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视域下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述评
李 晶
摘 要：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起步于1950年代，在“新史学”思潮和社会现实影响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完成了由传统视野向社会、文化新视角的转向，并在区域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机制、传染病防治以及群体健康四大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公共卫生史的兴起，拓展了美国史的解释维度，刺激了不同学科的交流，并有助于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受“新史学”影响，这一领域也存在内容碎化、忽视传统研究对象、缺乏比较性研究等问题。
关键词：美国；公共卫生史；新史学
作者简介：李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0
二战后美国学界对现代国家发展历程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热情日趋高涨，公共卫生①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大众身心健康的主要领域，很快成为历史研究的新阵地。回顾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发展脉络，这一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着战后美国“新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向。同时，作为医学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交叉内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状况也折射出战后美国学界在这两大领域的整体研究水平。与美国相比，国内学界对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关注不多②。本文拟对美国公共卫生史的发展源流、主要成果和存在问题作一评述，希望有助于推动国内学界对该领域的了解与研究。
一 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公共卫生史作为医疗史研究的重要分支，见证了美国史学突破传统藩篱进入新史学广阔研究领域的演变历程。它是在战后美国社会现实影响下，“新史学”不断向纵深领域扩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史学经历了由传统的“科学历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转向。以特纳、鲁滨逊、比尔德和帕林顿等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对强调实证主义、将研究内容局限在政治史和军事史的“旧史学”提出了质疑。他们主张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都应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内容，历史学科应该加强同其他学科的相互合作，应将回应社会现实视作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史学思想为历史学和医学等不同学科间开展广泛对话创造了可能。二战结束伊始，美国获得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社会各界滋生乐观情绪。冷战序幕拉开后，反共思潮弥漫整个社会。为抵制共产主义思想，维护社会稳定，1950年代美国出现了鼓吹协调统一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并在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以传统史学的“客观主义”为旗号，主张历史和谐、连续的“一致论”史观。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兴起就处在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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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公共卫生史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存在诸多交叉，美国医疗社会史先驱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多局限于疫病研究和公共卫生政策方面，如亨利·西格里斯特早在1930年代就发表了有关公共卫生机构和职业健康方面的论文：“医院发展概要”（Henry E．Sigerst，“An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医疗史公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第4期（1936年）；“工业职业病的历史背景”（Henry E．Sigerst，“Hospital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纽约医疗学术公报》（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2dser）第12期（1936年）。
② 公共卫生史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存在诸多交叉，美国医疗社会史先驱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多局限于疫病研究和公共卫生政策方面，如亨利·西格里斯特早在1930年代就发表了有关公共卫生机构和职业健康方面的论文：“医院发展概要”（Henry E．Sigerst，“An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医疗史公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第4期（1936年）；“工业职业病的历史背景”（Henry E．Sigerst，“Hospital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纽约医疗学术公报》（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2dser）第12期（1936年）。
种新史学已经萌芽，传统史学影响尚存的史学环境之下。
尽管1950年代以前在新旧两种史学思想博弈的过程中，一些历史学者已将公共卫生史纳入研究视野，如美国医学社会史先驱亨利·西格里斯特（Henry E．Sigerst）等学者的研究①，但作为广泛的研究热潮出现，还要从1950年代算起。乔治·罗森（George Rosen）、约翰·达菲（John Duffy）、约翰·布莱克（John Blake）的研究成果都是这一时期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代表作②。其中罗森的《公共卫生史》（1958年）最为经典，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特点。他在这部巨著中，继承了其导师西格里斯特的治史思想，在阐述疾病产生、传播和预防等公共卫生内容时非常注重对社会情境的强调。他认为，18世纪之后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固有问题，“市场经济、工厂和现代城市环境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健康问题，而这些健康问题使疾病预防、改善健康等新公共卫生手段的出现变得愈加必要”③。因此，在罗森看来，公共卫生史研究不再是对历史上公共卫生问题的单纯记录，而是展示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疾病与健康成为社会的产物，公共卫生的各项实践活动也跟随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公共卫生学、医疗学以及历史学在其笔下得以打破壁垒，实现融合。此外，罗森还重视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他在自撰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人们透过历史认清影响社会健康的各种因素的本质。”④于是，“新史学”所主张的各学科相互合作、回应社会现实等问题都在罗森的著作中得以彰显。不仅如此，带有“传统史学”成分的“和谐史观”也在这部著作中留下了浓重一笔。在这部著作中，罗森以一种乐观进步的笔调称颂人类医疗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战胜各种疫病能力的提高。在探讨公共卫生史上各种科学思想的应用以及公共卫生改革时，罗森极力突出一些精英人物的历史作用，而对社会大众的反应落墨较少。可见，初兴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具有“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的双重烙印。
