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
李玉尚 曹树基
（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4月第33卷第2期）
摘要：清代昆明有详细记载的四次鼠疫流行,表现出相同的流行特征:发生时间较周边地区晚、城区和郊区皆有严重流行、人口死亡严重。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大流行，与1347年欧洲的鼠疫大流行有相似之处，流行迅速,人口死亡众多。但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流行的动力是军队的移动，而欧洲鼠疫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商道传播。回民战争前后昆明鼠疫的散发性流行模式与1351以后的欧洲鼠疫流行模式相似，但流行的背景大不相同，也不同于云南其他城市。各地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的是各地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异同。
关键词：清代；昆明；鼠疫
The plague epidemics of Kunming, Yunnan in the Qing dynastyLI Yu-shang*, CAO Shu-ji.*
Research Center of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Abstract:Based on the detailed records on the four plague epidemics of Kunming in the Qing dynasty,there are similar epidemical characteristics, viz., epidemics occurred at a time later than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severe epidemics prevalent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massive fatalities. The massive plague epidemics during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were somewhat similar to that of the severe plague epidemics of 1347 in Europe, including rapid spreading and severe fatalities. The impetus of the former epidemic was the migration of army, while that of the latter, the cities as the centers of trade passages. The epidemic pattern of Kunming around the Islamic war was similar to that of Europe in 1351, with very different background,also different from other Yunnan cit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epidemic pattern reflect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natural surroundings of different locations.
Key words：Qing dynasty; Kunming; The plague
从1347年开始,欧洲的鼠疫首先沿着交通要道,在城市爆发,接着以城市为中心,向四周的乡村传播,引发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大量死亡[1]。1351年之后,腺鼠疫持续不断地以散发性的面貌出现;到了1450年左右,除局部地区外,鼠疫不再影响那些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口[2]。清代云南的鼠疫大流行,与军队的活动密切相关。回民战争之前与之后的鼠疫散发性流行模式,与1351~1450年间的欧洲类似[3]。究其影响因素,则与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关。本文拟通过最近获得的资料,对于昆明城区及其郊区的鼠疫流行史进行深入探讨,以完善对于云南鼠疫流行模式的认识。
昆明市位于滇中坝子地区,交通便利,是清代云南巡抚和云南府城所在地,也是云南省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按照欧洲鼠疫流行模式,昆明市应当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成为鼠疫传播的中心。然而,本文的研究却证明,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昆明市都不是一个主要的疫源地。与云南其他城市比较,昆明市在疫情传播方面的功能也显得微弱。而这一切,与昆明市的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一、雍正至咸丰年间的鼠疫流行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4《祥异》记载康熙、雍正年间云南的疫情共有5次,但发生地点都是广西州。地方志的记载过于简略,后人不明疫情。民国人罗养儒发现了一本名为《荇浦闲谈》的清人文集,该书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昆明痒子症大作,族中某户有二十五丁口,七日内即死去三之二。”[4]作者为乾隆时人,记载发生在家庭中的一场灾难,应是可靠的。“痒子”病为云南人对于鼠疫最为通俗的叫法,这次疫情最大可能是鼠疫,只是流行的具体细节不得而知。
