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变迁视野下的明清时期苏北旱灾研究
摘要：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这些变化和本时期频发的旱灾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大量的湖泊和河流淤废，土地沙化盐碱化严重，沼泽和滩涂湿地显著增加。这些自然环境的变异导致苏北地区稍旱即灾，而且旱蝗相继，灾情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持续灾害的影响，苏北地区的社会环境恶化。乡风民俗颓变，消极宿命，逃荒成风，抗旱精神不足。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则使得旱灾降临时的自救和抗灾能力几近于无，频频陷入小旱大灾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明清时期； 环境变迁； 苏北； 旱灾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苏北农业发展与农业灾害史研究”（编号：苏教社政[2012]2号；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自主创新重点研究项目“明清时期苏北的农业灾害与防治得失”（编号0201100274）阶段性成果；中国新农村发展研究专项“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建设研究——以江苏省为例”（编号：XNC2012007）
[作者简介]卢勇（1978-），男，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水利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李燕（1970-），女，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村社会史。
江苏苏北地区地处我国南北交界地带，长江、淮河横亘东西，京杭运河贯通南北。苏北地多平阜，气候温和，区内还有洪泽、高邮、骆马等著名大湖，可谓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众所周知，宋代以前苏北地区一直是富庶繁华的鱼米之乡，鲜有旱灾发生，故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但是，翻开明清时期的苏北地方志我们发现，如此水乡泽国却经常发生旱灾，且危害甚烈，成为当地仅次于水灾的重大威胁，对当地的社会民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现今仍可见其后遗症的影子。个中缘由，引人深思。关于明清苏北旱灾的状况与原因，迄今为止，学界此前专门的研究不多。大多在涉及苏北的水灾问题有所论及，前贤们主要从苏北独特的气候、地形等因素着眼，以及当时不合理的经济开发等角度揭示了诱发苏北旱灾的一些因素。[1]但是我们知道，旱灾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降雨多少、地形高下的问题，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剧变往往才是干旱能否成灾、灾情大小以及抗灾能力强弱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明清时期环境变迁这一视野对苏北的旱灾问题作剖析，以此管窥本时期苏北地区频发旱灾的历史真相，同时希冀能古为今用，对当代苏北地区的旱灾防治工作有所裨益。
一、明清时期苏北旱灾概况与特点
与水灾相比，旱灾虽然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冲塌庐舍房屋、卷走生命财产，但是，缓慢累积的干旱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危害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过程，使农业歉收，甚至严重威胁包括人在内的各种动物的生命。本时期苏北的旱灾不仅多次使广阔的田野变成一片焦土，土地干裂、植物枯萎，而且持续的无雨干旱，还会引发蝗灾、饥荒、瘟疫等次生灾害，使得受灾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可怕的范围，甚至影响到民众的心理层面，对乡风民俗、社会经济等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
明清保留至今的大量地方志记载了当时苏北各地发生的旱灾事件，为今天我们研究旱灾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依据前人研究成果和相关的地方志材料，可以勾勒出明清时期苏北旱灾的发生概况与特点。
表1明清时期江苏苏北地区旱灾发生频次表
地区
年/次