另外，像这一时期多数公共卫生史家一样，尽管罗森将“公共卫生”定义为“改善健康和防治疾病的社会行动”⑤，但在具体研究时，却“将‘公共卫生’的内涵局限于19世纪的‘卫生理念’”⑥。他认为，公共卫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疾病的预防，还包括各种环境治理措施。因此，他对保持健康和预防疾病的论述更加强调环境清洁、饮用水供给以及垃圾处理等问题。就“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对象来说，罗森著作涉及了疫病防治、公共卫生机构、健康教育、妇幼健康、职业健康、社会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环境卫生研究等非常宽泛的研究领域，而这些领域内的制度与技术层面的考察又构成了其探讨的主体内容。回顾这部著作的史学成就，它既反映了美国公共卫生史初兴阶段的研究特征，同时作为首部综合性较强的通史著作，也界定了日后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正如半个世纪后美国公共卫生史学者伊丽莎白·菲（Elizabeth Fee）在该书“再版序言”中指出的，“此后美国公共卫生史的论文或专著都可以看作对这部专著内容的细化和延伸”⑦。
1960年代，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史学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经历了剧烈动荡，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大学生中的新左派运动给战后一度繁荣的美国社会带来了强烈冲击。盛行于1950年代的“和谐史观”迅速衰落，而“新史学”的发展势头却锐不可当。新一代的公共卫生史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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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史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存在诸多交叉，美国医疗社会史先驱对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多局限于疫病研究和公共卫生政策方面，如亨利·西格里斯特早在
1930年代就发表了有关公共卫生机构和职业健康方面的论文：“医院发展概要”（Henry E．Sigerst，“An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spital”），《医疗史公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第4期（1936年）；“工业职业病的历史背景”（Henry E．Sigerst，“Hospital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纽约医疗学术公报》（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2dser）第12期（1936年）。
‚ 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George Rosen，A 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伦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约翰·达菲：《殖民地时期美国的传染病》（John Duffy，Epidemics in Colonial America），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约翰·布莱克：《1630～1822年波士顿的公共卫生》（John Blake，Public Health in the Town of Boston，1630～1822），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④⑤ 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第177、IXXXIX、XC页。
⑥ 多萝西·波特：“公共卫生史：当前研究的主题和方法”。
⑦ 伊丽莎白·菲：“公共卫生今昔：共同的社会愿景”（Elizabeth Fee，“Public Health，Past and Present：A Shared Social Vision”），乔治·罗森：《公共卫生史》，第Ⅸ页。
开始了对原有研究传统的扬弃。1960年代，公共卫生史学者在继承并强化前辈学者重视社会语境的同时，研究对象也由对公共卫生技术层面的关注转向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媒介，开展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考察。1962年，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E.Rosenberg）在《霍乱年代：1832、1849和1866年的美国》一书中，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疾病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社会含义，并借此向人们展现霍乱发生时的社会组织和秩序。与此同时，他摒弃了传统研究中对公共卫生领域“精英分子”的研究，转向对霍乱发生后普通公众行为的分析。他提出：“1832～1866年公众对霍乱的认识经历了由宗教价值判断向社会价值、科学价值判断的转变。这一时期宗教在人们情感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在渐渐减少，人们对美国大城市环境的依赖正逐渐增强。”⑧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社会”史在美国“新史学”潮流中的地位更加巩固，其对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影响也更为深入，此时几乎所有的公共卫生史研究都可以看到“新社会史”研究方法的踪迹。斯图尔特·加利斯霍夫（Stuart Galishoff）和朱迪丝·Ｗ．莱维特（Judith Walzer Leavitt）在探讨纽瓦克和密尔沃基历史上的公共卫生改革时，皆抛弃了传统公共卫生史研究中一味强调“乐观进步”，全力“叙述”技术成就史的痼疾，转而强调社会语境的“分析”，并对公共卫生改革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给予同等关注⑨。同样，莫里斯·Ｊ．沃格尔（Morris J.Vogel）和大卫·Ｋ．罗斯纳（David K.Rosner）在对波士顿和纽约医院的研究中，将医院看作社会机构而非医疗机构，注重对机构演变的分析，而非单纯的“进步”记录。他们认为，在强调科学技术催生现代医院的同时，正视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同样重要⑩。
198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再次经历重大转向。当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学界风生水起之时，美国史学界也开始重视海登·怀特于1970年代就提出的“语言学的转向”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强调意义阐释和文化建构的“新文化史”开始勃兴。虽然“新文化史”与当时作为美国史学研究主流的“新社会史”都主张从下看历史，但不同于“新社会史”关注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本身，“新文化史”将蕴藏在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作为探寻的焦点。受这一史学潮流影响，公共卫生史的许多研究内容开始成为“新文化史”的考察对象，极大地拓宽了公共卫生史的研究视野。甚至曾经极力推崇“新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查尔斯·罗森伯格在此时也转向“新文化史”研究。由他编著的论文集《设计疾病：一部文化史研究》（1992年）可看作公共卫生文化史领域的一部力作。书中编者用“设计”（Framing）疾病这一隐喻，展现了历史上疾病的定义是如何被医者、患者以及社会机构反复协商而形成的，从而为疾病的社会建构提供了文化模式。在罗森伯格看来，“某种程度上，疾病只有经人们观察、命名以及采取应对措施确认其存在后，它才真正存乎与世”，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每种特定的疾病都是历史上思想与道德遗产的精髓”⑾。除了疾病研究的文化转向外，1990年代以后，作为公共卫生史重要分支的身体史研究所受影响也非常明显。语言学理论中的隐喻、语言和文化剖析成为当前身体史研究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美国公共卫生史经历了“传统史学”向“新史学”，“新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与不同时期美国社会现实需要和史学研究趋向密不可分。但是应该明确，就史学价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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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查尔斯·Ｅ．罗森伯格：《霍乱年代：1832、1849和1866年的美国》（Charles E.Rosenberg，The Cholera Years：The United States in 1832,1849,and 1866，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28～229页。
