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环保主义情结
赵九洲
摘要：环境史与环保主义的关系极为密切，环保主义是环境史的重要底色，没有环保主义就没有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环境史学者大都有环保主义情结，环保主义是环境史学者的重要信念。环保主义情结在环境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为环境史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全新的领域。但环保主义情结同样也有着消极的影响，可能使环境史为激进的生态价值观所左右，同时将环境史的视野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我们需要树立较为温和的生态价值观，明确自然自在变化论，培养积极的心态，明确环境史与环境保护史的分野，进一步丰富环境史的内涵。只有兴环保主义情结之利，除环保主义之弊，环境史才能健康发展。
关键词：环境史；环保主义；环境治理
环境史在我国兴起至今，已有30年的时间。在前辈学者们的辛勤开拓之下，环境史已经成为了历史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环境史学者大都有着典型的环保主义情结，相关的环境史论著中也大都有着显著的环保主义立场。关于环境史与环保主义之间的纠葛，学界关注虽多，但相关讨论尚不深入。故特撰此文，粗略梳理中国环境史研究中的环保主义情结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环保主义情结：中国环境史的底色与环境史学者的信念
一时代学术发展必受到一时代现实情势之推动，亦必受到一时代之社会思潮之激荡。对于环境史的发展而言，则是经济发展导致环境恶化的社会现实在历史学科中的映射，也是环保主义思潮在历史学科中的回响。
最早在美国兴起的环境史研究，一开始便与严峻的环境问题与高涨的环保主义热情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20世纪美国的经济成就独步全球，而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导致的环境问题也最早在美国显露。不过，在20世纪的前半叶，美国人一直都在全力以赴地征服和利用自然。正如利奥波德所说：“保护主义已逐渐沉寂了，因为它是与我们的亚伯拉罕式的土地观念所不相容的。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最终还是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终于注意到：“人们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中，很多破坏都是再也无法挽回的。这种破坏行为，尤其是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在生物所生活的环境中形成了极具危害性的生物链条，且大部分不可逆转。”由此环保主义蓬勃发展起来，而环境史也应运而生。
世界史学者对美国环境史与环保主义的关系也多有论述，如包茂宏指出：“环境史的诞生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客观要求和许多学科知识不断积累相结合的产物。”高国荣亦指出：“环境史是在战后环保运动的直接推动之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环境史之所以直到战后才开始出现，是因为战后兴起的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而就现代环保运动而言，又以美国环保运动最有声势。”
中国环境史研究同样与环保主义关系极为密切。虽然环境史自有其本土渊源，历史地理、气候史、考古学、古生物学、农史等已有相关研究开中国环境史之先河，但打出环境史旗号正式开宗立派，却是很晚近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的灭四害、大跃进等也曾导致较典型的环境问题，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式发展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但中国环境史真正形成独立学术领域并成为学术热点问题，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
环境史迟至此时才问世，一则是“饥寒求金玉，饱暖思田园”，在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时，人们对环境恶化的感知相对较为迟钝，而对恶劣环境的忍耐能力也较强。只有生活条件提高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对环境恶化的忍耐力才会降低，才会对环境质量给予更多关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并非没有一些后来被视为灾难的环境现象，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再正常不过，正如彼得·索尔谢姆研究指出的那样，关于污染与环境破坏的理念，其实是一种文化发明，随着时间与地点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英国伦敦的烟雾，早期多数英国人都将烟雾当作了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觉得其有害，有人还认为其有益。还有人甚至歌颂烟雾，认为其是伦敦富足、发达的象征。在我国也是如此，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各种工业污染视为好事，还用诗文加以赞颂。1957年问世的儿歌《小燕子》中的歌词“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工厂和机器在1957年很美丽，在21世纪可就都不一定“美丽”了。又比如烟囱，在我国奔向工业化的征途中，曾是诗人讴歌的重要对象。1920年，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中将烟囱比作盛开的黑色牡丹，并誉为“二十世纪的名花”和“近代文明的严母”。1968年，顾城在《烟囱》中，把烟囱想象成平地耸立的巨人，望着大地，还“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1981年，台湾诗人洛夫在《因为风的缘故》中，想象以烟囱为如椽大笔在天空为妻子写信。此外，在20世纪70－80年代报刊上歌颂工厂流出的废水和工人工作环境中污浊烟雾的现象也很常见。