地区
年/次
地区
年/次
淮安府
9
高邮州
12
通州
10
海州
7
兴化
13
如皋
9
徐州
6
扬州府
18
阜宁
10
由表1可知，总的说来，苏北总体旱灾频率较高，平均十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旱灾。但由于苏北地形多样化，使得季风气候下的旱灾地区分布呈现一定的差异。旱灾发生的频次由苏北南部向北逐渐增多，扬州、兴化、高邮州的旱灾发生频次分别为18、13、12；随着向北渐向过渡，旱灾出现几率也随之增大，如皋为9、盱眙为8、淮安府为9，连云港（海州）为7，徐州地区平均6年就发生一次，为最高。明清时期的苏北不惟旱灾爆发的频次高，而且破坏力极强，影响深远，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持续时间长，受灾范围广
据邹逸麟先生研究，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先后有过八次大旱期，即嘉靖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544-1545）、万历十五年至十八年（1587-1590）、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1640-1641）、顺治八年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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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及苏北旱灾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频发水旱灾害的原因探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高升荣：《清代淮河流域旱涝灾害的人为因素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3期；汪汉忠：《从水旱灾害对苏北区域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看水利的作用》，《江苏水利》2003年第3期；彭安玉：《试论黄河夺淮及其对苏北的负面影响》，《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1期；张秉伦、方兆本：《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
年（1651-1654）、康熙十年至十一年（1671-1672）、康熙十七年至十八年（1678-1679）、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一年（1785-1786）、咸丰六年至八年（1856-1858）。[1]
除了这八次持续时间一年甚至数年的特大旱期，苏北还出现过多次夏伏连旱、夏秋连旱的情景。从受灾的范围来看，旱灾与水灾又有所不同，俗话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苏北的历次旱灾都往往涉及多县甚至跨府连州。如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一年的苏北大旱灾。早在乾隆四十九年，在苏北周边的安徽部分地区就有了旱灾之苦，进入五十年，旱灾蔓延到苏北大地，遭灾的有盱眙、淮安、阜宁、高邮、宝应、盐城、东台、兴化、泰县、扬州、江都、仪征、靖江、泰兴、如皋、通州等府州县，从而形成此旱期的特大旱灾年。高邮县“七里湖涸见底，民食榆皮草根，尽掘石屑煮之，名观音粉”。[2]泰县“大旱蝗，自是年三月至明年二月不雨，无麦无禾，河港尽涸，民大饥”。兴化“大旱，自是年三月不雨至明年二月始雨，岁大饥”。[3]淮安府所属各县大旱经年，民众整村逃亡，榆树皮皆被啃光，饥民甚至以死人为食。[4]
（二）多与蝗灾并发，旱蝗相继
苏北的旱灾发生大多伴随蝗灾，旱蝗相继引发的饥馑多次导致人吃人的惨剧。根据苏北相关府州县地方志可知，明清苏北的蝗灾多发生在夏秋季节的旱期，也就是所谓的“旱蝗相继”。其中高邮16年蝗灾记载年份，就有15年是旱蝗同年，约占总数的94%；东台记载的蝗灾的31年里，其中24年为旱蝗同年，约占总数的77%；淮安21年蝗灾灾年有16年是旱蝗同年，占76%；盱眙30年蝗灾灾年有15年是旱蝗同年，占50%等，这些地方旱极而蝗，几率相当的高。[5]
明万历十五年至十八年的苏北旱灾，由于旱蝗相继，到十七年达到极致，形成特大灾年，后果极为惨烈。苏北遭灾的有徐州、盱眙、淮安、兴化、通州、扬州等府县，淮安府夏天“大旱蝗，草木皆空”，十六年，淮安府“旱，横尸满路”，十七年，淮安府“自二月入夏不雨，二麦枯槁”。江苏扬州素有水乡之称，此次也因为旱蝗相继，“下河茭葑之田，尽成赤地”。[6]
明崇祯十三至十四年的苏北大旱，不仅旱情严重，而且继之以蝗灾，盱眙县“蝗蝻遍野，民饥以树皮为食”。[7]兴化县“飞蝗蔽天，食草木皆尽，道馑相望。”[8]东台“（蝗）飞盈衢市，屋草靡遗，民大饥，人相食”。[9]这次旱蝗相继的大旱灾对于风雨飘摇的明王朝而言可谓雪上加霜，此后不久，明朝即告灭亡。
