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嘉道时期我国的生态灾变
严奇岩
《农业考古》2012年04期
【摘要】 清代经济开发地域广,类型多,强度大,人口过剩的压力下造成的生态环境变迁远超前代,是历代王朝中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因此,清代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当前我国环境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领域。学界对清代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区域性环境演变、特点及其原因、灾害与疾病等内容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嘉道时期；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变迁；清代中期；石漠化；人地矛盾；自然灾害；环境史研究；群发期；水旱灾害
清代经济开发地域广，类型多，强度大，人口过剩的压力下造成的生态环境变迁远超前代，是历代王朝中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因此，清代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当前我国环境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领域。
学界对清代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区域性环境演变特点及其原因灾害与疾病等内容作了深入的探讨，但对清代生态环境的宏观认识还有待加强，特别是清代环境的发展阶段及地位还缺乏研究，而对嘉道时期清代生态环境的整体认识尤显不足。
历史上各代在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有许多教训。其中尤以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年) 为典型。“康乾盛世”和“嘉道中衰”是清王朝历史上两个重要时期，嘉道时期属于清代中期，是清代由盛而衰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即上承康乾盛世，尽享经济成功的成果，下启清末灾害群发期，深受环境恶化之痛，期间教训十分深刻 因此，嘉道时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互动关系的重要时期。
一、学术界对嘉道时期生态灾变的认识
当代学者经由史料的量化，证实嘉道时期我国确实存在生态灾变的事实 学术界对清代环境提出“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的观点。[1]“明清宇宙期”是指明末清初（1500-1700年）各种灾害群发期。同样，19世纪也是我国自然灾害的频发期，学界称之为“清末自然灾害群发期”或”清末宇宙期”[2]，并与历史上另外三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夏禹宇宙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相提并论。另外，高建国也提出1853-1854年是咸丰宇宙期。[3]这些理论从自然因素的角度指出嘉道时期是清代生态环境的转折时期。
嘉道时期处于“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的过渡期，人为因素对该时期环境的影响及环境特征有待进一步认识。嘉道时期上承康乾盛世，尽享经济成功的成果，但又下启清末灾害群发期，深受环境恶化之痛，期间教训十分深刻。
从目前研究的成果看，嘉道时期是我国人地矛盾最突出，森林破坏水土流失和自然灾害最明显的时期。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发展最迅猛的时期。如康熙18年(1679年)全国人口1.6亿，到乾隆41年(1776年)3.12亿，年平均增长率6.9‰；嘉庆25年(1820年)全国人口为3.83亿，年平均增长率4.7‰；从嘉庆25年至道光3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4.19‰。[4]或说乾隆41年(1776年)全国人口达2.7亿，嘉庆25年(1820年)为3.5亿，而道光14年(1834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大关。[5]清代由于人口增殖过快，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清代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780斤)倒退到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上，几乎只有唐宋时期的一半。[6]我国人均耕地从乾隆18年(1753年)的4亩下降到道光2年(1822年)的2亩。[7]可见，嘉道时期我国人地矛盾最突出。
即使是在贵州，由于清代以来贵州移民开发步伐加快，人口的不断增长，乾隆时期还是地广人稀，至清道光时期，贵州的人地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地矛盾逐渐突出 贵州土地问题在嘉庆时期进一步恶化，道光时期则达到了高峰 道光朝贵州空前严重的土地危机，成为始终困扰朝廷的四大难题之一。[7]