一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环境问题至此而越发显著。我国的现代环境保护事业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上制定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经由国务院批转各地执行，这拉开了我国环保行动的大幕。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施行，这又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推进到了法制阶段。1978年与1982年修改宪法时均将环境保护列入了相关条款，这标志着环保上升为国家意志与国家行为。同时，民间环保主义思潮也在发力。但环保主义思想的真正深入人心，则要到世纪之交了。21世纪最初几年肆虐北京的沙尘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引爆国人环保激情的导火索，即使置身于沙尘暴中心之外的人们也不能不关注并思考中国的环境问题。如居于青岛的侯文惠在2002年12月写下的文字中即称：“尽管每日当我从书案上抬起头向窗外望去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海滨城市的景观，但是，脑中闪现的却总是晒焦的泥土，灰苍苍的草；在房檐下呼啸的风，古铜色的昏暗的天空，塞满了钥匙孔的细微的、软绵绵的沙粒……有时，甚至在海风拂面时会联想到，如果扑在脸上的不是带咸味的水珠，而是尖利的沙尘，那将是怎样一种感觉？”继而有蔓延全国的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城市内涝、食品安全等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的视线。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内环保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环保情结逐渐深入人心。历史学者也并未自外于这一社会思潮，他们也积极关注环保事业，进而开辟了历史学的全新研究领域。到2005年8月在南开大学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国环境学者在大陆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环境史会议，大陆历史学者的环境史热情已经非常高涨，会议收到的65篇论文中，出自大陆学者之手者占绝大部分。
投入环境史领域的学者大都带有强烈的环境忧患意识，他们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历史上的人与自然环境之互动，同时也注意当下的环境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并关注国家民族与子孙后代未来的生存空间问题。如果没有或多或少、或现或隐的环保主义立场，多数环境史学者不会投身于环境史研究，更不会形成独具特色的环境史问题意识。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环境史天然地就带有环保主义的烙印，而中国环境史学者也天然地具有环保主义情结。所谓“情结”，辞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心中的感情纠葛；深藏心底的感情。”反映的是一种强烈的主观愿望和诉求。而所谓的环保主义情结，则是对良好自然环境的强烈向往和对破坏自然环境的极度愤慨的感情纠葛。环保主义情结在环境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无论我们做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相当多的学者在写作环境史论著时，大都抱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其中弥漫着相当浓重的自然主义情感，这些情感是被有意地凸显的。不论因此受到何种批评，我都会欣然接受。”
在环保主义情结的驱动下，环境史也天然地带有强烈的环境诉求，休斯即认为环境史“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做出反应，并试图加以解决”。极力展现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展示近现代工业发展导致的严重环境破坏，激发大众关爱自然的环保主义热情，就成为了环境史学者重要的学术诉求。一如多数环保主义者，环境史学者也被“既略显夸张又不乏洞见的语汇”如“自然的终结”“自然的死亡”“地球的末日”等所打动，使“自然在历史学中获得新生”“人类所作所为体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交织的人与人的争端，这一矛盾运动引起的自然变迁和生态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反向作用等，成为了环境史研究者的历史探索的聚焦点”。
要之，环保主义情结是环境史的生命源泉，更是环境史的精神内核。去除掉环保主义情结，环境史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视环保主义情结，对其进行合理的评判与定位，环境史方能健康发展。