（三）抗灾能力低下，灾情严重
宋以前的苏北河湖暗流，土地肥美，鲜有水旱灾害的发生，是名闻遐迩的富庶之地。明代以降，随着环境恶化、灾害频发，苏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走低。苏北的大部分地区粗放耕作，卤莽而报。安东县“荒城数丈高。是田皆斥卤，有地但蓬蒿。”如皋县“地濒海……，多茅苇，田半荒芜不治”。[10]淮安地区“城乡居民又仅恃田业，无他技，岁丰则温饱，岁歉则冻馁。”[11]而且灾害对苏北民众的社会心理产生了
[1]参见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1页。书中记载有9次，其中涉及苏北的8次。
[2]［道光］《续增高邮州志》第6册，灾祥。
[3]国学图书馆辑：《清代江苏三届大旱年表》，江苏月报，1935年第3卷第2期。
[4]［清］丁晏：《山阳诗征》卷21（山阳丛书本）。
[5]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6]［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1，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48）：26。
[7]［光绪］《盱眙县志稿》卷14，祥祲，《中国方志丛书》（93）：1182。
[8]［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卷1，祥异，《中国方志丛书》（28）：74。
[9]［嘉庆］《东台县志》卷7，祥异，《中国方志丛书》（27）：327。
[10]［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9，《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0）:317。
[11]［民国］《续纂山阳县志》卷1，疆域，《中国方志丛书》（415）：8。
负面影响，宿命保守，不思进取。正如《邳志补》中所言：“农不明树艺之道，工不求制造之精，商不知懋迁之术……”。[1]甚至在很多地方逐渐形成了“行走三分利，坐吃山也空……在家千般苦，出外神仙府。”的风习。[2]百姓安贫乐迁，逃荒成俗，无心发展经济。
明清时期，曾经的鱼米之乡已彻底变成了贫瘠之地，苏北很多地区连满足基本的温饱水平都很成问题。再加之封建社会末期普遍存在的政治贪腐、豪强地主圈地抢水等丑恶现象，这些问题虽然不是造成旱灾的直接原因。但是在旱灾来临之际，颓废宿命的民风加上滞后的经济状况使得苏北大部分地区的抗灾能力几近于无，每临旱灾，普遍呈现出饿殍遍野，民众流离失所的惨况。
二、自然环境异变，旱灾频繁发生
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南下，二渎归一，性悍难驯，决堤溃坝时有发生。由于黄河水性重浊，含沙量极高，巨量泥沙随水倾泻在苏北平原上，导致苏北的生态环境发生异变。几乎每次的洪水泛滥都会引发当地湖泊变迁、河流改道、土质恶化等负面影响；此外随着泥沙顺流入海，黄河在苏北沿海快速造陆，形成面积广袤的沿海滩涂。这些异变不仅给苏北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导致旱灾频繁发生，受灾范围广，灾情重，且多旱蝗相继。
（一）河流湖泊填淤，抗旱能力丧失
明清两代近600年间，黄淮洪水经常决堤，漫流遍及整个苏北平原，不仅导致汉唐时代记载的上百个大小湖沼，几乎尽被泥沙湮没，而且使得淮河水系的调蓄功能丧失，水利工程荒废，从而导致旱灾频繁发生。清代县志记载：清河县（今淮阴县），“百余年来，黄流移夺，一经过辄为空，长溪大泽旁，壅沙为岸”。[3]宿迁县的情况也类似“（昔日）水则南控清淮，北引沂泗。又骆马湖移交脉注，蓄泄有资，农田赖之。自浊河南徙，陵谷变迁，境内诸湖，强半淤垫。”[4]
明清时期，苏北的大小河流几乎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黄河泥沙的淤塞，导致河道变迁甚至完全消失。到光绪时，明代有记载的河道“十之一，湮塞者十之九”。[5]如蔷薇河被称为“最易淤垫”，清朝康乾时期政府组织多次挑挖，但旋挖旋淤。蔷薇河是沭水的重要入海通道，它的淤积有事的沭水多次泛滥成灾。涟河即《水经注》中所载之游水，《嘉庆海州志·山川》称其“众水所归，沙潮易壅”，乾隆四十八年曾经大加疏浚，但效果很差“数年之间，辄成平陆，河心皆耕艺……岁有灾荒”。此外，六塘河、包家河、盐河、北潮河等也受到同样遭遇。
淮水南岸，地势低洼，原本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是著名水乡之地。据江苏州府县志记载：运西湖群中除白马湖外，高邮湖和宝应湖在筑运堤以前就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湖泊。本时期地貌，我们也可以从北宋时期高邮著名诗人秦观的诗中得到验证，秦诗中写道“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似串珠，三十六湖水所潴，尤其大者为五湖”。黄河南泛入淮后，淮水东流受阻而转向高家堰东趋南下，直至高邮。初期，由于吸纳了大量的黄淮来水和泥沙，当地很多湖泊被填淤成陆地。愈来愈多的泥沙随着水灾的泛涌沉淀苏北运西湖群，时间日久，它们受黄河泥沙的淤积也日趋严重，愈近黄淮，湖底愈高，以致于把苏北地区一直南高北低向北倾斜的地势变成了南低北高向南倾斜了。
