瘴气研究综述
瘴气作为一个区域性和历史性的名词，对各瘴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生态现象，在中央王朝对南部、西南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经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让无数鲜活的生命在死亡面前弱不经风，使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一和经营历程显得漫长、曲折和艰难，随瘴气影响的持续及分布的地域性色彩，瘴气逐渐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带有了地域偏见和文化歧视的色彩， “蛮烟瘴雨之乡”遂成为中原人士对南方尤其是闽赣、两湖、桂粤、滇川黔等地的别称，瘴气和瘴区成为死亡毒气、死亡之乡的代名词，各类史籍，尤其是涉及瘴区的史料或瘴区方志、文集、笔记史料等都对瘴气作了不同的记载。随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及领域的拓展，长期存在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瘴气逐渐成为众学者青睐和关注的研究课题，但历史时期的瘴气因缺乏相应记载而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至清代，随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及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统治和开发的深入，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为学者进行相应研究提供了先决条件，使瘴气的研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研究成果颇丰，有关成果纷纷问世，涉及学科门类庞杂。但因古人对瘴气的认知程度和识别方法不同，记载瘴气的文字内容差异较大，甚至存在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情况，导致各研究者在观点和论证上存在诸多争议。迄今为止，尚乏综述瘴气研究状况的专文，虽部分研究论文略有涉及，但限于主题及内容，论述范围较有限。综览20世纪以来瘴气的研究状况，主要集中在解释瘴气、瘴疠的内涵及其分布区域、瘴病的治疗和防治，以及瘴气与经济文化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本文首次对20世纪以来瘴气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一、对瘴、瘴气进行的概念性和基础性研究
这类研究是古人对瘴、瘴气的本源进行不懈探索的继续，内容、观点多类似，不同处是作者以现当代人对瘴、瘴气的理解和思考，在史料和古人探索的基础上进行。成果主要集中在大众性、普及化读物及地区学术刊物上，属对瘴气的基础研究和简单阐释范畴，多认为瘴气是疟疾或传染病，但乏有力证据，在寥寥数语中就肯定瘴气即疟疾，部分文章亦具深刻内涵和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分四类：
一是科普性暨知识介绍性文章。金慰鄂《七擒孟获中的瘴气》（《家庭医生报》2003年3月10日）认为瘴气是恶性疟原虫引起的恶性疟疾。杨柏林《瘴气今日谈》（《大众医学》1959年7期）论述了瘴气的分布和目前的治疗状况、常用的治瘴防瘴药物，认为两广、云贵和江南诸省闻名天下的瘴气就是疟疾，疟疾的西文Malaria直译就是“恶气”意。可中《瘴疠为何物》（《百科知识》1994年11期）从医药卫生角度对瘴疠进行初步解释，认为瘴疠即山岚瘴气，专指南方湿热郁蒸而产生的一种病邪，类似自然疫源的性质，多指疟疾。
二是具研究性质、有一定深度的文章。曾培淦《瘴气》（《气象知识》1981年3期）对瘴气的特征、季节性与日变化、地方性及目前对瘴气的认识角度进行研究，应用史料为证，认为瘴气确实存在，并对以往人们认为瘴气是一种瘟病，或是南方特有的气候现象，或瘴气不过是吓人的无稽传说进行辨析。
三是从史料出发，研究性质较强，极富学术价值的文章。金强、陈文源《瘴说》（《东南亚纵横》2003年7期）从瘴为何物、瘴之防治等角度进行研究，这是对瘴气、瘴疠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中学术价值最高者，作者将瘴分为瘴气和瘴病，认为瘴病就是南方地区人们对各种疾病的总称，常指恶性疟疾，是一种类似伤寒又似疟的疾病及似雾似云的毒气，瘴气是湿热环境下由于动植物腐败而产生的一种能致人生病的有毒气体，并从大量史料出发，将瘴气与自然生态环境联系考察，认为瘴气发生的环境多是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死亡的动物及植物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岚雾瘴气，再加上山峦叠嶂，树林茂密，空气不通，瘴气郁结，不能稀释，最终得以为患。
郑洪、陈朝晖、何岚《“瘴气”病因学特点源流考》（《中医药学刊》2004年11期）认为将瘴气看作是一种恶性疟疾并不全面，瘴有两含义，一指瘴病，瘴是一种疾病，瘴气是致病因素，所致之病则为瘴病，一指致病的瘴气，瘴气之说来源于中国传统医学病因的“邪气”理论，其表象是指南方常见的潮湿雾气，实际上是对南方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概括，不一定能具体对应某种物理、化学或生物因素。这是将瘴、瘴气、瘴病进行区分对待的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虽非最终结果，也存商榷处，但作者从史料及中医病因学出发进行的研究及结论，在目前大部分学者持瘴气即疟疾或流行病、传染病等观点的学术背景下,不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果，均具较大学术探索价值。
