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纬度的环境史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以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为实例①
滕海键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摘要：政治视角中的环境史研究，即环境政治史研究有多重纬度，包括形形色色的多元环境政治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围绕具体的环境问题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博弈与斗争，以及包括科学与技术、信息与媒体、经济等诸多环境政治相关要素。美国学界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环境政治史亚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成就斐然。在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与当前严重的环境危局之背景与形势下，了解美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环境史；环境政治史；美国
中图分类号：K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3）05-0151-08
作者简介：滕海键，男，山东蓬莱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环境史。
基金项目：2012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世界环境保护史研究——以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为考察对象”（L12BSS001）阶段成果。
政治维度的环境史研究，即环境政治史研究是因环境问题而衍生的各种政治关系史。就美国而言，环境政治史研究是所占比重最大的环境史研究亚领域，也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传统领域。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有多重纬度和丰富的内容，包括环境政治中形形色色、多元多样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围绕具体的环境问题展开的复杂的博弈与较量，以及对科学与技术、信息与媒体、经济等诸多环境政治相关要素的研究。美国学界从不同纬度对环境政治史做了大量研究，在新形势下，了解这些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环境政治行为体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首要维度。由于环境问题本身涉及的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及政治体制的分权等特征，其环境政治的参与主体十分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既包括普通劳动者农民和工人、处于社会下层的有色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也包括居于社会上层的政治家和决策者；既包括环境保护的推动力量，如环保组织等，也包括反环保势力，像商人、资本家、企业家及其利益集团等；既包括作为社会良知和时代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也包括环境政策的主导力量联邦、各州及地方政府各机构，议会和法院，总统和环境机构等。这些具有不同利益要求、不同政治倾向和诉求、不同价值观、不同经济背景和不同社会地位的形形色色的多元环境政治行为体，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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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学界相关成果主要有：刘军：“论西方环境史的政治特点”，《史学月刊》，2006 年第3 期。刘向阳：“环境政治史理论初探”，《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论环境政治史的合法性”，《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环境、权力与政治——论塞缪尔·黑斯的环境政治史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滕海键：“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 期。
环境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美国现代历史上，作为联邦最高行政首脑的总统在环境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最主要的环境政治行为体。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和30年代新政期间，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两次声势浩大的保护美国自然资源的运动，掀起了两次环保高潮。二战后，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施政措施中包含着许多环保内容。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将环境保护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颁行国家环境政策法，成立联邦环保署，开启了所谓“环境的十年”。80年代初，里根上台后在环保政策上大幅度倒退，并引发了激烈的政治纷争。90年代以后，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在环境政策与政治方面的立场和举措同样举足轻重，引人注目。鉴于历史上在环境政策与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美国总统自然成为环境史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