⑨ 斯图尔特·加利斯霍夫：《捍卫公共卫生：1895～1918年的纽瓦克》（Stuart Galishoff，Safeguarding The Public Health ：Newark，1895～1918），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1975年版；朱迪丝·L．莱维特：《最健康的城市：密尔沃基与健康改革政策》（Judith L.Leavitt，The Healthiest City：Milwaukee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Refor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⑩ 莫里斯·J．沃格尔：《现代医院的出现：1870～1930年的波士顿》（Morris J.Vogel，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Hospital：Boston，1870～193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大卫·K．罗斯纳：《一份曾经的慈善事业：1885～1915年布鲁克林和纽约的医院和医疗》（ David K.Rosner，A Once Charitable Enterprise：Hospitals and Health Care in Brooklyn and New York，1885～1915），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⑾ 查尔斯·Ｅ．罗森伯格、珍妮特·戈登合编：《设计疾病：一部文化史研究》（Charles E.Rosenberg and Janet Golden eds．，Framing Disease：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xiii、xvi页。
言，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优劣。因此，美国医疗社会史权威查尔斯·罗森伯格在“传统公共卫生史”正成强弩之末的1970年代发出警告说：“不要让社会、经济解释的光辉遮蔽了医疗科技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⑿同样，尽管“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代表了当下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潮流，但并不代表“新社会史”已经退出公共卫生史研究的舞台。应该说，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仍是目前乃至未来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主要特征。
二 美国公共卫生史的主要研究领域
由于“公共卫生”概念内涵丰富，涉及内容庞杂，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文化因素众多，“几乎每一项社会活动都能直接或间接与公共卫生产生联系”⒀，这就使得公共卫生史几乎涵盖了医疗社会史研究的绝大部分领域，甚至难以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从目前的学术成果看，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性的公共卫生历史变迁
公共卫生问题在区域环境下受具体政策、经济与地理状况影响较大，加之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公共卫生发展并不同步，因此以区域为单位，微观考察公共卫生的历史变迁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专门探讨地域性公共卫生历史变迁的研究，多集中于具有悠久历史的美国大城市，其中以构建纽约公共卫生发展历史的研究成果最丰。约翰·达菲的两卷本纽约公共卫生史，考察了1625～1966年纽约三百多年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作者以1866年纽约市大都市卫生局（Metropolitan Board of Health ）的成立为界，论述了纽约公共卫生政策的变迁以及相关制度和机构的演变，并对纽约历史上出现的传染病、街道清洁、饮用水供给、垃圾处理以及与公共卫生密切相关的住房建设、气候变化、工业生产和移民等情况给予相应关注，旨在阐明历史上的纽约政府对市民健康问题的认识经历了由忽视到重视的过程，并在改善卫生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⒁尽管达菲已经认识到城市政治在公共卫生建设中具有影响，但并没有对这种政治和社会语境下的公共卫生建设作深入探讨。丹尼尔·福克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他认为，纽约坦慕尼协会内部对卫生改革并未形成统一的态度，政治实用主义一直是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主导因素。政治选举、城市财政、地方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等都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出台产生深刻影响⒂。
19世纪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各种卫生问题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考验着城市政府保障市民身心健康的能力。这一时期纽瓦克、密尔沃基、波士顿和费城等都是公共卫生史学者的研究对象。纽瓦克是美国工业革命期间迅速崛起的典型城市，1860年这座城市人口位居美国第11位⒃，当全国城市死亡率呈下降之势时，这座城市却呈现相反态势，并在1890年成为全美死亡率最高的城市。斯图尔特·加利斯霍夫通过对这座城市政府层面的分析认为，与科学技术在改善城市公共卫生中的作用一样，社会经济因素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腐败低效的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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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 查尔斯·罗森伯格：“美国医院系统的起源”（Charles E.Rosenberg，“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Hospital System”），《纽约医疗学术公报》（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第55卷（1979年），第17页。
⒀ 约翰·达菲：《卫生：一部美国公共卫生史》（John Duffy，The Sanitariians：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Health ），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⒁ 约翰·达菲：《1625～1866年纽约公共卫生史》（John Duffy，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New York City，1625～1866），纽约：拉塞尔·塞齐基金会1968年版；约翰·达菲：《1866～1966年纽约公共卫生史》（John Duffy，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New York City，1866～1966），纽约：拉塞尔·塞齐基金会1974年版。
⒂ 丹尼尔·Ｍ．福克斯：“社会政策与城市政治：1889～1900年纽约肺结核报告”（Daniel M.Fox ，“Social Policy and City Politics：Tuberculosis Reporting in New York 1889～1900”），《医疗史公告》（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75年第49卷，第169～195页。
⒃ 美国人口统计总署网上公布数据，1998年7月15日公布。http：／／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documentation／twps0027／twps0027．html。
和经济发展的放缓是纽瓦克难以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主要原因⒃。如果说纽瓦克是这一时期公共卫生严重恶化的案例，那么朱蒂斯·莱维特则通过对密尔沃基天花预防、垃圾处理以及牛奶食用安全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公共卫生改革，成功改善城市居民健康的典型范例。莱维特指出，卫生改革是世纪之交密尔沃基城市进步主义（Urban Progressivism）的重要体现，它促使主张城市政府应当承担社会福利职能的改革者结成更广泛的政治联盟⒄。此外，美国东部商业和文化重镇波士顿的公共卫生历程也同样广受关注。约翰·布莱克通过对波士顿“种痘”史研究，指出18、19世纪的美国社会并没有赋予“人工种痘”合法性，但波士顿的接种工作却顺利展开。通过与费城对比，布莱克指出，浓厚的商业氛围使波士顿民众更具“公共”意识，这是促成波士顿在接种问题上较费城更为开明的原因之一⒅。对这一时期城市公共卫生变迁进行的考察还体现在，达菲以1853年新奥尔良黄热病为切入点对当地公共卫生的探讨⒆，迈克尔·麦卡锡对19世纪费城的伤寒病和公共卫生政策的考察⒇。
除从市域层面考察公共卫生发展历程外，芭芭拉·罗森克兰茨以马萨诸塞州卫生局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对1842～1936年该州面临的卫生问题、思想意识及相关组织给予了介绍，更为难得的是巴伯对公民个体在卫生领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评述[21]。另外，菲利普·乔丹从社会层面对明尼苏达州19世纪中期至1948年的公共卫生进程进行了考察[22]。
