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历史时期气候、水文、植被等地理或环境要素的变迁，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但将环境作为史学一个专门领域加以研究，则是最近20余年的事。环境史主要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和人类关于环境的认知，大概包括环境变迁史、环境保护史和环境思想史三方面基本内容。当然，作为史学的一个“新兵”，有关环境史学科建构的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等，也是环境史研究极其重要的内容。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版对历史时期的“人与自然”即环境史这一史学前沿领域予以高度关注，刊登了众多环境史方面的学术文章。
有学者从学科角度入手，从学理上对环境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唐纳德关于全球环境史兴起的介绍，梅雪芹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寻踪，王利华关于环境史的旨趣、意义和建构中国环境史学的设想，李玉尚关于计量与环境史研究的阐述等。另外，一些学者还就如何深化环境史研究和拓展环境史研究领域有一定的探讨。如邹逸麟认为，中国环境史应研究环境问题的由来、产生的动因及其必然或偶然性、如何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等几个根本问题，学界可从人口与土地利用、水环境变化、社会体制、社会史与环境史的结合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环境史研究。无独有偶，王先明的文章也对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问题进行了阐述。杨伟兵以西南地区为例，从区域的视角就如何深化环境史的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李玉尚则以地球“另外十分之七”为对象，就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基本的介绍，对拓宽环境史研究领域颇有启发意义。
关于环境史的实例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佳文。这些研究或以某一环境主题为对象，如赵珍关于历史时期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变迁，王建革关于三江地区宋明以来自然水利生态的开发与利用，陈业新关于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的研究等；或以某一环境要素为对象，研究历史环境变迁及社会应对，如朱浒关于“明清小冰期”时期中国环境恶化趋势及应对，王建革关于古代江南水生植被变迁的研究等；或以区域环境史为对象，如胡芳关于明代以降黄河上游地区生态与社会变迁，石超艺关于明朝前期白洋淀始盛与保护，谢丽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等。另外，一些研究成果还就环境与社会文明的相关论题进行了探究。如司徒尚纪、刘祥学、彭丽华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对生态环境在岭南文化的催生、瑶族社会性别平等现象和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的作用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孙群郎、王晓杰则从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视角，对环境与中外城市文明间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最近，媒体报道了有关机构关于国内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和90种非抗生素类医药成分的研究结论，令社会哗然。其实，对于抗生素滥用的问题，施雱早于一年前就在“历史学”版发表相关论文，充分显现了环境史观照现实的情怀。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历史学”版不仅具有学术前沿意识，而且视野开阔，对全球环境史的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对海外环境史研究动态的关注，如高澜、贾珺关于欧洲、英国环境史研究之跨学科、全球视野、多元化和多样性等情况的介绍等；二是对海外学者具体研究成果的评介，如侯深对美国学者亚当·罗姆新著 《乡村里的推土机》的评介即是；三是刊发了海外关于国内外环境史研究的文章，具体如德国克里斯托弗·毛赫的《人与自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非简·卡卢瑟斯的 《南非历史上的环境不公与资源控制》、美国马立博的《从史前到现代：讲述中国环境故事》等。这些论文的发表，有助于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对中国环境史学的建构也大有裨益。
作为一个普通的环境史研究者，笔者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刊5年来从该报“历史学”版所发的环境史论文中多有受益。同时，也希望该版今后在环境史研究主题、内容、方法等方面，进一步从“深化”的角度做好“文章”，从而确立其在环境史研究成果发表方面的引领地位。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