从全国看，已有的研究表明，清中叶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最差的时期，嘉道时期是我国环境灾变时期。如赵冈指出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超过自然资源的承载力。[8]赵冈同时指出清代中期以后，各地粮食亩产量出现下降的现象，而严重恶化的生态环境已影响到农业生产，并导致作物产量降低。[9]朱凤祥在研究清代灾害时，也指出由于人口猛增，清代中期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的破坏。[1]
嘉道时期是我国清代森林变迁最剧烈的时期，这在学界已成共识 如王乃昂等认为清代中叶是近 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8.68%，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10]而何凡能等认为18世纪下半期我国森林覆被率下降超过4个百分点的省区从18世纪上半期的3个发展至9个，而到19世纪上半期(即嘉道时期)，下降超过4个百分点的省份则增至黑龙江、京津冀、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川渝、贵州、云南、福建、江西和广东等12个。[11]这说明嘉道时期是我国森林遭到大范围破坏的时期.蓝勇也认为清中叶以来三峡地区森林遭到历史时期最为严重的一次耗损。[12]
从各地区看，已有的研究表明，嘉道时期也是我国环境开始全面恶化时期 。
汪润元勾利军等从分析清代自然灾害现象入手，指出清中叶以来长江流域各重点林区以及沿江湖区在人口压力下的开山垦田和围湖造田等造成的生态环境最突出。[13]余新忠也强调由于人口的急剧膨胀，嘉道以后，江南环境不断恶化。[14]在嘉道时期的四川，蓝勇指出，由于人口膨胀和边缘山地陡坡垦殖，加重水土流失，极大地破坏后期农业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频率增大[15]。
贵州石漠化是嘉道以后南方环境恶化的缩影。韩昭庆认为雍正时期是人为因素开始影响贵州石漠化的重要时期。[16]而道光时期由于贵州全面推广种植玉米，贵州石漠化问题在该时期明显突出。[17]程安云等认为，清中期，石漠化面积较明末清初增大4倍。[18]
北方地区也存在南方类似的环境问题 钞晓鸿认为清代中后期，汉中水资源环境明显恶化。[19]同时，佳宏伟指出，嘉道时期是清代陕南地区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20]。
长江与黄河的水患是反映一个王朝政治兴衰的晴雨表，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清代嘉道年间，长江与黄河水患不断。如河南黄河淤积非常严重，决溢漫流频繁发生这与上游垦殖导致的水土流失密切相关。[21]张艳丽指出嘉道时期长江流域灾害更是多发。即嘉道时期我国水旱灾害严重，特大灾荒频发，该时期的灾荒在时间上呈现连续性和集中性的特点，在地域上东南各省灾荒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22]而社会因素是嘉道时期特大灾荒频繁发生的重要因素。在北方也不例外。刘洪洋认为嘉道时期皖北各种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包括水灾、旱灾、蝗灾、冰雹、风灾、地震、瘟疫等，而且有时间长、频次高、地域广、灾情重和多灾并发等特点。[23]
大灾之后即为大疫。嘉道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瘟疫也相当流行。余新忠研究表明，嘉道以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已趋向严重，而嘉道时期正是江南瘟疫发生频度增长非常快的时期。[24]
二 、嘉道时期社会有识之士的认识
由于人口迅猛增长，嘉道时期玉米普遍推广种植。乾隆以后100多年间玉米在国内20个省份大规模推广，嘉道时期玉米已经成为许多省区，尤其是川、陕、云、贵等地的主要粮食作物。[25]p354清代大批入山垦殖的流民被通称为“棚民”或“寮民”，始于清乾隆初年止于道光后期的棚民垦殖而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早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玉米的广泛种植是以植被的破坏和生态恶化为代价，必然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26]清代山地垦殖或围湖造田涉及地域之广，类型之多，强度之大，实为罕见，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等环境问题最为明显。
嘉庆道光年间，一些有识之士在认识到垦荒种植玉米所产生的毁林开荒、水土流失等危害后，反对棚民垦山栽种玉米的声浪渐起，除了合力推行山地不准栽植玉米外，并于嘉庆年间开始，清廷对长江流域共颁布5次禁垦山地之法令。[27]清代嘉道时期边远民族地区开发与封禁的两难选择表现相当突出，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明确禁止汉族移民在民族地区购买少数民族土地进行垦殖。[28][29]
清代的垦殖逐渐由内地向边缘地区推进。原来交通不便山深地僻的山区，在嘉道时期普遍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之一。即使是满清历来严格封禁的东北“祖宗兴业之地”，在嘉道时期也得到大规模开发。[30]嘉庆道光年间我国各省际交界的山区，如川陕楚边的秦岭—大巴山区、湘鄂川黔边的武陵山—雪峰山区、湘鄂赣边的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区、闽浙赣边的武夷山区、湘赣粤边的南岭山区等，成为山区资源开发的主要区域，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经世派官员或学者如严如熤、贺长龄、傅玉书、郑珍、傅棠、马征麟、包世臣、梅曾亮、王凤生、陶澍、蔡赓扬、林则徐和魏源等有识之士，均对山地垦殖引起的水土流失与灾害有所论述，对相关因果关系的认识亦相当明确。这些认识包括两个方面，即上游山区垦殖引起的危害和下游地区治水问题。