2.公共卫生管理研究
美国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历程，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公共卫生管理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因而针对公共卫生管理开展专题研究成为公共卫生史的又一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卫生问题与治理[23]、食品药品问题与管理、社会医疗福利。
早在现代细菌理论被广泛接受前，人们就普遍认为城市中肮脏的垃圾以及下水道污秽中产生的瘴气是致病的主要原因，因而改善城市环境卫生一直是提高公共卫生水平的主要途径。1980年代伴随城市环境史在美国兴起，这一领域很快成为美国公共卫生史与环境史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马丁·梅洛西和乔尔·塔尔等一批具有影响的美国城市环境史学者围绕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梅洛西编著的《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是环境史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最早涉足。该书回顾了城市污染在历史上界定的变化，指出随着城市环境改造技术的进步，城市污染治理的决策权由公共卫生从业者转向了能够建造污水处理设施的城市规划者。塔尔在著作中展示了现代技术在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污染问题。此外，女性群体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及治污政策的形成也都成为该书探讨的对象[24]。在随后出版的经典著作《城市垃圾：废物、改革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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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 斯图尔特·加利斯霍夫：《 1832～1895年的纽瓦克：全国最不卫生的城市》（Stuart Galishoff ，Neawark，the Nation’s Unhealthiest City，1832～1895），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斯图尔特·加利斯霍夫：《维护公共卫生：1895～1918年的纽瓦克》。
⒄ 朱迪丝·L．莱维特：《最健康的城市：密尔沃基与卫生改革政策》（Judith W.Leavitt，The Healthiest City：Milwaukee and the Politics of Health Reform），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⒅ 约翰·B．布莱克：《1630～1822年波士顿的公共卫生》（John B.Blake ，Public Health in the Town of Boston，1630～1822），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
⒆ 约翰·达菲：《瘟疫的利剑：1853年新奥尔良》（John Duffy，Sword of Pestilence：The New Orleans Yellow Fever Epidemic of 1853），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
⒇ 迈克尔·P．麦卡锡：《伤寒与19世纪费城的公共卫生政策》（Michael P.McCarthy，Typhoid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Health in Nineteenth —Century Philadelphia），费城：美国哲学协会1987年版。
[21] 芭芭拉·古特曼·罗森克兰茨：《1842～1936年马萨诸塞观念的变迁》（Barbara Gutman Rosenkrantz，Changing Views in Massachusetts1842～1936），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
[22] 菲利普·D．乔丹：《大众健康：截至1948年明尼苏达的公共卫生史》（Philip D,Jordan，The People’s Hhealth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in Minnesota to 1948），圣保罗：明尼苏达历史协会1953年版。
[23] 环境卫生是指人类所处环境内，控制一切妨碍或影响健康的因素，构成了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内容之一。
[24] 马丁·V．梅洛西编：《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Martin V.Melosi，ed．，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1870～1930），奥斯汀：德克萨斯出版社1980年版。
中，梅洛西又对1880年后一个世纪间美国工业城市所面临的垃圾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25]。2000年出版的《卫生城市：从殖民地到当代美国城市的基础设施》是一部有关美国城市用水、排污以及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变迁的通史性著作。尤其可贵的是，梅洛西并没有就美国谈美国，而是将这部美国城市基础设施通史放置在全球视野下展开考察，评价了欧洲技术和先行的英国公共卫生改革者在改善排污方面对美国的影响。该书不仅仅是一部技术成就史，还是一部优秀的城市发展史。梅洛西对城市各阶段的人口、社会、政治、医疗还有科技水平都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26]。乔尔·塔尔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与梅洛西的成就比肩。他围绕“技术”与“城市卫生环境”关系开展了系列研究。他指出，回顾历史，社会正逐渐关注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成本，公众的注意开始由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在进步转向与新技术相伴的灾害风险。历史上，技术在解决短期环境卫生问题方面颇显成效，但实质性的环境卫生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健全保护环境的制度和机制是从长远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27]。
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经济增速和产能的过分推崇，造成商品质量问题开始凸显，其中食品、药品由于关系民众生命安全而备受瞩目，进而掀起了全国性的纯净食品运动。运动领导人哈维·威利出版的三本著作，详述了其个人与特殊利益集团开展的斗争[28]。詹姆斯·哈维·杨格认为，《1906年联邦食品和药品法》的出台并非灾难性个案事件所致。技术发展，国家意识成熟，消费主义出现，罗斯福、威利等先锋人物的推动，进步运动的积极影响，城市化进程中公众教育程度的提高，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市场经济、人口等因素，共同促成了20世纪初美国食品和药品改革运动的出现，而食品药品法案的出台就是这些因素理性作用的结果[29]。克雷顿·科平和杰克·海则对法案出台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法案的实质反映的是政府对商业的干预，商业群体对这部法律的支持完全出于对消费者的迎合，而纯净食品运动领导人哈维·威利的活动则出于对权力和名誉的追逐，而非公共利益的需要[30]。大卫·斯托是美国第一位撰写有关麻醉品管制的专业历史学者。他对麻醉品管制中的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给予了极大关注。史蒂文·普雷围绕1848年《药品进口法》的出台展开研究，指出药品法的颁布为联邦干预药品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首开先河[31]。