苏北最著名的湖泊——射阳湖，在黄河夺淮以前曾经号称苏北第一大湖，“周回三百里，跨宝、淮、
[1]［民国］《邳志补》卷24，物产。
[2]王怀忠，汪冰：《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9页。
[3]［清］胡裕燕修，吴昆田纂：《清河县志》卷1，疆域，光绪五年（1879）刊本。
[4]［民国］《宿迁县志》卷3，山川志。
[5]［光绪］《淮安府志》卷7。
盐、阜四县，东南一具区也。”[1]起着重要的调蓄洪水的作用。由于明清时期，黄、淮、运河及洪泽诸湖的频繁溃决，射阳湖湖身潴积严重，洪水挟带泥沙多堆积湖盆，促进了射阳湖的迅速淤垫。据载：“南渡以后，大河南徙，黄淮合流，浊沙分注而夹耶等湖先淤。明永乐间，平江伯陈瑄改运道，由淮安迳达黄浦，不复经射阳湖，迨嘉隆间，河患日剧、填淤日远，西北入淮之迹不复可考。而射阳湖亦渐受淤”。[2]至清代末年，广袤的射阳湖最终演变成为海拔仅2米上下沼泽平原。
淮水北岸地区不少著名的大湖如古青伊湖、硕项湖、射阳湖等湖泊也在这一时期遭黄河侵淤而缩小。在今苏北灌南、灌云和沭阳之间的古硕项湖，古代东西四十里，南北八十里，是调节沭河流量的天然水库，在旱年又是淮北农田灌溉的水源。黄河夺淮以后，硕项湖不断受到黄河南泛的灌淤，至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以后“陆续升科，变为腴田”。[3]硕项湖之西的桑墟湖在明代已是季节性湖泊，夏则储水，冬为陆地，至清代也完全淤成平陆。
随着苏北众多河流和湖泊的淤塞，不仅对于黄淮的调节宣泄能力几乎全部丧失，而且新诞生了大量的沼泽和盐碱洼地，甚至对当地生态环境和旱灾发生带来巨大影响。射阳湖、硕项湖等在消失前，水草丰美，气候宜人，是调节周边气候的天然水库，在干旱年份又能为农田灌溉提供稳定的水资源，是当地旱涝保收的可靠保证。随着河流和湖泊的大量消失，苏北很多地区干旱时节无水可灌。据史料记载，原本硕项湖、桑墟湖故地的沂、沭、泗流域从1368-1948年发生严重旱灾就有86次之多。[4]
（二）苏北土质恶化，稍旱即灾
苏北平原一带原来土地肥沃，宜农生产。据《禹贡》记载，徐州土质“上中”，纳赋“中中”。后来由于历代对该地的水利开发，土壤越发肥沃，民间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但是明清时期，由于黄河中下游泛溢不断，水患频仍，肆虐的黄水荡涤了今洪汝河以北，京广线以东的广大平原和冈丘。高含沙量的黄水在苏北地区的沿洪漫区形成大量泥沙淤积沉淀，导致数万平方公里地域普遍淤厚4米左右，个别地带淤厚达l0米以上的，苏北大部分地区受到覆盖，沉积了数层甚至数十层的冲积土，使原来肥沃的青黑土（又名砂礓黑土）变成了潮土土壤，在河床和近河处较砂，远河处较粘。[5]
伴随着黄河南泛以及淮河水系多次决溢，使得泥沙等沉积物交替叠加，再加上风力和人类活动等影响，苏北的微地貌发生根本变化，大片土地“有被漫涨流为支河者，有水去沙停变为沙滩者，有地土变为盐碱者”。[6]清光绪时，清河县城甚至因为“地多斥卤”多次引发房屋倒塌，“修筑为艰，环城以内，寥寥数十家，官舍民居，颓陋且相等。”[7]唐朝大诗人高适过涟水时，曾为当地富庶宁静的生活所感，赋诗一首：“煮盐沧海曲，种稻长淮边。四时长晏如，百口无饥年”。[8]到了明清时期，县志中所载的涟水已经变为“有田皆斥卤，无处不蓬蒿”的极贫县份。
此外，淮河中下游成为地上河之后，两堤高出地面710米，由于人们长期取土筑堤，加上土壤的毛细管作用，造成了沿河两侧地区盐碱化严重，据现在统计，背河洼地长达600-700千米，总面积达1000万亩。[9]而黄河每次决口后，两堤内侧旧河床以及其黄泛时流速特大的股流冲蚀成槽形地段，也
[1]陈云墀：《射阳复古议》，转引自凌申：《射阳湖历史变迁研究》，《湖泊科学》1993年第3期。
[2]［清］院本焱等：《阜宁县志》卷4，川渎下，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3]嘉庆《海州志·山川》。
[4]刘会远：《黄河明清故道考察研究》，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0页。
[5]水利部治淮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第168页。
[6]《清世宗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丁未。
[7]［光绪］《清河县志》卷1，疆域志。
[8]［唐］高适：《涟上题樊氏水亭》，《全唐诗》，中华书局，1991年，第2207页。
[9]中国农科院农田灌溉所：《黄淮海平原盐碱地改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1页。
形成坡河洼地，这些地区大多成为盐碱地重灾区。
