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
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
——基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思考
提 要：当今不断凸显的环境问题，无疑让环境史的研究变得不仅正当、必要而且迫切，当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虽然一开始就拥有了较高的学术起点，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中的文化维度。本文主要从疾病与健康的角度，探究缺失文化维度的缘由、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内容等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体认到人类认知(文化)及其与环境互动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只是从以往历史研究中的缺乏生态意识转换为一味关注环境的环境至上论，那不过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环境史的研究固然是希望增益人类的生态学意识，但同时也需要文化地来理解这样一种潮流和现象。
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当今不断凸显的环境问题，无疑让环保主义和生态意识无论在学术还是社会话语中都拥有了正当性，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环境史研究不仅已着先鞭，而且还渐趋成熟并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后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若将其视为史学界最受关注和倡导的新研究领域，似也不为过。与欧美环境史研究最初主要是通过相关研究者奉献优秀的实证性研究著作来赢得地位并创立该学科、然后再逐步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阐释不同，当前中国环境史的兴盛则主要表现在对欧美等地环境史研究的译介、学科的建构和理论阐发等方面。[1] 这使得当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一开始就拥有了较高的学术起点，让我们未来的研究可以比较容易地站在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上展开思考和对话。可以说，目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通过一些学者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为未来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过笔者在通读相关论著的过程中，亦为目前的相关论述往往缺乏对该研究的文化维度[2] 的论述和思考而感到有些意犹未尽。现有的绝大多数有关环境史的论述，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方面，[3] 或仅有简略的介绍，[4] 或在倡言生态史研究的社会史视角时将其与社会混同在一起，[5] 而基本未见有专门的论述。有鉴于此，笔者意欲立足疾病与健康等议题，对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的价值、意义和内容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文化维度缺失的缘由
何谓“环境史”？虽然目前学界并无一个公认的标准性定义，但大体上都会接受以下这样的基本认识，首先它是一门历史，其次探究的是人及其社会与非人类自然之间关系及其演变。[6] 毫无疑问，环境史出发点是要在人类历史的探究中引入生态意识，打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只要其探究的不是纯粹的环境变迁，而是有人参与其中的变迁，就不可能不涉及人及其社会的思想认识、经验感受等内容。较近的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基本都会将文化包含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中，特别是不同时空中的人的环境意识和认知这一内容，几乎均有提及。[7] 然而，揆诸现实，可以明显看到环境史研究中对文化维度的轻忽，不论是实证性的研究，还是理论性的阐发，均未见有专门的从文化角度做出的深入探究。个中的原因，以笔者粗浅的思考，大略有以下几点。
首先，环境史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中国来说，“环境史”概念的引入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大凡一个新研究的展开，人们首先关注的往往是实在而明显的事物，对环境史来说，人地关系、环境的破坏及其与人们的相应行为、国家的政策等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对文明和社会的影响等，无疑是最容易引起大家关注的。而文化显然不属于这样实在而明显的事物。
其次，中国环境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未名之为“环境史”的相关研究，却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往往是在历史地理学、历史气象学、灾荒史和生态人类学这样的学科框架下展开的。[8] 当今许多比较重要的环境史学者，也往往具有以上这些学科背景。而这些传统的学科，总体上都相对忽视人的文化活动和因素。
再次，与西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和后现代史学洗礼后新文化史不断兴起并日渐成为主流史学不同，[9] 国内的新文化史研究虽然也已受到一定的关注并有所展开，[10] 但至今仍远非主流史学较为关注并倡行的研究，[11] 而往往将其视为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延伸。这无疑使得当前史学界整体上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独立性思考有所欠缺，从而影响了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对其中文化维度的关注。
最后，当今环境史兴起无疑与当今中国日渐凸显的环境问题直接相关，众多的研究者也往往以此来疾呼学界和社会关注环境史研究。这就是说，当今的环境史研究其实有很强的现实性目的，即希望通过从历史中获得的反省资源，来批评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社会意识，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尽力呈现历史上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故事，以及忽视环境保护、恣意开发造成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显然是最为有效的。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入手，去探究个体对环境的认知、体验和反应以及这些认知和体验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权力关系，可能就不是那么必要，甚至还可能被认为会冲淡批评色彩。[12]
