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瘴气之路（上）（一）
周 琼
（原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一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
（一） 缘 起
进行瘴气的学习和研究已有一段时间了，其间常被一个难于准确回答的问题所困扰，相信这也是各位读者想要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有没有瘴气？瘴气到底是什么？要对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作确切的回答，并非易事。
首先，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瘴气进行了研究，成果丰富，但观点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是疟疾、伤寒，有的认为是高原反应、水土不服或是彩虹等。在进行有关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中，尤其是接触了瘴气区相关的方志、文集、笔记等史料以后，形成了一些不同于目前研究者的思考和观点，虽觉有些特点，但考证颇费时日，思维未能从繁琐中走出，亦因学力浅薄，要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出来，颇觉费力。其次，理论与实际往往存在差距。前期的理论思考基本上停留在对各种文献的分析和考证的层面，还未将实地调查采访所得的资料完全融汇并以之证实自己理论和观点，在实际与理论相符合的最终结论出来之前，没有太大的自信敢随便发表浅见。同时，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了我非常敬重的学界前辈的支持和鼓励，感谢之余，怀了尽最大努力做好、有更明确思考后再说的愿望。再次，长期以来着力进行的研究区域只是云南。虽然云南也是传统的瘴气区，研究期间也关注到了相关瘴气区的研究及其成果，做过一些对比及思考，发现瘴气也存在区域的差异。担心以云南一个区域的瘴气来解说宏观意义和概念上的瘴气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但经过几次调查及思考后，这个担心逐渐消除，区域差异虽然不可避免，但作为瘴气区中的重要领地，云南瘴气也存在着其它瘴区的共性，可在对这一区域的瘴气及环境状况作细致深入的研究后，揭示瘴气产生、存在及变迁、消亡等问题上的一些共有特点和规律，以达管中窥豹之功效。同时，选择这一研究区域也存在很多优势：首先，我有进行瘴气研究的成长背景和心理基础。我自幼生长在云南农村，瘴气对我而言并非不陌，祖父辈、父辈不时听到的他们见过或听过的瘴气情况，尤其是瘴气形状和颜色、中瘴症状、见到瘴气的躲避及预防方法，以及瘴气“杀人”的恐怖传闻。其次，作为云南本土人，能听懂除少数民族语言外的各地方言，在各地进行调查及查找资料时不存在语言及沟通方面的障碍，不仅熟悉云南各地的自然地理情况、交通状况、民风民情，也熟悉各地文献资料的查找及实地调查路径，在省内各地也有熟悉的老师和朋友，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或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朋友，为民族瘴区的调查提供了很多便捷条件，在后期深入民族村寨进行实地访谈时，得到了语言翻译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快速找到所需要的调查对象，包括调查者及调查地，因为他们知道在村寨中哪个老人可能知道瘴气、这些老人住在哪里、如何找到熟悉村寨情况尤其是哪些村寨或村寨中的哪个位置存在过瘴气的人。
为使研究及结论建立在可行可信的基础上，尽量缩减历史研究中文献与实际的差距，在研究期间前后进行了七次共约六十余天、任务和目标各不相同的采访和实地调查。
第一次是2004年3月10日至3月16日，为期7天。目的地是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主要要调查云龙盐井的遗址及其生态环境状况，收集相关资料。
第二次是2004年7月29日至8月19日，为期22天，目的地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禄丰县和大姚县、姚安县，以及玉溪地区的易门县，主要调查楚雄黑盐井和白盐井遗址，以及易门铜矿及其生态环境的状况，收集相关资料。
第三次2005年5月1日至5月7日，为期7天，目的地是岷江流域及川北藏区，主要了解岷江沿岸的生态现状，感受和体验史料记载中高海拔、气候严寒地带“冷瘴”即雪瘴、寒瘴的环境状况。
第四次是2005年7月25日至7月30日，为期6天，目的地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瘴气重地攸乐山及素有“要走橄榄坝，先坝老婆嫁”名号的重瘴区橄榄坝。主要考察瘴气重地今日的自然环境、气候及人文状况，尤其是当地的生物物种及其生态状况。
第五次虽2005年7月3日至9日，为期7天，再次考察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云龙盐井的遗址及其生态环境、民族、农业、自然灾害、民族生产及生存状况，并深入到云龙北部澜沧江支流沘江上游地区调查生态环境状况。
第六次是2006年5月2日至5月7日，为期6天，目的地是滇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经澄江到江川、建水、蒙自等地。主要调查清代临安府瘴气区的生态现状。
第七次是2007年2月3日至14日，为期12天。目的地是清代滇西南瘴气重地潞江坝（今保山市地）、槟榔江沿岸（今盈江县地）、南甸宣抚司（今梁河县）、湾甸州（今昌宁县）、章凤（又作张凤，今陇川县） 等地的民族村寨。考察瘴气区的自然地理、气候及生态环境状况、民族、民风民俗、农业生产状况及瘴气塘遗址。
先后进行的七次考察，目的及地点各有不同，但大致都围绕着生态环境及瘴气这两个中心论题。这主要是在早期进行云南生态环境史的学习研究及文献资料搜集工作中，发现大量相关记载反映的瘴气情况与目前研究者的观点有些不同，就开始对瘴气产生了兴趣。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学者对瘴气及其疾病进行了研究，较早研究的学者是姚永政、林梁城、刘经邦[1]、李涛等[2]，此后不断有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五十年代，李耀南[3]等疟疾研究者专门就云南的瘴气进行了研究。八十年代，在瘴气研究中较有影响的学者是冯汉镛[4]、尹绍亭[5]。九十年代后，瘴气研究取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大批有深度的学术成果面世，以萧璠[6]、龚胜生[7]、范家伟[8]、左鹏[9]、吴长庚[10]、张文[11]、于赓哲[12]、可中[13]、金强和陈文源[14]、郑洪[15]、黄冬玲[16]、徐时仪[17]、苍铭[18]等的研究较具代表性[19]。但大部分学者多认为瘴气是疟疾、恶性疟疾、伤寒、流行病、传染病、温软病或高原反应、水土不服、彩虹等，亦有部分学者谈到了瘴气产生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
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献史料后，个人对瘴气的思考逐渐与目前学术研究中的普遍观点产生了差异。从文献反映的情况看，瘴气并不完全是疟疾或伤寒，而应当是自然环境中的一种生态现象，瘴气与瘴病的内涵也有所不同。文献及人们混用的瘴、瘴气、瘴疠，是三个不同层次和内涵的概念。瘴是概括性的称呼，是史籍及人们印象和心理感觉上的瘴气，但在事实上，瘴气是瘴的气体表现形式，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瘴水，人中了瘴气瘴水后的疾病症状，就是瘴疠，瘴气病是瘴疠的普通性称呼。
历史时期，瘴气或瘴气病只是模糊笼统的称呼。造成这个错误认知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最早认识瘴时，是以气体形式感受到它的存在，最初的认知又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因此，瘴、瘴气、瘴疠常以同一面目、同一概念或内涵出现在史籍及有关研究中，被解释成有毒气体、湿热或致病的空气。但这种解释往往过于简单。
瘴最初产生于偏僻的、人烟稀少的地区，其自然环境长期保持在原始状态，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空气较少对流，气候或炎热潮湿或极度寒冷，生物多样性特点显著，许多自身含有或分泌毒素的生物生长其间，散发的有毒气体或液体在这种环境中极易发生生物的、物理的或化学的反应，产生一些毒性更大更强的气体或液体。同时，动植物尤其是有毒动植物死后，尸体暴露于旷野，在腐败霉变的过程中形成变异有毒的尸胺（1，5-丁二胺）、腐胺（1，4-丁二胺）等有毒致病的有机化合物，以液体和气体形式散发、分布在河溪泉井、山箐河谷等阴暗潮湿、暑热低洼或高寒阴冷地带，在炎热湿闷或阴寒僵滞的气候及封闭的地理环境下，或成水气蒸发熏郁，或成气流凝滞郁结，产生了对人体生理机能及生命构成严重危害的气体和水（液）体。由这些气体和水液体构成的自然生态现象，就是瘴。各种有毒矿物质和有毒动植物释放、排泄及经生化反应后产生的各种致瘴毒素就是瘴毒素，产生瘴毒素的生物及矿物就是瘴源（原）体。当长期存在于这种环境中的有害（毒）气体、水（液）体对进入者的生理机能乃至生命造成危害时，瘴开始从一种沉闷的自然生态现象与人类产生了联系。
瘴的种类很多，据其表现形式，可分为气体形式的瘴（即瘴气）和水液体形式的瘴（即瘴水）。气体形式的瘴因其对人体危害迅捷的特点首先被认识，也是传扬最多、最让人恐惧的瘴，“瘴”也就名正言顺地披上了“瘴气”的外衣，成为人们心目中对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罪魁，瘴水对人体的危害反而受到了忽视。但史籍或大部分研究者笔下及各类词（辞）典中的“瘴气”，事实上都是瘴气和瘴水的合称[20]。瘴气与瘴水对人造成伤害的方式与程度不同，瘴气因其不含传染性病菌，对人体的伤害程度相对要弱于瘴水。人中瘴气后，多以头痛、心慌、胸闷、气胀、身体沉重等症状表现出来，严重时亦能致人于死地。瘴水因含大量毒素及传染或引发流行疾病的传染病菌及尸胺、腐胺等有毒化合物，一经进入胃肠道，在对肝脾等器官造成强有力的破坏后进入血液，引发人体生理机能较剧烈的病变，出现发热、发冷、腹泻、颤抖、头晕、腹痛、胸闷、呕吐、疲倦、反应迟钝、食欲减退等类似疟疾或伤寒的症状，这是众多史籍及中医或西医学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瘴即疟疾或伤寒等流行病或传染病的主要原因。
当然，天然存在于矿物质、动植物或微生物体内的很多毒素，尤其是单性弱毒素在短期或小范围内不会对人体构成突发性伤害。但在一个原始封闭的、湿热的生态条件下，在各种有毒生物交相生长繁殖、代谢更替频繁的自然环境中，各毒素间发生生物、化学或物理反应的条件和几率较高，产生的毒性更大，对人畜的伤害就更甚。同时，不同个体对毒素的承受和抵抗能力存在不同，超量摄入的不同毒素也会转化为有毒物质，对人体构成伤害，“对于生物机体来说，有些物质是有害（毒）的，有些物质虽然无害（毒）或甚至有益，但其中大多数在其被超常量摄入时，也会转化为有害（毒）物质”[21]。因各种毒物对人体产生的病理症状大多类似，且与疟疾、伤寒等极为相似，使古代很多治疗瘴病的医者误诊而使病人伤亡。
“瘴疠”是人中了瘴气、瘴水后的疾病表现症状，以类似并包含疟疾和伤寒为主要疾病表现症状，包含多种病毒性、传染性疾病的疾病群。开发越少、生态环境越原始的地区，瘴毒素就越浓烈，进入者接触和感染瘴毒的可能性就越大，因历史时期医疗条件、医药水平及对瘴认识的有限，一经染瘴，多无法救治。同时，中瘴水者多感染了水液体中的细菌和毒素，这些毒素和病菌不仅对直接接触者具有传染性，在健康人与感染者之间及感染不同病菌的人之间也存在相互传染的可能性，传染速度不仅比原染地快，传染人员增加的速度也随人口的流动变得更为迅速直接、程度更为严重，这也是自古及今数以万计的生命死于瘴气、也是一些学者认为瘴气是传染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瘴水存在的潮湿生态环境中，人在瘴区感受瘴气毒害、接触瘴水的同时，就有可能和携带病菌的传染性生物群体如按蚊等、伤寒杆菌等有了接触，疟疾、伤寒等疾病就以很快的速度以较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引起大量人员的传染和死亡，具有了与其他传染性疾病相同的特征，此时便可称其为疟疾或伤寒。这就是当今许多自然科学家在大量实验、调查、取证基础上得出的瘴气即疟疾或伤寒结论的原因，但这种疟疾和伤寒并不等同于内地的疟疾和伤寒，属广义的瘴气或瘴疠范畴，是瘴疠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病理症状比普通的疟疾和伤寒强烈，致人伤亡的数量也就大得多。这就是瘴气病被称为“疠”（疫病、传染病、瘟疫）的原因，说明古代不仅将瘴疠作为传染病来对待，还将其划归到瘟疫的行列中。从中可感受瘴疠带给人们的巨大伤害及人们面对这种伤害时的无助和恐慌。
