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疾病史研究 构建新疾病史学
王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编者按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人类从没有忽视关乎自身生死的疾病问题。正因如此，才会有从远古巫术到古代中世纪医学，再到近代医学科学的探索和进步。进入新世纪以来，禽流感、埃博拉等全球性疾病的传播，一方面使得社会对疾病史知识的需求愈发增强，人们需要深入了解历史上的疾病及其防治，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构建新疾病史学也愈有必要尽快提上日程。鉴于此，本版特编发三篇文章，介绍疾病史研究概况、疾病传播及其防治。
截至目前，专门从事疾病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国外不多，国内也屈指可数。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疾病往往是医生面对并去解决的事情，其他知识领域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不会对此花费太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究。只有个别有见地的史学家克服了常人拘泥的认知偏狭，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为后人留下较详细的记载。例如，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就以惊悚笔触描述了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暴发时的情景，“事实上，由于无人照料，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他向后世揭示的是，社会心理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容易出现崩溃，乃至这种崩溃对社会秩序、道德及其背后原本起着支撑作用的人性良知的摧毁。类似的场面和结果，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国度、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社会文化中，都有可能重现，不过表现方式或有差别。例如，东罗马帝国时期普罗柯比在《战史》中记述的查士丁尼瘟疫（暴发于542年），便是另一种例证。他叙述道，瘟疫肆虐时期人们“尽弃前嫌”，坏人“逐渐摆脱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堕落奢靡”而开始变好。紧随其后又写下这段文字：“当人们面临即将来临的死亡，不可抑制地陷入恐惧之中，很自然地就做起了善事……”该史实表明，尽管对瘟疫的反应方式不同，但产生的恐惧依然是发生变化的根由。在这场大瘟疫中，人们纷纷笃信基督教宣扬的靠“行善”获得“救赎”的说法，或许折射出的正是陷入恐惧的人类迫不及待地想抓救命稻草的本能心理，而这不也正是瘟疫大流行对社会心理造成深刻影响的结果之一吗？
看似一个人患的疾病，变成了一批人感染的传染病，进而蔓延成为社会大流行的死亡瘟疫，这当然会让所有人为之惊惧，更何况导致疾病暴发的罪魁祸首——病菌/病毒还是隐藏在人的肉眼无法直接看见的微观世界里。疾病的这一特性及其引发的莫名恐怖，使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必然具有综合性。这点在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时期显露无遗。暴发于14世纪中叶而今天普遍归结为鼠疫的欧洲黑死病大流行，在生物学上的直接后果是欧洲人口骤减。据估计和测算，仅1347年至1353年间，因感染黑死病而丧生的欧洲人口，至少约为2000万至 2500万；平均死亡率达30%～50%；欧洲人均寿命从30岁缩短到20岁。病死者之多及惨状令欧洲的社会行为出现极端现象。首先，极度恐惧迫使本属善良的人们心理及行为普遍扭曲，残忍地对待自己和其他生命已然成了常态。例如，德意志地区成批的人试图通过当街鞭笞自身肉体来驱避瘟疫，形成了所谓的“鞭笞派”运动。很多教区的人们视猫为恶魔化身，将其成批处死。更有不少女子因言行打扮不慎或平日冒犯某人甚至仅是相貌出众，便被当作恶魔附体的女巫而活活烧死。其次，对疾病的恐惧演变成非疾病的社会恐怖，社会秩序崩溃。家族和邻里之间的旧有往来，因害怕染上瘟疫而被人为阻断，人际交往成了恐惧的事情。族裔或种族之间的旧有隔阂，亦因揣测“是谁引发瘟疫”而激化到肆意迫害境地。黑死病期间犹太人遭到大规模屠杀，便是典型例子。再次，人口骤减和社会性恐怖事件频发，严重摧毁了社会经济。瘟疫掠过，许多村庄空无一人、耕地荒芜；城市劳动力也极度短缺，不少作坊停工。最后，黑死病及后续三百年此起彼伏的各地瘟疫，持续冲击欧洲的社会结构：领主或庄园主家族暴病死绝，让大量耕地沦为无主之地；世代依附于领主的农民意外获得迁徙自由，或取得无主地而成了自耕农；城镇人口下降致使劳动力成本上涨，吸引获得迁徙自由的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等等。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加速了欧洲封建主义的终结。
尽管疾病问题长期不受史学家重视，但只要用历史学的眼光加以考察，便不难看出以上所述疾病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历史学本身亦积极探索并实践着自我超越，20 世纪上半叶以法国年鉴派为先导、六七十年代以威廉·麦克尼尔的研究实践/成果为突破，史学界尝试运用跨学科的综合方法就世界历史包括一些史上疾病问题展开分析性研究。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这种新趋向，为系统深入地探究疾病史创造了条件。在此我们倡导21世纪的“新疾病史学”，是因为其将有别于仅作为医学史附属而存在的疾病史研究传统，一改史学界未曾有过学科意义上的“疾病史学”理论体系的局面，而以全新的切入视角和理路来进行系统化建构。
这样的新疾病史学力图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所主张的研究理路，则为基于全球史、生态环境史、疾病史这三者之间相关性及交互作用的新的综合。强调同全球史形成相关和交互，因为病菌/病毒的感染和传播不受人为国界的限制而是跨地域性的，且依赖于人口的流动。强调同生态环境史形成相关和交互，因为病菌/病毒始终存在于人乃至所有生物的生态环境之中。如此的相关和交互，要求新的疾病史研究方法论应具有新的关键点：强调时空架构的整体性和拓展性，尤其是从常规历史时空向两端即超微观和超宏观的拓展；注重事件过程中人类与致病微生物的动态交互性；引进自然科学相关原理和成果，探讨熵增和负熵的驱动作用对疾病发生、传染、流行所发挥的功用，据此达到科学揭示或诠释历史上传染病大流行之潜在机理的目标。
总而言之，病菌/病毒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疾病发生、传染和流行的矛盾运动。在这一矛盾运动的过程中，尽管隐于无形的微生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位于矛盾次要方面的人类却有着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调整自身同生态环境相处的方式，进而变被动为主动地去夺得对疾病斗争支配权的能力。在新疾病史学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疾病史研究目的之实质，就是为了揭示和总结这种矛盾运动支配权的转移，让今天和后来的人们能够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并获得有益经验，为建立更加健康的个人及社会生活方式提供借鉴。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理论·世界史，2015年3月28日第011版，仅供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