二、环保主义情结助推环境史茁壮成长
在环保主义情结的影响之下，环境史学者较之传统历史学者对自然环境投注了更多的关照。在他们的笔下，此前长期被边缘化、作为道具和背景的自然重新成为了历史舞台的主角。对历史上的自然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探究，便成为了环境史最鲜明的特色。休斯即指出：“旧史学，即使它认识到自然和环境的存在，也只将它们作为布景或背景，而环境史将它们当作活跃的、塑造性的力量。”环境史区别于传统史学的重要研究旨趣便是致力于探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李根蟠将其概括为“自然进入历史，历史回归自然”，并指出“环境史把人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总体的动态的考察”，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受到空前的重视”。因此，环境史呈现出全新的气象与气度。王利华即指出：“没有一个学科像环境史这样强烈地表达系统构建人类与自然历史关系图式的意向，也没有一个历史分支学科具备环境史这样广泛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梅雪芹亦认为：“环境史致力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以此看待并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人类所处、所做和所思的历史，从而将人类史与自然史连结起来，使历史成为完整的真正的整体史。”
环保主义情结赋予环境史学者坚硬的外壳，即在所有史学分支中最强的现实批判性，同时也赋予了环境史学者最柔软的内心，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悲天悯人情怀。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环境史的独特魅力。
环境史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最具反省精神与批判意识，传统史家讴歌的文明成就，在环境史学家眼中往往是另外一种样子。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尤为激烈，比如有学者称西方工业文明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科技至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理念、思维、价值取向，“不仅造成了当今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资源浪费与匮乏，人际关系、群己、民族与国家关系紧张，世界动荡不安、恐怖主义泛滥以及文明冲突，同时也造成了人自身灵与肉、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根本对立，是现代人心态失衡、人格分裂等现代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类似这样的观点，在环境史学者中非常普遍。不惟如此，他们对传统时代的文明的批判意识同样很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即有学者进行了剖析，伊懋可在审视中国三千年文明史时，看到古人“投下巨大而且大致成功的努力来改造他们的土和水，清除他们的森林，发展他们的经济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同时，却也指出这是“一种慢慢进行的灾难”，其最终结果是“不可阻挡的导致生命支持体系之衰弱或甚至破坏”。而赵冈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可以看出中国过去的两三千年生态环境曾有过剧烈的变化”，“人们为了争生存，不得不与自然搏斗，以取得生活资料，于是在不适于农业种植的地方开垦农田，造成生态环境之破坏。结果是愈垦愈穷、愈穷愈垦。因为人口之增加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生态环境之恶化速度也是愈来愈快”。
环保主义情结使得环境史超脱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构建起全新的自然伦理与价值评判体系，把自然作为与社会平等的实体，还高度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与种族延续，甚至将人类与其他生物一视同仁。王利华倡导“生命中心论”和“生命共同体论”，指出生命关怀是最重要的，“人与周围世界中的其他生命形式是相互作用的共同体”，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个极端都不赞同，认为“由人、其他生物及其生存环境中的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应作为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导向”。梅雪芹则倡导以生态生产力作为新的历史评价标准，“超越人类惟一和人类中心的狭隘意识，从生命共同体或土地共同体健康的角度，看待其他存在的内在价值或其存在的意义”。侯深也指出，环境问题“不是一家、一族、一个阶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所必须应对的危机，而是栖息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无法回避的灾难”，“必须冲破传统人类事物的藩篱，走入一个远为广大的天地，重新定义所谓的人类事物，看到它同生态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解析这一层关系的历史，从而探讨今日世界危机的渊源与历史”。在这样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历史，提出的论断会与以往有着本质的不同，把原本对自然冷冰冰的观察与叙述变得有温度、有温情，也更能触动人类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