二、文化研究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当前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中，文化维度的缺失，不仅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那么是不是说，对环境史来说，倡导文化研究乃是缘木求鱼，搞错了方向，或者说文化研究对环境史来说并不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从现实谈起。
近年来，华北地区及整个东部地区不时出现大面积持续的雾霾天气，让外来的“北京咳”(Beijing cough)一词迅速“走红”。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它“是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易患的一种呼吸道症候，主要表现为咽痒干咳，类似外国人水土不服的一种表现，……北京咳是老百姓、特别是外国人的一种说法，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和学术概念，也没有一个定义和确切的症候群。‘北京咳’的叫法，已经在外国人中间流传了十余年，2013年1月初，‘北京咳’竟被外国人白纸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13] 如果说这一词汇的出现和被强调，乃是缘于外人身体上的不适及文化上对日渐兴起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情绪，那么它的“走红”，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面对环境问题时一种值得思考的文化反应。不断引述外人负面性的说法并将其标签化，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忧虑以及批判，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常见的现象。这无疑是一种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现象，不过就此而言，更需要思考的似乎还在于，虽然这一词汇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何以在当下才引起国人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当下的环境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严重了，还是国人的环境意识日渐增强，抑或当今社会的信息更为丰富及信息传播渠道更加多元？
当下深刻的环境问题，固然不会因为此类的文化反应而有直接的改观，甚至可能根本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但又有谁能说，这类反应对世人环境认知、意识等可能造成的影响，不会波及人们的日常行为乃至国家的环境政策，并进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呢？更何况，这类因环境问题形成的文化现象，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内容。既然环境史首先是一门历史，文化研究当然就不可或缺。
当然，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并不只是为了使该研究的内容更加完整而全面，以及更好地理解人与社会因应环境的行为及其影响，同时也可借此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人与其所处环境关系的复杂性，人类文化涉及环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对此我们可以再从疾病史的角度来做一说明。
疾病史研究有多重的视角，如果缺乏生态分析的视角，未必应该归入环境史之列，不过由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与环境间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故而在目前有关环境史的论述中，往往都会将此囊括在内。[14] 不仅一些研究疾病史的学者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归入环境史范畴，[15] 而且还出现了专门阐释环境史领域的疾病史研究意义的论文，[16] 并进而有研究者围绕瘟疫何以肆虐这一问题，提出了“医学环境史”的概念，希望借此将社会和生态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更全面地解释瘟疫的成因。[17] 不过现有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基本还局限于疾病的环境因素与疾病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等方面，有些研究虽然是从环境史的角度来讨论疾病史的意义，但实际讨论似乎还只是引入环境史的视野对推动疾病研究深入开展的意义，而没有论及疾病史探讨对环境史研究来说有何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几乎都将疾病当作一种实体概念，而未意识到疾病概念和认知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时代的文化产物。在生态史视野下的疾病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不仅有利于更深入探究疾病的实质与影响，而且还可以促进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生态行为和认识及其背后的复杂甚至迂回的环境因素。就以普遍受到关注的瘟疫来说，中国传统认识中的环境因素就从来未曾缺席。瘟疫本为众多疫病中一种，不过现今早已视为疫病的同义语。在古人的认识中，疫病既是“沿门合户，众人均等”的流行病，同时又是由外邪引起的外感性疾病(即伤寒)。引发疫病的外邪，古人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六气”、“时气”、“四时不正之气”、“异气”、“杂气”、“戾气”等，而且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总体上基本都是在“气”这一认识框架下展开的。大体而言，较早时期，关注点较多地集中在反常的自然之气，如“六气”、“四时不正之气”等。而宋元以降，开始越来越重视“气”中的杂质与污秽内容。特别是随着吴有性的《瘟疫论》的出版和清代温病学的发展，到清前期，医界逐渐形成了有关疫病成因较为系统的认识，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并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18] 这些认识中环境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还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份量不断加重，疫病不仅源于气候的异常变化，而且还与被污染的环境直接相关。这样的认识，不仅会影响到人们面对某些不良环境时的身体行为，也势必会在人们自身居住环境等的选择方面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这样的认识还与古人对疫病的态度密切相关。由于古人对疫病的认识是建立在“气”的基础上的，而且主要还是自然的异常变化之气，这显然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故而就形成了养内避外的应因策略，即一方面增强体质，巩固正气，使外邪无法侵入，另一方面避开疫气，不受其毒。这样的认识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思维惯性，虽然后来人们意识到秽物之气亦会致疫，但人们的应对仍以避为主，最多就是采取熏香或佩带香囊的办法盖过秽恶之气，而一直没有出现主动采取措施改变环境以消除病源的意识。[19] 显而易见，历史上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仅与环境认知及其相应行为密不可分，而且还在相当深的层次影响到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见，引入文化维度对深入全面地考察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三、文化研究内容