其他一些有关瘴、瘴气的专门性学术论文也对瘴、瘴气、瘴疠等名称进行了阐述。吴长庚《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5期，下引文出处同，略）阐述了瘴、瘴气、瘴疠及其分类,认为瘴即疟疾，是一种毒气，瘴气是因岭海一带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湿热蒸腾而形成，瘴的本义指瘴气,因其致人瘴疟,故称疟疾为瘴，还论述了瘴疟的危害、中医学治疗瘴疟的成就，对两广食用槟榔防治瘴气的习俗进行了探索。
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2002年8卷）在广泛、深入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瘴的出现、分布区域及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进行了深入考释，认为疟疾是造成瘴的主要原因，至少在魏晋时期，瘴已被人们用于指称人与环境失调时引发疾病的环境因素。从魏晋到隋唐，随瘴的含义的泛化，其分布区域也相应扩充，而且与人们的心态、情绪发生了关联。作者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中的新名词，也可将其称作是史地研究中的新趋势，认为所谓的瘴是中原人到达岭南等地后，因水土不服、自然条件恶劣而产生的一种观念、一种意象，当时人们不适应新环境而大量地生病，因瘴流行的地区及病理特征，而与卑下湿热联系在一起，并与疠合称，视南方为落后荒凉之地，这显示出瘴的观念在汉唐间的演化过程，此间，瘴所指称的地域扩大，且与人们的心理情绪发生了关联，成为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词汇，使其内涵更丰富。作者较明确地将瘴气分为三类，一是岭南或西南地区的暑湿之气所生之瘴，二是青海西宁以西地区的高海拔、大温差所致之瘴，三是因迁官贬谪所想象之瘴。
二、从社会疾病史和历史地理角度进行的研究
这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在瘴气研究中较集中一致，也是较有学术价值、较深入的研究类型，所持观点大体一致。但不论是传统研究还是多学科视角的研究，多认为瘴气即疟疾；部分学者据个别地区瘴气发作的症状，认为瘴气即高原反应。一些学者对瘴病在各时代的不同分布及变迁进行深入研究，成果颇丰，形成一个时段研究的系列。这类研究除阐述观点外，其较有价值处是注意到了瘴气或瘴病、瘴疟的移变或分布范围的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较有代表性、研究程度较深的主要有以下几篇专文：
一是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93年，63本1份），从古代南方自然环境、医药卫生条件和居民的生活习俗为切入点，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探讨古籍中记载的各种南方疾病，进一步阐述了这些地方病对南方政治、军事、财政制度等方面的影响。作者在第四节中专门从生物学角度对疟疾和瘴的种种情形作了详细说明，认为瘴即疟疾。毫无疑问，该文是有关瘴气研究中用力较深、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尤其重要的是，作者对南方地方病与地理环境的密切联系进行了深入论述，是较接近瘴气真实面目的研究。在论述云贵、岭南等地的瘴气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认为瘴气的产生与南方的山地丘陵等地形地貌以及植被等自然因素有密切关系，南土阳气偏盛，提供了诸种毒物孕育、生长的温床，南方多雨潮湿，滋生出大量有毒的草木、禽虫或毒气，这种暖热的气候是瘴气产生的根源，该文内容构思丰富宏阔，研究面较广泛，涉及瘴气研究领域中的方方面面，如生物学中疟原虫等的传播与瘴疟的关系、中医学对瘴病的防治和预防，前往瘴区的北人在生活饮食上对瘴气的防范、槟榔预防瘴气的饮食习俗等。
二是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48卷4期）和《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版）1996年4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2期）等史地研究的系列文章。《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认为瘴病是指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主要发生在气候热湿的地理环境与夏秋季节，两千年来由于人为的作用和气候变迁，瘴病分布范围具有逐渐南移和缩小的趋势。战国西汉时期，瘴病主要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流行，而以长江以南为甚；隋唐五代时期，瘴病分布北界南移到了大巴山和长江一线，而以岭南为甚；明清时期，瘴域范围进一步缩小，北界退缩到了南岭山地，南界从海岸线向内陆有较大幅度的撤退，以云南为重病区。作者认为历史时期瘴病的流行是导致瘴病分布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瘴病的分布与地理环境、土地开发史有密切联系，2000年来中国的瘴病经历了一个由大而小，由重而轻的变迁过程。由于瘴病等因子的影响，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比如越往南，瘴害越巨，土地开发也越晚；纵观2000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史和瘴域变迁史，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认为瘴是恶性疟疾。