西奥多·罗斯福为美国学界较早关注和研究。1959年出版的《资源保护与效率准则：进步主义资源保护运动1890-1920》（海斯著）及此后出版的一系列研究美国资源保护史的成果中，西奥多·罗斯福一直是焦点人物[1]。1985年出版的《西奥多·罗斯福：一个资源保护主义者的成就》一书集中考察了资源保护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的环保政策与举措[2]。80年代，以里根政府的反环境政策为背景，美国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里根政府推行的反环境政策和成因，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斗争。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来，美国总统在环境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备受瞩目。《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环境》一书从多维视角考察了罗斯福的环保思想和实践，尤其是他作为国家最高行政领导人在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尼克松与环境》一书考察了尼克松政府环境政策的演化历程，认为尼克松的环保动机是纯粹政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其环保举措是为了获得日益壮大的环保运动的支持和击败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因此，尼克松的环境政策带有一定的投机性。《布什反环境》一书较系统地阐述了布什上任以来在环保问题上的政策趋向，认为布什背后有大企业和大财团背景，布什政府很难不顾及这些集团的利益，在环保问题上倒退。
在诸多研究美国总统之环境政策与政治的学者中，塞缪尔·海斯与诺曼·维格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海斯在《美丽、健康与持久：美国的环境政治史（1955-1985）》和《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两部著作中，从环境政治史角度对美国总统做了系统考察和研究，他发现美国总统在环保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与其所属党派和政治倾向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民主党较共和党更倾向于支持环境保护[3]。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信奉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而共和党则坚持市场效率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后者反对国家干预,更可能抵制带有更多国家干预色彩的环保政策。里根、小布什、尼克松、福特、老布什均属共和党，里根和小布什上任之初就积极推行某种“反环境”政策，只是在遇到公众的强大阻力后才有所止步；面对高涨的环保呼声，尼克松和老布什在任职前期推出了一些积极的环保政策，但在后期却趋向保守。相比之下，作为民主党的卡特和克林顿不仅在竞选期间许下不少环保诺言，其任内也持有较为积极的环保立场，尤其是在任职届满之时，他们采取了类似于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那种“午夜行动”，把大批自然资源纳入国家保护体系之中。
诺曼·维格在《总统领导与环境》一书中从多维角度对美国总统的环境政策取向和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美国总统的环境政策取向很容易受到环境状况、公众舆论、国会立场和经济形势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讲，当环境状况恶化，公众舆论要求和呼吁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环境，国会支持或配合白宫行动，经济形势良好时，总统就会发挥积极作用，反之则可能为之设置阻力。这其中的公众舆论往往至关重要，1970至1972年间和1988至1990年间就是两个典型的时段和例证，在那时严峻的环境危机和高涨的环保呼声促使两位共和党总统采取积极的环保举措[4]。维格对美国总统在环境政治中的表现的研究非常细致，在此以两例说明。根据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变化等因素，他将尼克松以后几任总统分为三种类型，即所谓的“机会主义型领导”（opportunistic leaders）,“挫折后进型”（frustrated under achievers）和“退却者”（rollback advocates），他们分别是尼克松和老布什,卡特和克林顿,里根和小布什[5]。根据领导风格，总统可有偏好集中和等级管理与倾向开放和分权两种类型，前者以尼克松和里根为代表，他们多有可能在环境政策上取一种单边路线，后者以比尔·克林顿为典型，他更乐于听取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声音，采取某种“折衷”式的环境政策等[6]。
二
环境政治史是因环境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政治关系史，美国环境政治史研究领域的大量成果正是围绕具体的环境问题而展开的。从美国学界的研究情况看，这些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大体上可分为资源（包括能源）与自然开发和保护的政治（土地保护、水利开发和水资源保护、森林和国家公园的开发和保护，围绕荒野保护而发生的政治纷争、反坝运动及其政治、矿物和原子能开发等），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的政治（固体废弃物、有毒和危险废弃物、超级基金、城市垃圾和城市卫生、杀虫剂、空气和水污染等），关于环境权利的政治（环境保护与财产权、环境公正和动物权利），生态政治（气候变化、酸雨、全球温室效应、濒危物种和生物多样性及湿地保护等），以及城市和国际环境政治等。