这种恐慌不仅在古代的文人及民众中存在，在近现代的闽赣、岭南、滇黔等瘴气区中也依然存在。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禄村农田·附录二〈云南三村〉英文版的“导言”与“结论”》中对云南的瘴气有这样的记述：“（云南）同中原省份之间的交通并不方便，而且，由于距离遥远而产生的疑虑，不久以前人民还相信古老的传言，以为云南是一个由未开化的土人统治的蛮荒之地，只有三国时代足智多谋的神奇人物诸葛孔明和后来元朝的无畏的蒙古兵才迫使他们臣服。许多人还认为云南山区瘴气盛行，很容易就可以让陌生人神秘地死亡。”[22]这是20世纪的云南印象及其瘴气的可怕传闻。
既然瘴气是特殊生态环境中的自然生态现象，瘴气及其区域的存在便以这种环境为基础，如果这种环境中致瘴的生态要素即致瘴生物消失的话，瘴气也就会随之消失，费孝通先生在描述云南瘴气的可怕传闻后说：“这些传说自然是毫无根据的。但是，由于它的神秘，这一地区很少有旅行者到访。外人很难知悉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只是在目前的抗战时期，云南才成了自由中国（Free China）最重要的根据地之一，与从占领区涌入内地的无数难民一起，许多大学也搬迁到云南，现代化的工厂也建立起来了。公路延伸到至今仍然封闭孤立的地区，铁路也正在修筑。这一地区的社会变迁的快速步伐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从未有过的。”[23]尽管因为主题关系费先生未对此作进一步说明，但他描述的情况即人口增加、山区尤其是瘴气区开发速度的加快，应当是云南生态及社会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也是瘴气消失的根本原因。
此外，瘴气区各民族的生活卫生习惯及对环境卫生的漠视，即当地民族的人为环境也是瘴气长期存在并能在特殊时期造成传染病肆虐的原因之一。瘴气区人畜共处、粪便四布的污浊环境为瘴区各种病菌的成活和繁殖、传布提供了保障，加大了瘴气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外地人不适应这种环境状况时，在不能抵敌瘴气侵害的同时也受到了这种环境的威胁，这是导致瘴气是水土不服观点的原因之一。
但个人的思考及结论是否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瘴气形成过程的理论是否还能在现实的某些原始区域中找到部分的影子？瘴气区域的变迁是否是生态环境的变迁所导致？这是自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以来一直萦绕在心底的忐忑。
因此，前后多次进行的实地考察，不仅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瘴气产生、存在及消失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为了能在瘴气区的人们对瘴气的实际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尽量得出符合瘴气真实面貌的结论，使自己的思考更趋近于真实，更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这样说，似乎有造成拿着结论去取证的嫌疑，但这难免失诸偏颇，任何的实地考察一般都是有一定的目的，即在增强实际感悟的同时，及时地纠正研究中的失误和错漏，完善和深化自己的思考，发现更多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视角。
考察的结果，确实映证、拓展和加深了瘴气理论的诸多思考，得到了很多文献以外的材料和收获，如瘴气不是彩虹，也不是水土不服，更非简单的疟疾等访谈资料，纠正了原来“现在已经没有瘴气”的初步结论。若大家能耐住性子读完这些来自瘴气区的老人及瘴区疟疾工作者对瘴气所作的平实的描述，也许会更能理解上述有关瘴气的论点，并能从中对瘴气形成一个清晰的理解和印象。[24]
（二）热带丛林及雪域里的瘴气感知
根据瘴的分布地区及气候特点，瘴又可分为热瘴和冷瘴，热瘴主要是指分布在南部、西南部热带、亚热带气候湿热地区的瘴，也是人们所熟悉的瘴，冷瘴主要是分布于中国西北、滇西北高海拔、气候严寒地区的瘴。在此仅将个人对两种瘴气类型的考察先后介绍于下。
1．云南西双版纳热瘴区的考察
热瘴是分布地域较广、认知较早、记载较多、伤害较大的瘴气类型，考察和感受南方的热瘴，成为瘴气研究及考察中的一个重要任务。考察在2005年7月底成行，主要到西双版纳的瘴气重地攸乐山、橄榄坝，以及勐腊可以进入的土著原始森林。这不仅受长期在云南流传的“要走橄榄坝，先把老婆嫁”这句颇具恐怖色彩的谚语吸引，还因为这是云南典型的热带雨林瘴气区之一，森林生态及瘴气产生的生态状况应有部分保存，瘴气形成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应当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一定的反映。
沿途过元江、思茅南下，愈近景洪，热带雨林的景观就愈突出。此时正值炎热夏，也是史料记载中瘴气高发的春、秋季的过渡季节，因为降雨量较大，瘴毒有所减弱。到了几个村寨考察点，面对沿途及各村寨周围透着湿气的，布满了浓密雨林的黛青色的连绵群山，肯定了将瘴划分为瘴气和瘴水的理论及思考的合理性。天气干燥的春秋季节，分布在空气及河渠中的瘴毒浓烈，杀伤力强大；在降雨集中的夏季，丛林中的瘴毒尤其是瘴水中的瘴毒素被雨水冲刷、稀释或溶解后，毒性大大减弱，对人畜的杀伤力大大减低，但在雨后或清晨，它便象烟雾一样升腾而上，发出能够看到的或红或绿、或灰或黑的光芒；到了冬季，瘴毒随致瘴生物的蛰伏和生长的缓慢而减弱。
置身坐落于雨林谷地的民族村寨，突然觉得瘴的产生与生态环境、生物要素密切联系的思考及考辨与现实的距离仿佛只有咫尺，只是这个“咫尺”之间，有我们无法抓住和寻觅的时光历程，及目前不能准确描述的各历史时期的生物构成内容。透过植物群落及空间分层十分密集的山林，仿佛可以看到曾经在浓密的丛林中游荡的瘴气及含有浓烈瘴毒的穿行于丛林河溪沟渠中的瘴水如闲云野鹤般悠游着，随时准备对闯入者予以致命打击。
最先去的是勐海县格朗和乡南糯山的巴拉哈尼族村寨。面对竹楼与树林相应成趣的景致，在思索瘴气与生态环境关系过程的同时，体味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显然，很多丛林已经不是原始森林了，曾经茂密的原始森林经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泛垦殖及大肆砍伐后受到了很大破坏，很多生物物种迅速消亡，瘴气在这些地区逐渐绝迹，好在湿润的气候为森林的恢复及自我更新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后来长成的森林已经呈现出茂盛的状貌了。
第二个考察站是位于勐养公路边，属景洪市辖的攸乐山（今名基诺山）巴飘村，这是一个2002年8月山体滑坡后新搬迁的哈尼族村寨。哈尼族是1979年中国最后一个识别的少数民族，是云南少数民族中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其现代化的气息在村子中处处都能够感受到，比如一些人家已经有了货运汽车，织布的哈尼族妇女会大方地与我们留影，并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住房。其中一个令人惊讶的民族现代化现象，是在一个靠近公路的人家发现了装有搪瓷蹲坑的、有下水道的现代型卫生间，尽管条件简陋，但洗澡、冲凉、厕所的功能齐备，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尚属少见。一路看下来，哈尼族村寨大多依然位于丛林中，湿热也弥漫在村寨中，觉得周身每个毛孔都在不停地在冒汗，汗水顺着脸、脖子流淌并黏着衣服，仿佛整个的世界都给湿气黏住了。
从汗水中望去，山寨周围茂密的雨林也已经不是原始森林了，但其状貌还是让人禁不住浮想联翩，在森林更茂密、生物物种更为繁多的历史时期，在那种瘴源丰富的生态环境中，在这种病菌极易滋生，各种生物繁殖代谢、腐烂及生物化学反应、组合迅速的湿热环境中，瘴气、瘴水是如何从这些代谢及反应中产生并残忍地对闯入者挥舞着杀人的利剑？
第三个考察地就是位于景洪东南37公里处的橄榄坝（泰语叫“勐罕”）。一进橄榄坝，就产生了果然名不虚传的感觉。浓郁的热带风光让人刹那间就能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湿热，仅530米的海拔让这里的闷热长久持续，成为版纳23个坝子中海拔最低、气候最热的地方，四周环绕的群山上森林密布，宽阔明亮的澜沧江从坝子边缘流过，椰子树、槟榔树、芒果树、菠萝蜜、绣球果等热带植物在周围摇曳。放眼四望，上午的阳光密密地网在江面及丛林、寨子的上空，到这里的阳光仿佛更为耀眼，到处都充满了白亮的感觉。这样湿热郁蒸的环境，不仅各种病菌繁殖传播较为容易，按蚊、杆菌更应当是这里的活跃分子，其余各种生物尤其是致瘴生物的活动也应当更为迅速，在降雨稍少的闷热的春秋季节，瘴毒更不易排散，长久地笼罩积郁在这个50多平方公里的坝子里，等候着因资源丰富、耕地肥沃而想在此地谋生而踏入的人们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能在此地生存的还是只有住在竹楼里、吃着酸辣食物的傣族，穿着筒裙、妙蔓多姿、容颜光鲜的傣族妇女，成为能够出入瘴区、在更大程度上抗衡瘴气的奇迹刻进了人们的记忆。
这样的环境如果没有大量人群的开垦和入居，致瘴生物不被大量消灭的话，瘴气恐怕应当永远是这里最悠闲的主人。从耕种有序、集市及旅游发达、民族文化浓郁的寨子及四周山上丛林中凸现的一片片被开垦的山坡地及与丛林的天然绿色相异的庄稼，再次体会到，瘴气不仅仅只是有湿热的气候、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大量传播疟疾的按蚊及传染伤寒的杆菌等条件就能够产生和存在的，这样的环境在现在就明明白白地呈现在眼前，但我周围却没有了瘴气，瘴气这个名字对生活在这里的人而言，只是个“以前有，现在没有了”的符号；瘴气与疟疾确实是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的，疟疾现在也有，很多寨子都有感染疟疾的人，各地的防疟所（疾病控制中心）等部门依然存在并进行着工作，但大家却都称之为疟疾，而没有称之为瘴气，也没有将预防疟疾的部门称为“防瘴所”。那么，瘴气产生的主要根源应当只有致瘴生物了。
第四个考察地是我国面积最大和保存物种最多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及勐仑土著原始森林区，位于勐腊县勐仑，距离景洪96公里，距勐腊县城100多公里。澜沧江支流罗梭江在这里拐弯，把陆地围成一个葫芦形的半岛，葫芦岛占地15000亩，海拔570米，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21°－22°之间，最高温度在摄氏38°－40°之间 ，是典型的热带气候，植物园就建在岛上。到这里来，大家一定能猜到，“植物王国的缩影”、“绿宝石的心脏”是最为诱人的原因，这里有三千多种热带、亚热带的植物，很多其他地方没有了的植物物种在这里都可以见到，还有未深入开发的原始森林，从其湿热的气候环境及密布湿润的丛林了解瘴气产生的环境，体会瘴气产生过程的一个侧面。
植物园里那几棵“见血封喉”的箭毒木树不仅让人想到了瘴气、瘴水毒素的产生，这类有毒的生物、矿物，在未开发的原始森林中，种类及数量应当都不在少数，其释放的毒素及腐烂的枝叶绝对应当是瘴源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接触到这类毒素污染的水、气以后，瘴气也就迫在眉睫了。因此，瘴疠既不是单纯的疟疾或伤寒，也不是简单的传染病或瘟疫就能概括得了的。有毒动植物及矿物质释放的各种毒素中，有的毒素不高，毒性不是十分强烈，在短期或小范围内不会使人、畜出现或仅出现轻微的中毒症状。但在一个原始封闭的、各种有毒动植物交相生长、繁殖、代谢的自然环境中，各种或多种毒素长期累积、混合，或发生反应后，毒性就会加大加浓，对人畜的伤害更甚。这些毒物的毒素进入人的肠胃道后，能让人出现恶心呕吐、酷渴、腹痛腹泻、头昏头痛、头晕嗜睡、寒战、胸部紧缩、呼吸减弱、困倦无力、发冷发热、血压下降、晕厥、耳鸣、呼吸困难、昏迷等类似疟疾或伤寒的症状。
在了解各种毒物对人体的毒理作用及表现候可发现，各种毒物致人中毒后的病理症状大多类似，均与史籍中中瘴的症状即所谓的瘴疟、疟疾、伤寒等症极为相似，瘴才被看作是这些疾病的代称。因而，在关注自然科学的实验成就时，再注意毒理学及各种毒物的毒素对人体的不同危害，对瘴、瘴气的很多解释就不会失诸于简单和武断，古代很多治疗瘴气病的医者也就不会将其作为疟疾或伤寒医治而发生致人死亡的诸多悲剧。
在植物园作短暂停留后，就匆匆赶往附近深深吸引我的的热带土著森林，这种较少人工痕迹的环境才最接近瘴气环境，只有从这里才能部分了解到瘴气产生的环境条件。走进土著森林，湿热依然存在，黏腻的感觉挥之不去。进入原始雨林沟谷后，虽然外面晴空万里，里面却昏暗潮湿，炎热仿佛也减轻了，但已经浓密的丛林提醒我这里接近瘴气环境了，丛林的层级分布特征分外明显，植被分布几乎都在5层以上，高大的望天树应当是最高的层级，笔直的如红光树等乔木应当是中层，团花树、大青树等乔木类构成了植物层级中的中下层，低矮的灌木和长达几百米的藤本植物构成了下层，它们高低错落、层层密密地分布在我们视线清晰可及、也可以伸手触摸且感觉不到压力的地方，小草和苔藓等植物构成了植物层级中的最底层。再下面，就是湿漉漉的地表，以及低洼处的大大小小的积水塘和数量众多的溪涧。底层及中下层是瘴气产生和活跃的重要场域，也是人类中瘴的区域。类似的丛林在历史时期应当更多更密，当时的生态应当比我们所见的还要原始。