学界公认,直至乾隆后期云南才出现鼠间鼠疫的记载,被广泛征引的是赵州师道南的《死鼠行》[5]。赵州的鼠疫其实仅是当时迤西地区鼠疫流行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鼠疫从剑川传至鹤庆,并以鹤庆为中心,向北传至丽江府城,向南传至大理府的各个州县,并于嘉庆初年经楚雄传至迤东地区。道光《昆明县志》卷8《祥异志》记载嘉庆八年昆明县“疫”，嘉庆十四年“时疫大行”。毗邻的新兴州(今玉溪市)、安宁州、河阳县(今澄江市)和江川县,都有疫情发生。可见滇中地区在嘉庆年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瘟疫流行。由于在滇中地区西部的大理府、楚雄府和南部的临安府,都发现了死鼠记载,从滇中地区此次瘟疫的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和危害性大考虑,我们在以前的研究中推测为鼠疫,[6]只是这次疫病流行的具体细节无从得知。罗养儒记载了当地一个与这场瘟疫有关的古老传说,从而提供了细节资料,他的记载是:
清嘉庆中叶,附近昆明之富民、罗次、嵩明、易门、昆阳、呈贡、晋宁、江川、河阳等处,有痒子症流行,而昆明独无。时有旗人鞭公督滇,值昆明县知县出缺,藩司详督院,以河阳县知县杨子震调补。某公调详文而惊曰:“痒子症(杨子震)来到昆明,哪还了得!”盖痒子症三字与杨子震三字音相同也。意在另易一人而补斯缺,藩司陈述此为抚军所属意者,某公闻而怃然。已而杨子震履昆明任,未及月,昆明痒子症大作,膺疾而死者,昆明境内仅两月间即近万人。某公乃命人示意于杨,令其改名,杨遂措词呈上,易名为杨思震,于是,昆明之痒子症亦渐次平息。
对于这一传说,罗养儒评价道:“此虽不见于书篇,而此种传言,实多有人知,谅非虚语而不属于捏造者也。此足证明,滇中在二百年前,即多有痒子症发生也。”[7]传说中的疫病发生区域和历史文献的记载相同。这一传说是可信的。至此可以确定,嘉庆中叶云南府和江府发生的瘟疫流行是鼠疫,昆明是这次鼠疫流行的一部分。仔细推敲这个传说,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昆明鼠疫的发生时间较周围地区晚。第二,当时的昆明城区人口4万(详下文),加上郊区,人数更多,两个月间疫死近万人,全部疫死的人口理应更多。在江川县,“自嘉庆十二年来,瘟疫渐臻,人户稀少。东川及四外人,搬来租坐山场,砍树种地,山林为之一空。”[8]江川县鼠疫流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并招致了外来移民,以此推测,昆明县人口死亡众多是可以相信的。
咸丰初年,滇中地区又爆发一场鼠疫流行,光绪《云南通志》卷3《天文志》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河阳大疫,是年嵩明县亦有鼠疫①。咸丰三年,罗养儒从其家中长辈了解到,该年七八月间,昆明鼠疫猖獗,“时则以城外四乡为最盛,尤以东南两乡之死者为最多”。城内及附郭居民之死亡,“固少于四乡,然三家人中必有一家不能免其厄”。鼠疫流行相当剧烈,“后来官方查户口册,城内城外及乡间丁口竟突然减少十分之一”。[9]罗养儒的父亲是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幕僚,罗的外太祖父可以看到省城的户口册,他的记载应是可靠的。
尽管城市死亡人口要较乡村死亡人口要少,但“三家人中必有一家不能免其厄”。据云南的调查,鼠疫流行期间每个疫点死亡人口要占该疫点全部人数1/2~2/3。据此计算,在这一年的昆明城区及附郭,鼠疫流行所造成的死亡人口占城区人口总数的16·7%~22·2%。道光年间,昆明城区有人口约30万,其中“城内有人口四万多,城外有二十五六万”,此次鼠疫流行造成5~6万的城市人口死亡。咸丰三年的鼠疫,“以城外四乡为最盛,尤以东南两乡之死者为最多。”昆明内城商业不发达,而城外,特别是南城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城外人口主要聚集于此,故而鼠疫为盛,东南两乡靠近最为发达的南城门外的商业区,故而死者最多。从全国范围看,咸丰年间官方的户口登记尚未流于形式,昆明是政治中心,户口登记不会离事实太远。疫后政府重新登记户口,不可能因赈济而出现夸大现象,昆明县因此次鼠疫造成10%的人口死亡这一数据可以相信。由于乡村人口基数大,从中可以看到昆明乡村的鼠疫流行是严重的。
二、咸丰至光绪年间的鼠疫流行
咸丰六年以后,云南陷入长达16年的战乱之中,昆明是清朝对抗杜文秀军队的重镇。1867年,杜文秀亲自带军征战昆明坝子。光绪《续修昆明县志》卷7《五行志》载同治二年昆明县“大疫”,四年“仍疫”,以后频年皆疫。据调查,这些疫情皆为鼠疫。20世纪50年代调查昆明染疫乡(镇)、自然村(街)统计如表1所示。
五华与盘龙是昆明城区,染疫街占调查数的79·2%。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并没有统计染疫各街具体的人口死亡数字②,从染疫各街在全部街道中所占的比重来看,鼠疫流行是相当严重的。海口、西山、龙泉与官渡是昆明的郊区,除官渡以外,其他三区染疫自然村的比重相当高。这些地区普遍染疫,构成一场类似1347~1351年的欧洲灾难[10]。
