在天壤之别，但差异性及多样性、复杂性，才是自然生态环境原本的存在及发展状态。
强调边疆环境史的学术价值及其在现当代生态文明实践及研究中的意义，难免让人产生边疆环境史“王者归来”的错位印象。但边疆环境史的价值及地位再重要，也只是中国、世界整体环境史中的一部分，绝不是全部也不可能代表全部，就算其内涵、研究对象、实践案例如何丰富、如何具有代表性，也不可能改变其局部及区域的位置。因此，关注区域环境史的特殊性及代表性时，不能忽视了整体、宏观环境史研究的初衷及目标。
做任何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都应该具有全球环境及其生态整体史观的理念。世界环境、中国环境及其变迁史，一直以来都是在一个大的系统、在一个完整的相互依存的地球整体环境中进行的。整体的环境史及其变迁趋势，决定着局部及区域性的环境变迁方向。而任何局部性、区域性的变迁，也会对整体产生不同程度及范围的影响，任何短时段或中时段甚至是长时段的变迁，也会对整个地球漫长生态环境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尽管影响的结果在很多时候是不为人知的，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不能就此否认这些影响的存在。
研究、发掘边疆环境史的具体内容，是补充、丰富及扩大中国环境史研究视域及路径的途径之一。边疆环境史的学术及实践价值的论证，绝不是一家独大，更不是要证明其他区域的环境史的内涵及价值不重要，而是为了重新审视一度被学界有意无意忽视了的边疆的区域性价值，并尽可能多地发掘其内涵，保留及记录下那些即将在全球化影响下消失的本土的、多样的、传统的生态文化及环境变迁史的独特案例，以充实、丰富整体环境史的内涵，改变当前陷于僵化的环境破坏论的桎梏和瓶颈效应，从中发现新的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甚至新的研究方向、研究路径，扩大环境史的学科框架及内涵。
相对于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而言，边疆环境史必然是一个边缘与中心、区域与整体的关系，是一个从被无意识忽视到有意识重视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促进整体环境史学的发展，推动学界乃至公众树立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生态整体的意识及思维，为建设生态命运共同体提供范本。只有全社会都具有了生态整体及各环境要素、生态系统互依互存的理念，才能制定出适合各地实际需要的、有助于本土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政策及制度，也才有可能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及其维护措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时代才能真正到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也才能实现。
【作者简介】
周 琼， 女，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环境史、灾荒史、 生态文明及灾害文化等研究。
徐艳波，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灾害史、灾害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