丛林中密布着低洼的水积区，植物或生长于水岸边，或生长浮游于水中，其腐败的枝叶和尸体也溶进了水中，如果这些腐烂的动植物是含有毒性的，或有毒生物生长较多的话，就可以想见沟溪涧水的成分及其对人体的伤害了。
这片被称为土著原始森林的热带雨林，与其他瘴气区的景观还是有巨大的不同，这种湿热郁闷、生物种类繁多的区域，迫近了历史时期瘴气产生的环境状况。不自然地产生了周围是否会有虫蛇等动物钻出的担心，但这种状况始终没有发生。
在丛林中适应下来后才发现了更多的情况，也有了一些失望，虽说进入的是我希望的、被称为土著原始森林的热带丛林，但这种原始还是经过了一定的人工开发，里面不仅有了人工的设施，如桥、路标、树碑等，行走路线都已经是固定好了的。我关注到其中好多条小道通向更为浓密的丛林，好像更接近期待中的原始丛林了，就兴冲冲地拔拉开枝叶杂草踏上小径，但刚往前走了四五米，准备更接近瘴气环境的边缘时，就有工作人员适时出现，严肃地提醒说，里面是完全的原始森林，有很多危险动物存在，尚未开发，有关部门尚未采取安全措施，容易发生危险，出了危险责任自负，建议退出。只好悻悻地退了回来。
虽然几次试探性的小深入没有成功，但却发现，这种没有经过消除安全隐患的丛林，才更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原始丛林，其植物的层级分布更为繁密和杂乱，这才是多种动物自由出没生存的地方，那湿漉漉长满杂草的溪涧和洼地上，也是各种蚊虫和病菌迅速繁殖的场所，更是各种有毒生物释放排放的毒物、或是发生各种反应后产生更浓烈毒素积聚的场所，有毒生物尸体腐烂后，融进了溪涧河流中，成为了瘴水的来源。同时，溪涧沟河及湿地上的有毒生物、枯枝败叶及生物尸体也能加入到了制造瘴气和瘴水的队伍中。
面对这种环境，一个问题异常清晰地凸显出来：丛林中的温度明显要低于丛林外，水液体中的瘴毒素分解及蒸发成瘴气的可能性应大大减低，那么，丛林中瘴气的毒素就要远远低于瘴水毒素，繁殖在这些地区的蚊虫及病菌，所含毒素也更大，感染者的传染性也更大更快捷，这就是历史时期众多征伐官兵进入原始森林后大批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唐代尤为突出，“大雪山[25]在永昌西北，从腾充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地有瘴毒，河赕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弃，不复往来。”[26]“天宝十三载(754)奏征天下兵，俾留后侍御史李宓将十余万辈，饷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属于路，天下始骚然苦之。宓复败于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古城）北，死者十八九。”[27]元军征服云南及八百媳妇途中，死于瘴气的元军将士不可胜数，“大理距蒙古万里……以漠北寒乡士马趋炎瘴，不服水土，死者数十万”，[28]“（成宗大德）五年（1301）夏四月，调云南军征八百媳妇。五月，云南土官宋隆济叛。时刘深等取道顺、元，远冒烟瘴，未战，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驱民转饷溪谷之间，一夫负粟八斗，率数人佐之，数十日乃达，死者亦数十万人，中外骚然。”[29]“兵既出，取道顺、元，远冒烟瘴，士卒多死”[30]……
此次考察，对瘴气理论又有了更深入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坚定了瘴气是自然生态现象观点的思考，也坚定了特殊的自然生物群落对瘴气产生及存在有巨大影响的思考。虽然要找到云南历史时期的瘴气环境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所见到的自然环境状况还是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地。
2．川北阿坝冷瘴区的考察
冷瘴区的考察是2005年5月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进行的。主要想了解了岷江沿岸的生态现状后进入川北高原感受冷瘴区的环境状况，但出发不久就发生了一个意外而遗憾之至的事，带去的数码相机出了故障，因行程已不能更改，不及维修，只好匆匆出发。正是这个遗憾，使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论述中无法提供图片方面的证据。
冷瘴区主要分布于青海、西藏、川西高原及云南中甸等地。这是个较神秘、较诱惑人的探索，由于史籍记载较少、也较少有人实地感受，故而成为研究者争议及疑惑的一种瘴气类型。目前较趋一致的观点，是以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31]及于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32]、丁玲辉《高原气候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与养生健身》[33]等文章为代表的“高原反应”说，认为史籍中青藏高原的“冷瘴”即高原反应，这类瘴气是由当地高海拔、大温差所致，丁玲辉认为高原低氧气候加上疲劳对人体造成的影响，气候寒冷会加重高山反应的症状。
“高原反应”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陌生的词汇，对很多平原及低海拔地区人来说应当也有实际的体验，但与瘴气联系起来，应当就不会很熟悉了。然而，对于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学者来说，却是一个在不同文献中都会涉及的词汇。遗憾的是，与南方的热瘴气相比，冷瘴的记载无论是史书还是文字数量、或是分布的地区都显得较少。这就为冷瘴的研究，尤其是给它一个准确而又恰当的描述和定义设置了太大的难度。但仅将其定义为高原反应，又失诸简单和武断。
综合各类文献记载后可初步推断，冷瘴应当是指因气候过于严寒或常年积雪不消、生态未开发而产生的瘴，产生于高纬度或高海拔地区，主要分布于终年积雪的高寒阴冷之地，如西北青海、西藏、新疆、中亚，以及邻近青、藏的川西及滇西北等极端寒冷高旷的地区，这些都是中央王朝经营和开发较晚少、较晚的地区，汉文史籍的记载较为有限，即便稍有记载，内容大多沿用。从冷瘴区民族文献记载来看，目前翻译及利用的不多，无法确切了解当地民族对冷瘴的看法，即便部分民族文献稍有涉及，亦仅停留在表面上，仅能证明那里确实有冷瘴存在，不能对其具体形态作深入的描述及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青海阿木尼扣肯古尔板山）有二峰独高，积雪不消……又南旷野中，有汉陀罗海山、西索克图山、西南索克图山，地多瘴气。有苏罗巴颜喀喇山，在伊玛图山东北，石崖色黑，多冷瘴，故名”[34]，滇西北中甸阿墩子（今德钦）附近的白鋩山（即白马雪山）就是典型的冷瘴区，“（白鋩山）九月积雪，次年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间，旋风如水，寒气彻骨，人升高气喘，口鼻迎风不能呼吸，辄僵不苏，土人谓之寒瘴。一至山顶，黄云四起，五步之内，不复见人。”[35]
冷瘴区也是生态开发及人类活动较少之地，因气候极端寒冷，阴寒至极，重山复岭，在空气不能畅通之处，各种生物生存其间，散发排泄的气体或液体与阴冷的空气相混凝聚，久之形成了独异于南方湿热地带的冷瘴,“(吐蕃)风、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节气，如中国暮春之月，山有积雪，地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36]产生的季节与热瘴相反，在气候严寒之地，以冬季最为肆虐，“春季青草萌发，夏秋草变黄……冬季瘴气益烈，人不得食，始冻，全身肿胀即亡。”[37]应当说，冷瘴即高原反应的观点除研究者忽视冷瘴区的气候、自然生态环境与冷瘴产生的密切关系外，其思考不无道理，但从客观的角度上说，冷瘴产生的原因绝不是简单的海拔原因，气候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因是不能忽视的，严寒的气候条件、冷凉的自然生态环境及高海拔因素综合后，使人产生心慌、胸闷气短（急）、晕眩昏迷、耳鸣乏力、肿胀、血压异常、恶心呕吐、言行不畅、神经与精神异常、缺氧性颅内高压综合症等多种病理反应形式。大部分冷瘴区的海拔较高，空气稀薄，风寒飘劲，是低海拔地区的人不能适应的，会不同程度地产生高原反应症状，这些症状随海拔的增高而逐渐明显；但手脚僵硬麻木及身体浮肿、腹胀吐泻症，当因极度寒冻及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中冷瘴毒素的影响所致，“兵自巴尔喀木归，言唐古特有瘴疠，浮肿，难久处，青海蒙古皆惮进藏。”[38]
乘长途汽车从成都出发后不久就进入了川西高原，一路顺岷江上流北进，穿过阿坝州的汶川、茂县、松潘、川主寺、山巴等地，体会到了沿江两岸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状况，随后又过贡嘎梁子、大雪山，体会海拔由820米上升到6250米的不同地形及气候状况。此次考察运气不错，车在公路上起伏之际，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遭遇并感受到了炎热、阴雨、冰雹等天气状况，尤其是贡嘎梁子上结结实实砸在玻璃上的冰雹及严寒，透出了区域气候变化急促及差异较大的特点。这种急剧变化的气候条件，使生物代谢及其毒素产生后，长期在河边山谷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积聚，极易对人体造成伤害，出现呕吐等不同程度的中毒症状，同时，由于海拔的关系，高原反应症状也容易在这些地区出现，尤其是体质较弱者，中冷瘴的可能性较很大了。
当汽车爬上海拔五六千米的雪山时，山下虽已进入夏季，但皑皑的白雪还是还是让人感到了阵阵寒意。中间在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停下，在皑皑的雪地里感受寒瘴区的环境状况。当走出车门、站立在雪域中的高山上时，雪的白色让人的眼睛在几秒钟内不能张开，虽然来自高原，但飘劲寒冷的风不仅让人有不能喘气的感觉，也把寒冷逐渐渗透到了骨头里，手脚逐渐冰凉，十余分钟之后，有了僵滞的感觉，于是不断地来回走动，期望暖和一些，但效果不大，半个多小时的时候，不仅手脚已近麻木，喘息亦有渐渐困难的感觉，但却清醒地感觉得到，此时的呼吸困难与高原反应的呼吸困难绝对是不一样的，这是寒风袭面及过分的寒冻而致，平原地区的人应当还会加上呼吸窘迫等高原反应症状，康熙六十年（1721）杜昌丁跟随清军自滇西北中甸进藏时的感受当为亲身体验而致：“十九日至廿五日住，阴晴不时，地多雪瘴，饮阴泉之水者，皆喘急，手足触雪即堕，兼伤目。”[39]
此次短暂的体验，两个问题日益清晰地凸显出来，首先，冷瘴绝对不是单一的高原反应就能代表得了。高原反应只是针对于外地或平原地区的人而言，如若冷瘴就是高原反应的话，那生存在当地的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就应当不会认识并受到所谓的冷瘴的的存在和威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地的民族不仅认识雪瘴，这种认识应当也是受过冷瘴的危害后得出的，他们知道雪瘴的分布区域并尽量不涉足这些区域，乾隆末年驻藏大臣和琳编的《卫藏通志》记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福康安率兵入藏驱逐侵藏的廓尔喀势力时，询问唐古拉山附近居民瘴气的情况，从其叙述中可知，当地人认为瘴气是阴寒凝结所致，“该处山高，阴寒凝结，即成瘴疠，雪后瘴气更甚。”次年，廓尔喀兵犯后藏，被福康安击退后投降，其投降文书中也有“去年抢扎什伦布寺，……回来时雪山上染瘴气死者二、三千人”的记载。
因此，高原反应只是高寒地区冷瘴的症状之一，但绝不是唯一症状，并且这种症状也只是对低海拔地区的人来说的。“高原反应”是现代的概念，历史时期的人亦无深刻认识，当然就没有对此概念的明确界定，更缺乏对此病症的详细记述或解释，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的历史时期，人们也将西北、西南高寒地区一些无法解释的、或是一些类似于南方中瘴症状的病理现象归结为瘴气，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合理的。现当代研究者却绝不应当用现代的概念简单地去对应历史上较为复杂的生态现象。
其次，寒瘴当是气候严寒及各种生物毒素长期孕积而成，并与高原反应综合而形成。这些地区的水因积年寒冷，生物毒素长期存在，多不能饮，有的地区虽有树木（柴），但不生草，成为人畜不能存活之地，“阴晴不时，地多雪瘴，饮阴泉之水者，皆喘急，手足触雪即堕，兼伤目。”“从杵臼上小雪山，早甚热，至半坡，寒风逼人……雪山通亘二百里，不甚高，有树木，不生草，亦无人烟，水不可饮，饮则喘急，甚至伤生。有白蟒，能兴云雾，降雨雪，触之即病，……计至阿墩尚有二程，群请扶病前进，……大雨中行五十里，至龙树塘宿，地无寸平，亦无寸干，立营帐，帐中阴湿之气，上蒸如露处，坐卧维艰。”[40]西藏、滇西北高寒地带的毒蛇及其他毒性较大的八角莲等动植物及其分泌物，亦能让人出现胸闷、恶心、腹痛、腹泻、呼吸麻痹等中瘴症状。
