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种烟草在华北推广的环境影响(1913－1949)
——基于山东、河南两省的考察
李志英尹露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随着近代卷烟业的兴起，美种烟草被引进中国，中外烟草企业竞相以美种烟草为原料生产卷烟。为了减少生产成本，美种烟草被引进自然条件适宜的山东、河南等地栽培，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加之原有土种烟的种植，烟草的栽培呈现大面积单一种植的局面，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失衡，病虫害猖獗。至20世纪40年代末，山东、河南等地的烟草病虫害，无论是发生频次还是虫害种类、程度均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影响到50年代以后。为了适应卷烟工业的发展，烟草收获后的传统加工法晾晒法逐渐式微，使用煤炭做燃料的烤烟法从美国引进，并在山东、河南等地大量推广。烟农纷纷建设用于初烤的烤房，烟草公司则建设机械化的复烤房。大量利用煤炭的烤烟生产，加大了炭排放量，加之华北盛行西北风的自然条件，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关键词:近代华北地区；环境史；美种烟草；病虫害；烤烟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2－0152－07
作者简介:李志英(1953－)，女，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环境史研究；尹露露(1989－)，女，江西萍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
美种烟草是原产美国的优质烟草，19世纪末引进中国。20世纪初，中国境内出现了卷烟制造业，为了生产优质产品，无论是外资在华企业还是民族资本企业，都积极致力于美种烟草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与推广，使美种烟草很快地在中国农村普及，并在短期内迅速成为中国农村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
史学界关于美种烟草在中国推广情况的研究，主要与英美烟公司在华活动、民族卷烟业发展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翰笙先生就在《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①一书中详细、全面地叙述、剖析了英美烟公司在华的侵略活动和性质。1983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纂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问世，为英美烟公司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此后，有关英美烟公司的研究逐步深入。1958年，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合作编辑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推动了民族卷烟制造业的研究。学界关于民族卷烟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代表的民族资本企业的研究上，其研究重心多集中在公司的经营管理、销售特点与特色以及与英美烟公司的竞争方面。另外，高家龙的《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从竞争的角度探究了近代以来中国土地上中外烟草公司的关系和发展。还有一些学位论文涉及了美种烟草问题，但其研究多集中在美种烟草种植的社会经济影响方面，并未涉及环境问题。河南大学张红峰的硕士学位论文《1912－1937年的河南烟草业》专设“自然灾害频繁、战祸不断”一节，但其探究的是自然灾害对烟草种植的影响以及由此给烟农带来的经济损失，并无环境史的研究。关于美种烟草在中国推广带来的环境影响，以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未得见。有些论者从工人阶级遭受压迫的角度对卷烟业的情况进行过研究②，涉及了工厂的生产环境问题，但其关注点在工人的遭遇上，研究向度并非环境史之探究，因而缺乏环境问题的论证。本文主要从环境史的角度研究位于华北地区的山东和河南两省①，因为这两个省是最早种植美种烟草且种植量最大的省份②，而且两省同处华北地区，有着基本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农作习惯，因而由于美种烟草种植推广而发生的问题、产生的后果也基本相同，对于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有共性，便于深入探究。
一、美种烟草在华北的试种与推广