社会福利也和公共卫生紧密相连，与医疗保健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一直是公共卫生史学者研究的内容之一。罗伯特·史蒂文斯和罗斯玛丽·史蒂文斯合著的《美国福利医学：一项医疗案例的研究》是一部关于美国医疗补助计划的编年史，全书对该计划下的各具体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作者认为，美国医疗补助计划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社会和政治系统的有效性[32]。罗杰斯·霍林斯沃思对英美两国医疗护理项目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深入比较，并分析了医生、患者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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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马丁·V．梅洛西编：《城市中的垃圾：垃圾、改革与环境》（修订版）（Martin V.Melosi，ed．，Garbage in the Cities：Refuse ，Reform，and the Environment，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 马丁·V．梅洛西编：《卫生城市：从殖民地时期到当代美国城市的基础设施》（Martin V.Melosi，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 乔尔A．塔尔：“寻找最后的倾倒地：历史视角下的城市空气、土地以及水污染”（Joel A.Tarr，“The Search for the Vltimate Sink：Urban Air，Land，and Water Poll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哥伦比亚历史协会纪事》（Records of the Columbia Historical Society）第51卷（1981年）；乔尔·A．塔尔、加布里埃尔·迪普伊：《技术与网络城市在欧美的崛起》（Joel A.Tarr and Gabriel Dupuy，Technology and Rise of the Networkd City in Europe and America），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8] 哈维·W．威利：《哈维·W．威利自传》（Harvey W.Wiley，Harvey W.Wiley：An Autobiography），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公司1930年版；哈维·W．威利：《食品法违法史》（Harvey W.Wiley，The History of a Crime Against the Food Law），华盛顿：阿尔诺公司1953年版；哈维·W．威利：《食品掺假：起源、食品制造与构成、常见掺假、食品标准和国家食品法》Harvey W.Wiley，Foods and Their Adulteration ：Origin，Manufa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Food Products，Description of Common Adulteration ，Food Standards，and National Food Laws and Regulations ），费城：P．布莱基斯顿公司1907年版。
[29] 詹姆斯·哈维·杨格：《纯净食品：1906年联邦食品和药品法》（James Harvey Young，Pure Food：Securing in Federal Food and Drug Act of 1906），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0] 克莱顿·科平和杰克·海伊：《纯净政策：哈维·W．威利与联邦食品政策起源》（Clayton Coppin and Jack High，The Politics of Purity：Harvey Washington Wiley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Food Policy），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 W．斯蒂文·普雷：《非处方药品管理史》（W．Steven Pray ，A History of Nonprescription Product Regulation），纽约：海沃氏出版社2003年版。
[32] 罗伯特·史蒂文斯、罗斯玛丽·史蒂文斯：《美国福利医学：一项医疗案例的研究》（Robert Stevens and Rosemary Stevens，Welfare Medicine in America：A Case Study of Medicaid），纽约：自由出版社1974年版。
府部门间的权力冲突，指出医疗服务内部结构，特别是付费方式的差异，是导致公共和私人两大医疗体系表现各异的根本原因[33]。此外，乔安娜·博纳特以口述史的形式探讨了1960年代以来美国健康和福利体制的历史源流[34]。
3.传染病与公共卫生研究
传染病曾是影响美国公共卫生的头号威胁。深入了解美国各历史时期与传染病斗争的经验，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从目前公共卫生史的研究状况看，历史学者主要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以传染病为切入点再现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生产状况、公众心态和社会环境。
天花曾和欧洲殖民者一起登陆美洲，是17～19世纪美国致死率较高的传染病。隔离预防和人痘接种曾是主要预防手段。19世纪初本杰明·沃特豪斯从英国引进了安全性更高的“牛痘接种”极大地减弱了这种传染病对美国社会的危害。约翰·布莱克利用沃特豪斯时代的大量原始信件和报纸文献，试图重现“牛痘接种”引入美国的历史过程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论[35]。朱迪丝·莱维特回顾了天花在纽约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以及公众对“牛痘接种”的态度由饱受争议到广为接受的转变历程，阐述了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在1947年天花再次侵袭纽约时取得的成就，并指出政府、私人医生以及志愿性组织的广泛合作是纽约成功抵制这次天花流行的主要原因[36]。
黄热病和霍乱也是盛行于18～19世纪的主要传染病，并对美国社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1793年费城爆发的黄热病给当地社会带来巨大冲击，造成约10%的城市人口死于这场瘟疫，社会结构严重破坏，联邦政府被迫迁都华盛顿。Ｊ．Ｈ．鲍威尔基于相关时人的手稿、小册子、书信、日记等原始文献，回顾了这场灾难对费城发展产生的各种影响[37]。J．沃思·埃斯蒂斯和比利·史密斯合编的论文集《一幅灾难的忧郁之景：公众对1793年费城黄热病的反应》，对黄热病给费城带来的医疗、社会和文化影响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马太·凯里在文集中指出，相较于城市政府在这场疾病防治中的作用，私人领域在救治病患、重建公共卫生系统中发挥着更大作用，特别是城市中的“自由黑人协会”在这场灾害中贡献突出。相较于黄热病给费城带来的人口和经济损失，对推动城市公共卫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意义深远[38]。霍乱对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的发展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传染病在19世纪几乎每十年便会流行于美国城市。相关研究，除上文已经提及的罗森伯格的经典著作《霍乱年代》外，约翰·达菲的研究显示，快速扩张的城市区域以及人口密度的上升，为这种传染病肆虐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许多城市而言，黄热病和霍乱是造成人口贫穷的主要原因和后果，同时也刺激着公共卫生机构的出现[39]。
与天花、黄热病及霍乱等短时间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给社会带来恐怖气氛的恶性瘟疫相比，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肺结核作为一种慢性传染病，往往由于人们思想上的轻视而造成更高的病死率。不过，较长的患病周期也使医生、病患以及患者家属有更多的时间来记述疾病本身及其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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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罗杰斯·霍林斯沃思：《英美的医疗政治经济学》（J．Rogers Hollings worth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edicine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4] 乔安娜·博纳特：《福利口述史》（Joanna Bornet ，etal．，Oral History of Welfare），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9年版。
[35]约翰·B．布莱克：《本杰明·沃特豪斯与接种术的引入》（John B.Blake，Benjamin Waterhous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Vaccination），伦敦：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36] 朱迪丝·W．莱维特：“确保安全：纽约的天花流行经历”（Judith Walzer Leavitt，“‘Be Safe ．Be Sure ’New York City’s Experience With Epidemic Smallpox”），朱迪丝·W．莱维特、罗纳德·L．南博合编：《美国的疾病与健康：读物与健康》（Judith Walzer Leavitt and Ronald L.Number，ｅｄｓ．，Sickness and Health in America：Readings and Health in America ），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7]J．H．鲍威尔：《远离死亡：1793年费城黄热病大瘟疫》（J.H.Powll，Bring out Your Dead：The Great Plague of Yellow Fever in Philadelphia in 1793），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