《清稗类钞·疾病类》记载甘、青等地烟瘴产生的原因及症状，证实并论证了本文冷瘴产生于阴寒封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观点和将瘴分为瘴气、瘴水的合理性，以及对中瘴气、瘴水后不同症状论述的客观性,“甘肃有烟瘴，青海更多，至柴达木而尤甚，瘴有三种：其一，水土阴寒，冰雪凝沍，气为最淡之晓雾，是为寒瘴，人触之气郁腹胀，衣襟皆湿，饮其水则泻。其二，高亢之地，日色所蒸，土气如薄云覆其上，香如茶味而带尘土气，是为热瘴。触之气喘而渴，面项发赤。其三，山岭险恶，另箐深密，多毒蛇恶蝎，吐涎草际，雨淋日灾，渍上经久不散，每当天昏微雨，远望之有广灿然，如落叶缤纷，嗅之其香喷鼻者，是为毒瘴，触之，眼眶微黑，鼻中奇痒，额端冷汗不止，衣襟湿如沾雾，此瘴为最恶。三瘴又分水旱两种，水瘴生于水，犯之易治，旱瘴生于陆，犯之难治，草地烟瘴，不似炎方之重，犯瘴倒地者，不忌铁器，刀刺眉间验之，血色紫红者，虽有重有轻皆无恙。惟血带黑色者不可救。”
由于冷瘴与南方、西南地区的热瘴对中原王朝造成的影响相比，不仅记载数量较少，影响规模和严重程度也逊色得多，在大多数的史籍及研究论著中，冷瘴几乎被人遗忘，南方的热瘴便在有意无意中成为了瘴气的代言者，很多学者论述瘴气时亦未对冷瘴给予更多的青睐。但冷瘴的研究，尤其是冷瘴产生及存在的具体原因、分布的范围、中瘴症状，都是一个值得深入和展开的课题。
（三） 滇西南重瘴气区的瘴气认知及村寨访谈
前几次的考察，都是出于自己思考及研究中的自发行为。且出于思考的前期，问题意识尚未完全成熟。第七次的考察，则是获益于蓝勇先生的鼓励和敦促。正是这份弥足珍贵的鼓励在指引和支持，才促成了2007年2月滇西南重瘴区的系列考察和民族村寨的访谈。
正是这次考察使我对一些问题有了更为直观的印象和深入的思考，这都是受惠于各瘴气区民族村寨中曾经历过或见过、听过，至少是熟悉瘴气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访谈，实地的访谈及获得的信息，是很多文献没有记载的第一手资料，改变了现在已经没有瘴气的想法，当很多人说见过瘴气的很多老人已经去世了，知道的老人也已为数不多的时候，就更为庆幸这次的实地考察。当我带着一大批照片和书面材料，风尘仆仆地在春节前两天回到家时，内心充满了丰收的喜悦和对蓝勇先生由衷的感谢之情。
1．德宏州陇川瘴气区的考察
考察的第一站选在靠近缅甸的边境县陇川县，现在的陇川县包含了原陇川（即章凤，又作张凤）宣抚司、户撒长官司、腊撒长官司，这是明清以来著名的瘴气区。2月3 日，乘上了到陇川的长途卧铺汽车，这样可以有较好的观察角度，也可以得到较好的休息，利于到达后调查的顺利进行。先去陇川的另一原因，是我的老师潘教授爱人杨老师的娘家在陇川，我的调查行程正是在杨老师一家的鼎力帮助下才顺利完成的。
沿途经楚雄、保山、芒市、瑞丽，最后到达陇川章凤镇。接近瑞丽时，正是4日清晨，不断有乘客上下车，弥天的大雾浓浓地缦布在眼前，十余米远处的山树就显得模糊维而朦胧，热带景观的特征日渐明显，湿润的感觉渐行渐近，次生植被越来越葱郁，植物的层叠分布日益显著。这种状况与“瘴雾弥天”的记载有了一些类似，但生态环境及生物种类及其基础却已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此雾已非彼雾了，此气亦非彼气了，雾气中的瘴毒也早就消失了。
到章凤镇时，虽然已是九点，但整个县城却还笼罩在浓浓的雾气中，坐在来接我的杨姐姐的摩托后座上，在街上穿行不了几分钟，就看到她美丽的睫毛及头发上已经沾满了蒙蒙的雾水。杨姐姐听到我的调查内容后，说他们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汉族（因妇女服饰民族化后头上用布包裹而称“大包头”），但从没有听到过瘴气。相信她的话并非虚言，这与我在其他瘴气区调查时得到的信息是一致的，目前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对瘴气一般都是这个印象。但这次出来我有了心里上的准备和安排，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找什么年龄段的人去了解情况了。
在杨姐姐家稍作修整后，就坐上了到户撒阿昌族乡去的汽车。汽车在县城绕行，不断逗留以载到更多乘客，跟旁边的大婶及年轻姑娘、驾驶员熟悉后，就跟他们聊起了天，问他们瘴气的情况，都说：“认不得瘴气是哪样，没有听说过。”依然与此前其他瘴气区遇到的情况一样，瘴气对年轻的一代来说已经是陌生的名词了。同时来之前就知道了如果再找汉语流利的年轻人我一定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收获的，调整了路径，寄望于年纪大的、经历过、见到过，最起码是听说过瘴气的老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出了陇川向户撒进发。陇川气候炎热，是栽培甘蔗的重要基地，路两边是成熟了的或正在收割的甘蔗和正开放的油菜花，上了山路后， 植被渐渐浓密，虽然次生植被很多，但丛山中还是不时闪现出一片片的原始森林，心情一下子高兴起来，这是我首次这么近距离地观看原始森林。山路陡峭弯多，坡度逐渐升高，可以领略到不同高度的植被景观，也可以从更高的高度俯视曾经看到的森林景观。不断扑进眼帘的别样景致，虽然是冬季，虽然正下过了雪，但漫山遍野的绿树，几乎让人忘记了身上还在穿着的冬衣。
中途经过小镇芒东。到户撒要找的阿三哥在户撒工商所工作，今天芒东镇赶集，他们过来收税。我要在这里停下等他们一同回户撒，这是个意外的高兴。因为云南村镇的集市会吸引附近村寨身体硬朗的老年人前来买卖东西，这是个迅速接触不同类型的老人的机会。不出所料，果然在集市上见到了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在卖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在浏览了这个景颇族和阿昌族为主的集镇概况后，就兴冲冲地蹲到路边，跟老人聊天。
首先采访的大包头妇女已经七十余岁了，听我提到瘴气这个名字，她居然没有表现出陌生的样子，并且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会问到这个问题，她说：“瘴气啊，知道知道，也听别人说过，以前有，后来没有了。瘴气对人是有毒的，能死人的，是哑子病。”她忙着赶路，只好另外找别的老人。
随后我看到路边蹲着几个老人在卖马骡脖子上的用具，看年纪应当在七十岁左右。询问之下才发现他们的实际年龄超过了我的估算，马大爷78岁、梁大爷84岁了。马大爷说：“瘴气，以前有啊，是哑子病，也就是现在的哑巴了。中瘴的人不能说话。以前有的，解放以后就没有了。”梁大爷说：“瘴气肯定有的，那是胀肚子病。肚皮发胀，胀得透亮就就死了。”
另外一位姓杨的老大爷说他已经89岁了，我再次吃惊，以为他最多80岁。他也赞同其他两位大爷的话，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晓得哪样是瘴气了。瘴气就是雾气了，蒸腾着升上去，也就是哑子病，也有气胀的，医不好是要死人的。”
另一位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的马大爷说已经90多岁了，精神很是不错，心里奇怪这里的老人好像都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因为他年纪大一些，除了问他瘴气外，还问到他见过听过的瘴气与摆子（疟疾）是不是同一种的病，他的听力不是太好了，旁边的老人大声告诉他，他听懂了，说：“瘴气是有的，发瘴病跟打摆子是不同的，是两种病。具体是哪点不同我也说不上，但是，这是两种病，不是一种病。瘴气是一种气，冒着红色和绿色的烟雾。”
他们的话不多，一边跟我说话，一边还要照顾生意。但从他们简单的话语中，基本上肯定了找老人访谈方案的可行性。刚刚进行的访谈中，杨大爷说他们村还有知道得更多的了发，但在几年前去世了，既遗憾没有早来找到那些能够提供更为详细资料的老人，又庆幸来得还不算晚。离开时感谢了他们，并祝他们长命百岁，他们很是高兴。但随后就发现了祝福的话说得不是太好，因为其中九十多岁的老人离一百岁已经不远了，好在他们没有曲解我的好意。
到户撒住下后，就急着到镇上去，但没有看到我想要访谈的人。走出镇子，看到了镇外开着油菜花的田野和路边农户门口聊天的妇女、玩耍的小孩，只好无功而返。在往镇子的另一头走的时候，意外地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用一根竹竿挑着筐菜艰难地走进镇子。急忙过去帮助她，她很高兴，问我是哪家的？我接过她的竹筐说我不是本地的，她背上没有了负担，拉住我的手连连道谢，她说今年吃90岁的饭了，这筐菜要卖给镇上的小学。到了小学校，居然只卖了两元人民币，她也觉少了，买菜的小伙子说：“不少了，看你是老人，还多给了，实际只有一块九毛多。”心下颇为不忍，想要给她一些钱，才发现出来时仓促，忘了带钱包。小伙子腾空了竹篮后，她说要歇气，就在秤边的凳子上坐下，就向她了解瘴气的情况。她的听力已经不是太好了，说了很多遍才明白，说：“瘴气是有的，现在没有了。是红红绿绿的颜色，以前有筲箕瘴，肚子胀大了就死了。还有一种更害怕的是哑瘴。”她说的筲箕，就是云南当地用竹子编织成的乘物品的用具，敞口凹底，与浅底的脸盆有些类似，翻过来时向外鼓起，与胀大的肚子确实很相像。
等我回来吃过晚饭，天完全黑了下来，阿三哥是个踏实能干的人，他已经帮助我联系好了附近他们认为有可能知道瘴气的老人。他帮助我选的村寨是张坡头寨，村寨中大部分人家都张，是已经少数民族化了的汉族，当地称为大包头。我们最先找的张大爷87岁了，但听力不行了，他儿媳妇说基本不能正常对话了，刚坐在火塘边闲聊时，来了一个36岁的姓张的年轻人（下文称他小张），好像认识我的样子，坐下后才知道我今天在街上访谈时他正在街面上的木材加工厂做工，见到我了。他看老人听力不好，就说他知道寨子里还有几个老人知道瘴气，其中一个口头表达比较好，耳聪目明，能够说一些情况，就主动带我们前往。随后就到了82岁的张大爷家，巧的是，他74岁的老伴在我中午在芒东街上采访时就已关注到了我，看到我很意外也很高兴，说：“哦，是你啊，原来都是认得的人了。”张大爷曾当过老师，听到我要了解瘴气，说：“瘴气啊，原来是有的。小时候经常听说的。”随后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户撒瘴气在咸同年间吓跑了前来进攻的回子兵（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保护了户撒平安的故事， 他说得很形象，充满了对户撒的感情，“回子兵攻到户撒山上时，看到坝子中白茫茫的一片浓雾，以为是大水淹没了户撒坝子，就撤兵回去了。那些白雾就是瘴气，回子兵不知道，就没有进攻，户撒坝子就这样因为瘴气避免了那次兵祸。因此户撒的瘴气是很大的，坝子中的瘴雾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忍受得了的，象景颇人就受不了瘴气，就只好住在山上了，即使偶尔到坝子中来一次，办完事情后，不论时间有多晚，都要赶回山上住，不敢在坝子中过夜的。”
说到瘴气的种类时，张大爷说：“瘴气是多的，有哑瘴，就是哑巴。还有谷槎瘴，就是在割稻谷时容易中瘴，在谷根处出瘴，秋冬的时瘴气候最毒，我们这里有句俗语，叫做‘耗子花开草交头，遮放摆夷不下楼’。遮放[41]和我们这里都被称做夷方坝，坝子中有瘴雾，景颇族不敢下山住，是气候在作怪。还有蛤蟆瘴，黑蛤蟆吐的液体，沾在人身上就会起赖皮。”一般在瘴气盛行的地方，有毒生物应当很多，就问了他一些有关的问题，他说：“毒虫毒草也是多的，断肠草就是毒虫，这里相当多，连牛马吃了都会死的。瘴气冬季少，夏天多。金刚纂也是有毒的，也可以作治疗皮肤病的草药，夏天多，傣族常常种来做篱笆。有毒的动物也很多，脆蛇户撒很多，青竹剽、绿蛇也多，四五尺长，绿得发亮，开春的时候出来，绿蛇又多又毒。还有棒头蛇、飞蛇等。解放以前，这里的生态环境较好，豹子很多，虎豹也多，几年前都还有，铜钱豹三年前还来吃牛马，大熊还出来追人。二十多年前，一抱大的树还有很多。”期间请教张大爷瘴气与彩虹的关系问题，老人说：“不是，瘴气不是彩虹，以前耳朵里常常听到，有瘴气的地方就有蛤蟆，吐出的雾会变成红色，升起来五颜六色的，这是蛤蟆瘴。最近听说在勐海、户撒交界的地方也有。芒海[42]口岸也有。”当问及瘴气病会不会传染，是不是鼠疫病、与疟疾（当地叫摆子病）、发痧、云南的癞子病、麻风病等是不是同一种病时，作过老师的老人思路清晰，好象还懂一些医学常识，他说：“瘴气病不会传染，哑瘴不会传染，谷槎瘴、蛤蟆瘴也不会传染。但鼠疫是会传染的，与瘴气在一个季节发病，但肯定不是一个病。住在高处是不会得瘴病的，景颇族就住在山上，但是会得鼠疫。瘴与摆子病是两回事，摆子病是烧热病，现在摆子病还多的，四肢无力，但现在就没有瘴了。瘴病与痧症是不一样的，痧症是血气作怪，血液不循环引起的。癞子病是皮肤病，不是瘴，癞子会传染，瘴气是不会传染。瘴气发作的时候，吃的水中有毒，或者是毒蛇，或者是蛤蟆等毒物过着（即经过）了，水就有毒了，溪水、泉水，人喝了都会作怪，就会中毒，等到毒流过以后就不会有毒了，水就正常了。谷槎瘴的水也是有毒的，人和牲畜只要碰到谷槎上的露水也会中瘴，皮肤上起包、起小的粉籽。中瘴的人中，男的多，女的少，与女子出门少有关系。”
说到这里，带我们来的小张插入的话及真实性让我吃惊不小。原来以为现在没有瘴气了，当他说现在还有瘴气的话把我吓了一大跳：“现在缅甸还有瘴气呢。十多年前，我们寨的朝树勇就是到缅甸挖大烟地，中哑瘴死掉的。前些年我也常常到山里砍伐木材，曾经看到一条麻蛇捉住了一只青蛙，我在森林中伐木很多年，见是一条麻蛇，也就不害怕，就从旁边经过，但麻蛇喷出毒气去毒青蛙，碰巧喷了一点在我的手臂上，往前走了才有五十米远，就起了血泡，所以我想瘴气与这些动物的活动应当是有关系的。疟疾与瘴气是不一样的，疟疾与水污染有很大关系。哑瘴是最严重的瘴，中哑瘴的人不过一个街子期（5天）肯定就死了，几乎是无药可救的。疟疾是可以救的。”此间张大爷一直在听，不插话时是他认为这个年轻人说的对，但听到这里他突然插话纠正说：“少部分救治及时的人还是能活的，但医好以后就不会说话了。”老人还说，以前主要是没有药，中瘴以后几乎无药医，有药的人能救活的也有，用土办法也有医好的，现在不同了，有政府发药，几乎是免费发放，很多人就治好了。