烟草原产美洲，明万历末年经菲律宾传入中国，先在东南沿海一带流传种植，后传入北方，开始在华北地区种植。降至清末，这种早年引进的烟草种植依然十分广泛。由于经过了中国农民长达数百年的驯化，这种烟草已经有了显著的独特性，因而被称为土种烟草。据时人调查，至1910年，每年土种烟草的总产量仍高达427万担③，主要用于制作水烟、旱烟和鼻烟。
美种烟草则特指产于美国弗吉尼亚等地、清末引进中国的红花烟草。这种烟草“植株有时高达七英尺，外表相当粗壮。它的叶片有时长两英尺，上面布满腺毛，轻微揿压，就断裂开来，有一种粘液流到外面，手上则留下一股难闻的气味。它的花朵成束地长在作物顶，常呈淡红色，虽然也有白色和深红色的花朵”[1](P55)。也就是说，即使仅仅从外表看，20世纪初引进中国的红花烟草与已经在中国栽培了将近三百年的土种烟草也很不一样，至于其品性当然也存在显著差异。
其实，不论美种烟草还是中国原有的土烟，最初都是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烟草植物，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异是环境条件改变的结果。“没有一种作物像烟草那样容易因气候、土壤和不同的栽培方法而发生变异。”[1](P33)于17世纪初引进中国的美洲烟草，在中国农民近300年的栽培中，逐渐适应了中国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并且由于中国农事习惯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异。这种经过中国农民栽培而变异的烟草，“叶小，质非上等，干燥方法亦粗简欠讲求”[2](P11)，并不适合制造卷烟。随着卷烟工业的兴起，美种烟草乘机进入了中国。
1890年，美国卷烟首次输入中国，由于其自身气味的馥郁芬芳和携带吸食的方便，很快便征服了中国的消费者。其后，在外资烟草公司、华资烟草公司的积极推销和激烈竞争下，卷烟市场迅速扩大。1900年中国卷烟的消费量为0.3亿枝，两年后即1902年就遽增到1.25亿枝，到1910年已经达到7.5亿枝[3](P2155)。从进口值看，卷烟最初进入中国时“仅数十万元，旋即进为百万元，当1902年，输入价额计二百万海关两”[4](P1)。
随着卷烟进口量的激增，外商看到了中国卷烟市场的巨大潜力。为了攫取更大、更多的利益，他们开始试探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直接在中国制造卷烟。19世纪末叶，已有美资、俄资等外资卷烟制造厂出现，在中国就地制造、就地销售卷烟。20世纪以后，外商企业朝着垄断中国卷烟制造业的方向发展。1902年，由六家英资和美资烟草公司联合组成的英美烟公司在伦敦注册成立，同年即进入中国，力图开拓中国市场。次年，英美烟公司在浦东设立烟厂，开始了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卷烟的历程。
为了解决卷烟生产的原料来源，英美烟公司派人在中国产烟省份展开了广泛调查，企图用中国本土的烟叶生产卷烟。但是，调查的结果并不理想。各种调查和检测都表明，中国本土的烟叶并不适合制造卷烟。这些烟叶不是属于烈性烟叶，就是属于级别很差的烟叶，“土种烟草，无论色和味，对于制造卷烟都不适宜”[1](P6)。英美烟公司等外资公司不得不靠进口美种烟叶来维持生产。
在英美烟公司利用中国的资源制造卷烟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卷烟业也诞生了。1902年，北洋烟草厂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授意下建立，是为中国第一家民族卷烟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在“不用美国货，不吸美国烟”口号的激励下，国产卷烟销路大增。民族卷烟工业出现发展高潮，仅上海一地便新设卷烟厂10家，至1906年除1家倒闭外，仍然有9家[5](P25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卷烟业再次迎来发展高潮，到1921年，上海已有华商卷烟厂13家，卷烟机从1906年的16台遽增到104台，职工人数则从480人猛增到5512人；上海出口的卷烟价值达1100万海关两，运销国内各地的卷烟价值达5000万海关两[6](P215)。
外资和民族卷烟制造业共同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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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行政区划看，山东属于华东地区，河南属于华中地区。然地理学界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划分，均将山东和河南划入华北区。