[38]J．沃思·埃斯蒂斯、比利·Ｇ．史密斯合编：《一幅灾难的忧郁之景：公众对1793年费城黄热病的反应》（J.Worth Estes and Billy G.Smith，ｅｄｓ．，A.Melancholy Scene of Devaastation：The Public Response to the 1793 Philadelphia Yellow Fever Epidemic ），坎顿：科学史出版社1997年版。
[39] 约翰·达菲：“19世纪后期疾病的社会影响”（John Duffy，“Social Impact of Diseas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朱迪丝·W．莱维特、罗纳德·L．南博合编：《美国疾病与健康：读物与健康》。
而，与其他传染病相比，对肺结核的历史进行考察更能反映出医疗机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希拉·罗斯曼对肺结核的研究充分体现出“新史学”对公共卫生史研究的影响。与传统史家研究肺结核时将医生及治理技术作为关注对象不同，罗斯曼从病患的视角，对有关“病痛”的叙述展开研究，借以呈现当时的社会风貌。她认为：“那些关于病痛的叙述对于不同的空间、性别以及时代具有相当高的敏感性。”[40]另外，阶级因素也在其中具有较大影响。迈克尔·泰勒将19世纪末抵抗肺结核运动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认为这场对抗“肺结核”运动是进步时代的“现象”。因为“抵抗肺结核运动体现着一种医生与非专业人士、志愿社团与公共机构、所有社会群体间的合作思想”[41]。
步入20世纪，伴随医药科技飞速发展，细菌理论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抗生素的发明，人们普遍沉浸在“传染病”已能被预防或治愈的盲目乐观中。然而，1980年代艾滋病在美国的迅速传播，使这种乐观情绪很快破产。与其他现代疾病相比，现实需求让艾滋病成为当前最亟需解答的历史问题。伊丽莎白·菲和丹尼尔·福克斯编辑的论文集《艾滋病：历史的重负》收录了12篇有关艾滋病的历史论文。这些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论文，旨在说明当前围绕艾滋病所争论的各种问题，在历史上也同样长期存在，如防疫、隔离、公共需求和个人权利等[42]。艾伦·勃兰特通过考察历史上各种经性传播的疾病，对美国遭遇艾滋病的早期历程展开探讨，指出控制艾滋病必须顾忌这种疾病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和生物学方面的内容[43]。
4.群体健康研究
“公共卫生”的宗旨在于改善居民健康，然而居民内部的异质性决定了同样的公共卫生问题可能在不同的群体中表现各异。因而，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公共卫生史研究显得尤为必要。美国历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种族健康、妇女健康以及职业健康研究。
首先，种族问题作为长期困扰美国的社会问题是公共卫生史学者较早关注的主题。对历史上影响较大的非洲族裔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托德·萨维特和吉姆·唐斯分别对美国内战前后黑人奴隶健康展开研究，他们突破了以往学者借奴隶健康说明奴隶制度优劣的简单思维，更为客观地考察了黑人和白人种群在遭遇同种疾病时所呈现的差异。萨维特一方面认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悬殊使黑人在面对疾病时表现出更强的脆弱性以及治疗过程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基于现代生物医学的研究成果，指出非洲族裔受遗传基因影响，与白人相比更易出现贫血症状、乳糖酶缺乏症和粟性肺结核，但这种遗传基因也使其远离疟疾威胁，并对黄热病毒表现出较强的抵抗力，整体上较为公正地评价了内战前的奴隶健康状况[44]。唐斯在研究时段上承接萨维特，指出内战结束后获得自由的黑人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但这一过程却增加了该群体遭遇黄热病、霍乱、天花以及营养不良等疾病的风险[45]。
除非洲族裔研究外，土著印第安人的健康研究也有所发展。维吉尔·沃格尔的巨著《美国印第安人的医学》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印第安人治疗疾病的方法和医学理论，特别肯定了印第安人的医学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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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希拉·M．罗斯曼：《生活在死亡阴影中：美国历史上的肺结核和病痛的社会经历》（Sheila M.Rothman，Living in the Shadow of Death：Tuberculosis and the Social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American History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1] 迈克尔·E．泰勒：《肺结核运动：进步运动时期的公共卫生战役》（Michael E.Teller，The Tuberculosis Movement：A Publ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Progressive Era），韦斯特波特：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年版。
[42] 伊丽莎白·菲、丹尼尔·M．福克斯：《艾滋病：历史的重负》（Elizabeth Fee and Daniel M.Fox，eds．，AEDS：The Burdens of History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3] 艾伦·Ｍ．勃兰特：“历史视角下的艾滋病：性病史上的四个教训”（Allan M.Braand t，“AEDS in History Perspective ：Four Lesson from the History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朱迪丝·Ｗ．莱维特、罗纳德·Ｌ．南博合编：《美国疾病与健康：读物与健康》。
[44] 托德·Ｌ．萨维特：《医疗与奴隶：战前弗吉尼亚的疾病与黑人医疗》（Todd L.Savitt，Medicine and Slavery：The Diseases and Health Care of Blacks in Antebellum Virginia），乌尔班纳：伊利诺依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
[45] 吉姆·唐斯：《生病的自由：内战和重建期间非洲族裔遭受的病痛》（Jim Downs ，Sick from Freedom：African—Amrican Illness and Suffering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人社会文明产生的影响[46]。其他族裔的相关研究多以移民过程中遭遇的公共卫生问题作为讨论热点。美国著名移民史学者艾伦·克劳特首次从公共卫生的视角切入，以意大利和东欧犹太移民为考察对象，详尽阐释了各种针对移民的医疗偏见及对公共卫生政策产生的影响[47]。霍华德·马克尔通过追溯19世纪末伤寒和霍乱在纽约爆发的经过，对俄罗斯犹太移民被污名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48]。纳扬·莎以旧金山的唐人街为案例，诠释了公共卫生、种族、公民权利和家庭生活间的关系[49]。
其次，对女性公共卫生问题的专题考察，也是目前美国公共卫生史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妇女史与公共卫生史的结合是196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兴起、“新史学”地位日益巩固的结果。目前美国妇女公共卫生史研究主要涉及两大内容，一是书写女性在医疗卫生史上的职业状况，二是对女性群体健康的历史关怀。就前者而言，代表作有劳雷尔·Ｔ．乌尔里奇的《一位助产士的故事：1785～1812年玛莎·巴拉德日记下的生活》。该书最大特色在于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新英格兰地区一位名叫玛莎·巴拉德的女助产士所作日记进行的全方位解读，剖析了巴拉德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其作为城镇助产士的思想和活动。作者将这位助产士的职业活动放置在宏大的社会情境下进行考察，更加清晰地重现了当时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控制机制。作为一部妇女健康史，全书以巴拉德这位女性的活动作为讨论中心，但作者对当时男性的社会角色同样给予关注。因此，该书不仅仅是一部赞扬女性的医学成就史，还是一部凸显男、女两性关系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历史。如作者所言，“巴拉德的日记显示了女性和男性是如何一起维系18世纪城镇社会运行的”[50]。此外，简·丹尼逊对美国助产士这一职业沉浮的历史回顾[51]等皆属此类研究。关于女性群体健康研究，里马·阿普尔和朱迪丝·莱维特分别编辑的两部论文集是了解美国公共卫生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状况的佳作。阿普尔收录的20篇有关妇女健康和女性在医疗领域职业状况的研究论文，详细梳理了相关主题的学术发展脉络，探讨了女性作为医疗从业者和病人在医疗史、女性史以及美国社会史中的独特地位][52]。莱维特1999年再版的论文集《美国妇女与健康：历史读本》可视作对20世纪美国妇女健康研究的总结[53]。