某些环境问题,特别是自然和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诸如森林、水利、矿物和土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美国较早的环境政治史研究领域，其中大多与美国的西部和西部史联系在一起，比如水利资源的开发和水权，是西部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它如放射性物质、化学杀虫剂污染等，是现代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的应用而产生的新问题。另有很多环境问题，像固体废弃物、有毒和危险废弃物、城市垃圾和城市卫生、空气和水体污染等，多与城市相关联，其中空气和水体污染与治理也是老问题，只不过在战后50、60年代空前严重。从环境问题这一纬度着眼，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所涉内容极为广泛，限于篇幅，本文拟选取美国学界围绕水利开发与筑坝、化学杀虫剂、核能开发及核废料处理三个方面的研究进行概述。
拦河筑坝、修建水库是水利开发的主要形式。水坝有许多经济价值，如储水灌溉、调解水流水量、发电、解决城市供水等，这些是水坝发展的主要动力。另外，现代科技，尤其是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也为筑坝提供了条件。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的水坝建设逐渐增多。新政期间，美国的水坝建设掀起了一次高潮。在战后经济扩张的50、60年代，美国的水坝数量急剧增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水坝带来的负面后果日渐增多、日益显现，诸如土地盐碱化、水质下降、濒危物种增多、生态景观改变、水坝维护成本增高及安全隐患等。实际上，几乎从筑坝初始，在美国就一直存在不同声音，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政治对抗。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经济至上主义，以这种价值观为背景，美国的水坝建设发展迅速。70年代，随着生态学的普及和环保主义的推动，美国社会对水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让河流自由流淌”的反坝呼声日渐高涨，政府和国会也开始讨论和采取措施拆除部分水坝。在此背景下，水坝与河流保护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美国的水坝发展史，尤其是围绕筑坝而衍生的政治关系史开始纳入环境史的研究视域。
从具体内容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围绕筑坝问题而发生的矛盾、冲突和斗争，诸如20世纪初的赫奇赫奇峡谷筑坝之争、战后的斯坦尼斯洛斯河白水峡谷及科罗拉多回声谷筑坝之争等。赫奇赫奇峡谷筑坝之争是经济上的功利主义与自然保护主义间的首次大战，影响极为深远。《为峡谷而斗争：1905-1913年加利福尼亚州赫奇赫奇筑坝论争》一书描述了这场战斗的历程[7]。《赫奇赫奇引发的战斗：美国最具争议的水坝和现代环境主义的诞生》将这一事件与现代环境主义联系起来[8]。赫奇赫奇峡谷之争最后以自然保护主义的失败而告终，表明那个时代支持经济至上的功利主义胜于奉守自然的美学与精神价值的自然保护主义。不过在战后，自然保护主义取得了一些胜利。比如荒野协会等环保组织通过游说等方式，说服国会于1956年否决准备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内的回声谷公园（Echo Park）修筑大坝的计划。在《荒野的象征：回升谷公园与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一书中[9]，哈维描述了这场捍卫自然——回声大峡谷的伟大战斗，认为这次胜利可被视为自然保护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它洗刷20世纪初赫奇赫齐峡谷被淹没的耻辱，反映了战后联邦水资源政策的新变化。
水坝的建设和拆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其背后涉及和隐含着复杂的社会及政治关系，包括技术与自然、私人利益与公共权力、电力开发公司与自然保护主义及政府机构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博弈。《新政时代的大坝：工程学与政治学的融合》一书从工程学与政治学之间关系角度考察了193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美国巨型水坝建设迅速增加的原因[10]。在《美国西北修建水坝的历史》一书中，唐纳德·杰克逊探讨了20世纪早期（新政以前）修坝技术、资本主义和政治（工程师、商人和官员）之间的关系。认为个人和社会因素往往凌驾于科学之上，这导致伊斯特伍德发明的拱坝技术不能及时采纳，修坝成本极为昂贵，联邦干预在所难免[11]。《大坝政治学：恢复美国的河流》将水坝作为一个政治学问题进行研究，作者威廉·劳里描述了美国河流政策的新变化，尤其是拆坝行为，分析了影响这一变化的因素，包括公众认识和态度的变化，政治上可接受的程度等，该书被认为是对环境政治和政策研究的重大贡献[12]。
20世纪40、50年代，有机化学合成杀虫剂在美国农业中被大量使用，当时公众并未普遍意识到杀虫剂对人体的危害。1959年的“越橘事件”，尤其是1962年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后，杀虫剂问题进入公众视域。《寂静的春天》对化学杀虫剂的危害及其滥用的揭露触及了农业化学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应，论战在全国展开，经媒体的推波助澜，杀虫剂迅速演变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并形成了环保组织与农场主化工集团的对峙。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环境安全意识被警醒，联邦政府和国会也做出了回应。1964和1972年，美国国会先后修订和通过了《联邦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法案》和《联邦环境杀虫剂控制法》等法案，加强了对化学杀虫剂的管制和管理。