关于华北地区的自然地理区划，目前地理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华北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五省二市，这种划法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形成地理环境的各种因素，包括地貌、温度、降水等等(见孙金铸主编《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95页；韩渊丰著《中国区域地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7页)。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二市和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这种划分法考虑地理相关性和地理发生学比较多(见赵济、陈传康主编《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然不论地理学界如何划分，山东、河南两省的自然地理划分均属于华北地区则是确定无疑的。
② 最早种植美烟的还包括安徽、湖北等省，但由于其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限制，美种烟种植扩张的速度并不快，美种烟的产量也很难与鲁豫两省相比。请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454页的统计，以及《工商半月刊》1933年第1期《上海华商卷烟工业之现状》一文中的统计。
③ 1910年6月9日上海英美烟公司阿林顿调查我国土种烟叶产量的报告中称:“我们揣测中国(不包括满洲)每年生产烟叶大约5亿磅左右。”“我们估计烟叶的生产情况约计如下:满洲7，000万磅。”见《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第250－251页，两者合计约为57，000万磅，以100磅合计0.75担，折算427.5万担。
卷烟生产，使得中国市场上美种烟叶的需求不断膨胀。1900年，中国每年进口的美国烟叶只有217，000磅，价值21，000美元。到1919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分别攀升到13，009，000磅和4，635，000美元，占到了中国进口烟叶的一半以上。到1922年，这两个数字又分别攀升到32，418，000磅和10，721，000美元，已经占了中国进口烟叶的92%[7](P240)。
大量进口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料，对于企业来说当然并不划算。于是，英美烟公司在谋求利用中国本土烟叶生产卷烟失败后，又转而谋求利用中国的土地和人力种植美种烟草。他们在最有可能种植美烟的中国烟草产区进行了广泛调查，希望找到气候和土壤条件都合适的地区开展试种。最初，英美烟公司选择了有悠久烟草栽种历史的湖北光化和老河口、山东威海卫、潍县和坊子等地试种美烟。湖北地区是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积极推动引起了英美烟公司的兴趣。山东的威海卫、潍县和坊子地区被选中则是因为气候和雨量都非常适宜种植烟草，从土壤的性质看，“这地区由于土地系沙土底层带有粘土，因而将有可能种植优质烟叶”[7](P261)。
试种的结果表明，“湖北雨量过多，证明对烟叶质量不利”[1](P6)，“所产烟叶不堪制烟”[8](P45)，于是湖北被弃用。威海卫地区也不适于种植优质烟叶，主要原因是“离海近，烟叶受海风潮气侵袭，不易生长”。威海卫的试种在坚持了两年之后，最终也宣告失败，“全部人员并入坊子试种站”[7](P263)。而潍县和坊子地区的试种效果很好，“这里的土壤和一般的植物与威海卫的相似”，但没有威海卫因靠海过近而影响烟叶生长的问题，“而在这一地段建立农场具有优于威海卫的以下有利条件——可以种植的数量是无限的，沿铁路线种植烟叶的田地有50哩长，生产区宽约为20哩”。同时，这里还“是德国人开办的煤矿所在地，而且位于最好的烟叶种植地的中心”[7](P260)。也就是说，潍县和坊子地区不但有着有利于美种烟叶生长的自然条件，还具备了使用煤炭烤制烟叶的有利条件，这可以大大节省烟叶烤制燃料的运费。于是，坊子试验所成为英美烟公司推广新烟种的中心。
与此同时，英美烟公司还在河南的许昌地区、安徽的凤阳地区展开了试种。河南许昌周围的土壤含氮、磷、钾等天然肥料，气候也适宜，是种植烟草的理想之地。“河南土质比山东、安徽都适宜于种植烤烟，那里种的烟叶纤维细，色彩黄的比例高，适合种烟的地区广，附近煤矿保证了烤烟用的燃料。自然条件甚为有利。”[7](P272)相比较而言，安徽的自然和社会条件都要差一些，从土壤性质看，该省是粘性土壤，“粘结性土质使烟叶易于受雨量大的危害。粘土排水不及山东、河南松砂土迅速，其结果在雨水大的年份，几乎全无收成”[7](P272)。另外，当地的烟农也并不那么顺从英美烟公司的指导，他们在种植烟草的时候，将美烟种子和当地土种烟混合了起来，实际上是将两种烟草杂交了。这样的种子生长出来的烟草就会发生变异，从而影响烟草质量，使得“烟叶味劣”[1](P19)。因此，在这三个地区中，安徽的重要性远远逊于山东和河南，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增加得比较缓慢①。