最后，关于职业健康的历史研究。最早关注职业人群健康的公共卫生史家当属乔治·罗森，他在专著《矿工疾病史：一项医学与社会解释》（1943年）[54]和《公共卫生史》（1958年）中对职业健康有过广泛讨论，但这些研究重在描述，并没有将职业病置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因此，在罗森的研究中，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境内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思潮对职业健康政策的影响等均未涉及。步入1980年代“新史学”对公共卫生史学者的影响更为深入，针对职业健康的研究也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大卫·罗斯纳和杰拉德·马科维茨先后合编的《死于工作：20世纪美国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致命粉尘：20世纪美国的尘肺病和职业病政策》两部论文集集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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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维吉尔·J．沃格尔：《美国印第安人的医学》（Virgil J.Vogel，American Tndian Medicine ），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7] 艾伦·M．克劳特：《沉默的旅行者：细菌、基因和“移民威胁”》（Alan M.Kraut，Silent Travelers：Germs，Genes，and the “Immigrant Menace”），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94年版。
[48] 霍华德·马克尔：《检疫！东欧犹太移民和1892年纽约传染病》（Howard Markel，Quarantine！East European Jewish Immigrasand the New York City Epidemics of 1892，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9] 纳扬·莎：《传染病分区：旧金山唐人街的传染病与种族》（Nayan Shah，Contagious Divides：Epidemics and Race in SanFrancisco’s Chinatown），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0] 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克：《一位助产士的故事：1785～1812年玛莎·巴拉德日记下的生活》（Laurel Thatcher Vlrich，AMidwife’s Table：The Life of Martha ballard，Based on Her Diary，1785～1812），纽约：科诺夫出版社1990年版。
[51] 琼·丹尼逊：《助产士和医生：专业内部竞争史和妇女权利》（Jean Donnison ，Midwives and Medical Men，A History of Inter—Professional Rivalries and Women’s Righs），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77年版。
[52] 里玛·D．阿普尔编：《美国妇女，健康与医疗：一部历史手册》（Rima D.Apple ，ed．，Women，Health，and Medicine in America：A Historical Handbook），新不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3] 朱迪丝·W．莱维特编：《美国妇女与健康：历史读本》（Judith Walzer Leavitt，ed．，Women and Health in America ：Historical Readings），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4] 乔治·罗森：《矿工疾病史：一项医学与社会解释》（G.Rosen，The History of Miins’Diseases：A Medical and Social Interpretation)，纽约：亨利舒曼1943年版。
现了新一代公共卫生史家将疾病置于“多元语境”下考量的特点[55]。罗斯纳和马科维茨认为，“大众对疾病意识的提高未必源自医疗的进步或者流行病学的发展，相反是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美国的尘肺病案例体现着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以往科学实验所遇到问题的重塑”[56]。杰奎琳·科恩的《应对职业健康的危害：历史的视角》回顾了1970年前后美国政府在保障职业健康方面采取的行动，并对石棉、二氧化硅等五种有害工人健康的物质进行了案例研究[57]。1980年代环境史兴起后，从环境视域考察职业健康成为新的研究趋向。詹姆斯·沃顿、塞缪尔·海斯、凯瑟琳·考尔菲尔德等对职业病开展的相关研究皆属此类[58]。
三 美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新史学”视域下的公共卫生史研究关注的焦点显然不是技术层面的大众健康问题，而是借助公共卫生这一视角展现美国历史上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美国公共卫生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拓展了美国历史研究的视野，开创了新的史学领域，而且为历史学者书写美国史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并深具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将疾病卫生因素引入各种历史语境中，厘清美国史上疾病卫生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公共卫生史研究增强了美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许多历史问题得到更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伊丽莎白·芬恩的《美国牛痘：1775～1782年天花大流行》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以往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中，疫病卫生问题并不作为重点出现，即使提及也只是作为战时环境一笔带过。该书注意到，战争初期，英国军队由于完成了接种，受天花影响较小，保持了相对强大的战斗力，而毫无免疫保护的大陆军战斗力被严重削弱。芬恩认为，天花流行是导致战争初期华盛顿军事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随后华盛顿在军队开展大规模的天花接种运动也为其取得最后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59]。作者把天花疫情放置在历史舞台的中心，突出了战时卫生因素对独立战争的重要影响，使有关独立战争的历史面相更加丰满。
第二，突出在公共卫生历史框架下社会边缘群体的健康研究，体现了重建宏观历史结构中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关注，拓宽了美国史研究的范围，增强了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例如，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移民、妇女、儿童以及职业人群的研究，过去往往集中在政治权利、经济地位以及社会文化几大方面，而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的群体健康成为被忽视的内容。从公共卫生的视角出发，对上述传统研究主题开展研究既可以实现老题新做，又拓展了研究范围。以少数族裔研究为例，瓦内萨·甘布尔对历史上黑人社区医院的研究；埃里克·贝利以底特律和休斯顿为案例，就社会心理和历史文化给黑人医疗带来影响所展开的深入讨论等等，都拓宽了原有的研究路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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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大卫·罗斯纳、杰拉德·马科维茨：《死于工作：20世纪美国工人的安全与健康》（David Rosener and Gerald Markowitz，Dying for Work：Works’Safety and Health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56]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大卫·罗斯纳、杰拉德·马科维茨：《致命粉尘：20世纪美国的尘肺病和职业病政策》（David Rosener and Gerald Markowitz，Deadly Dust：Silicosis and the Politic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Twentieth CenturyAme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7] 大卫·罗斯纳、杰拉德·马科维茨：《致命粉尘：20世纪美国的尘肺病和职业病政策》，第4、277页。
