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
——兼谈中国环境考古学
彭博
（吉林大学人文学院，吉林130012）
摘要：面对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的滞后，我们需要站在考古学发展的宏观框架下重新认识环境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和作用意义。《考古学思想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从思想演变来观察学科的发展。笔者将世界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分为萌芽期、蓄势期、成熟期，从这一学科的成长史中为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寻找出路。
关键词：考古学思想史；环境考古学；中国
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诞生以来便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向更广领域开拓。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的研究重心无外乎两点：一是关于田野考古方法与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二是关于考古学理论的总结与应用。但以往的考古学理论大多局限于方法论的总结，其应用更多是为了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并指导实际工作，对考古学的发展方向进行预见的学说则少之又少。直到1989年加拿大考古学家Bruce G.Trigger所著的《考古学思想史》一书出版，人们开始关注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而且对考古学发展史的研究从技术史上升到了思想史的层次。
正如R.G.Collingwood所言，没有一个历史问题可以在不研究有关历史思想史的情况下被研究”。因此，立足于欧美考古学思想史背景下，整理环境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脉络，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
1、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划分依据
从考古学思想史的演化来看，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并非是沿着同一趋势直线发展下去的。
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使得欧洲宗教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当时的人们为了突破天主教的思想制约，开始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献和艺术品，由此产生了作为考古学源头的“古物学”。古物学产生以后经历了从研究修道院中的藏书到搜集与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文学、法律的文献。大约15世纪，在研究文献的同时，对古代钱币、艺术品等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也成为当时人们反对神权统治、宣扬世俗思想的一个方面。受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天主教会思想专制的反神秘化和社会生活世俗化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古物学在研究过程中具有一种感性的浪漫主义心理，即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通过人类的过去解释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全貌，因此对一些问题的解释或多或少具有随意性。17世纪以后，受启蒙思想影响，古物学传统的演绎方法，即历史的解释受到了生物学解释的质疑，人们在研究时对真理的追问使得很多问题的回答无法像以往那样随意，这就迫使物学的研究必须转向科学化和全面化。
一般认为古物学是考古学的前身，但Bruce G.Trigger认为古物学发展成考古学并没有必然性。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并且认为古学之所以能演化为考古学，很大程度上与思想观念的进步有关。早期的古物学研究更加侧重研究器物的美学价值，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浪漫主义影响下的古物学很难与科学产生交集，而正是民族主义的刺激使得古物学的研究方向与民族历史相结合，正是启蒙思想推动古物学的研究方法与当时的科学成果相联系，于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诞生了。所以，笔者认为考古学的诞生是近代社会思潮催生的结果，其发展也与近现代思潮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环境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分期
按照BruceG.Trigger在《考古学思想史》中的论断，笔者认为环境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们对两种事物在思想认识上的提高：一是人类对自身历史以及社会发展的认识，二是人类对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我们按照环境考古学发展的不同程度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环境考古学的形成期（17世纪末－19世纪中叶）。
环境考古的形成期，即环境考古学及其思想从萌芽到产生再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17世纪末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代。启蒙运动的蓬勃开展以及与之相伴的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们可以按照科学的研究来解释真实的人类历史，此时是考古学萌芽的一个关键时期，环境考古学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良好材料积累和知识储备，其萌芽的原因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内部来看，由于考古学诞生之初没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和规则的实践方法，所以只能借助与之相关的地质学、古生物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资料进行收集、鉴别和类比，这些学科主要是自然科学，环境要素正是它们的研究范畴。从外部来看，17世纪末期思想界的主要矛盾集中于提倡自由、科学的启蒙思想与保守的宗教思想之间，在二者长期斗争中的两个焦点分别是人类的起源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问题。也就是说，当时解决的问题的需要使得环境考古学成为考古学中的重要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环境考古学在考古学诞生的过程中一直与之共同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划定环境考古学诞生年代的时候，可以将其看成于19世纪初与考古学同时产生的一部分。