在英美烟公司大力推广美种烟草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卷烟厂也开始大力收购中国本土生产的美种烟叶。然美种烟叶价格较高，平均每100磅比土种烟叶高20－30美元。因此，民族卷烟厂的原料“以美国烟叶为本，以国产烟叶调和之。闻国产烟叶，味道甚浓，只以种植欠研究，故较之美产者相形见绌也”[5](P190)。即民族卷烟厂在生产过程中是美烟、土烟混合使用的，但由于产量巨大，民族卷烟业对于美种烟叶的需求量并不因此就很少。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民族卷烟业也开始寻求在山东等地推广种植美种烟草。1926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后在山东坊子、河南许昌和安徽凤阳附近的刘府建立了收烟厂，当年就收烟100万磅；1933年已经增加到1000万磅[5](P191)。另外，华成、中南、三兴等民族卷烟厂也在美种烟草产区设立了收烟机构[9](P86)。除英美烟公司和众多的民族卷烟厂外，日本东亚烟草公司也是华北地区美种烟草推广种植的积极推动者。
为了让更多的农民种植美种烟草，卷烟制造厂特别是英美烟公司采用了种种手段施小惠于农民，引诱农民种植美烟。“最为重要的事实也许是，不论外商还是华商烟草公司，收购烟叶时都经常付给现金。这对于农民是巨大的刺激。在这些地区，和在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一样，农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难以得到的是现金。”“特别是备受贫困煎迫的农民看到种植美种烟草价格诱人，而且售出时立即以现金付款，他们自然就放弃种土种，很快改种美种烟草。”[1](P7－8)美种烟草远远高于其它农作物的收益和立得现金的好处，刺激了农民种植美烟的积极性。于是，美种烟草的种植很快推广开来，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至上世纪30年代初，山东、河南两省的美种烟草种植面积已逾70万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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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至1933年，鲁豫皖三省的美种烟产量分别为7亿、8亿和2亿磅，种植面积分别为21.4、37和14万亩，安徽发展之逊色可见一斑。请参看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第454页。
② 此一数据为《我国烟叶产销之近状》之统计，见《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2号；陈翰笙的统计为50余万亩，其中山东为13.8万亩、河南为37万亩，见《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第20页。本文取前一种说法，因为1933年山东大学化学社的调查，仅山东几个主要产烟县的种植面积就已达40余万亩。
美种烟草的大面积种植给山东、河南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包括陈翰笙等前辈
早已指出的烟农的悲惨境遇和所遭受的残酷剥削，还包括种植和加工模式的改变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二、大面积单一种植烟草的生态影响
卷烟引进后，土种烟草的消费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民间乃继续种植。其种植总面积并不小，从全国看，约为美种烟草的六倍[1](P21)。美种烟草的种植推广后，就大大扩张了烟草作物的种植面积，从而形成了烟草的大面积单一种植局面。
无论是山东还是河南，烟草的种植都呈现了高度的集中性。人们在最适宜种烟的地区集中连片栽种了大量烟草。在山东，仅安邱、潍县、寿光、益都、临淄、临朐、章丘等七个主要产烟县的烟叶种植面积就高达40余万亩①，占了山东烟草种植面积的90%以上，占到七县耕地总面积的将近5%②。在河南，美烟的种植主要集中在许昌周围的十几个县里，上世纪40年代后期，许昌的烟草种植每年都在100万亩以上，烟叶种植面积占总土地量的25%以上[10](P35)。
种植的集中性还体现在单个农户的种植面积上。根据陈翰笙先生的调查，1933－1934年，山东潍县和河南襄城的四个美烟种植典型村中，种烟农户占农户的比重分别是59.1%和63.7%[1](P22)。也就是说，无论是富裕农民还是贫苦农民都积极参与了烟草的种植，农户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种植烟草。其中种植比例最高的是贫苦农民，他们将仅有或者租来的大部分土地都用于种植能够换得更多现金收入的烟草，出售烟草的所得占全部售出作物总值的87.1%[1](P23)。