不仅如此,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争对战后的昆明影响非常之大,最重要的影响是人口的减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昆明市东寺街85岁的李直清老大爷讲,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昆明才只有3万~4万人,以后6万~7万人③。除了人口之外,商业也进入萧条时期,罗养儒说:“大乱初平后,昆明实无商业可言,居于新成铺者,什有五六为卖淫者流。在光绪十年后,二十年前,一新成铺、一杀鸡巷,都为污浊已极之地处。”直到光绪十一、二年以后(1885~1886),才渐渐有所恢复。[11]1884~1886年滇中地区的鼠疫流行证明,回民战争战后昆明城市的急剧衰落使得昆明仅仅是一个鼠疫流行的传染区,而不是传播的中心。
1884~1886年是昆明鼠疫流行剧烈的三年。据罗养儒的记载,1884年七八月间,“此症竟大流行于城厢内外,每日城内之居民死于是病者不知凡几,而城外与乡间之死者更不必言矣。”在此几个月期间,“昆明城内城外以及乡村间之病痒子症而死者,亦达到二三万人矣。”第二年,疫情较上年为重,“首先是澄江府属之河阳、江川、路南、新兴等处人民受灾;继则漫至晋宁、呈贡、宜良、昆阳、易门;积至八月初,遂漫至昆明。病势则较上年为凶,城内城外之死者,直如麻乱”。鼠疫首先在昆明周边州县流行,之后才波及到昆明,这和嘉庆中叶的传播特点一致。第三年,“云南仍有痒子症与红痰症,然只在易门、昆阳、晋宁、嵩明、呈贡、富民、宜良等县为灾,究亦不甚猖炽。昆明境内染斯疾而死者只三几百人。”[12]滇中地区的鼠疫流行实际上是嘉庆年间的重演。
三、鼠疫流行之背景
清代云南最重要的产业是矿业,昆明不是矿业的中心[13]。尽管如此,一般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人流和物流,也会传播鼠疫,只是传播的速度及范围极其有限。例如,寻甸县北街乡合村73岁的丁本钟回忆,光绪十八年八九月间,“先是丁家着(染病),丁楚先死,因为他们到省城卖鸦片烟。当时昆明已有这个痒子病,丁楚得了这病回来传给家人丁齐,以后村里都传开了”④。龙泉区云波乡羊肠小村75岁的刘贵仁说:“这个病是九月间病起来的,起的是我大爹刘英先着,他都是盘田,有时赶马卖菜、卖米到省城。”⑤昆明市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参加科举的考生会因为往返于昆明与各地之间而传播鼠疫。在寻甸县支和乡旧营村,80岁的张如生老人说:“咸丰五年六年我们村就有痒子病,本村130多户,死了40多户……我祖张为太去省城应考,但得这个病死。”⑥在回汉战争之前,作为政治中心的昆明对于鼠疫的传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光绪年间,华宁县有一例说鼠疫直接传自昆明,也是因为赶考而引起。该县一区王马乡积聪村80岁的傅子义称:“当时我们村有600多户,害痒子病,死了只剩下20~30家。这病是由昆明传来的,是我们村的张八公家去昆明赶考而(带)回来的,因此我们村里的人都骂他家说,你家祖先带来的病害死我们很多人。”①昆明郊区以及毗邻的江府各县人口,还可越过昆明城区,与大理、蒙自以及其他地区进行直接的商贸往来,从而染疫。例如,“光绪十二年,我们村里有些家比较贫苦人邓□到禄丰去做搬运,当时禄丰有这个病,他回来后他们全家6人死于痒子病,我们村的痒子病也是由邓□的家先起”。82岁的王□全老人说:“过去我们老爹他们就到□方去赶马,我们一支人得痒子病死后只剩下我父母。”李道生的说法是:“痒子病是杜文秀下来以后有,那些时候赶马人由大理下来带下来的,伟林村的人到过大理。伟林村发生病不到7天就传到我们这个村,我们老爹就生痒子病死掉的,吐红痰对时就死。”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昆明城区不可能成为整个昆明鼠疫传播的中心,昆明市东寺街85岁的李直清老大爷就讲,“这个病是从迤西那边传来的,城外较多,城里不重。”②昆明南部的江府与云南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大,故滇中地区的鼠疫首先在这一地区发生,然后传到昆明,昆明也不是区域性的鼠疫传播中心。
上文所揭示的是1733~1866年间昆明五次鼠疫流行,在这些流行期间,经常有小的流行。这种散发性的流行模式及所影响的人口与1351~1450年间欧洲的鼠疫流行相似,如海口区里仁大街77岁的尤凤大爹说:“长毛下坝后有痒子病,年纪青的人着的多。”③虽然如此,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鼠疫发生的内在背景,与欧洲有根本性的不同。1347~1351年欧洲鼠疫大流行的局面,只有在战争背景下才可能出现。在昆明,民众普遍提及这样一句话:“提起痒子病七处都有,正经战乱年间没有死了多少,就是痒子病收了人。”④据我们以往的研究,回民战争中鼠疫造成云南府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此时鼠疫发生的背景,更与1347~1351年间的欧洲不同。
自1886年之后,昆明基本上再未受到鼠疫的影响,可能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从云南全省的鼠疫流行来看,从1884~1886年的鼠疫之后,流行区域明显南移,多发生在迤南的临安府、永昌府和腾冲厅一带。在这些地区,流行也并不严重⑤。昆明自然环境的变化,为当时人所感受到,罗养儒记载道:“例如数十年前,当夏秋之间,无不暴雨暴晴,或一晴至十余日,午间则火伞当中,突而油然作云,倾盆猛雨暴注,立刻沟浍皆盈。少选,火伞复张,人又居于酷热下,此而一日能作二三次。似此情况,人自易于受病。顾在近五六十年来,便无此种情事矣,即在大雨时行际,亦不似往昔之暴雨暴晴,日作数次,岂非天时气候之变易乎?”[14]暴晴和暴雨可能导致啮齿类动物的异常活动,加大人与疫鼠接触的机率,从而导致人间鼠疫的流行。关于这一点,尚有待更为细致的研究。
四、结论