在环境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维度，不仅有利于更全面深入考察环境变迁的内在机理，而且也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环境认知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历史性。前面已经谈到，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虽然比较缺乏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和专门论述，但作为人类社会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在大多数学科建构的论述中，并未被排斥在外。比如包茂红将“文化或知识的环境史”视为环境研究的四个组成部分之一，其“主要研究人类如何感知环境，这种认识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的”。[20] 王利华也将人类的生态认知的历史视为环境史应该重点关注的方面，指出：“生态认知系统的历史——包括格物认知、伦理认知、宗教认知和诗性认知，涉及科学、宗教、民俗和审美等诸多方面，考察历史上人类关于自身与环境关系的认知方法和知识水平，考察有关思想、观念、经验和知识如何影响人们同环境进一步打交道。”[21] 这些论述对日后的环境史研究来说，无疑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不过由于其并非专门的论述，似乎还有可以进一步细化和补充的空间。笔者认为，环境史中的文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类因应环境所形成的文化内容。这主要包括人类在因应环境时所形成的生态认知、环境体验和有关环境的文化反应三个方面。
生态认知对环境史研究的意义显而易见，实际上这也是目前有关环境史论述中被最多提及的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早已有非常优秀的著作问世。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现：生态思想史》[22]一书中，非常深入而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了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生态认识的演变历程，让我们看到了当今流行的生态认知的历史性及其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他没有简单地将对当今世界“始终打算驾驭自然，以增加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这一生态认知的批评作为该书的目标，而是在更深层次阐述了这一研究的意义：“我们再也不会把自然界定位成某种通过完全公正的科学研究可变得易于理解的永恒完善状态，也不会有新发现和权威性的典籍加以倚靠。只有通过认识经常变化的过去，我们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类理性的帮助下，发现哪些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而哪些又是我们该防备的。”[23] 沃斯特的这一经典性研究已极有说服力地展示了生态认知这一文化史探讨对环境史乃至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探究历史上人们的环境认知并不应局限于环境本身的议题，其实，有关疾病和健康等方面的认知同样也关涉人的环境认知。前面关于疫病认知的论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环境体验是指人处在特定环境中所形成的有关环境的日常感受。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史和身体史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对环境史研究来说，也同样不可或缺。它实际是人适应环境的一种结果和表征，借此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人类适应环境的机制和过程，并透视这类感受背后的环境状况。比如对气味的适应程度，不仅具有个体上的差异，而且也存在文化上的区别。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在长时期里，有气味的人意味着力量与富裕，许多谚语表明了这一点。人们用粪便臭味来抵抗瘟疫，大门口的粪便垃圾堆不使任何人感到不适，而是代表这家人的富足——这是了解未婚妻可能得到的遗产的可信标志。”[24] 然而，到了近代，臭味已经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而透过这类感受，亦不难让我们感知时人所处环境的状貌，比如前举的例子可以推测，中世纪欧洲大门口的粪便和垃圾堆积应是常见的现象。又如，晚清河北的一位士人记下了他初到北京后的环境感受：“余初入都，颇觉气味参商，苦出门者，累月。后亦安之，殊不觉矣。”[25] 咸丰时浙江海宁的王士雄到上海后，感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26] 从这些感受中大概不难体会到当时都市环境状况的不良，至少多有不如中小城镇与农村之处。
有关环境的文化反应，指的是人类在应对所处环境及其问题过程中所出现的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文化行为。除了上文所举现实例子中所说的内容外，在历史上这方面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比如，面对灾变的祭祀祈禳活动，出于对自然的敬畏而形成的某些民间信仰与习俗(如民间的山川、土地信仰)，某些节日风俗(如端午节中实际含有消毒内容的习俗)，和以诗词等文字形式对环境与灾变的文化表达等。至于这方面内容对环境史的意义，在上文已有说明，于此不赘。
第二，以上所说的文化内容对环境的可能影响。环境自身的演变及其成因乃是环境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以上所说的文化内容，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环境策略、行为以及环境本身产生影响。比如，前述“北京咳”一词就多少会通过外人的压力来对国人环境意识和环保政策产生影响。又如，对疫病的预防观念，中国社会在近代经历了从“避疫”到“防疫”的转变，相对消极的“避疫”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社会顺应自然的思想倾向，而“防疫”则以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出现，主张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主动去改造环境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蔓延。对自然不再是一味的顺应，而是尽力抗争和改造。这种改变无疑会对人们的环境行为和环境本身产生影响。再如，前面谈到的人们对臭味的感受和认识在近代的变化，也同样有这样的效果。由于臭味变成了严重危害健康的病因，所以也就成了近代卫生机制优先要加以处理的问题。人们采取种种举措，包括整治环境、创建近代粪秽处理机制、发明大量除臭剂等来维护自身的健康。我们暂且不论这些措施是否对人类的健康完全必要，至少如此不同的认识，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比如大量化学除臭剂的使用)。[27]
