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问题一直受到学界关注，研究多侧重于河流和水井灌溉业，而对凿泉灌溉则关注不够。事实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展的大规模凿泉运动，取得了一定收益。本文以环境史为研究视角，对近代冀豫两省的凿泉灌溉进行考察，探析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旱灾频发刺激凿泉灌溉业发展
水是农业的命脉，而冀豫两省降水总量偏少且分布不均。华北各地平均雨量只有长江流域的一半，且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而春季恰是冬小麦返青和春播作物发芽的关键时期，需水量大，但此时该地严重缺水，所以该地区流行着“一粒春雨一粒金”、“春雨贵如油”等俗语。同时，华北地区不仅雨量季节变化大，年降雨量变化也大，而“一地作物选择要以当地标准雨量为依据，如增减达25%，作物已受伤害，40%则无收获可言”。雨量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
旱灾频发加速了凿泉灌溉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冀豫两省遭受了严重旱灾，以河南西部和北部最为严重，时济源县“树皮草根均已吃尽，现在粮绝疫发，死者已近万人，村落为墟，亘数十里不见人烟”。于是抗旱减灾问题再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官方迫于社会压力，开始制定一系列农田水利规划。
从经济角度来讲，沿河开渠灌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遭遇大旱时，水量也较小，引水灌溉难度大。而凿泉成本低，后期灌溉省时省力，深度不过二三尺，便能见水，且地下水自动向上涌出，只需开一水渠，便能引水灌田，灌溉效益大，大泉一日可以灌田数百亩，即使小泉一日也能灌田数十亩。此外，泉水受季节影响较小，水源比河流充足，自然成为最经济的灌溉方式。从区位优势来讲，华北地区的地形和地层构造颇不规则，在太行山系与平原相连的地带多有涌泉，时记载河北“泉从地涌，一决则通；水与田平，一引而至，比比皆然”。尤其不少山前冲积扇地带地下水埋藏很浅，特别适宜作为农田灌溉的泉源。因此，华北地区凿泉灌溉规模最大、效果最显著的是冀豫两省。
凿泉灌溉惠及冀豫农业
冀豫两省利用泉水灌溉农田的历史很早，河南省辉县的百泉灌区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开凿。河北满城境内的鸡距、尚泉等在北宋时也已引水灌田。明清时期，凿泉灌溉更加普遍，清雍正年间，怡贤亲王允祥兴办畿辅水利营田，在玉田、丰润等16县疏引泉水，使凿泉灌田达到极盛。
近代，凿泉灌溉首先在河南兴起。1928年，河南省大旱，赤地千里。据梁建章称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等周边泉水资源丰富，建议多加利用开采。后冯玉祥组织开展了以井泉建设为中心的农田水利工作，首先在豫北太行山麓的汲县、淇县和辉县试行，成绩显著：“未及匝月，凿泉百数，合拦河导渠，灌田种麦至数千顷，舆情大慰。”
至1929年，河北省政府见豫北地区各县凿泉灌田成效卓著，开始派人学习凿泉、推广经验，在靠近山的47个县发展凿泉灌溉事业。据统计，仅1936年河北省涿县等16县开凿的涌泉就达162处，水渠总长度17815.5丈，出水量每分钟共为6307立方尺，灌溉面积达51735.6亩。当时，两省采取多种措施推广凿泉灌田。普通农民不知寻找泉眼与凿泉方法，遭遇干旱天气时，“宁旦夕哭泣在地田之旁以待死，而不知发一锹土，以求水源”。基于此，当时政府一方面派员与各县协同调查宜凿泉各县情况，另一方面印刷《凿泉浅说》、《豫北凿泉调查报告》等专业书籍，散发至有泉各村农户。并且还在张家口市举办凿泉传习所，传授凿泉各项技艺，培训学员分配至各县指导凿泉事业。
凿泉灌溉对冀豫两省水环境影响巨大。古语云“泉甘而土肥”，有泉水灌溉的耕地产量远远高于其他农田，也能改善土壤。地下泉水丰富的地区，往往地下水位较高，土壤盐碱化严重，开凿泉水后水位下降，盐碱地成良田，对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和复种指数起了重要作用。
20世纪初期冀豫两省的凿泉灌溉是人类面对自然环境恶劣、水资源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主动做出的应对措施。近代灌溉方式的不断改进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关系密切，从最早的利用河川灌溉，发展至凿土井、凿泉、机井等，其实也是从地表水资源的利用转向地下水资源开发的一个过程，反映了水资源的变化过程。
凿泉灌溉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最终水环境的优劣取决于人们对待水资源开发的态度及利用方式。近代以来，人们忽视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协调，一直认为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加上环境变迁，最终多数泉水面临断流。当前，我们必须深化水资源危机意识，推广多种节水灌溉模式，科学合理地利用好水资源，协调好农业发展与水环境的关系，尊重自然、维护自然，才能维持人类与水环境间和谐发展。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报纸日期】2013-11-13；【版号】A05；【分类号】K25;F426.91；【版名】历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