在上游山区垦殖引起的危害方面，嘉道时期社会有识之士有以下三点认识。
一是山地垦殖引起水土流失石漠化和山体滑坡等问题。
嘉道之际严如熤曾指出：“滇黔粤峤之间，石山亦崚嶒可畏，顾其所谓石山者，石自为石，不甚与土杂也。山内则不然，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成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由山巅径流而下，当久雨新霁，行人常有戒心，否则裂石碎击，未有不立碎者矣”。这种地质土壤虽然有利于开垦种植，但又是水土流失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31]。
嘉道时期社会有识之士对贵州喀斯特山区垦殖造成的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嘉道之际，不少流民进入贵州山区垦殖，以致道光时贵州巡抚贺长龄称：“黔省固多客民，兴义府尤其渊薮，自嘉庆年间平定苗匪之后，地旷人稀，每有黔省下游及四川 湖广客民携眷而来租垦荒山，……山土瘠薄，垦种三二年后雨水冲刷，倍形硗确，乃复迁徙他往”[32]。这些流民垦殖导致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如嘉庆时期傅玉书在《桑梓述闻﹒龙门坡修筑记》中记述：“每大雨连日，则山径之水争赴于谷。山麓土既不固，则上之峭者皆下而为泥，日啮月削，土去石出，讶然遂为山谷。……而山下田又苦淤芜之患。不谋修筑将致凋耗之虞，而里人莫能信也”。[33]这种“日啮月削，土去石出”现象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山区水土流失现象，其严重后果，则是石漠化 再如道光思南府续志载每因春夏之交，大雨聚集，山峻水陡，土裂石流，或将熟田壅塞变为沙石者有之，或将堰沟冲坍阻其水源者有之。既阻水源，水田即变为山土，祗堪种以杂粮”。[34]
这些认识指出垦殖引起的水土流失的危害：一是将良田变为贫瘠的沙石，或将堰沟冲坍，使水田变旱地。二是引发山体滑坡等灾害。对于农业垦殖带来的石漠化危害，道光时期郑珍在黎平木赠胡生子何长新中有精辟的论述：“遵义竞垦山，耕山见石骨，逢年亦约取”。[35]郑珍告诫我们，山地垦殖形成水土流失，从而出现石漠化(石骨)。
二是山地垦殖造成下游河川沙洲增多 湖泊湮废河道壅塞等。
嘉庆20年(1815年)，御史傅棠上疏说：“浙江各府属山势深峻处所，多有外来游民租场砍柴，翻掘根株，种植苞芦，以致土石松浮。一遇山水陡发，冲入河流，水道淤塞，濒河堤岸多被冲决，淹浸田禾，大为农人之害”。[36]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载》：“汉中之乌龙江清水河各水，民循堰渠之规，田收灌溉之益，盖有利无害者 自数十年来，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雍塞渠口”。[37]随着汉水各支流泥沙含量增大，汉水主河道水文也发生了负面变化，“惟汉江近年来，因老林开辟，至夏秋涨发。各山沟辄拥沙堆石磊积于江中，乱岩险滩多昔无今有，而河身垫高，踩浅可过者，不止著名之四五地方。往时水浅之处，或竟渐次刷深，审度形势，未可胶柱而鼓瑟也。”[38]
三是山地垦殖还会毁坏水利实施，破坏土壤肥力，降低农田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从而影响农业产量。
道光时期马征麟曾云：“山居之民，莫不 秃其山，烧 而犁锄之，究其收成，殊为瘠薄，而土脉疏浮，沙石迸裂，随雨流注，逐波转移，其沙石之重者，近填溪谷，其泥滓之轻者，荡积而为洲渚，平 湖泽，远塞江河 溪谷填，则近山之田亩受其漫压，江河塞，则近水之田亩遭其漂荡，湖泽 则既虞水溢，旋虑旱干，山民之所利甚微，而原 膏腴之产，罹害何穷夫!”[39]
以经世著称的包世臣(1775—1855 )虽然主张开垦土地以解决民食，但也注意到山地开垦引发的水土流失，会破坏土壤肥力，降低农田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即山区垦种后，“每大雨，山水发洪，刷土膏下流，故三年之后复不可用。又山膏附皮而流，开通则膏尽涸，常畏旱。”[40]
道光时期著名文学家梅曾亮( 1788—1856)经过实地考察后，对森林及其他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问题也有所认识。“余来宣城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 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 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梅曾亮在全面分析开垦山区利弊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开垦山区“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41]梅曾亮认为开垦山区得不偿失。
第二方面，嘉道时期社会有识之士的认识到治水必须与治山结合起来。
嘉道时期我国水旱灾害频发，尤其是长江黄河中下游水灾频发，在如何治水问题上当时社会有识之士认识到治水必须与治山结合起来，控制上游山区垦殖与水土流失乃是治水之本。