同去的阿三哥听着也插话说：“我们这里以往是叫夷方坝，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要走夷方坝，先把老婆嫁’，就是说到了这里十有八九不可能活着回去了，要把老婆嫁了、后事料理好了再来。我的先祖就是从腾冲迁移过来的，老祖到章凤后就死在章凤，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瘴。以前这里的生态条件太好了，虎、豹、蛇、毒蛇等动物都有。但可以肯定，瘴气不是疟疾，也不是麻风病。瘴气是有的，常常在雨后，或是天气大热时，从山边边的烂坝塘中升起来，红红绿绿的一大片。”
访谈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二点才返回。一个晚上都处于兴奋中。此次调查，肯定了原来的一些思考，即瘴气的产生和存在确实与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瘴气不完全是疟疾，也不完全是传染病，更不是麻风等复杂的病症。尽管访谈对象的讲述也存在片面的认识，但这些来自瘴区、感受过瘴气或至少是听说过瘴气的当地群众的话，还是给我的思考以切实的支持，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自己根据文献做的初步思考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时，这次考察初步改变了原来认为没有瘴气的想法，由于今天是初次听到缅甸还有瘴气，虽然他们说的都是自己亲自经历或是朋友亲历的瘴气，但我还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次日，即2月6日，又逢户撒街期（芒东逢五赶集， 户撒逢六赶集），再次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幸运，我又可以找赶集的老人采访了。一大早就到了市场上，但来的人还很少，只好返回等候。其间与工商所32岁姓刘的女厨师闲聊，原来以为她的年纪不可能知道瘴气的，也就没有从她这里得到信息的打算，闲谈中她好奇地问我来调查什么，我据实相告。没有想到她说：“瘴气我晓得，我家寨子里就有人得了瘴气，我小时候，大概在十来岁的时候见过的。瘴气是大肚子病，肚子越胀越大，没有药时就死了。”一下子又把我唬住了，惊奇之下，几乎以为她在信口开河，但她说的情况好象又不是为了迎合我的调查随意编造的，肚子胀大确是瘴气病的症状之一，因此沉静而随意地问她有关的情况，如何知道瘴气的，她说她家就住在寨子附近的医务室旁，她经常在医务室玩：“我家寨子里有母子两个经常来拿药，慢慢就好了。他们是去缅甸中的瘴，得了瘴病才回来治病的。她们得的是筲箕瘴，那个母亲大约40 来岁，得病的儿子大约10多岁。去缅甸的人得筲箕瘴的很多，现在没有了。在我这个年纪的人中，要见过的人才晓得有瘴气，没有见过的人一般就晓不得了，主要是我家在医务室旁边，他们来拿药才知道的。要不是我就不会晓得了。”看来她所言不虚，其余瘴气区中大部分年轻人不知道瘴气的现象，在这里应当分别看待，这说明这里的瘴气曾经很多，并且缅甸还应当存在瘴气，中瘴的人多了，症状及结果都很令人恐惧，才被口耳相传了下来。
从初步的访谈来看，瘴气没有了的结论是不可能轻易下的了，即便要作出一些结论，也得要分区域来谈，最起码，瘴气在某些热带、亚热带的湿热和封闭的原始丛林里，应当还存在。说缅甸现在还有瘴气，陇川人去缅甸打工（大部分人说是去砍树）中瘴气后，有的就死在缅甸，回来治病的人中有的治好了，病重的也有治不好的。这个信息从我到达的两天时间中，从很多接触过的人包括工商所的工作人员谈到缅甸及缅甸的原始森林时不断获得的，大致可以肯定，在缅甸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由于没有深入开发，在清代尤其是中缅勘察边务时记录的瘴气及其生态环境一直延续了下来，在现在进行森林、矿产等开发时，边民前去打工，中瘴气是不可避免的。但正如前文所言，瘴气及瘴疠的症状是十分复杂的，在瘴气区，疟原虫、伤寒杆菌必定大量存在，得病的人，有的是瘴疠症状中类似疟疾、伤害的病症，有的本身就是疟疾和伤寒，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病症及表现，但人们不及仔细区分，在地方群众眼中所有从缅甸得病回来的人或去世的人所得的病，就被统括地认为是瘴气了。能够回来治病的人多为疟疾，当地疾病控制中心也用防治疟疾的药医治好了大部分的病人。
此次得到瘴气还在缅甸或中缅边界存在的信息，不仅是在户撒，在随后所跑的几个地方，很多群众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点，证明这个信息90%以上是真实的。这让我长久地处于兴奋中。这对瘴气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检验瘴气瘴水中所含毒素的成分提供了基地和研究的希望，并且这个希望在目前的检验技术和条件下，应当还是有可能进行的，只是需要各个学科的、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参与研究。那么，瘴气的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以后要进行的应当是组建一支瘴气考察检验的研究小组，前往瘴气区工作和调查研究。当然，这需要冒险，但这个险应当是值得冒的，很多危险应当也是可以预先克服或采取防护措施避免的。但会有多少相关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呢？……
来不及再作更多的深思，因为已经听到了街上喧哗的人声了，我的老人集市访谈计划也要开始了。与其他民族地区的集市一样，户撒街也是农贸及生活商品的集市，穿着各式民族服饰的人已经熙熙攘攘开始了各自的活动，很多老人坐在水泥地上铺开商品等待买主，他们的商品多是自治的旱烟丝及其他土特产品，其中以旱烟丝的买卖最为热闹，多用绵纸包成方块状，或五六包放在编制袋内，卖的人多，买的人也多，熙熙攘攘，颇为热闹。我转悠了几圈，看准了坐在街边卖民族服饰的两位慈祥的老奶奶，她们的摊子前生意清淡，前来问价的顾客也很少，我去访谈应当不会影响她们的生意，她们的年纪对瘴气应当也不会陌生。
我凑了过去，叫了她们奶奶，她们很是高兴，赶快找了凳子让我坐到她们身边，她们都能说汉语，问我是那家的孩子，她们是田清寨的阿昌族，都姓赖，一个76岁，一个79岁，是赖土司的同姓，但不是一家，“他们是官，我们是老百姓”，说到瘴气，她们真的不陌生。79岁的赖大奶奶告诉我说：“瘴气以前有的，我的一个爷爷就是中了哑瘴后死掉的，我爷爷的一个兄弟得了哑瘴后治好了，但他只会比手指，不会讲话了，他一哑就哑了四十多年。但是现在没有瘴气了，政策好了。以前瘴气多，好多是筲箕瘴。”
当我问她们知道不知道瘴气是怎么产生的时候，她们说：“瘴气嘛，主要是水中的问题，喝水以后就成了哑巴，脖子肿大，就出问题了。是水上怪（方言，奇怪及有问题之意），水源方面有问题。”一直嚼着芦子、牙齿已经变黑、唇色有些发红的赖二奶奶说：“瘴气呐，以前有的，常常见的，吃了毒气以后变得胖胖的，肚子变大了，脖子也大，得病的汉子（男人）多，我们见得多了。变成哑巴的也有小姑娘，半大的小姑娘（云南民间常称未年的十一二岁至十五六岁的少年为半大孩子），十多岁了，憨气憨气（云南民间方言，傻乎乎的样子）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做。”
此时过来个姓康的阿昌族中年男子，44岁，河派寨人。他说瘴气他也听很多老人说过的，大家都知道一些，主要是水源方面有问题，“山上引水喝，主要是山上有毒性的动物和树木多，山水从这些地方流下来，喝水后就着瘴了。喝井水后就不会着瘴气。”当我问他山上的毒物是什么时，他说：“山上的毒物有多少我不是很清楚，比如象蛇、蛤蟆等，只要有毒气的动物过着（经过的意思）的水，就会引起瘴，这些毒物在水边生长和出入，有一种叫小黑牛的植物就生长在水边，水流过去就有毒，时间长了以后就起病症，就得瘴了。还有断肠草，毒得很。猪、牛、马吃了都会死的，雨季的时候就多了。得瘴病的人脖子大，在我们看来是一种慢性病症。要了解这个问题嘛要去问老人，他们知道的就多了。喏，那边有个张老师，肯定知道，你去找他。他常常来卖字画。”他的话及昨晚访谈中得到的信息，让我再次肯定了瘴气、瘴水与附近含毒生物有密切关系的思考。
随后到了一个卖水果的78岁张奶奶旁边，看她的服饰应当是大包头，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能有这么个水果摊，生活应当也不错。我边问她水果的价钱边照相，但她不好意思让我照相，看我关了相机才自然起来，“瘴气以前是有的，我们这里有筲箕瘴，就是肚子胀大，得了筲箕瘴就活不了多久了。打一百多块钱一支的针水都没有救活，我的亲戚得过，救不了就死了。”说到这里她很伤心，用手在拭眼角的泪，我站着不知所措，心头很是后悔，因为一个问题让这么善良的老人伤心，也不便再问，安慰了她就离开了。
离开水果摊就径直找康先生说到的张老师，他是看法和说法应当会更科学和客观。但找到他的摊位才知道他去吃喜酒了，说是今天大概不会来了，“吃了酒就醉了，一般就不来了”。问了几个人都这样说，他们看我欲罢不舍的样子，说：“你要不就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再到他们家去找他。他们家也不不太远。”另一个说：“今天不用去了，你下个街天再来找他吧，今天找到了也没有用啊，他喝醉了头脑都不清楚了。话都不会说的。”回去中饭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说到张老师没找到的事，他们都熟悉：“这个张老师就是喜欢喝酒，喝醉了真是没有办法。要不你就多等几天，在这里多玩些日子，跟我们过年是最好的了。”我急于下面的行程谢了他们的好意，阿三哥说已帮我联系了一家20世纪中从腾冲移民到这里的汉族，叫杨大公（云南对祖父或曾祖父辈的称呼，此指祖父辈），他们的意见可以代表部分移居民族的看法。这正好是我下一步想要访谈的人群，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杨大公说他们移民到这里五十多年了：“来的时候户撒没有瘴气了，当时瘴气多的地方是盈江、潞西、缅甸，户撒地势高，瘴气就少了。解放后瘴气就不存在了，解放前瘴气多，常常听人说起。发哑瘴即便不会死也不会说话了。阿三的老祖来章凤就死在瘴气上了，当时医药条件缺乏，发哑瘴只要两三天就能死人的，发作的时候心在跳，也会喘气，但不会说话了。筲箕瘴也有，肚子大，肿胀得圆圆的，医学上是不是叫血吸虫病也不知。一般七八岁的人经常发筲箕瘴，十多岁的也发，三四十岁就很少发筲箕瘴了。发筲箕瘴一般是到粪塘边玩，吃了脏的东西就会引发筲箕瘴。还有一种瘴气是大脖子瘴，我见到过的，脖子上长一个大肿瘤，长长的垂在胸前，后来就死了，肿瘤的中间是硬的，周围是软的，有的不大，中这种瘴气是不会死的，能正常生活。”
大公的老家腾冲从前也是瘴气区，对瘴气的情况听说过很多，从闲聊中发现大公知道的确实比较多，就问他对瘴气和疟疾的看法，“疟疾就是我们说的打摆子了，打摆子也跟瘴气一样是发冷发热，但瘴气是瘴气的，不是打摆子，同打摆子不同。瘴气是毒摆子，发不痛就死了。我家的一个亲戚就是发毒摆，因为没有发通就死了。如果发通了就好了。也有的暂时没有发通就以为是人死了，但他在地下棺材里又发通了，又重新活过来了，过路的人以为是遇到鬼了，吓得要死，后来家里人将他挖出来，他就好了，象正常人一样呢。有时发瘴气只要一会的工夫就死了，我见过一个妇女死在田里，说累了想睡一下，睡下就死了，还见过两个三四十岁的小婆娘（小媳妇）也死在田里。”
说到夷方坝，大公说：“出了腾冲到德宏来，包括缅甸在内的地方我们都叫走夷方坝。夷方坝就是有毒的地方。事实上瘴气是有味道的，来了以后才知道，瘴气一般在旱坝塘上产生。我也听老人说，黄鳝、大蛇、青蛙会吐火烟，闻到了就中瘴气了，就会发病，变成哑巴。”
部分人认为瘴气事实上是雾气，大公一听就摇头，话也多了，说了很多他见过和听过的事：“一般叫的瘴雾、雾瘴，就是瘴了，在旱坝塘上冒出来的黄的、绿的、青的烟，就是瘴气了。但瘴气与雾气是不同的，现在的雾与原来的瘴气雾是有区别的，瘴气雾是动物发出的，动物大小都有，在埂子脚边，有气味，颜色也不同，尤其是毒蛇吐的瘴气是相当毒的。旱坝塘中的动物吐的瘴气也毒，那些毒气、浆水（即毒液）吐出来后人是不敢碰的，如果不小心碰到，就会烂皮肤的。还有断肠草也是很毒的，吃着断肠草，马上就会死的。大的蚯蚓也会吐气，人碰到就也会中瘴气，那叫蚯蚓瘴，起码在60年前是有的。那些毒气毒烟在空气中的时间不长，风一吹就没有了。现在人多了，旱坝塘被开发出来了，以前人是不敢进去的，尤其是树多、有草有雾的地方，大部分人不敢下去，现在瘴气不存在了，旱坝塘不存在了，成了田了，也成了家了，变成旱地或是水田了。”杨大奶（大公的妻子）听到这里突然插话说：“也有叫蘑菇瘴的，有一些大的蘑菇就是有毒的，有一种叫黄鸡枞的蘑菇，长在山坡上，蛇对它喷着毒气毒液后长得更快更大，人吃着了就变成哑巴了，就病了。”听到这里大公插上了话，好象他懂得一些医学常识：“哦，我想，瘴气恐怕不是现在叫的脑溢血、传染病或血吸虫病，听说猪身上有血吸虫，血吸虫会感染到脑，有的眼睛就瞎了，有的脑子就失灵了，脑中全是血毛虫，一下子发冷，一下子发烧，一下子脸大，一下子鼻子大，我家的老四就发过。现在发这种病就很普通了，只要用打猪虫的药，也就是猪吃的兽药吃了就好了（听得心中骇异）。这里的人爱吃生肉米线，里面就是有血毛虫，吃了米线后发胀发冷发热，主要是虫在作怪。”大公的话，已经涉及到了饮食与疾病的关系问题上了。