现代农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证明，大面积单一种植某种作物对于环境的影响很大。这种种植模式打破了多种生物共存的生态平衡，易引发或轻或重的生态问题。烟草的大面积单一种植带来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病害虫的频发。自从美烟介入烟草生产、烟草面积因此不断扩大后，产烟区就不断有病虫害发生，并呈频率不断加密、程度不断加重的趋势。到上世纪30、40年代，烟草病虫害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河南的烟虫……以烟青虫、蚜虫、蝼蛄、地老虎、金针虫，为害最烈，金龟子、象鼻虫、叶跳虫、椿象等亦有发现，总计不下二十余种。”[11](P28)可以说，烟草田中所有的害虫在河南的烟田中基本都有了。从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和密度看，一年之中“一亩烟田须捉虫二十七次”[12](P11)。烟草一般谷雨时节下种，白露收获完毕，生长期为140天左右，按捉虫27次算，平均每个月需捉虫6次以上，此外还要辅之以火攻灭虫、农药灭虫等等。由此可见其发生频率之高、密度之大。
1934年，“山东各地烟草苗床发生一种害虫，势甚猖獗”，时任山东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曾省派遣该院讲师林德一君驰赴各地考察。据考察报告所述，“是一种隐翅虫Staphylinids为害”[13](P3)。这次虫灾过后不久，由于山东的烟草害虫问题过于严重，山东省立烟草改良场在临淄成立，其中专门设立了烟草害虫研究部，从事烟草害虫的防治工作。改良场技术股的马世骏等人开展了食烟昆虫种类的调查，“调查发现，苗床食烟昆虫有烟草星花蝇、东方蝼蛄Gryllotalpaorientalis Burmeister、日本蚤蝼Tridactylus japonicus De Haan、红腹隐翅虫Philonthus rutiliventris Sharp、桦色扁埋葬甲Sipha subrufa Lewis、叶螨Tetranychusspp等等。烟田主要食烟昆虫有小地老虎Agrotis ipsilon(Hufnagel)、八字地老虎Xestiacnigrum(Linnaeus)、长恶负蝗Atractomorpha lata(Motschulsky)、实夜蛾类Heliothis/Helicoverp aspp.、烟蚜等”[14](P4)。可以看出，山东的烟草害虫种类也非常多，其严重程度并不亚于河南。
日寇侵华后，为了经济掠夺的需要，也在东北、华北等产烟区做过广泛的调查。关于华北的调查称，华北的烟草害虫计有12种(类)。又称山东烟草生长期害虫有57种，其中53种属于昆虫纲，其他4种分属蛛形纲、倍足纲(Diploplda，多足纲的一个亚纲)、甲克纲、寡毛纲[15](P6)。日本人的调查也证实了华北植烟区病虫害的严重性。
其实，自然界本无虫害，各种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和谐共处的关系，它们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只有当平衡状态被打破、形成只有利于某一种生物生存的有利条件时，才会带来特定生物的大量增长，从而发生人类所称的灾害。在农业生产中，如果长时期单一种植某种作物，必然破坏植物群落的多样性，使生物间的食物链断裂，造成某一种生物的天敌减少，带来特定生物的大量繁殖。在美烟推广种植的过程中，本已栽种面积不小的烟草种植进一步大幅扩张，又由于其经济收益的显著和小农的贫困，带来了烟草的大面积单一种植，这显然是食烟虫大量出现的最根本原因。
烟草害虫加剧自然就带来了灭虫问题。自30年代中期，农技人员开始不断提倡使用药剂防治虫害，烟农则除了手工捉虫、火攻害虫外，还采用套种法防治虫害。山东等地早就有烟麦套种的习惯，一般是先在俗称“畦子”的种床中育苗，俟种子发芽并长至五寸时起苗，此时大田中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乃将种苗移栽于田内生长，白露前后收割完毕[16](P117)。之后就又可以平整田地，准备播种小麦了。现代科学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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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见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科学的山东》，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出版，第五章《农业》第21页。此书所述均为山东大学化学社调查的结果，考虑到调查的过程和烟草的成熟期，此一耕种面积和产量应当是1934年的数据。
②上述各县耕地总面积统计来自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编《科学的山东》第五章《农业》第2－3页数据的综合统计。
小麦、甘薯、高粱等作物与烟草套种对于烟田虫害的发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①，如烟田套种甘薯的害虫防治效果可以达到78.86%－100%[17](P209)。