《明清时期中国瘴病的分布与变迁》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明清时期瘴病的分布、变迁及其与经济开发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明清时瘴病流行的严重区是滇桂区，黔粤是瘴病流行区，湖广、江西及四川、西北、台湾等地是瘴气的零星分布地，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两千年来瘴域变迁史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但作者毫无疑问是瘴气即疟疾观的拥护者，认为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渐缩小正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文章虽持瘴气即疟疾的观点有待商榷，但作者将瘴域变迁与自然生态环境变迁密切联系起来思考，无疑是目前瘴气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无论是在瘴气还是生态环境变迁史的研究领域中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三是瘴气研究中成果丰富的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1998年16卷1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1期）及《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七卷2001年）等系列文章，均持瘴气即疟疾的观点，认为瘴与疟在医书中属同一疾病，只因南北语言不同造成两名，是以蚊为传播媒介的传染病，瘴气等于恶性疟疾，比一般疟疾更厉害。《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从人口迁移与疾病感染的角度，以瘴气病为例，从六朝时期北人南迁至岭南地区，造成岭南地区的人口压力及人们面对疾病威胁的角度，分别论述了人口迁移与感染疾病的关系、瘴气之乡的岭南、医书瘴气病之探讨、人口移动与瘴气病的关系等问题，作者明确地传递并表达了一个概念，即瘴气是传染病，是随人口的迁移而传染、传播的恶性疟疾，但作者在注释28中肯定瘴气是恶性疟疾时审慎地说：“在古代，瘴、瘴气等名词，其实是某些热带病的总称，但在宋以后的史籍当中，瘴、瘴气主要是指恶性疟疾，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故本文讨论到瘴气时，只作为恶性疟疾集中讨论，而其他疾病则在未有进一步可以加以断定时，不作猜测与讨论。”文章还阐述了瘴气病与气候及自然环境的关系，认为岭南地区因天气暑热，草木不凋黄，各种毒物由此而生，一年四季都有瘴气为害，瘴气形成于《备急（千金方）》记载的天气炎热与山溪毒气。在“人口移动与瘴气病”中，作者从移民流入、农业发展、军事征讨及行旅经商四方面说明无免疫力人群移入岭南地区是感染瘴气病的根本原因。在结论中指出唐代出现专门治疗岭南地方病的医书，是北人迁入岭南进行开发及其对地方病认识加深的结果。《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一文与萧璠的思路和研究方法有很大相似处。在大量占有医学史料的基础上，探讨古人如何理解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气候，以脚气病、瘴疟（疟疾）、麻风病、梅毒等为例子说明岭南地区自然环境与疾病的关系。在瘴疟部分中，再次明确提出瘴气即疟疾的观点；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人口迁移与瘴病流行的密切关系，认为在岭南的高疟区（即瘴气盛行地），南来的北人因免疫力缺乏，往往因染病而大量死亡，导致北人形成“岭南多瘴杀人”的观点。《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一文中“南方的毒蛊与瘴气”一节表达的观念与此相同。
四是在瘴气研究中成果显著的左鹏的系列文章。《宋元时期的瘴病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4期）一文以宋元时期的瘴病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历史上流行于南方的瘴疾与华夏文化扩散间的关系，认为宋元时期瘴疾分布有一个大体稳定的区域，其分布地区的变迁反映了中原王朝的势力在这些地区的进退盛衰，各地区瘴情的轻重差异反映了中原文化涵养程度的深浅，论述了宋元医家对瘴疾的救治和预防，认为宋元医家在瘴疾的救治方面，理论上有深化、证治上有提高，最终使传统中医理论得到突破，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在瘴疾的预防方面，医家不仅强调习其风土的重要性，而且开始以中原医学知识改变南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该期有关瘴疾的记载表明，疾病对人体自然机能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形态变迁的表现，“宋元医家视野中的瘴疾”一节强调，“南方的瘴疾从其出现之日起就被认为与外部环境的暑湿密不可分”，即外部环境是瘴气产生的重要基础。
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还认为史籍记载青藏高原的“瘴气”即高原反应，认为这类瘴气是由当地高海拔、大温差所致。而瘴气即高原反应的观点，以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5期）一文为代表，作者将高山反应与青藏高原一带中瘴症状相比后认为，青藏高原的瘴气或史籍中称为“冷瘴”的瘴气就是高山（原）反应所致。丁玲辉《高原气候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与养生健身》（《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2期）亦认为瘴、瘴气、瘴疠、烟瘴是高山（原）反应，是高原低氧气候加上疲劳对人体造成的影响，气候寒冷会加重高山反应的症状，认为《卫藏通志》记载的唐古拉山居民所说的瘴气（即雪瘴）是因山高致使阴寒凝结而成，雪后瘴气更甚。邓锐玲《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民族研究》2000年1期）在涉及瘴气时也持此观点，“因一路高原反应，当时人称之为瘴疠，兵士病卒者也不少。”赵珍《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清史研究》2002年4期）也持同样观点，认为西藏的‘瘴气’实际是高海拔地区特有高原反应及并发综合症。