环境考古学产生以后不久，便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丹麦地质Johannes J.Steenstrup在发掘泥沼遗址时发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存在史前人类的地层学依据，并通过森林变迁的方式将半岛上的环境变迁与Thomsen的三期说一一对应，并估计每个阶段可能延续约2000年。这是环境考古学产生之后作为研究工具的第一次应用。
与此同时，欧洲人争论的另一个问题，即人类文化的发展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的问题，证明了人类文化是持续进化的。环境考古学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论证了人类文化是持续进化的：一方面是通过反驳灾变论的地质历史。1785年，爱丁堡医生James Hutton提出均变论原理。19世纪30年代，英国地质学家Charles Lyell发表《地质学原理》，用其在西西里岛发现的大量证据论证了均变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是通过古生物学方法的研究，论证人类生物的进化。在均变论提出之前，法国古生物学家Jean-Baptiste Lamarck就提出了生物进化思想。19世纪中晚期，哲学家Herbert Spencer提出了与宗教思想截然相反的进化思想，并动员中产阶级支持进化论。1859年，英国博物学家C.R.Darwin发表著作《物种起源》，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建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模式。这是环境考古在人类进化问题的研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应用，为进化考古学的产生与发展埋下了伏笔。
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学并没有形成学科体系，也没有独立的研究方法，而是较为依赖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单独研究
而随后作出考古学的解释，其研究方法尚未摆脱与民族学的类比。
（2）环境考古学的蓄势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中叶）。
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学处于发展的状态。但为其壮大成熟奠定了知识基础。
19世纪晚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让人们对人类的进化深信不疑，但同时，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也激起
了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充斥着种族歧视意味的文化直线进化观（过程考古学）受到质疑。在这种形势下，于19、20世纪之交，着眼于各个种族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文化考古学诞生了。这种新兴的考古学思想一经出现就为一些受到列强欺凌的国家所推崇，成为追溯民族历史、寻找民族认同感的有力工具。在随后的半个世纪，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发展使得考古学更像艺术而非科学，此时的考古学家对于环境的态度陷入了迷茫，这一阶段成为环境考古学发展的缓慢期。
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使得人们无法完全按照器物的序列来解释人类历史的自然以及文化适应状况，也就是说，正是历史文化考古学的弊端孕育了环境考古学的又一次发展。此时，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考古学在动植物遗存、孢粉、纹泥、黄土等环境要素方面的研究初具规模，这对于世界考古学来说是一种激励和榜样。也就是说，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环境考古学发展中一场更为剧烈的变革正在孕育。
总体来看，环境考古学在蓄势期的发展并不是持续的。进化考古学与历史文化考古学在转接过程中将环境考古学的定位做了一个极大的变换，由一种必要的研究方法变为一个边缘且不属于主流的分支学科。这种认识也使得19、20世纪之交环境考古学遭受冷落，带有“古物学”倾向的历史文化考古学诞生，并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占据主流。从历史文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上看，其对于环境考古学是排斥的，以至于这一阶段，环境考古的方法未能真正与考古学融为一体。20世纪20年代，当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解释受到质疑之时，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将环境考古纳入考古学体系，并且寻求一种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解释。
（3）环境考古学的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至今）
在这一阶段，与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关系最直接的就是其在考古学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也可以看成是环境要素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变化。本阶段前期，是环境考古学迅速发展的繁荣期，后期的环境考古学才真正走向成熟。
20世纪2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考古学界兴起了对功能论和过程论的探讨，早期功能－过程理论应运而生。
A 经济社会结构研究与生态考古学