王风生于清道光4年（公元1824年）著《浙西水利备考》载：“在昔江面宽阔，江底深通，致涨水易于消纳，不致为灾。近因上游秦蜀各山多为民人开垦，土石掘松，每大雨时行，山水挟沙冲卸，水缓沙淤，以致江河底益垫高，在在易生洲渚……”[42]王风生分析水灾时强调了上游水土流失引起河道壅塞，从而使下游江河失去洪峰的调节功能。
陶澍在分析道光11年(1813)年江苏大水的原因时，指出上游山区开垦造成的水土流失与下游水患。“因上游川陕滇黔等省开垦太多，无业游民到处伐山刊木，种植杂粮，一遇暴雨，土石随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涨。”[43]
道光14年( 1834)，山西道监察御史蔡赓扬上疏说：“自嘉庆年间，有温、处等府无业游民，前来租种山场，栽莳花生薯蓣等物，土人利其租重不行禁止，其山自开垦之后，不长柴薪，尽成松土，一遇大雨，山水涨发，沙随水下河道就淤断港，支流大半壅塞。近闻各县棚民愈聚愈多，而临安余杭等处尤甚。山场开垦几徧，土尽松浮，以致上游停蓄之南湖日形淤浅，苕溪急溜，骤难宣泄，遂泛溢于民田，年来屡被水灾，未必不由于此”。[44]
林则徐于道光17年（1837年）乘船从汉阳溯流而上，经历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各州县，沿途察看两岸堤工。在实地勘查湖北水利的过程中，林则徐对由于生态环境破坏而导致下游水患加重的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上游山区尽行开垦，大量泥沙下冲，造成河道淤塞，河床抬高，乃襄河不时漫溃，水患不断之原因”。林则徐提出上游开垦导致下游淤塞是引发灾荒的重要原因：“查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 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掘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致节年淤垫 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愈浅”，致使“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竞无一年不报漫溃”。基于此，林则徐还提出 防守之道尤须上游加意”[45]。
魏源( 1794—1857)认为以往长江水患大大轻于黄河，可以说有河患，无江患，但嘉道时期，长江“告灾不辍”。魏源在解释嘉道时期长江水患日增的原因时说：“今则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日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开，于是山地无遗利 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泄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 洲渚者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46]。
魏源已经注意到了人地矛盾引起的山地过度开垦或围湖造田所造成的中下游水道的淤塞，是长江水患增加的原因，魏源的分析抓住了水灾发生的根源。
总之，嘉道时期有识之士对山地垦殖引起的环境问题的认识较全面。正如嘉庆时湖南攸县县令裘行恕总结垦山引起的水土流失包括生态、农田、水源、河湖、筒车、木材、柴薪、坟茔、争讼等多方面的十大危害，并以告示的形式公布于众。[47]
嘉道时期社会有识之士的生态观是生态环境变迁的反映，在当时是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这表明嘉道时期时人们能够注意到人为因素对环境的影响，体现了经世派对现实环境变化的关怀，因而也是嘉道时期我国生态环境灾变的真实写照。
三、结语
由于人口迅猛增长，人地矛盾空前突出，清代山地垦殖或围湖造田涉及地域之广，类型之多，强度之大，实所罕见，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和水旱灾害等环境问题最为明显，清代也因此成为历代王朝中生态环境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嘉道时期属于清代中期，是清代由盛而衰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即上承康乾盛世，尽享经济成功的成果，下启清末灾害群发期，深受环境恶化之痛，期间教训十分深刻。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迁并非直线发展，而是曲线变化。尽管清代在嘉道以前生态环境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总的看来是局部的，而嘉道以来清代生态环境则是全面恶。化因此，嘉道时期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互动关系的重要时期。通过分析嘉道时期社会有识之士的认识以及学界研究成果可看出，嘉道时期是清代生态环境的分水岭，是清代生态灾变的拐点，嘉道时期因此成为清代环境变迁的重要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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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转载自《农业考古》2012年04期，【分类号】K249.3;X43【网络出版时间】2012-08-16 1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