第五是黄冬玲《壮族地区瘴气流行考证》（《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4年2期）论述了壮族地区产生的瘴气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包括多种疾病，具有传染性，明清以后的瘴气专指疟疾。认为古代壮族地区大部分的自然环境是丘陵山区，山峦迭嶂，丘陵延绵，江河纵横，山林茂密，动物繁多，利于瘴气滋生；因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死亡的动植物及植物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了山岚瘴气，加之自夏至秋，暑气炎蒸，燥气燔灼，间或淫雨连绵，忽而烈日蒸晒，所酿不正之疠气与沟渠污垢，垃圾腐败、虫蛇死尸等秽浊臭气，侵入人体而发生瘴气。这与古代史籍及中医典籍中集中记载的瘴气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基本一致，虽然作者认为瘴气是疠气与秽浊臭气侵入人体而产生、瘴气具有传染性的观点及文中的某些论述有待商榷，但其观点可谓是目前多种研究的综合结果之一；作者将明清以后的瘴气专归疟疾的观点，论述虽然简单，但这种历史分段研究法在瘴气研究中是一种值得思考的方法。
三、从医学疾病史视角进行的研究
这类研究多从医学疾病史角度进行，大部分是发表于医学杂志上的文章，或对古代瘴气记载的中医典籍及现代人点校的医籍，这些研究均持瘴气即疟疾观，瘴气多被称为“瘴疟”。
持瘴气疟疾观的学者首推疟疾史研究者及医学研究者，文章多属科普性质，也有部分文章极具研究价值，多刊于《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医史杂志》上，为数不少。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学者对瘴气进行了研究, 较早研究瘴气的是姚永政、林梁城、刘经邦《瘴气病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22期），其余研究多集中在疟疾的有关研究专文或专著中，多认为瘴气即疟疾，如李涛《我国疟疾考》（《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3期）就将瘴气归为疟疾。20世纪六七十代后，随疟疾等热带亚热带传染性疾病研究和防治的进展，尤其是各瘴区的疟疾得到较好控制、人口死亡数大量减少后，有关疟疾的研究中，瘴气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关注点。此时是瘴气即疟疾观的绝对天下，有关疟疾的专著专文多认为瘴气即疟疾或恶性疟疾，何斌《我国疟疾流行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88年1期）认为瘴即恶性疟疾，陈胜崑《中国疾病史•瘴气的真相》（台北自然科学文化公司1981年）、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第五章《疟疾》（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及张朋园《贫穷与疾病：云贵地区瘴疠探源》（《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2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文章，就是瘴气疟疾观的典型代表。此外，瘴区疟疾防治、治疗史的文章及有关资料亦持瘴气疟疾观，如周钦贤《中国初期防疟工作简史》（《中国寄生虫学与及寄生虫病杂志》2002年1期）、徐伟文《我国疟疾现状及其防治》（《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3期）、杨煌《云南省疟疾流行现状与防治对策》（《地方病通报》1997年4期）、蔡贤铮《我国南方恶性疟疾现状和流行特征》（《广西预防医学》，1995年1卷3期）、杨恒林《云南省疟疾防治研究概况》（《中国寄生虫防治杂志》2001年1期）等。
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后编著出版的、涉及瘴区医疗疾病史、疟疾史及疟疾治疗防治的著作文章，如中央爱卫会、中国卫生部编《疟疾浅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等亦将瘴气归为疟疾。边疆民族地区医学普及书籍或相关的小论文亦将瘴气视为疟疾，尤其是国家民委主编的民族地区五种丛书中“自治州县概况”的“疾病防治史”的叙述更是如此，多以“从瘴疠之区到康乐之乡•昔日的瘴疠之区”、“烟瘴之地换新颜”、“烟瘴之地换了人间”为题对瘴疟进行记述；石人柄《疟疾的过去和现在：西双版纳流行病的变化及其在人口学方面的后果》（《人口研究》1997年4期）认为瘴气是疟疾、流行病；徐永言《勐海县病疫流行史料辑录》（《勐海县文史资料》2辑1993年）认为瘴疠是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山林中的湿热空气“瘴气”是瘴疠的病源。这类记述多套用瘴区流行的“要走××地（坝），先把老婆（婆娘）嫁”的俗谚来形容该地瘴气的可怕程度。