大公说到的动物喷吐有毒伤人的气体是瘴气的说法，在这里已是第二次听到了，在更早时期的调查中，我家乡的中学教师蒋国治曾跟我说过，他幼时曾在家里的茶馆里听很多喝茶的赶马哥讲述亲见的瘴气，在他们经过的山中往往有巨大的蛤蟆、蜥蜴，口中时常喷吐有形含毒的瘴气，人若见之必急速躲避，方能无恙。不同地方的人对瘴气形状和起源大致相同的说法，说明了云南民间对瘴气的认识和存在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应当渊源于瘴气起源的相似性，说明瘴气产生的众多原因中，确有一种瘴气是由含毒动物喷吐、释放出的有毒气体或液体构成的，这种毒气和毒液对人体构成的威胁是巨大的，在很多地区的表现也是相同的。
采访出来，已经是晚上五点了，阿三哥说当地老百姓对瘴气大概也就是这些说法了，再调查，得到的答案大概也不会比这两天得到的多出多少了。我因后面还安排有考察计划，就搭了工商所的车赶到弄巴。路上他们都给我介绍沿途的生态环境变迁状况，还有前几年发生的大型泥石流等生态灾难，而看到路边扑进眼帘的全是葱翠茂密的森林，这么好的生态还会发生泥石流？“主要是其他地方的树砍的太多了，泥石流从更高的山上冲下来，就没有办法了，当时死伤了很多人，有的头断了，手和脚不在身上的都有很多，到处都是断手断脚，看着太可怕了。”瘴气的消失不仅跟气候、地貌有关系，跟生态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个小区域的生态破坏常常影响到更大区域的生态环境，一个爆发生态灾难的地区，说明开发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瘴气存在的基础几乎丧失殆尽，小区域的良好生态已经不足以建构起瘴气继续产生和存在的环境了。八点多了才到弄巴，在景味佳饭馆吃了丰盛而美味无比的晚餐。
2月6日上午八九点钟，继续进行我的访谈。首先访谈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移民到弄巴的70多岁杨叔叔。说到瘴气，他抽着自制水烟筒，很有兴趣，说：“你是说瘴气啊？瘴气是有的。下雨以后出来，能闻见火药的臭味，是毒气，红红绿绿的，在山脚边、山凹里的烂坝塘也就是臭水塘上出来，但现在这些烂坝塘已经变成水田了。1960年都还能见到，老人叫瘴气。这种红红绿绿的瘴气能持续一个多小时，人一碰到就会得病，有毒的，闻到就会打摆子。只要是旱坝塘上都有。当时很多人得筲箕瘴，肚子会胀大、肿大，肿三四个月或是半年就会死人了，我的舅爹就是得筲箕瘴死掉的，我的小舅子也是在几年前才得筲箕瘴死的，肚子胀胀的，肿得发亮，得了以后半年就死了。饮食不注意的人就爱得这个病，大多数是喝酒引起的多，病了后只能喝水不能喝酒的，药跟不上几天死了，有药的能活几个月，但最多半年就会死。以前的老人认为得了筲箕瘴去世的人要烧掉，我们认识的两三个人都得筲箕瘴去世的。瘴气现在的学名是什么就不晓得了，是不是肝腹水或是肝硬化，以前打摆子的人也多，瘴气多的地方得疟疾的人也多。”当我问到瘴气与彩虹是否一样时，杨叔叔连连摇头：“瘴气肯定不是彩虹。下雨后出太阳的瘴气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见了，1959 年我们还能见到，洼子（靠近山脚的洼地、沼泽地）上到处都有，象彩虹但不是彩虹。瘴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都是红红绿绿的，太阳一辣（方言，毒辣意，指太阳照射、温度最高的时候）、气温一高就不见了。是在五六月夏天才有。冬天就没有。彩虹是一条的，不一样的。”
问到杨叔叔烂坝塘中是否有动物时，他说：“怎么没有啊？动物很多，蚂蝗、黄鳝、蛇很多。特别是蛇，大大小小的都有。蚂蝗也很多，有手指大、香蕉大的蚂蝗，如果叮到人，皮肤就生疮了，有的蚂蝗有三十余寸长，缩起来的时候是扁的，只有手指那么大，吸血后胀大起来就有一尺来长，能绕人腿一圈的，这种蚂蝗在旱坝塘中比较多。大黄鳝也多，一条半公斤重的也很多。旱坝塘中的蛤蟆也多的，很多是有毒的，有半公斤重，有的被打着以后就会出牛奶一样的浆（水），毒得很。还有眼镜蛇也多的，这种眼镜蛇是有毒的，有一种叫草上飞的蛇也是有毒的，比那种叫青竹飙的蛇小一些，最大的也只有四十公分长。有这些动物的旱坝塘就爱起瘴气了。”香蕉大的蚂蝗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在吃惊之余声音都变了，但我的疑惑还未结束，杨叔叔的老伴接过话说：“蚂蝗有香蕉大的还不算大的，我见过的蚂蝗有吊瓜（云南对茄子的俗称）那么大的。”他们的话是出于对往昔经历的回忆，我不能不信。但初次接触到到这种不同于文献或是文献中从来没有过的亲历记述，还是感到了吃惊。
这些信息让我异常震惊，20世纪50年代还有香蕉或茄子大的蚂蝗，说明生态环境未得到开发的瘴气区存在巨型动物的可能性确实是非常高。而巨型的、有毒动物在瘴气区的活动，起码能够证明原来思考时认为瘴气是有毒动植物释放和排泄出的毒物组合、反应后产生的论点的正确性。这些天来得到的证明，多少让我有些激动。而以后进行的访谈还将让这种激动继续下去。同时，这里的瘴气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都还存在，瘴气多的地方疟疾发病也高的说法，与瘴气的主要症状是类似疟疾和伤寒，及瘴区大量存在含瘴毒的按蚊，尤其在旱坝塘湿润的气候及生态条件下，各种含瘴毒的病菌更易滋生，导致瘴气病的症状十分复杂。但只要结合各种毒物的毒理作用，以及病菌、疟原虫侵害人体后的病理分析，应当可以得到较接近真实状况的结论。
但瘴气疟疾论之所以长期流行并支配很多医疗工作者和研究者也并非没有原因。20世纪50－70年代，政府在瘴气区大力进行疟疾防治工作后，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瘴疠中的某些轻微症状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和治疗，更加强了瘴气疟疾论的证据。但这一论点忽视了在疟疾的防治工作进行的过程中，瘴气区的开发也在日益深广的进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很多致瘴生物在这个过程中日益减少并永远走出了人们的视线。瘴气不再肆虐后，瘴气区的疾病仅仅只剩下了疟疾。因此，瘴气区瘴气的消失与疟疾防治取得的进展，虽然有其必然的关联，但却是不能划等号的，更不能因此就说瘴气就是疟疾。同时，若说瘴气就是疟疾的话，现在瘴气区的民众都认为没有瘴气了，但疟疾却依然存在，并继续威胁着人们的健康，疟防所（疾控中心或防疫站）的工作任务依然繁重。
上午10点40分左右到了弄巴防疫站，找到了30岁的、毕业于卫校的防疫人员小杨，不出意料，她听到瘴气的反应与其他医务工作者的疟疾论完全一致，她耐心地给我介绍：“瘴气在这里叫疟疾，是蚊虫传播的，恶性的发作快。现在还有疟疾，主要发生在缅甸，从缅甸感染后带过来的，中国境内的病源大部分是来自缅甸。现在的疟疾复发率高，我们经常免费发药。”她介绍了疟疾防治的工作成效后说：“外边叫瘴气，现在叫疟疾，缅甸也叫瘴气，哑瘴，哑摆子，也有死人的。瘴气以前是有的，我没有见过，只在书见过，英国殖民者到缅甸的时候爆发过，死于瘴气的英国人很多，现在不常见了。以前疟疾死的人很多，没有防治的药，一年要死几百人，现在也就是二三个人。现在去缅甸回来的人都发病，每次走前都要给他们发十五天的预防药。”她自幼在弄巴本地长大，从她的话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些对瘴气是疟疾的不完全肯定的思想，从医学的角度，她是毫不犹豫的瘴气疟疾论，但从成长的环境来看，她似乎还是倾向于认同有瘴气的。从她几次强调现在从缅甸感染回来的疟疾难以彻底医治、发作率高等言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瘴气在当地人思想、意识里的重要影响，尽管瘴气已经远离了他们的生活。
中午又回到景味佳吃饭，饭菜的品种及样式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味道依然是出乎意料的可口，饭量超过了平时很多。饭后，直接到陇川多土司署所在地城子镇（原陇川县城所在地）。路上经过了原来瘴气比较浓重的南碗河（又作南畹河）区域，现在河边肥沃的田地上已经是丰收在望的甘蔗林了。城子镇位于南伞河边，呈现出云南农村市镇的风格，城边桥下的河道里堆满了各式垃圾，街道上穿着傣族、景颇族、阿昌族服饰的人熙熙攘攘。
不断向人打听多土司署旧址的位置，希望能够有所收获。找到后发现土司署位于热闹的市场中间，虽已得到了一些保护，但还是显示出了残破颓芜的景象，厢房已经出租给商家经营各式商品，外面看来很是热闹，里面的维护却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出来拍摄司署外景照片时，突然听到墙边一个卖年画的妇女奇怪搭话：“哎，你是作哪样的？为什么要照我们家的房子？”一听之下非常意外，误以为是我影响了她作生意，但在交谈中才知道她是陈土司的后人，她的妈妈是土司的孙女，她叫姑太太的人是老祖陈土司的女儿，原来在电影院放电影，早就退休了。很想去找土司女儿访谈，虽然陈氏土司与多氏土司的关系尚未理清，她请旁边的人帮忙照看年画摊，但同样做年画生意的两个男子似乎不太愿意，她抱歉地说不能带我去了，给我指了路让我找着去。当时有些纳闷，陇川土司名录中只有多氏和恭氏，似乎没有陈氏。但她的话似乎不假，是否陈氏是多氏的下属、副职或更小的土目？但我想等找到她所说的土司女儿就知道了。然而一路问下去却没有找到。
没找到陈土司的女儿，却意外地问到了陇川土宣抚使傣族土司多氏，并且找到了多氏末代土司多永安的弟弟家。找到家理的时候只有土司弟弟的儿子媳妇在家，她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就让我们暂坐，急忙出去找人了。在等待的过程中，想到了要访谈的问题和思路，其中一个明确的想法日渐清晰，我想向一位土司家族的人了解瘴气的情况，我们等待的主人应当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选。在打量着挂在墙壁上的家族照片时，发现里面的几张人物照曾经在一些论文或是书籍中见到过，更确信要找的人没有错。
现代化气息很浓的土司弟弟热情大方，爽朗练达。聊天的过程中，向他提到了瘴气。果然，他一下子就表现出很熟悉的样子说：“瘴气在以前是说不清楚的，汉族一般不敢在我们傣族的坝子里住，他们一来，如果被蚊子叮了打摆子，人就不对了。发烧会烧哑掉的。有一种空气，也叫瘴气，人一碰到，嘴就会歪掉的。以前听说芒市一带有个大蛤蟆，人一去就会得病。因此有句话叫‘要过芒市坝，先把老婆嫁’，以前蚊子比现在多，住下后就会得摆子。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在乡下，蚊子很多，声音很响，发出的声音象敲鼓敲锣一样，我也得了病，发摆子，差点死了，后来是有药了才好的。”
考虑到他是傣族土司家族的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思考应当有一定的代表性，就向他了解当地民族的居住区域，“坝子里土地好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傣族住了。山上住的是汉族，只有山上才没有瘴气，傈僳族住在半山半坝，人数不多，景颇族也是住在山上，一直到现在景颇都是住在山上。坝子里边瘴气多，傣族有抗力的就能抵过去， 不适应的人就容易得病。当时瘴气很重，小孩能够长大的是少数，一般傣族人家小孩不好留（不容易养大），人口不发达……当时有筲箕瘴，是水的问题，当时卫生不太讲，不该吃的、用的，用了就会得病，肚子胀，跟水、食物有关。”他的话让我沉思良久，一直认为瘴气不是简单的水土不服，因为从史料记载来看，当地土著居民也容易中瘴，但却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些话不仅从人口增长的角度证明了当地的傣族也容易中瘴气，也说明了瘴气与单纯的水土不服是有区别的。有关这一点，在以后的采访中，不断地得到新的调查材料来补充论证。
向他了解他认为的瘴气与疟疾和其他疾病的关系时，他说：“大家也说不清楚瘴到底是哪样病，但当时蚊子、苍蝇多，应该是有疟疾的，现在疟疾、痢疾堵住了，人就好了。但是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麻风病、鼠疫绝对不是瘴气，我们这里的鼠疫是日本人来了放下的，1945、1946年发鼠疫的时候死的人多，一家死光光的也有很多。癞子（云南对麻风病的俗称）也不是瘴气，癞子是掉头发的，瘴气是不掉头发的。脚气病是浮肿，也不瘴气，在缅甸、八莫容易得这种病。”
在实地的考察以及从诸多的文献记载看，傣族等民族居住的干栏式竹楼，虽然有其他的民族文化意义。但竹楼的建筑特点应当与气候的湿热及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也就与瘴气有一定的关系，就问他本人对这一点的看法，没有想到的是他毫不犹豫地就肯定了我的想法：“我们傣族住的是竹楼，上下两层，一直到我父亲的祖父的时候才有的瓦房。竹楼下层住牛、马、猪，牛比较多，人住楼上，毒蛇就爬不上去了，跟避开瘴气的毒害也是有关系的，住的地方离开地面，能通风，瘴气不容易害到人，还凉快一些。”还聊到了抗日战争中土司的贡献及对民族的统治。走的时候，觉得收获很大，也感到对一个问题的考察，应当从多个角度，对不同身份、不同区域的人进行调查了解后，才能够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出来后，想去看看住在半山的傈僳寨和住在山上的景颇寨及宅寨子周围的生态环境状况。景颇族小伙子阿弄继续用摩托载我前往瘴气曾经比较重的傣族聚居的麻栗寨，为了避免去了找不到人，阿弄找了他的一个同学一同前往。但麻栗寨没有找到熟悉的人，只好去其他的景颇寨。先到了处于半山靠上的巴达寨，这里有阿弄的中学同学，山上比坝子里确实冷了很多，生态情况也很好，身心放松的自然感觉再次回到了身上。找到70 多岁的木大爷家，他看起来精明能干，盖了住房，用瓷砖贴了墙，这在民族村寨里很少见，他说他们原来住在山上，现在气候好了才从山上搬迁下来，“瘴气在我们这里没有，只是听说热水塘里有瘴气。那里有孔雀，能够听见孔雀叫，现在听不到孔雀叫了。我们听到的瘴气有筲箕瘴，肚子胀胀的，整个肚子一大包的，我们寨子里没有，但旁边寨子里有人得过，死了的也有，下山去了回来就得了。还有一种瘴气就是哑瘴，发烧后话就不会讲了，治好后脑子就迟钝了，我们寨子也有好几个得的，这是烧过头了。洗澡塘的傣族寨、河湾那些地方就有瘴气了。”