[58] 杰奎琳·K．科恩：《应对职业健康的危害：历史的视角》（Jacqueline Karnell Corn ，Response to Occupational Health Hazards：A H istorical Perspective ），纽约：范诺斯特兰·莱因霍尔德出版社1992年版。
[59] 詹姆斯·沃顿：《寂静春天来临前：DDT出现前美国的公共卫生和杀虫剂》（James Whorton，Before Silent Spring：Pesticides and Public Health in Pre—DDT Ame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塞缪尔·P．海斯：《美丽、健康和永久：1955～1985年美国环境政治》（Samuel P.Hays，Beauty，Health，and Permanence：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1955～1985），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凯瑟琳·考尔菲尔德：《多重暴露：辐射时代的编年史》（Catherine Caulfield，Multiple Exposures：Chronicles of the Radiation Age），伦敦：塞克—沃伯格出版社1989年版。
[60] 伊丽莎白·A．芬恩：《美国牛痘：1775～1782年天花大流行》（Elizabeth A Fenn ，Pox Americana：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 of 1775～1782），纽约：希尔出版社2001年版。
[61] 瓦内萨·N．甘布尔：《历史视角下的黑人社区医院》（Vanessa N.Gamble，The Black Community Hospital：An Historical Perspctive），纽约：加兰出版社1989年版；埃里克·J．贝利：《美国城市非洲裔的医疗》（Eric J. Bailey，Urban African American Health Care ），华盛顿：美国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三，美国公共卫生史的书写源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有助于当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如前所述，公共卫生史研究在美国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二战后福利国家思想在西方的盛行，社会对国家保障大众健康的能力日益关注。1980年代艾滋病出现后，社会各界表现出的手足无措更迫使人们再次思考公共卫生史的价值。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以及由此涉及的个人自由问题，历史上与疾病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以及身体的文化内涵开始成为历史学者考察的内容。
纵观195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卫生史的兴起、发展与研究状况，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新史学”对公共卫生史整体研究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为对公共卫生史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改变，还在于由此带来的一些连锁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公共卫生史研究对象的严重“碎化”。“公共卫生”本身内涵丰富，19世纪受“瘴气致病论”影响，除传统“防疫”外，“环境卫生”曾构成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细菌致病论”影响的扩大，对产生疫病的细菌开展防疫成为公共卫生的新内容，各种与健康相关的灭菌清洁运动相继展开。例如，有关食品、药品的纯净运动成为公共卫生部门的关注对象。20世纪现代医疗崛起，公共卫生几乎涵盖了现代医疗所关注的所有领域，公共卫生也被界定成改善人群健康的集体行动。除公共卫生本身内涵广泛外，“新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冲击，也造成了公共卫生史研究对象的“碎化”。“新史学”不仅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局限，将研究内容扩大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而且摒弃了英雄史观，主张从下层看历史，借鉴社会学、医学、人口统计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就使得史料来源更加多元化，除传统历史档案外，各种民间书信、日记等都被列入史料范围。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具体到公共卫生史研究中，表现为以技术成就、机构变迁、精英改革者为研究中心的传统公共卫生史的叙述方法，转向对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关注。研究者开始注重社会各阶层在公共卫生史中的经历。1990年代在“新文化史”影响下，又增添了对“公共卫生”这一话题背后权力关系和文化意义的探讨，从而使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对象和视角日益丰富。以群体健康研究为例，史家不再把目光集中在中上阶层的健康研究，而是扩展到过去不被关注的种族健康、妇女健康、儿童健康等，而这一层面的研究可以再次细化，如种族健康中的非洲裔健康、奴隶健康、东欧裔健康等。另外，各层面研究通过交叉又出现新的研究主题，如种族健康与妇女健康研究交叉产生的非洲裔妇女健康研究等。尽管这些细化的专门性考察丰富了美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内容，一定程度提升了这一史学领域的学术质量，但也带来了负面影响。首先，公共卫生史研究的过分专门化可能限制史学工作者的视野，忽视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具有的广泛联系。其次，由于内容庞杂，必定增加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的难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公共卫生史兴起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史问世。直到1990年约翰·达菲的《卫生：美国公共卫生史》出版，才缓解了这一窘境，这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美国公共卫生通史[61]。然而“碎化”带来的研究难度，也体现在达菲这部著作中。尽管达菲力图综合所有美国公共卫生史上的重要内容，但还是难以避免出现遗漏。就研究地域而言，达菲更多地聚焦于美国东北部的公共卫生史变迁，而对中西部和西部相关内容未作深入探讨。19世纪的美国公共卫生是达菲着墨较多的部分，但此前已有学者开展的一些重要研究，如不同教派的医生、精神病和疯人院、志愿精神的出现和影响等，均未能涵盖。
另一方面，“新史学”在研究内容上对美国公共卫生史矫枉过正。196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逐渐成为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主流，使得公共卫生史的关注视角和内容出现转向，但与此同时也忽视了传统公共卫生史研究中的合理成分。其一，新一代的公共卫生史学者批判传统学者对技术史和精英人物的研究，可能造成对这些传统研究对象历史作用的忽视。历史上，从宗教道德、瘴气理论再到现代细菌理论的发现，无不对人类认知“公共卫生”产生重大影响。过分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和文化层面研究同样无法全面解释美国公共卫生发展变迁的规律。其二，“新社会史”及1990年代后“新文化史”研究影响的深入，虽然扩大了美国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内容，但也模糊了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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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约翰·达菲：《卫生：一部美国公共卫生史》。
医疗社会史的界限，失去了公共卫生史的“公共”特点。任何“个人”健康问题似乎都能直接或间接与“公众”健康利益发生关联。另外，“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中侧重的横断面静态分析，也很有可能让公共卫生史研究走向极端。例如，目前的区域性公共卫生史研究中，个案研究中东北部城市占多数，缺乏对美国不同地区公共卫生发展历程的横向比较研究，即便是某个地区或者城市的公共卫生史研究也缺乏必要的纵向比较。
综上所述，自1950年代开启的美国公共卫生史，经历了多次研究转向，其中各种兴盛于美国的史学思潮和现实需求始终发挥着重要影响。它既体现着多学科对话交流的“新史学”特征，又构成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美国公共卫生史研究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在区域性公共卫生历史变迁、公共卫生管理、疫病研究和群体健康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在不断探索，我们应及时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