把杀虫剂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研究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8年，《环境评论》（Environmental Review）第2卷（总第5期）发表了一组探讨杀虫剂问题的文章。1981年，托马斯·邓拉普出版了《滴滴涕：科学家、公众和公共政策》一书，该书以滴滴涕为中心，考察了科学家、公众和公共政策之间演绎的复杂关系，指出自资源保护运动兴起以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滴滴涕与化学合成杀虫剂问题一样引起如此激烈的斗争，认为《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使政府、公司和科学界都卷入了杀虫剂争论中，它使得杀虫剂问题家喻户晓，加速了生态学的普及[13]。1987年，克里斯托弗·博索出版了《杀虫剂和政治：一个公共问题的生命周期》一书，该书从历史和政治的广阔视角考察了战后美国的杀虫剂政策、国会法令和行政决策的变化，从40年代促进农业化学杀虫剂使用直到70年代制定法令加强管制。该书最具特色的内容是对化学制造商、国会委员会和农业部间的所谓铁三角政治权力关系的分析，体现了环境政治研究的特点[14]。
核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在发明不久就被用于民用。美国是最早开发利用民用核能的国家，50年代初，核能在美国似乎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政府和工业界对发展核能寄予莫大希望，公众也支持和欢迎发展核工业，核能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60年代是美国民用核工业迅速发展时期，此间美国兴建了大量核电站，核电数量猛增。70年代，由于核事故，特别是三厘岛核事故后，美国公众对核电的安全性渐生疑虑，开始反对、阻止兴建新的核电站，对核废料处理的警觉性也越来越高，往往因此引发矛盾和冲突。由于公众态度的转变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美国的核电建设自80年代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实际上，美国民用核能自兴起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分歧、矛盾和斗争，最初的问题是由政府还是民间来控制和开发,后来是核电的风险及是否发展核电,核废料的处理和选址等问题，这些争论引起学界的关注。1979年，史蒂文·塞斯托出版了《科学、政治和论战：美国的民用核能，1946-1974》一书，该书回顾了民用核能的发展历史，试图说明“原子反应堆如何在1970年代中期卷入激烈的纷争”；重点考察了核能许可证发放制度的不同意见和听证会、有关发展核能的争论，核能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探索，60年代末的兴奋，到70年代的觉醒等阶段。该书还考察了原子能管理机构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的创立及政府与工业界围绕核能开发项目而发生的关系史。该书最后指出：“核争论的要意是技术最终服务于人类，还是人类服务于技术”，意味深长[15]。《科学、政治和论战：美国的民用核能，1946-1974》是有关核能政治研究的开篇之作，在那以后，美国学界相关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人类的困惑:关于核能的辩论》汇集了来自各学科的研究，以及围绕核能问题的不同意见。《三厘岛核事故及其影响》考察了1979年3月发生在宾夕法尼亚三厘岛的核事故之背景及清理工作，以及这一灾难对美国政治、环境和核能发展决策的影响。《Diablo Canyon核抗议》考察了加利福尼亚海岸一座核电建造计划在塞拉俱乐内部引起的分歧，塞拉俱乐部与太平洋煤气与电力公司达成交易，以获得该公司在它处的一块地产为条件，同意不阻挠核电站的修建，结果导致塞拉俱乐部内部发生了分裂，最终，大卫·布劳尔离开该组织另建地球之友，核电站也因环保组织的分裂而得以建立。
三
环境政治相关要素是环境政治史研究的第三个重要维度，这些要素包括科学与技术，信息与媒体，经济等，它们参与环境政治的各个层面与整个历程。环境政治诸要素本身具有客观性与中立性，不过，当它们与不同的环境政治行为体相联系时，因掺杂着不同行为体的利益要求和主观诉求，便失去了这种客观性与中立性，而成为一种政治性的工具，也即成了环境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应纳入环境政治史研究范围。从事环境政治史研究，须在明确多维环境政治行为体身份及其不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来考察其各自凭靠的工具和手段，研究这些工具和手段为不同的行为体运用时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与效应①。
科学和技术与环境问题的关系最密切，科学能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政治决策提供基础和依据，环境问题的认识、解决和治理等，需要并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科学与技术本身是客观的、中性的，但当科技为不同的环境政治行为体运用时，必然因交织着不同行为体的利益诉求而变得不再中立，不同的行为体及其雇佣的专家对科学的公开解释也必定带有倾向性。在美国历史上，环保主义者与反环保主义者都积极致力于利用科学和技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为其观点和主张寻求合理与合法性根据。不仅如此，环保主义者与反环保主义者都一直努力寻找和培养自己的专家，以为自己的主张和行为提供权威性的根据，即以科学之名来维护其利益诉求。这样，在很多情况下，科学与科学家便失去了中立性，而成为环境政治中维护特定主体自身利益和诉求的工具。