随后又下到了半山的卡弄寨，找到了黄大爷家，这个72岁的景颇族老人诚实本分，以为我们是去作什么调查的，一直蹲在地上，说话小心谨慎，生怕说错话，我想从他这里不可能得到什么新资料了，就随意地跟他聊天，他稍稍放松了些，但仍有戒心，“以前我们这里有的病，科学不发达不会诊断，有个寨叫引线寨，一家一家死绝掉的也有很多的，一个月之内一家人就相继死了，都是发烧发死的。”他说到的病应当是疟疾或鼠疫、伤寒等烈性传染病。他不说瘴气也有可能跟景颇族住在山上、不熟悉瘴气有关。
出来后要坐阿弄的摩托车下山，由于昨天刚刚下过大雨，山路上到处是流下来的山水，泥泞不堪，阿弄担心他的摩托车不稳，就让他的同学载我下山。在返回的路上，天已经黑了下来。已经不可能再去找河湾和洗澡塘的傣族寨了，回到弄巴镇已是饥肠辘辘，最吸引我的，还是景味佳饭馆的景颇美味。
晚上整理资料时，虽然收获很大，也很兴奋，但还是有很多遗憾，因为很多想去的地方还是不能一一前去，很多问题虽然得到了实践和民间的证明，尽管大家对很多问题的说法很一致，但采访的对象由于区域、民族、身份、职业的差异，大家的认识和看法也有一些差异，在看待和分析瘴气时，就更需要谨慎地对待和应用这些采访的资料。下一步的采访，就应当找当地的文化部门，看当地文化人对瘴气的看法，这些看法和思考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第二天，2月7日上午，在老师的亲戚刘大哥的帮助下，顺利地找到了陇川县史志办，张副主任接待了我们，这是个青年女干部，“瘴气以前听说过，是大肚子病、摆子病，瘴气也是毒气，是地下蒸起来的毒气。现在缅甸还有瘴气。我们的卫生志、防疫志在做这个工作。但最清楚和熟悉瘴气的人就是我们已经退休了的老主任。”她给了我们尚主任的联系电话。
随后到了县卫生局，办公室沈主任接待了我，并找了几个熟悉瘴气的老同志来谈情况，他们的观点也在意料之中，即几乎都认为是瘴气是疟疾，“以前有一句话，叫‘要到夷方坝，先坝老婆嫁’说的就是我们这里了，疟疾发病的时候，冷抖热汗，不仅是八莫，就是打罗坝也有疟疾，一般下去12人，10人都打摆子，当时去了两个防疫站的医生，发现发病率相当高，当地人下坝即使在白天也要打火把。”这种情况应当就是典型的瘴疟了，他们给我看了疫情统计，但说近年的疫情还没有公布，尽量不要使用。但他们再次提到了一个重重要的情况，即现在缅甸的疟疾，“疟疾在山区没有，半山区以下，热带、亚热带地区有，这些地区蚊虫多。最近几年发病率高了，1996年到了二百多人。疟疾在缅甸几乎是常年不断，我们的老百姓到缅甸去了染病回来医治。我们这里冬季发病少，有个别复发的，如果能即时发现就医，死亡率就能大大降低。”
疟疾科的段主任对瘴气的界定更为明确，无疑他是瘴气疟疾论的坚定支持者，“瘴气就是疟疾了，过去历史上科学不发达就认为是瘴气”，并介绍了疟疾传播的途径及疟疾的种类，“以前叫的哑摆就是脑形疟，也是恶性疟，症状较为严重，是并发症，是死亡率高的疟疾种类之一”，他还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疟疾的发病及防止历史，也谈到了目前疟疾防治的诸多困难，除了经费缺乏等原因外，还谈到了近年来陇川疟疾人数上升的原因：“现在是在边疆在才发病，陇川邻近缅甸，边民互市、打工的多，疟疾就不断流入，境外感染流入发病的占了40-60%。影响数最大的是边、少数民族，我们的邻国穷，对疟疾控制不太好，经商打工的人多了，感染就多，控制起来困难就大，靠地方财政不容易。……还与个人的防护有关，高疟区者抵抗力强，少发病，山区过去流行‘要到夷方坝，先把棺材买下’的话，……现在坝子里寨子的疟疾基本已经消灭了，坝边山脚刚移下来的寨子发病率高，出入缅甸的寨子发病高，每年都有死亡，主要是到缅甸打工耽误太多。”但到最后，他在肯定瘴气是疟疾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费解的话，并且用了一个听起来是后现代的名词，即疟疾的“书写”形式：“瘴气证实就疟疾了，但瘴气到底什么，还是要请老同志来说才清楚，我们书写的是疟疾。最好去请老局长赵忠文老师，他到边疆的时间长，了解多。很多症状相似，大同小异，分不清，一个个寨子死亡，很多老同志清楚，以前坝子不太有人在。”
沈主任和段主任都是在当地长大、熟悉瘴气情况的人，听到段主任的话，沈主任接过话说：“农村也有说瘴气是传染病的，下雨后天刚刚晴的时候，旱坝塘、树脚、山脚会出一股黑气、绿气，闻到会有病，吃甘蒜能克瘴气，我们寨子的人见过的很多，每年都会出现几次，雨后从石头脚也会冒瘴气出来，我是在小的时候见过，现在不见了。”这是我从瘴气区专门进行疟疾防治的工作人员口中明确地听到的瘴气与疟疾不一样的说法。段主任也接着说：“瘴气不是单纯的一个病能解释的，是不同类型的疾病，流行病、传染病多，历史上老百姓吃生水，也能引起腹泻。也不能排除是痢疾、霍乱等，胃肠性疟疾也有，还有肝炎型的，面色变黄。原来没有药品，到坝子里来以后反复感染，肝脾肿大，产生腹水，肚子就大，这大概就是老百姓叫的筲箕瘴。山上没有蚊子，坝子蚊子多就容易中瘴。哑瘴也是疟原虫感染的，有一种是面色黄胖，极度贫血。谷槎瘴就是疟病。”
问到他们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他们都说到以前的环境很原始，不仅森林多，巨型的树也有很多，也有巨型动物，沈主任说：“黄鳝有碗大，大蛇也吐瘴气，都认为瘴气是有毒的，大家都在躲避，很恐惧，这里有句话叫‘谷子黄，摆夷狂，病上床’，还有‘若要下坝，棺材买下’的俗话，说明传染性疾病流行很严重，以前都是住在山上。6-7月是高峰期，10-11月是大高峰期，9月、10月是高潮区，蚊螟的密度高，潜伏期一般是一个月，10-11月发病，梁河地区也流行，但大家都认为，陇川的瘴气扎是（非常、最）毒的。”
中午，利用吃饭的空隙，采访了已退休了的章凤镇党委杨书记，他1947年到过缅甸，1949年到章凤镇，他的观点是外地移民进入并实际感受了瘴气危害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谈到了瘴气的形状，以及瘴区喷吐瘴气的巨型有毒动物等，“瘴气肯定是有的，也就是毒气了。但跟疟疾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说是疟疾，应当不是的。瘴气是红红绿绿的，但不是虹，跟虹不一样，过去常常看见。原来有赖浆包、赖蛤蟆会吐瘴气，有的赖蛤蟆有大的脸盆那么大，口里能喷有毒的黑气，那种黑气喷着人就病了。蚂蝗吸血后有小茄子那么大，70-80公分长，是可以绕在人腿上的，在牛马身上很多；在旱地中、山坡湿地上的蚂蝗小，在旱坝塘、在水中的蚂蝗就大了，过去很多。大蟒蛇很大很粗，迷信认为蟒蛇是神物，也会喷吐毒气，黄鳝也大，也能喷毒气，因此当时很多人说黄鳝是不能吃的，2006年的时候还抓住了杯口大的黄鳝，老人认为是神就放了。现在想来，瘴气与气候有关，也可能是沼气，跟不讲卫生有很大关系，到处都是牛粪。当时德昂族是住在山上的，景颇族来了以后，德昂族就退到缅甸去了一些。那时候坝子里全是沼泽地、大森林，大象、野兽很多。”杨书记的家人插话说：“瘴气应当是毒气，以前我们这里常常把放屁叫作放瘴气。”瘴区群众的这种通俗比喻尚属首次听到。
采访史志办退休的老主任是下午的重要任务，这是当地文化人的观点和思考，是我此次考察不可缺少的。1点30分，如约见到了尚主任。进入花园般的院子，瞬间就感受到了地方文化人退休生活的惬意，知道我是来了解瘴气的情况的，尚主任对此感到很高兴，说还是有人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观点和说法，给我的思考以极大的支持，同时也映证了一些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从这里还得到了很多文献中不能得到的材料，我几乎不敢喘气地把他的讲述记录了下来：“瘴气是环境造成的。与疟疾是两回事。只有年轻人的观点才认为瘴气是疟疾，瘴气有几种，蛤蟆也会吐瘴气，体积比较大，我哥亲身经历的，在龙江边见过，有小车轮子那么大，吐出的瘴气很毒，蛤蟆越大的就越吐瘴气，周围的树都不上（即不长）叶子。黄鳝也会吐瘴气，但黄鳝不常常吐，只在六七月热的时候吐瘴气，因此我们这里有冬鳝有毒不能吃的说法，三四年大的黄鳝有一斤多，杯口那么粗。大蟒蛇也吐瘴气，猎人都有经验，一个猎人七十年代的时候亲自在五子树的龙江边看到过蟒蛇拿麂子，蟒蛇尾部的两侧有尾钩，爬上树后用这些钩挂在树上，头往下伸下来，麂子经过时喷出瘴气，麂子一闻到就昏了过去，蛇就下来吞食麂子，但麂子太大了，蛇吞食以后，麂子的角划破了蟒蛇的肚子，蟒蛇死了，二三十个人来抬蟒蛇，蛇肉卖了很多天。由于有这么多有毒的动物，加上环境、赃物，长期积水，地温高，就形成了瘴气，瘴气积多了就出现了红红绿绿的颜色。瘴气最重的时候是三月份以后、进入雨季就前，汉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秧田水清，赶快回山’，这个时候的疟疾是经常的，很猖狂，主要是蚊子，秧田水清了以后，地温逐渐升高，毒虫就吐瘴气，形成雾状，看见瘴气的时候也就闻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中瘴气了，所以瘴气是毒气。以前叫的谷槎瘴就是动物在谷田中吐的瘴气。”说到巨型蟒蛇，我有些疑惑，会有这么大的蟒蛇么？陪同我去的刘大哥说：“有啊，当然有，1997年的时候从缅甸有一条大蟒蛇进入陇川，杀死后摆酒席时，炒蟒肝摆了十多桌。当时我是亲自看到，并且还吃到了蛇肝的。”
尚主任还说到了汽油克瘴气的想法，“地上有污染物也会有瘴气，芒市有个大坑，位置大概在现在广场的前后，坑里也会冒瘴气。解放后政府放汽油烧，瘴气被氧化了，也杀死了病毒。我近来想，汽油是克制瘴气的，近些年来，环境卫生好了，更主要是交通发达了，汽油相当克瘴气，以前赶马的马帮都要用煤油带在身上，用煤油煎鸡旦吃，就不会染瘴气了，解放前的马哥头都带。解放后公路通了以后，汽油来了，瘴气也就没有了。缅甸没有开发的地方现在也还有瘴气，前几年开发了多罗坝，号召中国的景颇族下去住，整个大坝长满了藤条野刺荆条，土地很肥沃，但陇川人去一个着一个，得病有两种，一个是感染瘴气，一个感染疟疾，后来陇川人只好回来了。”
我请教尚老师当地是否还有治疗和预防瘴气的药方，尚老师的话让我大开眼界，也引人深思：“老辈子用青蒿治瘴气，煮水喝了能解瘴气。另外一种是用大解，也就是人粪，要用干结的，放在土罐中，一年后沉淀了，过滤掉渣滓，喝罐中的水，就能解瘴毒，杀菌。另还一种避瘴的办法，就是狗肉，狗肉滋阴，从另一个角度能够医治瘴病。酒对预防瘴气有一定的作用，对身体有一定好处。大蒜本身能解毒，对预防瘴气也有一定的作用。以前陇川坝子都是原始森林，傣族历史上记，公元450年，傣族部落首领法赛命令从昌岭县卡斯洼开发陇川坝尾章凤，几十代以后，四面八方的人才迁来。当时瘴气多，死亡率高，住在坝子的人抵抗力强，有治疗的方法，知道很多治疗的草药，饮食上吃苦的、酸的可以开胃，可以预防瘴气，一些小单方、小草药种在院子上，可以治疗和预防这些常见病。但死亡率还是很高，长寿的人少，一般能到六七十岁就很了不起了，现在八九十岁的人多了，医疗环境好了，瘴气就没有了。现在是化学污染会害人，过去是瘴气夺走的人口多。解放前，设治局统计的人口只有九千多人，土司统计的人口是一万三千多人，人口都是很少的。到解放的时候德宏州统计局的统计中，陇川人口就有四万多。”
对陇川的民族分布是否与瘴气有关的问题，尚老师说到了瘴气区民族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陇川傣族来得最早，宋代就来了，明代就兴旺起来，清中期景颇进入德宏，以打猎游牧为生，进入山区，住在山上，德昂族最早也住在坝子里，与傣族前后进入，银盘、城子、麻栗坝上下、景罕等地都是德昂族，民族间发生了争夺地盘的斗争后，傣族土司掌权，德昂族就退到了山上，景颇来了以后德昂族又南迁。瘴气对民族分布也有影响，住在山上的景颇族对瘴气的抵抗力就低，一般不敢下坝。傣族的干栏式竹楼建筑与瘴气有一定的关系，竹楼上通风凉爽，瘴气较少停留伤人。傣族能抵御瘴气，与傣族的生活方式、饮食有一定关系。”
对于史料及现在一些研究者说到的“蛊”问题，请教尚老师的看法，“人瘴是有的，傣族对付仇人的办法就是让仇人生病，女的会做傣，称扑死鬼，就是蛊。德宏到处都有，如果恨对方就做傣，让对方俯首帖耳，象梦人一样。现在也还有，各有秘方。但蛊不是瘴，不能与瘴联系在一起，与瘴气无关。”
从尚老师家出来，下一个采访的重点就是卫生局退休了的赵局长。到赵局长开的诊所时，他正在忙着给一个小孩打针。等他忙完了，就在他诊所里开始了采访。赵局长与其他医学工作者一样，也认为瘴气是疟疾，“瘴气是群众性的普遍称呼，瘴气主要是疟疾，重点是恶性疟疾，当时比较荒凉，人口不到四万，荒田荒地，一些记载也说这里是边疆烟瘴之地。解放初期成立了边疆少数民族巡回医疗队，与民族工作队一起进驻边疆，主要是治病，当时进入边疆是比较凶险的，死亡率高，部队及工作队死亡的人也有很多。后来中央开辟边疆医疗卫生队，我是1952年来的陇川，这里主要是微小按蚊，荒田多，水田多，比较荒凉，微小按蚊滋生较多，当时家中没有厕所的人，到野外竹林大便时，要拿一根树枝，不断摇动，才不会被蚊子叮到。蚊子多了，传染的机会也就多了。蚊子能飞行好多公里，傣寨周围都是树林，人口少，住的分散，但蚊子多，传染也快。如果用六六粉灭蚊子的话，把六六粉放在树叶上，放在炉子边上烤，关上门一会，就可以用扫帚扫起蚊子。一般老百姓叫的筲箕瘴是疟疾反复发作后肝脏反复肿大，肚子就大起来了。哑瘴是恶性疟疾，高烧，不会讲话，如果能及时治疗，治好后能恢复正常。当时疟疾比较凶险，群众传来传去的，传得恨可怕，当时有‘要到夷方坝，先把棺材买下’、‘芒果树开花，汉人就要搬家’的谚语，主要是芒果树开花的时候，天气暖和了，蚊子多了，三四月分后就回山上去住，不敢住在坝子里。山区群众赶集也是早上下来晚上回去。疟疾跟环境有关，解放前缺医少药，现在医药发达了，疟疾就少了。”