由于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环境史为历史学开辟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和全新的研究视角。在环境史中，此前完全没有或者较少受到历史学家关注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各种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等非主流事项将成为主角，环境史学者将用大量笔墨来描摹它们与人类之间的恩怨纠葛。举凡虫鱼鸟兽、山川沼泽、日月星辰、金石水火、风云雷电、雨雪冰霜、雾露霰雹、虹霭霞霓等等，皆是环境史研究的内容，而这个名单还可进一步扩充。这些事项中有很多已经有人做过深入研究，但也有很多事项尚少有人关注。比如美国学者斯蒂芬·J·派因在其从事的火的历史研究中，曾指出在其著作中对中国火之历史关注较少，而我国目前还无人深入研究火之历史。显然，在环境史视野下，中国的火之历史将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全新领域。休斯也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列出一个清单，包括气候变化、大气污染、自然资源损耗、核污染、植被破坏、物种灭绝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入侵、垃圾问题、水体污染、荒野消失、战争引发的环境问题等，而这还远不能涵盖所有的问题。
此外，近现代科技发展催生的各种事物与现象，涉及电、热、声、光、磁与能、力、质、位、时者不计其数，亦皆可深入探究。各种日用器物、生产工具、军备武器、科研用具无不可以做深入的环境史研究。汽车、火车、飞机、枪炮、核能、冰箱、洗衣机、化肥、洗涤剂与自然环境之纠葛值得深入探究，抵御了病虫害但也毒害了人体和鸟类的剧毒农药，充斥我们环境中的电磁波等等，无一不是亟待中国环境史学者开拓的研究领域。如果脑洞开得更大一些，则天文望远镜、粒子加速器、激光器等等也可以成为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对象。要之，无物不可入史，无物不可入环境史。
在环保主义情结的牵引下，环境史学者在介入此前学界已经深入探究过的问题时，常能别开生面，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关注音乐史者颇多，但将其纳入人与自然之互动时，我们便可将音乐视为一种人工声响，进一步拓展开来则可探究所有声响——自然声响与人工声响——对人类之影响以及人类如何应对、驾驭声响，再联系到现在的噪声污染，更有典型的学术价值与社会现实意义。王利华在探究竹子与人的关系时，曾专列一章谈论声响问题，令人耳目一新。他指出：“从最广泛的环境史意义上说，这个星球上的各种声响，不论是‘自然’还是‘人为’，只要曾对人类身心产生过影响，即构成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并反映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因而亦可以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我们日常感官感知的色彩、光影、形状、状态、气息、味道、痛痒、酸麻、冷暖——同样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人工的———之历史同样也可在环境史视角下做出全新的研究，“这些问题都构成了人类感知和适应自然环境的重要方式，也必然成为构筑环境史大厦的重要基石”。
比如，古人对气息之“香”的追求亦很典型。各种香料，在中国古代常统称为香。明人周嘉胄指出：“香之为用大矣哉!通天集灵，祀先供圣；礼佛籍以导诚，祈仙因之升举；至返魂祛疫，辟邪飞气，功可回天，殊珍异物，累累征奇，岂惟幽窗破寂，绣阁助欢已耶？”可见香为用之大，因而消耗量也颇大。古代上层人士焚香熏衣被、暖手脚、营造格调、增进情欲，消耗的香料非常可观。熏香所用之原材料，多自很远的地方运来，有些甚至跨越重洋从遥远的异国运来，故而使用熏香不仅仅影响了人们的居室小环境、影响了使用地的区域环境，可能还影响到了极为遥远的区域的环境。中国人拜神必焚香，崇拜的神灵极为纷繁复杂，祭拜的时节又非常多，故而用香极多。制备香要用到大量的树木，对植被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傅京亮有感于近代以来香文化的凋零，人们“大都将焚香、敬香当作一种形式，只是烧香、看香，而不再品香、赏香”，起而号召学界关照香文化这一“古老而全新的命题”。其实，香的使用情形不仅仅是文化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也应该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领域，有志者或可用心于此。至今国内尚无令人印象深刻的嗅觉史论著。而香显然是学界拓展嗅觉史疆域的极好的突破口，深入探究香的历史，我们将会为环境史打开一片全新的天地。类似的可以老树发新枝的研究领域非常多，不再一一列举。
三、环保主义情结之局限及其应对
环保主义情结在环境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但环保主义情结也是双刃剑，有其自身的局限，挥剑可以为环境史开疆拓土，收剑却也能够割伤环境史自身的肌体。关于其局限，大致有两个方面：过于激进的生态价值观，过于狭窄的视野。
(一)过于激进的生态价值观及其应对