第三，很多学者从丰富的医学资料和史实出发，客观地认为疟疾只是瘴气中的一种，其论述方法和观点尽管不尽一致，却较类似，属学术研究类型，有的文章学术价值较高。与上述诸多观点相比，我个人较偏向这种说法，这虽与本文阐述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这是一种较接近历史时期瘴气真实面目的观点。陈良佐《自然环境对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台北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中） 1981年）认为瘴气、瘴疠、瘴等名词是包括疟疾在内的热带或亚热带某些疾病的总称。李耀南《云南瘴气（疟疾）流行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3期）是研究云南瘴气的专文，从题目看，作者将瘴气归入了疟疾行列，并认为大部分瘴气是疟疾，但对待瘴气归属的态度较审慎，认为疟疾在云南以往称为瘴气，但所说的瘴气不是完全归之于疟疾一种病，至于何种瘴是何种病，或何时的瘴是何种病，不敢随便下定论，但所记瘴气根据其地区、时节、内容，有90%以上是疟疾。
一些研究者认为瘴气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包括了十余种甚至更多种病名的、复杂的内科疾病。典型代表是瘴气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冯汉镛《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1期），认为瘴气是指我国南方流行的某些疾病，包括部分热带病，主要是疟疾、痢疾、瘟病、脚气、沙虱热、中毒、喉科病、痈疽、指头感染、脱发等，在“疟疾类”中认为史籍中的瘴疟就是恶性疟疾。此外，日本学者丹波元简著的《医匮》卷中（陈存仁校编《皇家医学丛书》，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统计的瘴气名称计有四十余种。
有的学者认为瘴气是一种疫病、传染病，疟疾是其中之一。张嘉凤《疾疫与传染——以〈诸病源候论〉为中心试论汉唐之际医籍中的疾病观》（《台大历史学报》 27期2001年）认为瘴气是地方性传染病，应包括今日医学所定义的疟疾，瘴气候实兼指传染病与地方性流行病，文中观点虽值进一步商榷，但作者提出了在历史学研究中重视医学典籍记载的资料、从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一种思维和方法。
一些中医学典籍对瘴气进行的记载及现当代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多持瘴气即疟疾、流行病、传染病等观点。如丁光迪主编《诸病源候论校注•瘴气候》（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认为，瘴气是一种疾病的名称,亦称瘴毒、瘴疠，是指山林间雾露烟瘴、湿热杂毒恶气，也是一种疫病，其中有些是恶性疟疾。元释继洪记载岭南瘴病的专著《岭南卫生方》及其研究文章也认为瘴气是疟疾、流行病。李盛青、冼建春、吴庆光《〈岭南卫生方〉治瘴疟的学术观点探讨》（《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年4期）持瘴即疟疾、流行病的观点，认为《岭南卫生方》是研究宋元以前岭南地区流行性疾病——瘴疟的重要文献；荣莉《〈岭南卫生方〉治瘴学术思想初探》（《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4期）亦认为该书是研究岭南流行性疾病即瘴疟的专著，瘴是包含疟疾在内的南方流行病或部分热带病，陇贤春、荣莉《〈岭南卫生方〉辨证治瘴的学术特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年1期）同。
一些医学知识性的小论文也持瘴气是流行病、传染病的观点，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隋唐五代防疫概览》（《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3年5期）、《辽至明清防疫概览》（《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3年8期）等亦将瘴疠归入地方性流行病行列；南岭松《壮医药理论的特点》（《中国医药报》2001年10月9日6版）认为瘴气是有毒的，是流行病、地热性热带传染病，认为广西多雨潮湿，古代山林茂盛，人烟稀少，死兽落叶腐烂后，形成有毒之瘴气，流行甚烈。薛瑞泽《汉代疫病流行及社会救助》（《寻根》2003年4期）认为瘴气属疫病行列，能引起流行病，疫病（瘴气）流行是因为对新环境的不适应造成的。乐鸣《中医对疫疠的防治》（《中国医药学报》2004年2期）认为瘴气是如同湿毒、毒雾一样的“秽污之气”，是一种致病的疫疠。陈榴《古代的“疫”与“驱疫”》认为瘴气与毒气、疫气、疠气、戾气、瘟气一样，都是邪气。梁峻《中国古代抗疫启迪》（《首都医药》2003年13、14期）也将其归入疫病的行列。
还有学者认为山岚瘴气是一种林区的瘟软病，伍瑞麒《林区瘟软病的辨证论治》（《河南中医》2003年9期）从临床经验出发，认为感染了风毒水湿之气即山岚瘴气，就会得林区瘟软病，诸葛亮南征时遭遇的山岚瘴气可能就是林区瘟软病。司富春《古代治疗瘟疫病药物分析》（《河南中医》 2003年6期）亦将瘴气列入瘟疫行列，提出可用豆豉来治疗瘴气恶毒。
一些中医典籍及现代研究者认为瘴气是打摆子、瘟病、疫病，《诸病源候论》就将瘴气归入“温病候”、山瘴疟归入“疟病诸候”之下，石涛《我国古代政府的疫病控制措施》（《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1期）将瘴归入疫病行列，将明清时的《瘴疟指南》列入研究疫病的医学书籍中。一些研究疫病的学者如赖文、李永宸《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1期）、赖文《应重视古疫情研究》（《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年1期）、王玉兴《中国古代疫情年表》（《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3期）、喻嵘、黄爱群《我国历代疫病流行及防范述略》（《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3期）、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学术研究》2003年10期）等均将瘴气、瘴归入疫病行列。
