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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琼教授《边疆的视角:中国西南环境史研究》出版

发文时间:2023-09-19

书名:边疆的视角:中国西南环境史研究

作者:周琼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9

作者简介

1968年生,云南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云南省彝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医疗史专委会理事、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17ZDA158首席专家。主要从事环境史、灾荒史、灾害文化、 生态文明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 个、国际横向项目3个、省部级重大项目子项目4个。《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入选2006年、2019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获 云南省第122008、第162012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云南省2012年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第二届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民族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清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学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

 

审视全球漫长的环境史,整体环境史与局部、区域环境史的研究,即宏观与微观层域的探讨,在任何学术问题的研究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视角。中国整体环境史的研究及学科体系的建立,也不能缺少区域的、局部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会有碎片化的嫌疑,但无数个碎片化的综合呈现,就会离整体的、客观的、真实的整体环境史,更近一步。

从生态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区域环境史是整体环境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中生态安全屏障的角度而言,区域尤其是西南环境史的研究,具有个案及代表性价值。无论是从整体与局部、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看,还是从西南边疆物种多样性与生态脆弱性的特征看,或者是从生态边疆的日渐打破与模糊化、生态物种的减少及不可避免的灭绝趋势,生态系统的中心与边界关系的互换及颠倒等视角看,该研究都是不能被忽视的。当然,如果从西南位于中国、全球生态及物种特殊性的视角而言,我们对西南地区环境史的思考及研究,就会带着区域及边界的印迹。但这个印迹,是环境史研究中值得关注和系统探讨的,即便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及探讨是浅显简单的,作为学科的建设、学术的初步探索及进一步的研究,也依然是值得的。

本书有幸得到杨林教授“云岭学者”项目“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环境监测及综合治理研究”(编号:201512018)的资助。著者把10余年来对西南边疆环境史研究中一些简单、浅薄的思考集中整理出来,根据西南边疆生态环境及民族构成与分布的特殊性,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视角,审视和探索西南环境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及特殊案例。同时,把自己在不同时段的一些零散的思考,集结成一个整体呈现,既能深入理解来自生物多样性暨生态脆弱性、敏感性区域的环境史学科建设的目标任务及其具体问题的探索性、基础性研究,也能体现自己在环境史学这个博大浩瀚的领域里学习、思考及成长的心得暨学术史的片段,冀望能在此基础上发挥引玉之砖的效能,助力于区域环境史、中国环境史学及生态文明建设史的研究,为西南环境史的选题及路径研究提供基本的思考方向及研究路径。

根据既往研究的成果内容,本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三个部分。上篇是环境史学的宏观问题的浅见,主要以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核心,探讨环境史学的基础问题,即个人对环境史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方法,西南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及运用以及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等问题的最初思考。中篇是环境史学微观问题的呈现,即主要是以西南环境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为重点,集中青铜时代图像史料包含的环境史信息,生态疆界的内涵及其形成、变迁与重建生态边疆的意义,并从现实问题的关注中,探讨这类作为新时期典型环境灾害、特殊历史背景下跨区域灾害、长时段旱灾背后深层的自然及人为致灾因素,结合历史环境变迁及其后果的滞后性特点,进行详细探讨;同时也对西南地区的自然及环境原因进行分析,如对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建立、持续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着重梳理了西南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自然及环境基础,从土司地区人们长期与环境的互动方式,探寻西南边疆地区良好生态环境持续演进的制度原因。下篇是近代化以来环境史学中特殊的变迁历史及环境保护、生态治理案例的展现,即主要探讨了西南环境变迁史上的特殊的案例,如清中期后西南地区大量引种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导致的生态危机及灾难性后果,梳理了近现代以来西南地区在国际化进程中,所遭受的生态冲击及环境问题以及由此促生的环境管理制度与生态应对机制。明清以来,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以及地方官员及民众萌生的生态危机意识,在基层社会形成了官方及民间制度并行互补的环保模式。这是一种作为特殊时空场域下形成并长期存在、发挥了较好环境效应的环境民主制度的特殊形式,是封建王朝在制度建设中采取因地制宜的模式而出现的良好效应,无疑是对目前环境史研究中片面“衰败论”的有力驳斥。