1937年，芬兰考古学家Tallgren呼吁考古学界重视研究人类（族群）以及他们建构起来的人类社会，得到了广泛响应。英国考古学家V.Gordenn Childe就是在此时背离了历史文化考古学，强调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人类文化。与Childe不同，英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家J.G.Clark更注重发展新的田野发掘技术来补充理论创新，用来说明古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他绘制了一张流程图，把文化的各个方面与食物供应、生态环境和生物群落联系起来，作为工作的核心，这份流程图被认为是“最早发表的将文化与环境因素作为单一系统组成部分加以联系的图示”。此后，Clark将生态学与考古学结合，开辟了生态考古学（Ecological Archaeology）。他认为，“文化变迁是对环境变迁、人口波动、节省劳力的发明以及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暂时失衡’的一种反应”，即文化是人类对生态适应的结果。这种观点通过人类的适应性将文化与生态结合起来，同时也将环境考古学这种新的生态学视角推广到世界范围内。
B 美国文化生态学的新发展
Clark的生态考古学思想影响了美国考古学界，虽然这种影响不是直接地将新的考古学理念传入美国，但毕竟引起了美国考古学家对历史文化考古的反思和批判。考古学家Walter Taylor提出了掇合方法（The Conjunctive Approach），强调关注遗址内部“所有的器物和遗迹”，利用考古资料重建遗址中人们生活的原貌，他认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除了包括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文化，还有人类生存的环境，只有这样的研究才算是复原历史的全貌。但是，Taylor的掇合方法深受博厄斯派人类学的影响，在唯心论观点的指导下进行。无论如何，这次突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宣告着，此时的历史文化考古学和类型学注重的“关键”器物研究是不合时宜的。
与Taylor几乎同时代的美国唯物主义民族学家Julian Steward也开始了挑战文化历史考古学的研究，Steward提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概念，用来表述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文化被视为主要的适应机制。文化生态学的提出是对Clark生态考古学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但与之不同的是，文化生态学并没有试图通过某种纽带将文化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而是将生态作为文化的一个生存背景进行解释。他的学生Gorden Villey在研究秘鲁微鲁河谷史前聚落形态时发展了他的理论。与Steward不同，Villey的研究没有把聚落环境定义为人类群体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证据，而是注意到了考古资料反映出来的社会因素也可以看作文化适应的证据。在Villey的研究中，“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被重新引入作为文化之间的区分，但这与历史文化考古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文化生态学概念下的考古学文化，界定的是人类行为，而不是民族和身份，此时的考古学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历史文化考古学的高度突破，环境考古学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也基本确立。
C 新进化论与新考古学
20世纪中叶以来，博厄斯派人类学的地位每况愈下，就连其原来忠实的支持者Steward都与其背道而驰，倡导一种“多线进化论”，除了与文化生态学相似的观点外还肯定了一种强势文化会对同层次的文化造成影响，形成共同的文化特征。另一位重新解释进化论的是Leslie White，他强调进化是普遍的，并认为文化系统由技术系统决定，这种技术决定论的误区后来被女考古学家B.J.Meggers改写成技术与生态共同作用的进化。这些思想被统称为“新进化论”，成为与“新考古学”共同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1962年，Binford发表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被视为新考古学开始的标志。他认为考古学家不应该被考古材料所束缚，应该在理论上有更大的突破，他相信考古学应该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他继承了White的观点，认为考古学不应该总是罗列文化特征，而应将文化视为一个系统，其下分为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三个亚系统，认为器物的变化是三个亚系统共同变化的反应。1968年，Blnford主编出版了《考古学的新视角》，标志着新考古学基本形成。在对于文化的认识上，他更关注不同文化的“异质性”，而非像历史文化考古学那样寻求器物上的相似性。Binford等一代人创立的新考古学后来也被称为“过程考古学（Processual Archaeology）”。
笔者认为，过程考古学的诞生标志着环境考古学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因为此时的环境考古学已真正成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辅助研究、单独解释的工具，也不是利用研究，协助解释的背景，生态环境成为考古学研究综合考虑的一类因素。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环境的认识空前提高的结果，也是人类全面看待自身发展历程的开端。
D 后过程考古
20世纪70年代开始，过程考古学之中分化出反主流的一支。80年代，考古学家Hodder将这一趋势命名为“后过程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后过程考古学忽视法则和规律，提倡受结构主义、批判主义等影响的个人化方法论，这是考古学在发展过程中再一次向艺术概念倾斜。但值得庆幸的是，后过程考古学并没有盖过过程考古学强盛的发展势头而成为考古学思想的主流，即便是成为主流思想，后过程考古的艺术概念也主要集中于心理上的美学认同，几乎不能产生器物研究的复辟。
总之，这一阶段是考古学摒弃经验主义、树立实证主义的关键时期，也是环境考古学由边缘走进考古学体系并发展成熟的重要阶段。过程考古学自60年代产生至今，仍然占据着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主流，环境考古学作为其中一个部分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且不断为考古学提供新的手段和发展动力。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黑龙江科学》，2013年02期，【分类号】K092;K854;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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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