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本书以历史时代为经，以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内的民族空间为纬，全方位立体性地探索了中国历史时期与民族起源、分布及发展有关的地理要素，民族分布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规律，其中包括民族起源地及其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区与历史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及迁徙运动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上述重点问题的探索是结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历史地图展开的，在直观性和可读性、准确性方面有其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安介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兼任《历史地理研究》编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理事、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2年9月起担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暨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十余项，已有《山西移民史》《表里山河：山西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中国移民史》（第7卷）《江南景观史》《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等数十部著作出版。

序

葛剑雄

1955年，先师谭其骧先生受命“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然而工作进行未几，他即发现按此做法已不符合时代需要。原因之一就是，《历代舆地图》所绘限于历代中原王朝或正史所及，无法显示历史时期中国的全部疆域，不足以反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历史的过程。此后，以范文澜、吴晗为首的“重编改绘《杨图》”委员会研究决定，不再限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新编一部自原始社会至清时期的、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全部疆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经过内部出版和全面修订，至1988年出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已经包括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边疆地区的政权，而未建立过政权的民族，只能在地图上用名称显示其所处大致方位或范围。由于史料缺乏，有些甚至完全空白，而即使被列入的这些政权，其疆域四至往往也无法画得精确详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自1983年开始编绘，编委会即决定设立“民族图组”，在编委翁独健先生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批学者承担，最终编成26幅显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分布和迁徙的地图，编入该图集的第一册，于2012年出版。在图稿付印前，编委会曾经要求每幅地图作者署名一般不超过3人。但是，“民族图组”是唯一的例外，这些地图上的作者署名都是8—9人。作为编辑室主任，我曾经与作者协调，得知由于每位作者的研究领域都集中在一个或相关的若干个民族，想要在全国范围内显示所有少数民族的分布和迁徙，只能采用集体合作的办法。由于当时还没有一部全面性的历史民族地理著作可作参考，要保证这些地图的质量，舍此别无他途。

直到20世纪末，尽管中国已经不乏权威的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历史人文地理论著，尽管这些论著中也涉及部分历史民族地理的内容，但是，还没有出版一部比较系统的历史民族地理著作。这固然与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长期不受重视，甚至一度被批判取消有关，主要原因还是研究的难度。

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时期的民族和相关的要素，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它们的空间分布形态及其演变的规律。这些要素在近代以前的状况基本已经无法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来了解，只能依靠直接或间接的文献记载。而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古老民族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并无多少可信的史料。汉文史料虽多，但是集中在曾经入主中原或建立过政权的民族。留存下来的资料或者集中在某些人物、事件，其他往往只有片言只语；或者出于传闻臆断；或者自相矛盾，甚至完全空白。

但是，无论从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出发，还是为了适应学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历史民族地理这一学科分支都是不可或缺的。1999年12月，教育部首批全国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后，即确定了撰写《中国历史地理学》系统著作的目标，并申报成功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其中，《历史民族地理》即由安介生教授承担，经过多年努力，顺利通过验收鉴定，于2007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第一本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专著，此书备受历史地理学界和相关学术界的关注。在获得一致好评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批评和建议。为此，介生教授又进入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形成了今天这个逾百万字的新版《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已列入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即将由齐鲁书社出版。

介生教授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关键在于他最终找到了穿越险阻的途径，使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最大的难题迎刃而解。

一般认为，与研究当代民族地理相比，研究历史民族地理主要困难有三：一是部族归属难定，二是迁徙过程不清，三是分布范围不明。其实，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项，如果第三项不能解决，其余两项或可暂且搁置，或可留待今后。史料中出现过的部族名称的确很难与今天通用的民族名称挂钩，或者按今天的标准分门别类。实际上，今天的民族识别与划分的标准，本身就存在争议。而从古代某一个或若干部族演变为今天某一民族的过程往往相当复杂，是多次分化和融合的结果，简单采用今天某一通用民族名称，既无把握，也不科学。倒不如直接使用当时的部族名称，在有确切证据或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适当注明。迁徙的过程虽然重要，但是每次迁徙的结果无不反映于分布之上。只要把某一部族在不同年代的分布地点和范围查清了，即使对其间的迁徙过程一无所知，也能根据宏观的、微观的历史地理状况和历史背景做出大致的推测。

介生教授认为，以地域为范围来对各个民族进行归类研究，是最为科学而合理的切入路径。而归类的依据，则是通过历代疆域建设与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充分展现中国古代民族发展的空间维度。的确，在尚未真正统一的邦国时代或分封制阶段，一个农耕的或半农半牧的部族，当其人口和实力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建立一个国或被封为一个国。牧业部族如果在人数和活动范围达到一定大的范围，也会得到相邻国的记载。在秦朝统一后，一个地方如果正式设置了行政区域，并能保持稳定，就意味着诸夏（华夏、汉族）尽管在人数上并不占有优势，但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其境内的其他部族已属少数或边远，且将因迁出或被融合而逐渐消失。而仍以非诸夏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地方，或者不会设立正式行政区域，或者被设立特殊或临时行政区，如西汉的县级政区中就明确“蛮夷曰道”的记载，被称为“道”的县肯定是以“蛮夷”人口为主的，可以视为“蛮夷”分布区。同样，唐宋的羁縻府州，元明清的土司，清朝在西北、蒙古的将军辖区和理藩院管辖的地区，在它们被撤销或消亡之前，都可以视为某一或某些部族的聚居区。所幸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特别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提供了权威的、全面的政区背景，所以，介生教授充分利用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基础与成果，尽可能地展示民族地区政区建置的特点及其演变的曲折过程，再参考这些地区的户籍人口统计资料，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民族的分布状况。

在这次修订中，介生教授增加了一节“台湾历史民族地理”，使历史时期中国的概念更加完整。又在每一章前增加了“绪论”，是对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宏观把握以及学术研究发展的分析，也是对该时期民族发展及分布状况进行宏观思考与研究的成果。这无疑使本书的《导论》形成的民族地理理论得到更广泛的支撑，其学术价值得到应有的提升。

本书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和对历史民族地理的开创之功无须赘述，但是，相对于这一艰难浩繁的课题，与完整、完善、完美自然还有很大的距离，相信介生教授不会就此止步，也寄希望于与他志同道合的学术同仁和他培养的年轻学者们。

葛剑雄，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