苍铭《疟疾对西南边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2期）以史料为基础，认为瘴气是“打摆子”，是瘴摆、疟疾，瘴气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立体分布或垂直分布格局即各民族的分布高度起了较大影响。刘素华《疟疾的中医药防治》（《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2期）认为疟疾即俗称的打摆子、打脾寒、冷热病，中医认为其病因就是山岚瘴气。徐时仪《说“瘴疠”》（《江西中医药》，2005年2期）认为瘴是指南部、西南部地区山林间湿热蒸发能致病的毒气。
第四，一些长期在民族地区中医药研究及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或是从事医学教学研究的人员对民族医学成就进行调查、发掘整理或研究的小论文，多提到瘴气及壮、水、彝、傣等瘴区少数民族在预防和治疗瘴疠方面的理论或医药成就，何丽春《当代岭南医学研究述要》（《中医文献杂志》2003年4期）、黄汉儒《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5年1期）、叶水泉《辟瘴防疫吴茱萸》（《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1月19日；《药膳食疗》2005年6期）、杨昌文《浅谈西南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1期）、何子强《壮医药文献拾萃》（《中医文献杂志》1995年3期）和《壮医的历史沿革、现状与发展对策》（《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6期）、《壮族医药学文献拾萃》（《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8年1期）、梁江洪《壮医特色治疗方法》（《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9年36期）、罗金裕《瑶族医药概述》（《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10期）、唐永江《苗医学体系研究》（《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7期）、温元凯《傣药剂型初探》（《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4年7期）、于永敏《台湾医药卫生史料》（《中国医史杂志》1994年4期）、林诗泉《湖南中医药发展史料》（《中国医史杂志》1994年2期）、周兆奎《中国傣医药浅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3期）、覃文波《广西民族医药史略》（《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6年23期）、严忠《略论孙思邈对预防医学的贡献》（《江苏中医》1999年8期）、饶术成《天然抗菌素：大蒜》（《医药与保健》，2005年5 期）、李超英《金花间银蕊草药抵万金》（《家庭医药》，2005年5期）等文章记载了各民族治疗瘴疠的成就及所用的常山、芸香、大蒜、槟榔、金银花等中草药。
第五，在瘴气即疟疾或包括疟疾在内诸多疾病的观点此起彼伏之际，一些学者将瘴与蛊联系考察，从毒蛊角度对瘴气进行研究，范家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七卷2001年）就对南方蛊毒与瘴气进行了对比论述，詹鄞鑫《毒蛊初探》（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3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专述蛊及其危害，吴长庚《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论述瘴与蛊的联系，认为蛊毒是因瘴而生的另一种病，蛊本感瘴而生，是由岚雾瘴毒引发的腹胀病和由人工培养的毒虫所致之病，对瘴疟的危害及由此而生的各种疾病、医疗现象及医疗技术的发展、槟榔御瘴的文化、生活习俗进行了深入论述。章立明《安章与披拨——人类学视野中的禁忌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5期）认为黑巫术是瘴疠之气的替罪羊，瘴气是疟疾、打摆子，属地方性传染病。
此外，一些学者从寄生虫学、昆虫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角度对瘴气、疟疾进行了研究，主要从疟原虫及其繁殖、传播为切入点，认为瘴气就是疟疾、恶性疟疾或伤寒病的一种，对这些症状进行了论述，李雍龙《中国医学寄生虫学发展简介（有史—1949年）》（《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2003年4期）认为滇黔瘴气就是恶性疟疾，是经冯兰州、姚永政、林梁城等寄生虫学家研究证实的结论，即微小按蚊是恶性疟原虫、恶性疟的传播媒介。徐之杰《我国近代医学寄生虫学发展史简介》（《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2004年2期）亦持同样观点。其他大部分自然科学，尤其是昆虫学、寄生虫学家所持的点亦与此同，余不赘引。因其主要内容与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和主旨有很大差异，亦因个人在医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知识的浅薄，若妄加评说，难免搬门弄斧。