在环境史研究中,确立正确的环境史史观、总结历史上有效的环境制度及其系统研究,是现当代环境保护及修复、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需要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全球生态整体观、中国生态整体史观的视域下,注重总结历史上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及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文化传统及生态场景,探讨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及其变迁历程的特殊性、复杂性,无疑是环境史学想竭力呈现的核心观点。因为任何时代的环境史研究,都不可脱离对人类既往命运的经验总结及其原因规律的无穷探究和对未来发展命运的关怀与深切的忧患意识。当然,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叠加,尤其是经济开发方式、科技、制度、生态思想、环境认知、资源利用方式与攫取的态度和行为、环境伦理等人为的要素,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都是环境恶化的加速器及主要推手等老套而又被人们熟悉的论点和史实的挖掘与分析方式,或者是环境破坏论的逻辑思考模式,不仅受到既往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也是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及修复过程中的需要,更是公众环境及生态意识觉醒中需要了解的内容。因此,这些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的力量及思考路径,不仅不可避免地在不同时代及地球的环境史问题的研究及思考中存在,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有所体现。

在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总是滞后于内地一个时段的西南地区,在内地化的发展模式中,环境的变迁也常常以不同的历史横截面相,以延迟一个时段呈现的方式出现在历史书写中,同时也成为中国环境变迁历程中既普遍又特殊、典型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在不同民族及其文化传承区,在不同的历中时段,加果采用了类似的生产及生存方式,习传了对生态环境及资源认知、利用的惯右植式,那么。生太环培恋迁的历史进程及其悲剧性后果,也依然会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出现并是和出与人米或普遍或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特点、规律高度一致的鲜明特点——环境破坏的悲剧性及灾难性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并不会因被人们记取和借鉴而逃过灾难的惩罚,且灾难性结果总是惊人相似地一再出现。这就应验了黑格尔的话: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就是世界各地资源开发及生态破坏的恶果一再重演的主要原因。

这除了能证明人类拥有并常常健忘而且还善于原谅自己犯过的错误等本能及固有特性外,也能证明历史学资鉴功能在当代的逐渐、普遍弱化——在生存及发展面前,很少有人真的会从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因此,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生态灾难总是在人们的不经意间突如其来地出现。虽然生态忧患意识及思想总是不时地冒出头来,但真正去实践,依然还是困难重重。好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让敬畏自然、爱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命运共同体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在未来有望能使杜牧《阿房宫赋》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环境悲剧不再重演。

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轨迹、发展规律及区域社会历史史的视角看,逐渐处于内地化过程中的西南地区的生态变迁的路径、模式及后果,与内地两三百年前就已出现的后果几乎一模一样,即同样的开发与经营理念与方式、同样的生存及发展理念与文化路径,导致了相同的环境破坏及生态危机的后果,是导致历史一次次惊人相似的原因——这是文化传统及思想意识的强大影响力对环境及其要素产生更为强大的作用力的必然结果。人作为环境中的生物个体,其生存及影响下的环境的历史,也是这样。

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由一种局部问题提升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题,生态安全已然成为国际外交的核心及桥梁。生态安全屏障已经成为国家及区域发展的主要问题,西南地区作为中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点区域,恢复及重建生态边疆,已成为西南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近现代以来,西南地区的生态区域、生态系统的边界一再被打破,且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能力及规律的日渐崩毁,西南地区的生态边疆一再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在日益严重的物种入侵面前日渐丧失,其生态屏障的作用及功能正日渐薄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地区的物种入侵、本土物种灭绝、乡土生态系统的崩坏的记载及报道屡屡见诸媒体,这种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区域上演,如果任其发展,其他生态环境类似西南的地区也将面临同样的生态脆弱化及生态屏障丧失的危机。

