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与新西兰的环境变迁(1865—1940年)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历史系 詹姆斯·贝蒂 赵芝 译
自1860年代以来，作为淘金者、菜农和打工者的华人移民，对新西兰的环境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其他群体相比，华人长于种植和向市场供应廉价蔬菜。当地多数来自广东的中国人，本是为了开发金矿而来，但他们一般都会开辟一小块菜地，以弥补蔬菜之不足。向新西兰的华人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亚历山大·唐（1857—1934年）提到，在班诺克本，他吃过“白菜”，这种菜的种子就来自中国内地。在他长达数十年的旅行日记里，提到了许多从中国引进的蔬菜：小白菜、大白菜、青葱、甜豌豆、大头菜等常见蔬菜，以及香菜、白萝卜、韭菜、菊花菜等不太常见的蔬菜。
到了1870年代后期，在容易开采的金矿几近枯竭之后，种菜卖菜成为中国人在新西兰谋生的新方式。19世纪后期，种菜和卖菜的华人摊位在许多定居点都很常见，后来演变成专门的小店。1881年，《奥塔哥见证者》的作者抱怨达尼丁的蔬菜贸易几乎为华人所垄断。1887年，奥克兰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国会议员J.达西在1896年观察到，惠灵顿的居民“几乎完全依赖华人供应蔬菜”。
华人的菜园和果园种植的作物和规模随着时间和区域而变化。华人最初集中在新西兰的奥塔哥和韦斯特兰，在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小城镇都开辟了规模不等的菜地。在1889年，达尼丁估计这里的华人菜农达到110人，其中约80人在南但尼丁。除了给本地的居民供应蔬菜，华人菜农还向游弋的货轮提供蔬菜。到19世纪末，菜地开始北移，而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
华人菜农采用广东人的园艺技术，为欧洲人种植蔬菜。在中国南方，由于地块面积很小，而人口密度却很高，广东菜农便不得不以其高超的技巧，从小块土地上获得较好的收成。他们的种菜技术，成功地适应了新西兰的奥塔哥、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等金矿区的各种不同气候和土壤。通常情况下，中国人起垄种菜，也会施用各种有机肥。1870年代，奥塔哥的报纸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广东人在澳大利亚的种菜技巧，并将其视为奥塔哥地区白人可以效仿的榜样。高超的种菜技术，再加上辛勤的劳动，为广东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种菜的成功增进了华人同欧洲白人的往来，但也带来了更多冲突。一些华人雇用欧洲人和毛利人开挖沟渠和搬运农家肥，而他们的成功招致了忌恨。1881年，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排华法案获得通过。经济萧条、政治斗争、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为种族主义张目的科学研究，增强了反华情绪。如在1887年，惠灵顿有人攻击华人将人的粪便用作肥料，破坏了蔬菜的正常生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西兰的当代园艺指南建议在菜园里使用粪肥）。还有一些人将华人高效的栽培方法和长时间的劳作视为对欧洲人的不公平竞争，并将华人的菜园丑化为“热病和瘴气之源”。也出现了多起以健康为由对华人菜农的诉讼。对血统纯正的担忧，变成对毛利族妇女与中国、印度男子通婚的恐慌。一些毛利族妇女和儿童受雇于华人经营的菜园所引起的恐慌，在1929年达到了顶点。
尽管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欧洲白人与华人的交往却呈现为一条曲线：一端是公开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另一端则是偶尔的热情相待；在两端之间则是平和的好奇心。当地的一些民众抨击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也有记者对反对华人菜农的言论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华人菜农“遵纪守法，工作勤奋”。白人对华人优缺点的认识，都来自于他们对华人菜农的观察。在一个将勤俭和谦逊视为美德的社会里，很少有人能否认华人的这些优点。
园艺虽然加剧了华人、欧洲人和毛利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它也促使这些群体学会了相互欣赏。1871年，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在奥塔哥举办展览，华人翁古因为“他培育的多种中国水仙”而受到称赞，而他所展示的百合盆景获得了二等奖。还有好几个华人菜农和花农参加了其他的殖民地园艺比赛。1905年，在阿什伯顿举办的皇家园艺学会展览中，来自廷沃尔德的中国菜农获得了蔬菜组的五个奖项。
在19和20世纪，华人通过种植蔬菜、培育植物而对新西兰的环境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园艺文化使新西兰了解了华人社会、新的园艺技术和来自中国的植物。园艺种植丰富了白人、毛利人和华人的生活，为评价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园艺种植展示了华人的才干，增加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园艺文化的交流，增加了蔬菜的市场供应。回顾华人种植蔬菜的历史和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将为重新书写新西兰的环境史和园林史作出重要贡献。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17日第A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