在此要略加说明的是，疟原虫作为恶性疟疾的传播媒介是经众多自然科学的实验和研究证实了的、无可辩驳的科学结论，但不论是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或是恶性疟原虫，所有自然科学家的结论都说到它们是疟疾的传播媒介，这是科学的结论，但并未说它们传播的是瘴气或瘴疠，很多进行有关研究的学者却由此肯定地认为南方的瘴气就是疟疾或恶性疟疾。我个人不能苟同这种说法，自然科学的实验确是无可辩驳的，疟原虫（无论是卵形疟原虫还是其他形式的疟原虫）虽是疟疾、恶性疟疾的传播媒介，但其传播的疾病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或者准确底说，并不只是瘴疠，若由此认为由疟原虫传播的疟疾就是瘴气的话，则在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考察历史时就失去了客观公允及科学准确的原则，相信作此实验的自然科学家也不会武断地有如此简单的结论的。
目前在瘴气的研究中，社会科学者多从史料出发论证瘴气的属性，而未借鉴自然科学的成果，致使研究结论在自然科学界不能得到广泛认同。而自然科学家在确定疟疾的传染及病理表现形式时，大多忽略了瘴气的其他种类及瘴疠、瘴病的其他不同表现症状，也忽视了众多历史古籍中及中医学典籍中对历史时期瘴气、瘴疠的形状、表现特征的详细记述，其成果和结论虽然具有很大科学性，亦未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致接受。这就是目前在瘴气的研究中，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理论和定论，社会科学也有其依据和结论的原因所在。我认为，在研究瘴气这个特殊的自然历史现象时，应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成果和结论，与历史学、社会学、自然地理学、环境史、生态学等方面的成果和方法相结合、相联系，才能得出较客观、较接近历史时期瘴气真实面貌的结论和观点。
四、从文化内涵和政治视角进行的研究
这类研究将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瘴气与政治、地域和文化联系起来，以一种纯粹的历史或文化的眼光来看待瘴气，彻底从瘴气与医学疾病学的桎梏中跳出来，完全将其作为一种历史时期存在并发挥了影响的历史和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这是的近年来对瘴气研究的一种新视野和新尝试。
此类研究较有代表性、较具学术价值的是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3期），作者认为所谓的瘴气与瘴病,不过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对于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的‘形象模塑’,它更多的是文化概念,而非疾病概念。随着近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中国文化优势意识的减弱,瘴气与瘴病的概念也渐趋消失，“所谓瘴气原指岭南地区的害气，由此导致的疾病被称为瘴病。自汉晋时期形成这一概念之后，逐渐扩大到整个南方地区以及西部部分地区。明清以后,这一概念的所指范围不仅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因此，那种基于经济开发导致环境改善从而使瘴区逐渐缩小的看法是缺乏足够事实依据的。事实上，自从瘴气说产生以来，瘴气的概念总体上是逐渐泛化的，瘴区的范围总体上是呈现扩大趋势的，要对这一切做出合理解释，从疾病学角度显然无法给出满意答案，若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则可以较好地解释这一切。即:所谓的瘴气与瘴病更多地是一种文化概念，而非一种疾病概念；瘴气与瘴病是建立在中原华夏文明正统观基础上的对异域及其族群的偏见和歧视，而这一观念的理论基础，则与中国自古即有的地域观念和族群观念相联系。……简言之，所谓瘴气与瘴病不过是中原汉文化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之反映，换言之，从心理学角度看，瘴气与瘴病是中原汉文化对异域与异族进行心理贬低的集体无意识行为。”
徐时仪《说“瘴疠”》（《江西中医药》，2005年2期）认为，瘴疠一词是由“们初到南方湿热地区不服水土而感染的一种疾病，后又与人们的心理情绪产生关联，成为一种文化地理上的感受和意象，古代官员贬谪多为云贵两广一带，来自中原的被贬官吏不仅心情抑郁，且水土不服，又身处异乡，他们的感受往往也与‘瘴疠’相关联。作者论述虽然简单，一些观点亦可再商榷，亦未对其论点进行详细论述，不仅认为瘴气是一种文化地理概念，还提出了一种新的论点，即将瘴与人们的心理活动联系了起来，同时还认为瘴是一种水土不服的现象。
同时，上文提到的一些研究瘴气的学者如范家伟、吴长庚、龚胜生、左鹏等的系列文章，也从各方面论述了瘴气与文化、地域、心理感情及瘴区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他们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和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此外，一些学者还将瘴气的巨大危害与封建统治的残酷和压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当然，这类研究多是一些政治性或是政策性的小短文，主要意图在于在苛酷的封建统治下，规劝统治者采取仁政。这主要是就是北宋时的龙图阁大学士梅挚任职广西时，鉴于官吏忌惮瘴气而不愿往瘴区任职，亦因深知民间疾苦及治理国家的不易，欲借此劝戒统治者，遂作《五瘴说》，将各种残酷的统治赋予了瘴的含义，其文曰：“仕有五瘴之患，避之犹未能也。