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前到现代：讲述中国环境故事
美国惠蒂尔学院 Robert B. Marks(马立博) 美国维思里安大学 杨光烁 译
中国的生态多样性和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有关中国环境的故事亟待讲述，更需要被更多的人理解，因为中国环境史的深刻意义不仅关乎中国，更关乎整个世界。
四千年前，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而今天，一度广泛分布的亚洲象已被逼退到中国西南边陲，华南虎濒临灭绝，白鳍豚或许已经绝种，而动物园中的几只斑鳖则是这个物种的最后孑遗。这些还仅仅是我们熟悉的“明星物种”；数百种其他物种已经彻底绝迹。生物学家估计，中国40% 的哺乳动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70% —80% 的植物物种受到威胁。笔者近作《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就试图阐释这场巨大的环境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自然与人类间的二元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人类。四千年来，这片土地以其丰饶的生物多样性，支撑着占世界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的繁衍生息。起初，在山林原野间采摘游猎的人类只留下轻轻的足印。但距今一万年前，随着农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植被遭到采伐，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开始急剧增大。20世纪以来，迅猛的工业化进程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加速了中国自然环境的恶化。
故事的主角是人类。四千年来，这片土地以其丰饶的生物多样性，支撑着占世界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人口的繁衍生息。起初，在山林原野间采摘游猎的人类只留下轻轻的足印。但距今一万年前，随着农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植被遭到采伐，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开始急剧增大。20世纪以来，迅猛的工业化进程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加速了中国自然环境的恶化。
如至迟到2009 年，曾在中国东部三分之一地区活动的老虎已经绝迹。诚然，气候变化是导致环境变化的因素之一。但在19 世纪上半叶之前，中国人已经清楚意识到，人类活动是更为主要的原因。事实上，在这之前，中国已经少有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了。即使是因山高谷深而人迹罕至的少数自然之地，也在人类的扩张下逐渐缩小。20 世纪最后数十年间，这些地区被相继划为自然保护区，成为当今环保主义者和经济“发展”至上者间的角力场。
中国环境史的悖论不止于此。一方面，故事的主线是中国人通过家庭农作等对环境开展种种改造（伐木、浚河、开山等）。改造环境不但程度深广，也带来了短期和长期的生态破坏积累而成的环境危机。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系统具有长时段上优异的可持续性。不然，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开垦于三千余年前的农地仍被耕作，而兴修于千年前的梯田和水利工程仍能生产出大量稻米。当然，现代中国农业的成功离不开化肥的施用，但中国农民早已掌握将养分导入土壤的高超技术。
中国环境史不仅是自然—人类间的二元故事。它当然研究自然环境，但也探索居住在此区域的各民族间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曾有数百个民族、部落、族群，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了对自然的改造。他们变革环境的方式往往也是剧烈的。中国环境的多样性使对环境的利用开发有多样选择。
文化因素影响环境变化
除了少数特例，我们对中国环境史的了解主要来自汉语文献。绵延数千年的成文史，为探究中国人与环境的关系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当然，考古学对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成果也不容忽视。器物、房基的发现和开掘，为环境史学家提供了可观的研究资源。但是我们也需要运用当代生态学知识，以现代眼光来“释读”文本。20世纪中期以前的生态学认为，存在某种 “顶级生态系统”，其理论认为，由于进化和生物适应性等原因，在特定环境中，某些物种总能取得优势地位，进而建立在其主导下的生态体系，达成生态平衡。如特定树种的组合总是主导着某一类型的森林，即便雷电引发大规模山火摧毁了这片森林，随着时间推移，该森林总能回复到和山火前一样的“顶层状态”。
但在过去数十年间，对自然过程混沌性日渐深入的理解已取代这种静态、机械的生态系统观。我们认识到，自然界的变化未必遵循前后相续、井井有条的阶段，生态圈也并非会演化成某种处于平衡状态的顶级系统。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对动物群落的动力学分析，以及混沌理论的发展，终于让我们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系统变化的混沌性大大超出了原先设想的程度，对其变动的预测和可认知程度也低于预期。
观念变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意识到人类本身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人类的行为早已成为环境变化的重要动因。作为地球物种之一的人类不但无法超脱于自然之外，反而在生存层面紧紧依赖于地球环境。
既然人类总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某些学者认为解释环境变迁离不开 “文化”这个因素。他们的主要思想是，不同的“态度、价值、偏好、感知和身份”导致了人们利用资源的不同方式；人们通过其行动创造历史、塑造环境，但其行动（至少在部分上）取决于其思想和信仰。这样，环境史必须关注这些思想因素。环境史学家不仅仅需要研究“人”的思想，而且要关注一种更普遍的“现代”观点，即人可以通过科学认识并控制自然。
虽然在环境史领域，对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其必要性，但在试图理解和评估环境变化的原因时，笔者还是主要从物质层面的研究入手，希望能揭示其结构和动力。生态学家和环境史学家往往津津乐道于环境变迁的“驱动力”：这些力量中有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诸种自然力，而另一些则源于人为活动，如人口增长、国家的形成和相互交往以及对自然环境产品的攫取、生产、交易和消费等。对环境史而言，理解人类经济的运作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要在某种程度上改造自然的特定部分。揭示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单对环境史学家意义重大——它更是现代社会在思考环境问题时所关心的重点。毕竟，经济增长、发展总会涉及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其对自然环境的巨大改变、对地球生命赖以为续的生态系统的消极影响，也几乎不可避免。
中国环境故事亟待讲述
研究中国历史如何有益于我们对地球环境系统的研究？即使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文明的进步往往也不能避免回潮和挫折。气候变化、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入侵等都将中国历史推向不同方向。公元前3000 年前，中国人对他们华北家园的改造已如此彻底，以至于已有人惋惜消失的森林。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极盛期，中国的军事力量沿丝绸之路向西直入中亚，向南则深入东南亚的热带地区。在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在管理强大的国家机构方面积累了超过千年的经验；市场配置着大多数资源，经济的繁荣更令中国几乎步入一场可自我持续的工业革命；当时1.2 亿的中国人口更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但中国在成功建立、传播和维持其独特的能量汲取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至迟在1800年，由于森林被大规模采伐，中国已面临着一场前工业时代的能源危机；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改造地表环境，迫使老虎和大象等动物只能偷生于遥远的边陲。在19世纪上半叶，帝国的崩溃、外国入侵等都加剧了中国环境的恶化。
然而，尽管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仍是当今地球上最具生态多样性的地区之一：全球只有11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要归功于中国种类繁多的生态系统。从地球之巅的珠穆朗玛峰到大陆低点的吐鲁番盆地，中国坐拥绵延的冰川、沙漠，保有瑰丽的珊瑚礁和热带雨林，而这些丰富的地理类型为众多生物提供了繁衍的机会。
然而，四千多年的开发史令众多物种濒临灭绝。在过去数千年间，由于人类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灭绝的物种数不胜数。尽管蓊郁的树木曾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但今天只有在西南和东北的边缘地带才能找到残存的原始森林。虽然中国政府已在过去二十年间建立了数百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濒危物种加以保护，但元气大伤的动植物的生存仍然难以为继。兴建保护区能否有效扭转物种灭绝的趋势尚有待观察，但中国的生态多样性和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有关中国环境的故事亟待讲述，更需要被更多的人理解，因为中国环境史的深刻意义不仅关乎中国，更关乎整个世界。
（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7月17日，第A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