从诊所出来后，就到位于中缅边境的章风口岸、拉影口岸去看环境状况。路上下了雨，但不算太冷。边贸很是热闹，也能感受到这里夏季的湿热。一看到这样的环境，就觉得瘴气仿佛不再遥远了。只是目前繁荣的边贸及日益深入的开发中，已经不能再捕捉到瘴气的影子了。但再往这里下去，再深入到缅甸，情况会怎么样呢？我想这将是个以后长时期内吸引我的问题了。
晚饭时，热心仗义的刘大哥为我请到了龙江上游猛约寨的常书记来谈他知道的瘴气情况。常书记是本地人，是住在景颇寨的汉族，又在瘴气区任过基层领导，对瘴气听说、了解的就多一些。他谈到的很多情况已经包括了他的个人思考，他说到的很多现象及思考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证实瘴气跟生态环境的关系，但他对瘴气及疟疾的关系没有作区分，“瑞丽江沿岸是狭窄的小盆地，瘴气很多，经常死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外地来的象保山、腾冲一带的人不适应，早晨到田间去绊到露水也会生病，当地人能够适应。1991年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了。原因主要是有几点：一是化肥农药大量使用，农作物高产的时候瘴气也就没有了，二是2000年后木材市场需求扩大，森林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大部分地区的原始森林一去不返，整个龙江被剃了光头，开发得千疮百孔，本地人和外地人出去绊到露水生病的情况再也没有了。但在缅甸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我们这儿80年代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没有受到破坏，环境也没有受到开发，到的人得的疟疾很是严重，哑摆比较厉害，高烧持续不退，人被烧死的情况经常出现。森林破坏严重的地方往往不会产生瘴气。早晨的露水中是否还有其他成分，但我想家中跟田里的空气应当是一样的，所以应当是露水从毛孔进入人体以后生的病。”
常书记说到的一些情况已经超出了文献的记载，但与我原来的思考非常符合，在冶金专科学校毕业的他，思考带有了学科交叉和综合的特点，这在采访中是很少遇到的，“麻风病绝对跟瘴气是没有关系的，瘴气的存在应当跟几种原因有关，一是瘴气与矿石的存在有关系，比如跟铜铁硫等矿都有关系。二是瘴气跟坟墓有关，墓内的气体有毒，导致很多盗墓的人会窒息死亡，陇川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恶性案子，尸体腐烂了二十余天，肚子开剖，法医解剖时被肚子内的腐气熏病，住院了三十多天，这是不是也是瘴气？三是瘴气与空气密度有关系，早晚气温不同，某种气体上升下沉。四是二氧化碳是否是瘴气的主要成分？景颇民间有很多防治瘴气的方法，一是躲避，如中午气温最高的时候才下坝种植农作物，下午太阳落山以前返回山上，瘴气体是能升能降的。二是蟒蛇胆，蟒蛇有两个胆，一是哑胆，较毒，二是明胆，可以治疗瘴气、恶性疟疾，辨别明胆和哑胆的方法可以用狗和鸡尝试。三是人乳治疗瘴气，我听外公说过，每年到缅甸运送玉石、盐巴过来，途中很多人犯病，其中有一个亲戚着瘴以后什么药都吃不好。面临死亡，当时正好遇到他儿媳妇生娃娃，乳汁过剩，儿子为了孝敬快死的父亲，就挤了人乳让父亲吃，五六天后就康复了。四是出行的时候选择高旷的地方住宿。以前马帮运输时选择住处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选在高处住，认为在山脊上住很安全，绝对不会在洼子里住，近水源的地方也不住。”
他再次说到蟒蛇的神性及其喷射气体与麂子搏斗的例子，他说景颇族认为蟒蛇是有神性的，不能打的，他们住的寨子凡是打死过蟒蛇的人，都生病了，少的十多天，多的三四个月，重的就死了，“我家的二叔到山上去打树梢来搭瓜架子，忽然听到旁边有响声，原来是蟒蛇与麂子在斗。麂子只会转，不会跑了，是蟒蛇喷射气体，麂子昏了，只会原地打转，越转越慢，蟒蛇慢慢游过去，一头咬住麂子头的慢慢吞下去，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只吞下了麂子的头。二叔走开去砍了根很直的、光滑的木棍，回来看到蛇吞下了麂子头，正在吞前腿，他就用棍子打蛇的七寸，三棒就打死了蛇，拖出蛇口中的麂子，把蟒绕在脖子上绕几圈，拖回了寨子，挂在二层房的顶上，蛇尾还拖在地上，蛇长约在8米左右，二叔身高1.82米，蛇有一百多公斤，就蜕了蛇皮留下，把蛇肉分给寨子里的人家。我家没有吃蛇肉。但此后灾难就来了，二叔刚刚结婚半年，二婶已经怀有身孕，却莫名其妙地死了，二叔也莫名其妙地得病，病了六个月都不能下床。这件事让我想，是不是蟒蛇腹内喷出的气体类似瘴气？麂子奔跑速度很快，蛇是不可能跑过麂子的，蟒蛇能捕捉到麂子的原因，应当不是守株待兔，麂子只会打转不会跑是蟒蛇捕食的要点，可能是凭它的液体和气体获胜。此外是打蟒蛇者死亡的原因，不可能是惊吓，我想这是与蟒在危急情况下或是生命垂危时喷射的有毒气体有关，与沼气类似。我在过的地方（指猛约寨）瘴气最重，蟒蛇也是最多，最热，地势也是最低的。”他下面的话让我吃惊地感受到他的现代化味道，但他的归纳又与我的前期思考是如此接近，“因此主题词是：一瘴气，二是未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三是矿物质气候，四是生物繁生的有害气体，瘴与这几个的关系是不出左右的。”曾经在瘴气区作过领导干部的他虽然未对瘴气与疟疾的关系做过分析，但却就瘴气与其他疾病的关系做了说明，“我到是不敢苟同瘴气就是鼠疫、麻风病癞子病的等，我是中医世家出来的，我的叔叔就是中医，我家有自己的秘方，对咳嗽、皮肤病、癞子等都有秘方，并且没有人会有我家秘方，医好了很多疑难病，我知道瘴气是不能跟这些病划等号的。”
晚餐结束的时候，在陇川的考察也到了该划上句号的时候了，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能够去，但下面的行程还在吸引着我。其他亲戚也说其他寨子的老百姓说的内容与这几天了解到的应当是大同小异，他们平时听到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么多了。因此就决定暂时结束陇川的访谈。赶往下一个考察点。
第二天，也是2月8日早上6点50分就起床，这些天给老师和他的亲朋添了很多麻烦，事实上到我走的时候，他们都成为了我最为感谢和难忘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调查不可能进展这么顺利，实在不忍心再麻烦他们来送我了，也希望尽早开始盈江的调查。就于7点10分直奔车站，坐上了7点50分到盈江的车。大盈江的上游槟榔江是瘴气极为浓烈的地区，盈江县也是浓瘴区盏达宣抚司（治盈江县城东北莲花山）和干崖宣抚司（治盈江县新城镇）所在地，因此，盈江成为此次调查的第二站。（下接第二部分）
注释：
[1]《瘴气病之研究》，《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22期。
[2]《我国疟疾考》，《中华医学杂志》1936年3期。
[3]《云南瘴气（疟疾）流行简史》，《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3期。
[4] 《瘴气的文献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1期。
[5]《说“瘴”》，《云南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4期。
[6]《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93年，63本1份。
[7]《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48卷4期；《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版）1996年4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的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2期。
[8]《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1998年16卷1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1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宋元时期的瘴病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4期；《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瘴·蛊·槟榔与两广文化》，《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5期。
[11] 《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3期。
[12]《疾病与唐蕃战争》，《历史研究》2004年5期。
[13]《瘴疠为何物》，《百科知识》1994年11期。
[14]《瘴说》，《东南亚纵横》2003年7期。
[15] 《“瘴气”病因学特点源流考》，《中医药学刊》2004年11期。
[16] 《壮族地区瘴气流行考证》，《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4年2期。
[17] 《说“瘴疠”》，《江西中医药》，2005年2期。
[18] 《疟疾对西南边疆民族构成和分布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2期。
[19] 此仅列主要研究成果，余略，详参拙文：《瘴气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5期。
[20]为与史籍及传统概念中的瘴气一致，本文叙述沿用了“瘴气”称呼，但内涵上则是瘴气和瘴水的合称。
[21] 何燧源编：《环境毒物》，第35页。
[22] 费孝通著：《江村经济》附《禄村农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页。
[23]同上。
[24] 按，为尊重调查的真实性，在涉及采访人的叙述时，几乎使用了原话，其中多为云南方言，在难于理解处用注释或在括号说明。部分内容访谈者多次提及，为便于了解槽坊人的观点，尽量保持其叙述风格。涉及调查者名字时，出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略去真实名字，只冠以姓氏及习惯性称呼。
[25] 方国瑜《中国西南地理考释》考证，大雪山即迈立开江上游之大山，多高耸积雪。
[26]（唐）樊绰《云南志》卷二，《山川江源第二》。
[27]（宋）王钦若、杨亿等纂：《册府元龟》卷四百四十六，《将帅部·生事门》，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28]（清）魏源《元史新编》卷十八，《大理传·论》。
[29]（明）陈邦瞻撰：《元史纪事本末·西南夷用兵》。
[30]（清）冯甦撰：《滇考》下，《元讨缅与八百媳妇国》。
[31]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2]《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3]《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2期。
[34]《清史稿》卷七九《地理志二十六·青海条》。
[35]（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纪·道路》。
[36]《通志》卷一九五；《通典》卷一九○；《唐会要》卷九十七；《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四；。
[3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356页.
[38]《清史稿》卷五二五《藩部列传八·西藏传》。
[39]（清）杜昌丁著：《藏行纪程》，《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三帙第一册。
[40] 杜昌丁：《藏行纪程》，《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三帙第一册。
[41] 原设遮放副宣抚司，今德宏州潞西市（芒市）遮放镇，位于芒市河边，主要是傣族聚居区。
[42] 即芒市芒海镇，在遮放镇东南，靠近缅甸。亦为傈僳族及傣族聚居区。
（文章来源于周琼教授所给word版） （排版：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