但是，仅仅套种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为有些烟虫是多食性昆虫，比如分布甚广、俗称腻虫的烟蚜就是既以烟草为食，又可以小麦、棉花、蔬菜等为食，甚至有些观赏花草也可滋生蚜虫。因此，烟麦套种并不能破坏蚜虫的食物来源。烟蚜和烟青虫等为害最重的烟草昆虫还是典型的越冬昆虫，冬季来临时它们一般以蛹或卵的形态藏入地下躲避严寒，待春暖花开再苏醒繁殖。但由于冬季种麦的缘故，土地无法得到深耕，因而不能真正使这些昆虫受到致命打击。所以，套种必须和轮作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一般来讲，“烟草种植集中的地区，可实行四年或五年两栽，但最好实行3年种一次烟的轮栽制”[15](P25)。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破坏烟草昆虫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和环境，最终减少其生存数量。另外，合理规划使用土地，对害虫防治也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将烟田选在地势高燥、排水良好的地方，就可以有效抑制烟蚜等害虫的滋生[18](P28)。但是“小农经济，实行轮栽制有很大困难”[15](P25)。小农经济规模狭小②，农家无法科学规划土地的使用，生活的窘迫也使得他们无法实施轮栽。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种植烟草收入较多，这对于十分贫困的小农来说十分有诱惑力，如果因为轮作就无法果腹，小农当然不能接受。无法轮作也就无法有效地抑制害虫的繁殖。
长期大面积、单一连续种植烟草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危害。30年代初，山东“二十里堡一带烟种土地已发生病态，所产叶多长斑点”[16](P122)。至上世纪30－40年代末，烟草昆虫已经发展到十分猖獗的地步。1935年，山东省建设厅烟草改良场的技术人员的调查显示，“鲁东烟草，历年受蚜虫损失极巨，虽未数字之统计，但依作者今夏赴各产烟区视察所得，则烟区十之八九，均受其害，有数区之烟株，密生蚜虫，叶面呈灰黑色，其危害面积之广，烟株受害之甚，可想而知”[19](P1838)。1947－1948年，烟草昆虫工作者在河南许昌、襄城及安徽等地进行烟草昆虫调查，“调查发现，在河南许昌、襄城的华北蝼蛄Gryllotalpa unispina Saussure为害期长且严重，有的苗床烟苗甚至全部被毁掉。移栽和还苗期间，沟口头虫Pleonomus canaliculatus(Faldermann）为害严重，高30～65cm的烟株有时也被其为害。5～6月，多见小地老虎、黑绒腮金龟Maladera orientalis(Motschulsy)、黑带长颚象、小卵象Calomycterus obconicusChao等为害。6～7月烟夜蛾为害早烟甚烈……1947年，在河南襄城两县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当年烟夜蛾、蝼蛄、叩头虫等发生偏轻，但烤烟因其损失仍达650t，其中，烟蚜为害损失335t，人工捕捉后烟夜蛾的为害损失仍达159t”[14](P7)。
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大面积、单一连续种植，山东、河南等华北主要产烟区的生态已经严重失衡，不但烟虫活动面积广、程度深，而且种类齐全，活动期长，几乎烟草生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烟虫活动。
三、烤烟业的产生发展及其环境影响
烟叶收割后，须经加工令其干燥方可成为各种烟制品的原材料。中国传统的烟叶干燥方法是晒烟和晾烟，也就是利用阳光和风力的作用促使烟叶干燥。这种烟叶干燥方法显然有巨大的环保特性，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天然能源，另一方面则很少产生对环境的破坏。但这种干燥烟叶方法的缺陷也相当明显，即费时长、用地面积大，在农民种烟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或者是用于消费性交换时尚可维持，一旦烟草种植面积扩大后就很难满足生产的需要了。因此，美国烤烟技术传入中国后，晾晒烟技术很快就退居次位了。1913年，英美烟公司在河南襄城县颖桥镇指导烟农建造美式烤房大小各一座；1915年，英美烟公司又在坊子试验场建立一座土复烤房，之后在二十里堡建立了第一座机械化复烤房，将烤烟技术引进了中国。此后，烤烟技术迅速推广。继踵英美烟公司之后，日商米星公司、南信洋行，华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烟草公司、有利烟草公司等也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烤房。截止1936年，上述公司在山东各地建立的烤房年生产能力已达14300至43000吨[20](P105)。河南烤烟的产量到1935年也已达到16000余吨[21](P157)。