过于激进的价值观，主要表现就是过强的批判现实主义。批判性本是环境史的重要优点，但一旦失控而变成为了批判而批判、无事无物不批判，则会走向反面。反思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严重问题很重要，但由于追究这些严重问题而同时将工业文明完全否定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批判而批判，则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在环境史学中盛行的衰败论叙事模式，即“认定环境持续衰退，生态系统呈现线性的不间断的恶化，而引起环境蜕变的主要推手是人类”。其消极影响很严重，正如刘向阳所指出的那样，衰败论在对人进行妖魔化和庸俗化的同时，又将自然要素神圣化与绝对化。
在衰败论的基础上衍生出人类的末世论与原罪论理念。末世论是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不可避免地要持续下去，而破坏强度还将持续增强，生物持续灭绝，资源持续消耗，能源趋于枯竭，人类无力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不得不面对的是与生态系统的总崩溃，而人类文明也将迎来其末日。原罪论认为不经人类干预的原生自然是最为神圣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任何物质交换与能量交流都是对环境的破坏。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不可能不与周边环境产生物能联系，所以人类生而就是有着生态原罪的，某种程度上说，这相当于宣布人类为自然的瘟疫，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过于激进的价值观导致环境史学者中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而书写出来的历史著作给人的感觉往往是晦暗的、忧郁的、悲伤的甚至绝望的，呈现给读者的往往是人类的黑暗史。长此以往，环境史学将成为一群不快乐的人所做的不快乐的学问，其弥漫出的负面情绪可能会让学界与大众避之唯恐不及，长此以往，既不利于环境史的健康发展，也无助于社会形成健康的生态文明观。
激进的环保主义立场还可能蒙蔽我们的双眼，影响我们研究的客观与公允。有学者指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不同。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不相信一旦人们厘清他们的理想，便可万事皆安。历史学家试图秉实描述过去，而非按照我们希望发生的情形杜撰。”遗憾的是，环境史学者的理想主义色彩却非常浓厚，个人喜好常常会左右其核心的理念。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之下，我们对化肥、农药、汽车、火车等的研究可能过分强调其消极影响，而在有意无意间淡化了其积极的影响。没有化肥、农药，何来我们现在的丰衣足食？没有汽车、火车，何来我们今日便捷的生活？先入为主的观念，过分敌视科技与工业文明的情绪，是环境史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的壁垒。
应对之策略，首先是树立较为温和的生态价值观。我们在讴歌自然、反思工业文明之弊端时，应该注意与激进的环保主义立场保持距离。我们反对破坏自然环境，但绝不认为自然环境神圣不可触碰。我们反对人类至上和人类中心主义，但绝不是要拥护自然至上和自然中心主义。我们研究相关问题时，绝不会情感先行，更不会立场先行，展现客观史实，进行理性分析，得出公允结论，这永远是环境史研究的最高原则与鹄的。不顾客观真实而削足适履，站在预设的立场看问题，朝着预定的结论去推演历史，把具有宗教意味的原罪论强加于人类社会，非环境史之所应为。
其次是明确自然自在变化论。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环境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有其自身的演进理路，不施加任何人力干预，环境也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太阳活动周期、天体运行位置、地震、火山爆发、河流冲刷搬运、海啸等都会影响生态环境。人类以外的生命体，也一直在强烈地影响生态环境。海陆形成、大气成分、岩石构造、土壤形成、能源储备等都会受到生命的重要影响，没有生命，地球就不是现在的样子。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日渐显著，但即使人类不施加影响，环境照样发生沧桑巨变。不影响环境，生命都无法生存，人类亦复如此。我们不是自然原教旨主义信徒，我们不认为人类不能对环境进行任何改动，我们只是认为应该进行钳制，要合理、有序地进行良性的开发。
再次是培养积极的心态。环境史应该悲中带喜、泪中带笑，于黑暗中见光明，在绝望处得希望。不一味为工业文明唱赞歌，但也不一直提前为工业文明奏哀乐。我们不盲目乐观，但也不悲观厌世。我们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但也应有人类文明定有出路的信心。我们在批判之外，应该也尝试做欢快的、亮丽的、美好的、轻松的环境史研究。笔者在研究能源史时，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化石能源耗尽了，人类该怎么办？有人告诉笔者：科学一定会解决这一问题的。笔者进一步质疑：科学为什么一定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可现在，笔者又意识到，认为科学一定解决不了这一问题，也是没有道理的。一如佛理与艺术，在环境史研究过程中，我们看科学技术与现代文明时也是始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达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终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二)过于狭窄的视野及其应对