若夫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弥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其文镌于桂林龙隐岩，标为《龙图梅公瘴说》。此后，瘴气多被指代残暴的统治即人为制造的瘴气，不仅被封建仕宦引为鉴戒，直至当代也还具有深刻的教育和启发意义，如吴长庚《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上饶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5期）对此作了深入论述，“梅公说瘴，警世何诚？山瘴之害易治，仕瘴之患难疗。反腐倡廉，是所望焉。”温进群《当心为官者的“瘴气”》（《党政干部学刊》，1997年8期）认为地方上的瘴气未必能使人生病致死，能致人于死地的往往是那些患有‘瘴气’的官僚。 葛荃《官箴论略》（《华侨大学学报》1998年1期）也表述了类似思想。
总之，各学者从各角度对瘴、瘴气、瘴疠进行的研究，多集中在疾病史及其分布范围上，并涉及瘴气对文化、移民、赋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总括来说，对瘴气的研究有四种方法，一是瘴、瘴气、瘴疠的概念性研究，二是将瘴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研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将瘴气与疾病学联系起来的研究，四将瘴气与文化、政治方面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这些研究多持瘴气是疟疾、恶性疟疾、流行病、传染病、高原反应的观点，也有学者区分了瘴、瘴气、瘴病或瘴疠间的概念和内涵等，并论述了瘴气区域的分布和变迁、瘴气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间的关系等，亦有少部分学者涉及瘴气与各瘴区风俗、习惯形成的关系等方面。尽管各研究者思考的角度不尽一致，有的观点或论点亦存在进一步商榷之处，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瘴气进行的研究和探讨，尤其是对岭南等地瘴气分布变迁情况、瘴气与疟疾关系方面的前期研究成果，为瘴气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基础。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与瘴气的历史影响相比，无论是研究的广度或深度都显得远远不够。而在各类历史问题的研究蓬勃兴起，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不断突破和扩大，在环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交叉学科的研究向纵广方向发展的时刻，对这个引起关注却值得重新思考和深入探索的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应该指出的是，瘴气研究中虽有众多成果可借鉴，但多限于研究岭南地区的瘴气或瘴气的分布区域、与疾病的关系等内容，对其他瘴区的研究尚未展开和深入，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并未与生态学、生物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进行，亦未充分重视那些长期居于瘴区的地方文士在亲睹亲闻或采访基础上撰写的地方志中有关瘴气的第一手资料，也未充分重视履居瘴区的文人墨客对瘴气的记述。遗憾是的，从目前的学术实际看，这种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的趋势因限于研究者在知识的专门化和深入化有余、但广博宏富不足的实况，在短时期内不会很快到来，因此，这种更接近于瘴气真实面目的、更为客观科学的，并能得到广泛认同的研究成果所具有的优势性，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体现出来。然而，作为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要得出客观准确而又科学的结论，采用交叉学科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毫无疑问是一种值得探索和从事的研究方法，只有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客观、更接近历史时期瘴气的真实面目。
目前，部分研究在论及瘴气与自然地理、环境史的关系问题时，间亦采用交叉学科的方法，如在瘴气产生原因的论述中多涉及瘴气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状况，也提出了一些理论和观点，但囿于主题所限而乏具体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区域性生态环境与瘴气关系的研究上，除岭南瘴气外涉及不多，对瘴疠重地之一的西南、福建、台湾、东南亚等地的瘴气更乏人问津。这种对瘴气研究力度和深度不足的状况与瘴气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深远影响相比显得远远不够。尤其是边疆学、环境史等学科的研究方兴未艾，民族史、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今天，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瘴气进行探索性研究就显得非常急迫和必要。
本文内容涉及瘴气研究的专文和普及性、知识性的短文，但囿于个人在资料收集和掌握方面的有限，加之学识浅陋，虽然自认为大部分研究成果均已囊括在内，但挂一漏万处当在所不免,尚祈见谅。
（文章来源周琼老师处，特此感谢） 编辑：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