烤烟生产程序一般包括初干和复烤两个阶段。初干即将新鲜采摘的烟叶祛湿烘干，防止腐烂，以利运输。复烤则是烟叶初烤后的再调制过程，进一步促使烟叶理化性质发生变化，提高烟叶的内在品质，有利于长期储存和工业生产的需要。一般是由烟农自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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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请参见黄光荣《不同轮作方式对考验病虫害及产品质量的影响》(《河南农业科学》2009年第5期)及唐世凯、刘丽芳、李永梅《烤烟套种甘薯对持续控制烟草病虫害的影响》(《广东农业科学》2008年第9期)等文章的阐述。
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急剧恶化，农民破产加剧，个体农业经济的规模不断缩小。从全国的情况看，占农村总人口52.37%的贫雇农，仅占有14.28%的耕地，平均每户占有耕地3.55亩；占人口33.13%的中农占有30.94%的耕地，平均每户占有耕地15.12亩(见陈争平、兰日旭主编《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二者相加，占了农村中人口80%以上的农户，仅占有46.22%的耕地，平均每户占有耕地不足10亩。华北产烟区的情况就更严重，“在潍县产烟区，一家农户要维持生计，通常必须种六亩烟田，但那里的贫困农民每户占有的土地平均没有超过二亩半的。……襄城产烟区的情况甚至更差。维持一个农户的生计，需要二十五亩地，而该地贫困农民每户平均占地大约五亩左右”(见陈翰笙著《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第76页)。这样细小的农村经济规模显然无法适应农业生产商品化的需要，无法全面规划农业生产，他们生产的目的首先是满足糊口的需要，至于科学种田等等问题是无暇考虑的。
初干工程，然后交由烟草公司的烤烟厂完成复烤。早期的初干阶段烟农仍然采用传统晾晒的办法处理，将“烟叶四五枚装于树枝所制木框，爆诸日光之下，约历十日至二十日，叶乃干燥，迨至叶成褐色装运出售英国纸烟公司”[2](P12－13)。
由于烤房的优势显而易见，生产效率高，烟农纷起效仿，开始自建烤房完成初干，烟农的初干技术也由晾晒技术演变为炕烟技术。所谓炕烟技术就是烟农“利用其居室，或厨房之一部分，稍加装置，即可供用。……室内之地面，掘深三四尺，将土运出屋外，更于屋外向地下挖掘一部分以作炉之烧火口。燃料多用煤炭。烟筒概为砖制，亦有沿屋壁造者，稍突出屋壁顶上一二尺。烧火口于屋内有通路，此通路前多用铁管，其管长五尺五寸、宽二尺七寸之薄铁板所制成，口径七八寸；近则于地内设焰道，上覆以瓦，外涂以石灰或洋灰，为铁管之代用物，其优点在热气适度，不如铁管之猛烈，且少危险，亦减费用。烟叶悬挂于干燥室内木架之后，则闭户烧火，燃料用煤炭。……自干燥开始起，至适宜之干燥程度止，须费时五日”[22](P451)①。
随着炕烟技术的推广，烤房在产烟区迅速扩展，出现了大量农民自建的烤房。其数量之多，从潍南乡一地烤烟房的发展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从表1可以看出，潍南乡的烤房非常多，并且增加迅速，从1915年至1933年增加了90倍之多。另外，安丘、昌乐等地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有烤房6000余间以上[2](P13)，到30年代中期已经猛增到二万以上[22](P451)。
烟草公司和烟农烤房虽然都用于烘烤烟叶，但其生产模式并不一样。烟草公司的复烤房规模宏大，实行机械化生产。如英美烟公司在山东建设的两座复烤房，分别占地96.87市亩和107.52市亩，建筑面积达2.72万平方米。两厂均使用美国费城干燥机械厂生产的烟叶复烤机，最高年烤烟量可达2.62万吨[20](P104)。烟农自建的烤房比较简陋，建设成本不高，“装设铁管及火炉约费银十元”。十元对于小农来说负担并不轻，但尚在烟农所能负担的范围之内，因此烟农能够普遍地建设。
虽然烟草公司的复烤房和烟农的初干烤房生产模式不一样，但都以煤为燃料，用于烘干新鲜烟叶的煤消耗量巨大。1925年的调查是，山东“烤房每干燥一亩地所产之烟叶，须用煤八百斤至一千斤”[22](P451)，依照青岛振兴烟叶公司1940年的调查则是1200斤[7](P400)，折中计算每亩地消耗煤应当在1000斤左右。按上世纪30年代初的鲁豫两省种植美烟面积70万亩计算，每年烟农初干烟叶消耗的煤大约在7亿斤左右，合3.5万吨左右。如果按烟叶产量计算煤的消耗量，则“每斤烟叶须用二斤半煤烤干”[21](P157)，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河南许昌、襄城、禹县、陕县、临颖和长葛等美烟主产区年产烟叶为36500吨[24](P29)，合7300万斤，共需煤1.825亿斤余，合9.125万余吨②。上世纪30年代中期山东的美种烟年产量为8300万磅以上[25](P74)，合30，959，000公斤，共须消耗煤1.54795亿斤，合7.7万余吨。两省合计每年初干烟叶共须消耗煤16万吨以上。