因此,拥有物种基因库、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等等头衔及美誉的西南生态形象,日渐变得遥不可及——很多人担心这些称号最后是否会在不同的地区成为绝响?……因此格外地期待、从内心依然盼望着目前西南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态安全及屏障的建设,能够借助国家、政府的主导力量及其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的制度、模式及具体实践措施顺利推行,如生态红线、生态问责、生态责任追究、离任生态审计等前所未有的系列制度的深入推行。这虽然会给相关的环境管理工作带来难以面对及实施的一个个难题,但把环境及生态当做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当做文明的标志来做,那一样可以有力阻止各种环境悲剧及生态灾难的发生,给人类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也给人类一个能够与自然生态共生共存共进的机会。唯有这样,生态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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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中国整体环境史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第一章 理论与案例—环境史的定义及基本问题

一、明义彰远:环境史的定义及研究对象的再思考

二、从传统到现代:环境史视域中“灾害”定义的新诠释

三、定义探讨及推广案例——环境史专栏

第二章 基础与史据——环境史史料的相关问题

一、环境史史料的基础——“二重证据”

二、区域环境史研究的第三重证据——田野调查资料

三、区域环境史研究的第四重证据——非文字史料

四、区域环境史研究的第五重证据——跨学科资料

五、环境史料的特点

六、环境史料的具体应用

第三章 方法与拓展——环境史多学科交叉研究法及实践

一、环境史与多学科交叉研究法

二、环境史研究中突破文献研究法的必要性

三、田野调查及非文字史料对文献的补充

四、环境史多学科交叉研究法的扩展与延伸

第四章 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球”生态整体观

一、环境史学科名称及内涵的再探讨

二、中国环境史及环境史研究起源问题的再探讨

三、全球环境整体史观的构建及研究

四、结论

第五章 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

一、中国环境史学的斐然成就

二、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困境及其创新

三、承继与开拓:中国环境史学研究路在脚下

中篇 中国西南环境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第六章 古代生态记忆——青铜时代西南的环境史

一、虚妄与真实:图像史料对应的生物信息

二、图像与存在:青铜图像中的动物及环境状况

三、互证与补充:文献对应的图像生物信息

四、图像史料开辟环境史新领域

第七章 制度与发展——元明清西南土司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制度与生态环境

二、土司制度与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三、土司制度下良好生态环境持续演进的原因

四、结论

第八章 生态与安全——近现代物种入侵与生态边疆的凸显

一、生态边疆的内涵:生态界域中的疆界线

二、传统生态边疆形成的自然原因

三、生态疆界变迁的原因及后果

四、生态边疆的重建及意义

五、结论

第九章 经验与教训——滇池治理和西畴石漠化治理

一、20世纪以来滇池生态修复路径初探

二、云南西畴生态民主制建设模式初探

第十章 跨界与回归——边疆环境史学的现代价值

一、“环境”在边疆史学及学术话语圈中的缺位

二、内地化进程中独特的边疆生态变迁历程

三、跨界中的头角初露:近代化以来边疆环境价值的凸显

四、回归与开拓;边疆环境史学的兴起及研究视域的扩展

五、余论:边疆环境史学不能忽视整体观照

下篇 中国西南地区的环境破坏与管理

第十一章 农垦与破坏——清代云南玉米马铃薯的生态史

一、清中后期玉米及马铃薯在西南的种植

二、高产农作物种植区的生态变迁

三、结语

第十二章 国际化与生态危机——近代西南的环境问题

一、前近代化时期资源内输政策促导的生态变迁

二、近代化时期资源开采与经济体制促导的环境变迁

三、现代化进程中资源开发国际化引发的环境问题

四、当代国际化进程中经济物种扩大种植导致的生态危机

五、西南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应对与思考

六、生态命运共同体理念适时而生——树立全球生态整体观

第十三章 物种引进与入侵—现代西南的生物危机与管理

一、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新物种的引进及生态影响

二、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生态管理的起步与发展

三、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地区生态管理的缺陷

四、构建新型管理制度和重建乡土生态系统

第十四章 觉醒与保护——西南环境的变迁与保护

一、西南的生态变迁及环境灾害

二、历史时期的生态保护措施

三、历史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

四、结论

第十五章 维度与弹性——明清西南的官民环保模式

一、前生态文明时期民族区域生态破坏及环境灾害的促动

二、明清西南官方与民间生态多维保护机制的建立及发展

三、民间法制对官方法制的补充

四、启示及反思

结语 环境与生态的视角——从疆域边界到生命中心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