雍正十一年昆明的疫情,很有可能是鼠疫;嘉庆年间疫情,则可确定是此种疫病。清代昆明有详细记载的四次鼠疫流行,表现出相同的流行特征:发生时间较周边地区晚、城区和郊区皆有严重流行、人口死亡严重。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大流行,与1347年欧洲的鼠疫大流行有相似之处,流行迅速,人口死亡众多。但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鼠疫流行的动力是军队的移动,而欧洲鼠疫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商道传播。
回民战争前后昆明鼠疫的散发性流行模式与1351以后的欧洲鼠疫流行模式相似,但流行的背景大不相同,也不同于云南其他城市。在云南的永平县,以杉阳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由点及面,即由市镇向四周村庄传播的鼠疫流行模式⑥。在蒙自县,除了最偏僻的几个山区外,鼠疫传播几乎到达了县境的每一个角落,且传染源都来自蒙自县城。商业中心城市对于乡村经济的幅射半径与鼠疫传播的半径密切相关⑦。昆明城区主要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人流与物流的规模有限,因而无法成为鼠疫传播的中心。昆明郊区以及毗邻的府县,直接与其他地区进行商贸往来,这使得昆明周围乡村不少自然村的鼠疫与昆明城无关。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鼠疫才会导致大范围的人口死亡。1886年之后鼠疫的基本停息,可能与自然环境暨气候的变化有关。
注释
①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1982,904·
②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1982,898·
③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57,17·
④鼠疫调查组·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寻甸县)·内部资料,1957·
⑤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57,33·
⑥鼠疫调查组·曲靖专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寻甸县)·内部资料,1957·
⑦云南省鼠疫调查组·云南省蒙自专区鼠疫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57·
云南省卫生厅鼠疫防治所·云南省邓川、永平、昌宁、龙陵、麻栗坡五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57·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1982,753~756·
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57,17,21,30,29·
玉溪地区卫生防疫站·玉溪地区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华宁县)·内部资料,195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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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eldon Watts.Epidemics and History:Disease,Power and Imperial-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1-2·
3 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68-210·
4 罗养儒·云南掌故丛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659·
5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243·
6 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76-179·
7 罗养儒·云南掌故丛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59
8 张中孚·碌云纪事稿·中国史学会编·回民起义Ⅱ·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427·
9 罗养儒·云南掌故丛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659-660·
10 李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2):19-32·
11~12 罗养儒·云南掌故丛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491,660-661·
13 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31-36,81-84·
14 罗养儒·云南掌故丛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662·
（排版：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