这仅仅是烟叶初干的煤消耗量，如果再计算复烤的煤消耗，那将是一个更大的数目。进一步探究，这16万吨煤的消耗又是十分集中的。烟叶的收获集中在白露之后，“收购季节从初冬到冬至左右，持续一个多月”[1](P47)。收购之前烟农的初干活动已经开始，也就是说，烤房的启用一般自白露前后的秋天开始。如此多的煤炭同时燃烧，其碳排放的数量将会十分惊人。按现代标准煤③的排放标准计算，16万吨煤排放的二氧化碳为41.6万吨，如果考虑到烟农使用的煤多为原煤、复烤厂使用的多为工业用煤的话，其排放量也应当在29.12万吨至37.44万吨之间④。另外，烤烟的时节又正是冬季居民燃煤取暖的季节，又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从而加重碳排放的总量。如此多的碳排放集中在鲁东和豫中产烟区，显然会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此外，煤的燃烧还会带来大量的细颗粒物。细颗粒物中含有大量氧化物、矿物和其他成分，又会加重因碳排放所带来的空气污染。
烟草种植模式的缺陷是加重颗粒物污染的又一原因。烟草的生产需要大量肥料，因而对于地力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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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河南的烤房数量目前没有找到明确的数量记载，但考虑到河南美种烟草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英美烟公司着力在河南推广烤烟的情况，其烤房数量也应当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② 《山东省志·烟草志》的记载是，1936年山东烤烟种植面积是410495亩，单产151.7斤，合计总产量为62272091.5斤，须消耗煤15680228.7斤，合7.784万余吨。两者记载差距不大，此一数据可信。
③ 标准煤亦称煤当量。1吨标准煤的能量约为0.7吨纯碳充分燃烧释放的热量。0.7吨乘以3.7得出:消耗1吨标准煤的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为2.6吨。
④ 原煤20934千焦/公斤等于0.7143公斤标煤/公斤，洗精煤26377千焦/公斤等于0.9000公斤标煤/公斤。
非常大。为了保持和恢复地力，在烟叶采摘完毕后，“可连根拔起，以免消耗地力”[22](P108)。如果烟农在烟叶生产完毕后不再种植小麦，则烟地要裸露一个冬季，无任何植物的保护。如果烟农接下来要种植小麦的话，由于烟叶一般在白露前后收获完毕，而冬小麦一般要迟至9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播种，则中间也有20天到一个月的裸露期。在此期间，土地也是完全裸露而无任何保护的。而华北处于北温带季风区，秋冬季的冷空气势力强大，盛行强劲的北风，地表的颗粒物易于被风扬起至空中。加之华北地区冬季寒冷，除种植小麦外，其余耕地一般闲置，土地裸露的很多，有扬尘的基础条件。强劲的北风会卷起裸露土地上的尘土，加入到由烟尘污染的天空中，为本已饱含颗粒物的空气增加了更多的尘埃。
结 语
由于特定的自然条件所规定以及人类活动长久的原因，华北地区生态条件脆弱。烟草的大面积、单一连续种植给生态平衡带来了严重的深远影响。民国后期特别是抗战胜利后，烟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大力使用农药灭虫，还深耕土地，以求冻死虫卵，但仍然难以遏制烟草病虫害的持续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山东烟区每年都有病虫害发生”[20](P47)，河南的情况也不例外。这一方面表明了华北地区生态的失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生态平衡一旦被破坏，其恢复绝非一日之功可以奏效，也绝非短期内可以改变。因此，人类的农业生产必须在敬畏自然的前提下合理规划、合理利用自然条件。这种合理规划又与生产方式的变更紧密相连，欲依靠小农经济实现科学种田是非常困难的，有一定规模的大农业不但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是实现农业生产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重要条件之一。
晾晒烟技术的存在表明，中国的传统农业有很多具有环保优点的做法，这种做法因近代机器工业的挑战而退缩。但其合理内核在环境挑战严峻的今天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何使晾晒烟的环保做法与烤烟技术结合，使其产品既具有烤烟的质量和效率，同时又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应当是引人深思并积极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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