另外，在黄淮海平原东部的苏北地区，广大的滨海冲积平原都是新近才淤积成陆的。成陆前，土体长期浸于海水之中；成陆后，土层富含盐类物质。明清时期，随着大量泥沙被冲刷入海，陆地渐渐向大海延伸，苏北地区潮灾频发。海水一来，不仅深度盐渍土区难于脱盐，就是耕垦利用已经脱盐或者接近脱盐的地面也会重复盐碱化。
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苏北不少地区的土壤沙化、盐碱化非常严重。据解放初的统计，仅今淮安市楚州区还有沙碱地500余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1]这些农田不仅产量低，而且极易发生旱灾。一方面，苏北黄泛区的大量沙地土壤颗粒较粗，很难保有水份，正如民谚所云“有雨则涝，无雨则旱”。另一方面，苏北东部的大片盐碱地，由于需要大量淡水才能刷盐压碱，因此抗旱能力较低，稍有干旱，土中的盐分就会升至土表，致使作物根系水分反渗透，农作物会产生理干旱而渴死。
伴随着土壤性质的改变，苏北地区的种植制度也发生改变。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说“海州水田少而旱地多，民间以麦为重，谷次之，黍豆又次之。”说明，明代海州还种稻，但清中期已是麦（旱作）为主了,“亩无沟澻，不宜稻产。”阜宁县“昔淮读安流，港浦交络，与射阳湖互为灌输，鱼盐杭稻之利丰阜蕃饶。自黄淮合流，支渠湮汩。决水所至，暨浊沙所凝结。陵谷互易，沧桑改观。”农民广种薄收，甚至有种无收，已经成为经常发生的现象。有些地区的粮食产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是“亩产翻一翻，不过百斤关”。土质的恶化，不仅使得苏北地区的抗旱能力显著减低，而且由此引发的耕作制度改变带来的粮食低产使之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之一。
（三）荡地滩涂密布，旱蝗并发，极易加剧灾情
苏北地区高发的旱蝗相继现象和本时期自然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淮域水灾泛滥带来的巨量泥沙，使得水势广阔的原有湖泊普遍面临被快速填淤的境地，其演化的过程一般是由湖泊先到沼泽荡地，再到平陆。这些荡地农业耕作中很难加以利用，形成许多湖滩荒地。这种荒地生态上适宜蝗虫滋生，历来是蝗虫的主要扩散源之一。[4]
比较明清时的当地县志我们就会发现，清代高邮州治东北新增五荡，且相互连通成片，兴化县境新增两荡，盐城志西侧射阳湖东畔形成若干荡。大量荡地的出现，表明明清时期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湖泊日益淤浅为滩地，芦苇密布，形成芦荡相连景观。泥沙的淤填，又使荡地水位抬升，荡水向四周低地流散，进而又使周围低地化为沼泽水荡，很明显，这些荡地的形成是湖泊淤缩的结果。清代高邮州东北新增5荡大体就属于这种情形，这种水荡稍加泄水围垦就变成了田地。淮河以北的硕项湖、桑墟湖北淤沙填平后，流水四溢，也形成大量荡地。据统计，仅淮安府境内就增加荡地13处之多。[5]
同时，自明万历朝以后，黄淮河道的治理一直基本上沿用潘季驯的束水攻沙之法，蓄清刷黄，以水治沙。由于河道固定，水流迅速，巨量的泥沙在水流的冲刷下搬移至口外堆积，泥沙首先淤成沙洲，随着沙洲的专拣淤长，又使得它与海岸之间的潮汐通道淤积变浅变窄，在潮汐的作用下沙洲逐渐滩成陆地。于是苏北连云港和盐城一带海岸迅速向东伸展。明清时期，黄河泥沙造陆沿范公堤向东延伸几十公里，其中弶港附近海岸线推进了40-50公里，至1855年河口更是向海延伸了90公里，形成今天阜宁——盐城一线以东范公堤外面积广大的沿海滩涂。这部分新生出来的滩涂由于是黄河夺淮入海所携大量泥沙塑造，土壤质地细腻。加之历史上相当长时期内当地政府为方便灶民提供煎盐所需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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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慕东：《黄河“夺泗入淮”对苏北的影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2]［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10，舆地考。
[3]［光绪］《阜宁县志》卷1，疆域，恒产。
[4]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研究》，第80页。
[5]卢勇：《明清时期黄淮造陆与苏北灾害关系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料，严禁垦荒，“曰樵地为古昔灶民公共樵牧之地，例禁私入垦占。”[1]这片广袤的滩地芦苇密布，白茅丛生，非常适宜蝗虫生长，一遇合适气候条件，蝗蝻即大量滋生。