第三，以上所说文化内容背后的文化内涵，如利益纠葛、权力关系和社会文化特色等。当今的国际学术界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与语言转向之后，早已不再将语言和文化简单地视为反映客观事实或思想的实体概念，而多将其视为一种人类的建构(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建构)，一种分析和探索的对象。这样的认知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已有显著的体现。[28] 就拿环境史研究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自然”来说，其在著名的环境史家克罗农看来，就“完全是一个人类的建构”。他说，在当今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然，实际上，“自然”都是不自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自然。[29] 即便是对后现代史学持有高度谨慎态度的唐纳德?沃斯特，也对人类生态意识的历史性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阐释，他指出：“假如生态学家更加熟悉他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他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教科书中所描绘的自然经常是不真实和虚构的。”“一应名词，诸如生态系统、小生境、竞争排斥、生物量、能量流、板块构造、混沌等，都不过是‘名词’，是必须当作名词进行分析的。……所有环境史学家探讨的科学都以语言的形式呈现于他们面前，而语言饱蕴比喻、修辞，暗藏结构，甚而世界观，总之，它们是由文化所充实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中心对象，因此，他或她都必然坚信，科学家的名词是不得不经过检验的。它们自身就值得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予以重视，亦即是说，它们可能就是道德或者伦理信仰的表现方式。”[30] 我们亦不难找到中国疾病史上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比如，对古代的文献中记载甚多的“瘴气”，目前学界已有相当多的探究，这些探究大多关注的是其为今日的何种疾病、分布状况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等，[31] 而较少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探讨，张文则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此做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从这一概念背后看到了地域歧视与文化偏见，认为瘴气和瘴病是以汉文化为主题的中原文化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的形象塑模。[32] 实际上，在众多文人的表述中，瘴气往往与烟瘴之地相关联，瘴气概念所表达的不只是偏见与歧视，也有对未开发地区不健康环境的想像。透过这样的探析，无疑可以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与文化内涵，从而推动环境史乃至历史学的深入开展。
四、余 论
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倡导者来说，当下环境问题的日渐严重，无疑是其最响亮也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历史研究不能自外于现实，因感受环境问题而展开环境史研究，不仅正当而且必要。不过，作为一项自成体系的学术研究，若仅一味以此相标榜，似乎亦让人感到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日本的生态人类学家在谈到日本的这一研究时，颇出人意料地否认了其与环境问题的直接关联，“日本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与全球‘环境问题深刻化’的步调相配合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对日本、非洲、新几内亚、大洋洲、东南亚等不同区域进行长期的野外调查，以依赖自然环境而生存的人们为对象，详细地收集和积累资料并探求理论概括的科学研究。”[33] 这样的认识对真正的学科建设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其实，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为应对环境问题而影响日炽的环保主义同样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其众多的认知与表述同样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批判。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体认到人类认知及其与环境互动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只是从以往历史研究中的缺乏生态意识转换为一味关注环境的环境至上论，那不过是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恐怕无益于推动我们全面而深入地呈现和认识历史。环境史的研究固然是希望通过其研究以增益人类的生态学意识，但同时似乎也需要文化地来理解这样一种潮流和现象，这正如沃斯特所指出的那样：“我献出这部生态学历史，是试图激发一种对科学和环境保护主义两者都少点天真的观点。历史并未教导我们必须拒绝这两种现象中的一种，而是要把它们理解为复杂的、多方面的、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思想运动——如今这些运动在每个国家里都已对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重要”。[34]
注 释：
[1] 关于国内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情况，可以参阅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185页；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载夏明方主编：《新史学》第6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3页。关于学界对这一研究的关注和倡导，从近年举办的高水平学术会议及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比如《历史研究》、《南开学报》、《史学月刊》刊发相关的笔谈和专栏论文中不难看出。而有关中国目前环境史研究注重国外相关成果的译介和学科理论建设，从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包茂红、王利华、梅雪芹、侯文惠和高国荣等人的主要成果中亦不难看出。特别是包茂红和梅雪芹，已有相关的专著问世(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利华的最新著作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2] 维度(dimension)原本是一个数理概念，是指“在一定前提下描述一个数学对象所需的参数个数”，或“一种视角，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是一个判断、说明、评价和确定一个事物的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条件和概念”(参阅“百度百科•维度”和“读秀•词条•物理维度”)。该词在当今中文语境下含义较广，亦不固定，本文中的“文化维度”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文化的视角，即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探究生态史；二是文化属性，即生态环境所蕴含的文化属性和意蕴。
