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教授应邀到历史文化学院讲学
2023年3月22日晚，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于中央民族大学海淀校区文化楼1327会议室举办了题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课程“中国史学科前沿：理论方法”第5课，也是民大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47期，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周琼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的近300位听众参加了本次讲座。
夏明方教授为灾害史、环境史知名学者，先后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及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理事、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灾荒史、环境史、生态史及社会经济史。出版著作《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合作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从编》《民国赈灾史料三编》等大型资料丛书，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乡村研究》《清史研究》《史学集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余篇。
讲座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数字导入，谈及老子《道德经》中关于宇宙生成论的叙述。夏老师表示“三”对于灾害史、环境史及生态文明史研究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一”作为原始的开头生出“阴阳”二类，再衍生出三为万物，“三”代表的天、地、人三道所构成的动态体系发生变化则导致了所谓的“灾”。夏老师认为从灾害切入，以观察传统中国的常态以及非常态社会，使得灾害史的研究绝非单纯的专门史，而是透视传统中国的一种新角度、新窗口以及新方法。基于此，老师结合2021年的北方沙尘暴、2021年的台风水灾进一步阐释了灾害事件中“天地人”的有机互动，进而引出灾害生态史研究中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的三重关系。本次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一、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灾害概况及其演变趋势
通过对“大禹治水”传说的灾害分析，夏老师介绍了水灾源流的六种说法，分为淫雨说、海水入侵说、海退说、暖化说、堰塞湖说以及陨石撞击说。历史时期的中国自然灾害除水灾以外，还包括有地质、气象、生物、海洋和天文灾害。夏老师通过各种灾害类型的量化统计数据，进一步指出中国自然灾害呈现增长趋势，并透视灾害背后的周期性变动规律。
夏老师就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为例，介绍了在长时期历史中的“拉马德雷”现象。作为一种高空气压流现象，“拉马德雷”通常会以20-30年为一周期，呈现出“暖位相”和“冷位相”两种状态，在两类位相的影响之下灾害的频次也有所不同。在明清历史段中，存在明末清初到康乾盛世，再到清末民初的冷、暖、冷三个气候阶段。从中国通史的角度考察，则呈现 “夏禹宇宙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宇宙期”“唐末五代寒冷期”和“明清宇宙期”四段规律的灾害周期。此外，夏老师也就灾害史记载“详今略古”的问题，提出记载内容虽有局限，但相关数据仍较为可靠，总体而言灾害的发生频次、造成的影响仍呈增长趋势。
二、历史时期自然灾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讲座第二部分首先以《万国公报》所报道的“大荒歌”为例，论及灾害对社会造成影响的过程及模式，进而援引灾害学家高建国先生关于灾害死亡人口统计数据，说明中国从公元两千年前到21世纪灾害死亡已达一亿人以上，民国期间因重大灾害和饥荒致死人数更是达千万级别，对于中国人口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其次，夏老师重点探讨了灾害对于民众心理和民族文化的冲击问题。在灾害饥荒时期这种资源紧缺的非常态情况下，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秩序往往会呈现“瓦解”和“惯式”的双重面相。一是民众不得不买卖人口以求活路的伦理瓦解，另一则是家庭渡荒的各类措施仍旧贯彻着尊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
最后，夏老师从社会秩序、国家政治、战争关联三个方面分析灾害的作用及影响。从社会秩序方面上看，灾害所造成的冲击对应着“共识性灾害”和“分裂性灾害”两类社会反应。就国家政治而言，灾害往往成为王朝末期农民起义的口号，对国家政治管理起着媒介作用。在战争关联方面，李文海先生提出反思灾害与近代各大战争及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主张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透视近代中国历史的新动向。
三、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灾害形成的主要因素
就自然成因而言，由于地球各大圈层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往往圈层变化也会引起其他圈层的呼应，进而导致一系列链锁式的灾害反应，从而呈现灾害集中暴发的态势。以旱震关系为例，国家地震局耿庆国先生在《中国旱震关系研究》中，将旱灾与地震数据进行罗列，发现二者之间呈正相关，“旱灾在前、震灾在后”的链锁机制实则是地震爆发前期能量积蓄过程中所引发局部地区小气候异常的旱灾。再就火山爆发与气候冷暖波动分析，火山爆发的火山灰以及火山气体进入平流层形成的气溶胶往往会笼罩全球，形成“阳伞效应”，进而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变冷。“拉马德雷”现象亦是反映着地壳运动的一种气候信号，与地震呈现明显的相关性。灾害发生受有自然因素的影响，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仍具有不确定性。
从灾害形成的角度而言，人类活动的作用不容忽视。竺可桢先生认为在永定河固定的环境里，人口增长情景下开垦土地、修筑堤坝等各类措施对永定河流域进行改造，从而造成了流域水灾的频发。此外，18世纪马铃薯、玉米等美洲作物的引进虽满足了中国人口增速的粮食需求，但过度的人口压力也使中国社会陷入生态危机之中。由此可见，人对自然的改造也是灾害形成的重要原因。
四、中国灾害治理的历史考察
夏老师就中国灾害认知范式的演化趋势展开分析，认为中国灾害认识存在着天命观、科学观和生态观三种范式。灾害天命观主要存在于古代社会，主要是构建了“天人感应”的灾害观念，以人的行为作为判断灾害发生的原因和尺度，由此形成了以君主官僚制为中心的防灾救灾体系。灾害科学观主要存在于晚清民国及新中国建立初期，通常较为机械的将灾害中的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进行分离，认为判定灾害的尺度应归咎于自然，从而建立起政府与技术专家为核心的防灾减灾体系。灾害生态观则兴起于改革开放后，认为人与自然所形成的互动对于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冲击与破坏，对于灾害的判定更注重于自然性与社会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基于此构建了以全社会各阶层多元参与为特质的防灾救灾体系。
在探讨灾害认知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夏老师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灾害治理的三种模式，即十八世纪的“方观承模式”、晚清民国官方救济的衰变模式以及新时期的“太行模式”和“汶川模式”。在官方救济的救灾模式外，民间义赈的兴起也是新型救灾模式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从先秦墨家到清朝义赈，民间力量愈来愈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近代中国士绅与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行动既有针锋相对，亦有合作救灾，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就是中西合作的典型代表。
讲座结尾，夏老师归纳总结了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防灾减灾救灾的启示，认为灾害治理应当做到六个结合：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国家认同与治道变革相结合、政府主导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相结合、物质技术投入与人文关怀相结合、防灾减灾与救灾应急相结合、中华传统与西方文明相结合，进而建立综合统一的灾害治理体系。
自由提问阶段，与会师生就本次讲座的主题，围绕灾害史研究、灾害文化、灾害思想、灾害史料解读等问题与夏老师进行了交流探讨，夏老师一一予以认真解答。
在本次讲座中，夏明方教授结合学界研究与自身学术经历，为我们全面介绍了灾害史研究的概况以及理念。与会师生均获益匪浅，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