咸丰六至八年苏北出现的一次大旱灾就是典型的旱蝗相继类型。咸丰六年，苏北盱眙、淮安、阜宁、盐城、高邮、江都、泰县、靖江、如皋、泰兴、通州等府州县一起受灾。到咸丰八年时干旱集中在苏北中部的淮安、阜宁少数府州县。“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江北奇旱。下河诸湖荡素称泽国，至是皆涸，风吹尘起，人循河行以为路。乡民苦无水饮，就岸脚微润处掘尺许小穴，名井汪，待泉浸出，以瓢勺盛之，恒浑浊有磺气，妇子争吸，视若琼浆玉液。田中禾尽稿，飞蝗蔽日，翅嘎嘎有声。间补种芥、菽，亢不能生，即生亦为蝗所害。斗米须钱七百，麦值与之齐，凡民家不擅粥而偶得一饭，邻女羡且忌”。[2]在江都，五月至八月不雨大旱，运河水竭。泰县，五月至八月不雨大旱，运河水涸，赤地千里，飞蝗蔽天。江浦、六合、通州、如皋、泰兴皆夏大旱，飞蝗蔽天，岁大歉。[3]县志以平实的口吻描写了苏北地区遭受旱蝗灾害的状况，百年之后读之尤令人动容。
三、社会环境恶化，小旱造成大灾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频发的各种灾害不仅造成人口、耕地损失和经济的落后，而且长期的灾害还有另外一种无形的、长远起作用的影响。这就是在当地民众心理层面引发的社会风习的颓变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发展滞后。民众大多消极保守，不事生产，逃荒成风，商业和手工业落后。这种社会环境的恶化虽然跟旱灾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它导致在遭遇旱灾时抗灾能力极为脆弱，甚至人为地加剧了灾情。
（一）乡风民俗颓变，抗灾精神不足
原先淮河安流期间，苏北先民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安土重迁、乐观向上的积极性格。明清时期，随着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也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乡风民俗随之更易。灾害频繁所导致的“得不偿本”，使人们逐渐丧失了“粪治勤沃”、“精耕细作”的信心，积极进取的精神逐渐衰退，宿命观念严重。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民众生产生活的普遍情况是：“淮、徐、凤阳一带之民，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以资生者，比比皆然”。[4]每遇旱灾，民众往往不思抗旱，反而祈雨成风，龙王庙遍地皆是。如山阳县有两座龙王庙，一在东门外，明崇祯中建；一在新城北，一在龙兴寺前；盐城县龙王庙，在县治东门外，明万历九年重建；阜宁县治寿安寺东龙王庙，明景泰年间建；而泰兴一县更是拥有四座龙王庙。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灾害的频发也大大削弱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热情。在旱灾等灾害发生时，苏北很多民众宁可选择逃荒也不愿意组织抗旱，并习以为常。在这种逃荒背后我们甚至还可看到无良的灾地政府的刻意安排。灾地政府为了转嫁灾后重建和赈救的压力，有意无意地暗中支持这种外出逃荒行为。徐珂在谈到这种得到官府支持灾民逃荒的情景说：“江苏之淮、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其首领辄衣帛食粟，挟有官印之护照，所至必照例求赈。且每至一邑，必乞官钤印于上，以为下站求赈之地。若辈率以秋冬至，春则归农。盖其乡人，辄为无赖生监诱以甘言，使从己行，以壮声援。求赈所得，多数肥己，余人所获，不及百之什一也。”[5]
不仅如此，灾年时很多饥民甚至铤而走险“寡性命之乐”、“剽悍轻生”，走上了抢劫或者造反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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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5，赋役。
[2]臧谷：《劫余小记》，《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87页。
[3]国学图书馆辑：《清代江苏三届大旱年表》，《江苏月报》1935年第3卷第2期。
[4]［清］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26，户政一·理财上。
[5]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淮徐人以逃荒行乞”，商务印书馆版，1917年。
路，好斗、尚武、甚至造反于是成为习俗。人民不事生产，逃荒成风，迷信求雨，抗灾精神不足，稍有旱灾往往也会酿成大祸。
（二）经济发展滞后，自救能力有限
宋元以前的苏北地多平阜，河湖密布，水土肥美。历经东周、两汉及魏晋时期的持续开发，至唐宋时期达到鼎盛。苏北的扬州、泗州、徐州都是当时著名的经济重镇。