[3] 比如景爱、朱士光等先生的论述中基本就看不到文化方面的内容。参阅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朱士光：《遵循“人地关系”理念，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史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 比如梅雪芹虽对西方特别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有简略的提及，但并未在具体有关学科建构的讨论中论及。包茂红则不仅介绍了西方相关研究以及后现代的挑战，还把“文化或知识环境史”列入环境史的研究内容，但也未在其他部分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
[5] 比如王利华和王先明均对生态史研究中社会史视角或取向有较深入的探讨，文化的维度或因素固然也包括在他们所说的社会之中，但他们都是笼统而言的，而且未从新文化史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参阅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第6—29、62—70页；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6] 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4—8页。
[7] 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3—5页；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4—8页；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第62—70页；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第18—20页。
[8] 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第3—21页。
[9] 关于西方新文化史兴起的相关情况，可以参阅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劳伦斯•斯通：《历史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4辑《新文化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8—27页；米格尔•卡夫雷拉：《后社会史初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10] 参阅张仲民：《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复旦学报》2008年第1期。
[11] 李孝悌：《序：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载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2] 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3] http://baike baidu.com/view/9894632htm，2013年1月31日采集。该词条于1月16日生成后，不断被网友浏览和编辑，自生成到笔者采集日，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被编辑了34次。
[14] 比如刘翠溶曾针对当前的研究状况列举了尚待深入研究的十大课题，其中第六项为疾病与环境，《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15] 如周琼：《环境史多学科研究法探微：以瘴气研究为例》，《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16] 如毛利霞：《疾病、社会与水污染——在环境史视角下对19世纪英国霍乱的再探讨》，《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6期；《环境史领域的疾病史研究及其意义》，《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
[17] 李化成、沈琦：《瘟疫何以肆虐？——一项医疗环境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辑。
[18]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120—158页。
[19] 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0] 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8页。
[21] 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第69页。
[22]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现：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3]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现：生态思想史》，第499页。
[24] 达尼尔•罗什：《平常事情的历史——消费自传统社会中的诞生(17世纪初—19世纪初)》，吴鼐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页。
[25] 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26]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页。
[27] 余新忠：《卫生史与环境史——以中国近世历史为中心的思考》，《南开学报》2008年第2期。
[28] 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32—53页。
[29] 侯文惠：《环境史与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30] 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侯深译，《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31] 周琼：《清代云南的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页。
[32] 张文：《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33] 秋道智弥、市川光雄、大塚柳太郎编著：《生态人类学》，范广融、尹绍亭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4]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现：生态思想史》，“中译本序”第11页。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仅供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