过于狭窄的视野，主要表现就是思考问题和著书立说时跳不出保护环境和破坏环境的框子。近年来，环境史理论方面的论文层出不穷，但将环境史与环境保护史简单对应起来，相当多的非环境史学者是这么认为的，而环境史学者中也有相当多的人是这么理解并身体力行的。主打“环境保护”理念的历史学论文非常多，笔者以“环境保护”为主题检索，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中国史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中，讴歌国人的环保理念者，多集中在历史的早期，而最常见的是通过先秦典籍来解读古人的环保理念，在相当多的人心目中古代中国环境状况非常理想，而先秦尤为黄金时代。关注后世环保状况的也不少。而批判环境破坏者则多半集中在明清以降，特别是近现代，对工业发展与科技演进的消极后果进行了相当广泛且深入的批判。相关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举凡山林开发、水土流失、湖泊淤塞、工业污染、生活垃圾、资源耗费等方面无所不有、无所不包。
不少人认为，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对自然环境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有学者即指出，农业社会中“人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有节有制，自然也以丰富的物产回报人类，人类虽然面临过环境问题，但那些问题多是由于自然而不是人类本身的不适当活动引起”，而“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仅仅一个世纪，地球就变得千疮百孔，环境问题触目惊心，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人类却变成了环境‘难民’”。这样的对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刻板印象其实只是学者的想象与建构，与实情相去甚远。
应对之道，首先是明确环境史与环境保护史的分野。环境史是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兴起的，环境史也天然地就对环境保护与环境破坏问题极为感兴趣，而环境保护与破坏也天然地就是环境史的重要研究内容。但是，将环境史与环境保护史直接画上等号却是极为严重的误判。概括来说，环保史从属于环境史，环境史却并不等同于环保史，环境史的内涵要比环保史丰富得多。遗憾的是，非环境史学者却大都有这样的认识，许多环境史学者也有意无意地将研究视野局限在了环境保护史的范畴之内。而更多的环境史学者虽不一定抱持这样的认识，但在“鸟笼逻辑”的驱迫之下，往往也陷入环境保护史的窠臼中而无法自拔。
其次是不要过于自信地预测未来。历史学者虽然一直在向后看，却从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也从未丢掉对未来的展望。但展望并不是预测，预测未来是历史学的大忌。遗憾的是，环境史学者可能是所有历史学者中最热衷于预测未来的群体，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为人类的过去与现在营造出悲伤图景的同时，也为未来涂抹上阴暗的色彩。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受制于所处时代的种种局限，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2002年，唐纳德·沃斯特在为其《尘暴》中文版撰写序言时，引述莱斯特·布朗的评论：“中国现在正处于战争状态，它所面临的并不是要侵占领土的军队，而是不断扩张的荒漠。旧的荒漠还在推进，新的荒漠又摆开了战场。中国则正在溃退，荒漠不断地前进，每年都在占取更大的领土。难民潮已经开始了，因为村庄正在被沙丘掩埋。”但时至当下，我们发现中国人工造林与控制荒漠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京津地区虽仍偶有扬沙天气，但已不再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了。虽然雾霾问题变成了重要的环境灾难，但假以时日，定能完全解决。
再次，进一步丰富环境史的内涵。我们关注的环境史事项是不以保护与否为旨归的，而且相当多的事项也本就是超脱于保护与否之外的。只要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与彼此因应的事项，都应纳入环境史的范畴，纳入环境史范畴的所有事项也不仅仅着眼于环境保护与环境破坏。比如，作者认为应该开展虚幻环境史研究，我们关照的幻想和虚拟的各种事项显然就无关环保与否。
除了上述两大问题之外，过分激进的环保主义情结影响下的学者，可能在诉求生态利益上超脱不出阶层利益之外。我们要环保，也要民生。鼓吹激进式环保，则可能使环保加剧阶层摩擦与挤压，社会精英的环保不应慷弱势群体之慨。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可能会让环境史学者给人留下言行两张皮的印象，如果在讴歌自然的同时却并不回归自然，攻击现代生活方式而不放弃现代生活方式，攻讦科学技术却又须臾离不开科学技术，这样又如何让自己的论说令人信服呢？这一问题过于尖锐，就不过多分析了。
综上所述，环保主义情结是环境史的重要源泉与精神内核，在环境史发展壮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环保主义情结也有很大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为环境史发展设置了障碍，学界需要积极应对，只要妥善应对，回归理性，立场客观，环境史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作者简介：赵九洲( 1980 － ) ，男，河北武安人，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研究。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54卷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