明清时期随着灾害频发，乡风民俗颓变，由此又引发当地经济发展滞后。淮北地区的海州“（百姓）流移日甚，州治如无人之境，野多奥草，城市亦甚少。……民多务种而薄收……境无富户，里多饥民”[1]苏北中部地区“民则惰于耕耘，罔顾水利。陇短洫浅，山冈跷瘠。复杂军屯，卤莽而耕，其实亦卤莽而报。广种薄收，习以为然。”不仅农业生产落后，手工业也不发达，“工则粗知陶甄，家无世业，鲜能机巧。”[3]苏北淮扬一带，情况稍好，但仍处在不发达的农耕社会发展阶段。[4]蚕桑等传统手工业很少，商业几近于无，“淮、扬之间，民耳不闻蚕桑之宜，目不睹纺织之勤，妇子终日遨嬉，仰一人而食”。[5]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淮安之民“恒产之民，百无一二，女红则麻丝纺织无素传。”[6]运河沿岸的宝应县，虽然地理位置很好，但商贸依旧落后，“（宝应）南通江都、北距山阳，都会在焉。商贾往来多疾趋，去无留者。四方宾客亦无所为而至，虽当孔道，犹僻邑也。”[7]
明清时期，一些有民本思想的封建官吏，也曾推行过一些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的措施，由于民风消极安贫，结局大都归于失败。明代徐州副使王挺曾劝农种植水稻，结果当地农人“反谓土不宜稻”。清代乾隆年间“山阳令金秉炸、知府赵西皆倡劝谕土人，以植桑、种棉、习纺织为务，并为之募师制具，设立程度以诱之，而民莫应其后。其后山阳令姚德彰、清河令万青选，复设局募工以教之，讫未能行。斯亦淮人啙窳之一端。”[8]
由此可知，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不仅不复唐宋时期“扬一益二”的盛况，甚至满足基本的温饱水平都很成问题。社会经济水平低下虽然不是造成旱灾的直接原因，但是在旱灾来临之际，这种经济形态使得当地政府、百姓在旱灾面前束手无策，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自救。
四、结语
综上，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受到黄河夺淮等的影响，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在自然环境方面，湖泊河流普遍遭到淤废，使得当地农田的水旱调节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而且随着泥沙的涌入，苏北的土质恶化严重，黄泛区和盐碱地大量出现，这种土地不惟产量低下，而且抗旱能力极差。此外由于沼泽荡地的涌现和沿海滩涂的大扩展，苏北成为蝗虫的重要滋生区，旱蝗相继史不绝书。在社会环境方面，伴随着旱灾等灾害的频繁发生，苏北的民风民俗颓变严重，人民不事生产，逃荒成风，经济发展滞后。基于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逆变，明清时期的苏北地区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一方面自然环境的恶化诱发旱灾频繁发生；另一方面，旱灾等灾害的频发又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
[1]［嘉庆］《海州志》，山川，海州蔷薇河纪成碑。
[2]［同治］《盱眙县志》卷1，风俗，中国方志丛书（233）:53。
[3]［同治］《盱眙县志》卷1，风俗，中国方志丛书（233）:54。
[4]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第74页。
[5]薛福保：《青萍轩文集》卷1，江北本政论。
[6]［乾隆］《淮安府志》卷15，风俗，续修四库全书（700）:75。
[7]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15，宝应张邑侯寿序（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68）》，第366页。
[8]［光绪］《淮安府志》卷6，疆域。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导致当地民风民俗颓变，经济发展落后，这些又无形之中放大了旱灾的破坏程度，频频造成小灾大祸的尴尬局面。
参考文献：
[1] 王怀忠，汪冰.遥远的回响——乞丐文化透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蒋慕东.黄河“夺泗入淮”对苏北的影响[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2）
[3] 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研究[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4] 彭安玉.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5] 卢勇.明清时期黄淮造陆与苏北灾害关系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2)
[6] 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