对于科学与技术、信息与媒体以及经济等诸多要素与环境政治的关联，它们在环境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海斯在《美丽、健康与持久：1955-1985年美国的环境政治》与《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等书中做了系统研究。关于科学与环境政治的关系，海斯论述的颇为透彻。海斯认为，作为科学代言人的行业专家在传统上被认为游离政治领域，而事实上他们深深卷入政治纷争。对于科学争论的根源，海斯指出，1960、70年代，“‘利益冲突’的概念被扩展到每个雇员的角色中，科学家很难不表达其雇主的利益观点。因此，为工商界或政府开发机构雇佣的科学家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科学评判中有其雇主的利益。”[16]关于科学的政治化趋向，海斯认为自1960年代以来，企业界在作为公共政策的基础的环境科学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阻碍力量，他们为环境科学的发展设置了持续的阻力[17]。他认为，科学的政治化趋势日益浓厚，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海斯外，尚有许多学者对科学与环境政治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科学、政治与环境》从三个环境领域——自然资源管理、全球气候变化、环境风险评估——来阐明科学的政治特性。注意到政治倾向与价值观对科学的影响，认为科学已深深卷入政治，许多科学家和环境管理者把环境科学的权威性的下降归因于科学的政治化及随之发生的关于科学作为中性知识来源的质疑，呼吁构建一种多元的环境科学[18]。其他如《科学家和骗子》探究了科学、商业与环境政治的关系[19]；《科学家在美国酸雨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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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学者刘向阳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评介和评析，参阅刘向阳：“环境政治史理论初探”，《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论环境政治史的合法性”，《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环境、权力与政治———论塞缪尔·黑斯的环境政治史思想”，《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3期。
中的角色和作用》考察了科学家在向环保政策制定者表达有关酸雨的研究结果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障碍[20]；《切萨皮克湾的忧郁：科学、政治和为拯救海湾而斗争》考察了切萨皮克湾地区自1960年代以来生态恢复中衍生的政治；《生态学家与环境政治：现代生态学史》集中考察了环境政治中的“铁三角”（iron triangle）现象，以反核运动为重点来探究环境政治与生态科学的关系[21]；《科学与法律缘何不能保护我们免于杀虫剂污染》探究了科学与法律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的局限，指出因深陷政治及功利主义，在美国管控杀虫剂的科学与法律不能保护公民，尤其是孩子的健康[22]。
同科学一样，技术也存在着政治化问题，海斯对此也有详细的论述。环境问题的产生可能源于某种技术的应用，其解决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特别是在污染治理中，技术和技术创新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当技术与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行为体相联系时，技术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由于某种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某种新的环保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带来成本提高的问题，因此多有可能遭遇工商企业等反环保势力的抵制和反对。事实上，反环保势力经常以技术的非可行性或成本太高为借口拒绝采纳新技术，抵制技术创新，甚至诽谤技术革新为“反技术”（anti-technology）[23]。与此相反，环保势力则往往希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和采纳新技术，来解决各种环境问题，通过推广“绿色技术”，来实现更清洁的环境。可见，技术既可能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工具，也可能成为阻碍环境保护的借口。这样，因交织着特定行为体的利益和诉求，技术就被政治化了。对于技术的政治化，海斯在《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中举列历史实证进行了阐释[24]。
媒体与信息也是环境政治的重要相关因素。在现代社会，媒体主要是指各种信息与思想的传播媒介与载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印刷与电子媒体两类）。通过发布与提供、报道与披露、传递与传播各种信息、事实与观点，媒体具有表达意见与呼声、宣传教育民众、塑造社会舆论、监督政府等多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媒体报道有客观的一面，但在很多情况下，因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力量和因素的介入，以及立场、认识和价值观的不同，媒体报道也带有程度不同的主观色彩和倾向性。因媒体的特点和特殊作用，媒体可能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或个人表达其诉求，实现和达到自身利益和目标的工具与手段。美国历史上的环保势力与反环保势力都非常重视利用媒体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媒体并非单纯的环境事件与信息的报道者与陈述者，而是环境政治的工具。对于媒体与环境政治的关系，海斯在《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专列一个题目对此进行了分析和研究[25]。此外，《大众媒体与环境冲突：美国的绿色运动》是这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著述，该书系统地考察了大众媒体在“环境冲突”中，在影响和促进环境意识与绿色环境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探究了所谓的“权势者”（政府、政治家和商人）与传统的“弱势群体”（活动家、少数族裔和工人）如何利用大众媒体这一工具来促进或阻止特定环境倡议之机理[26]。
环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因素制约，经济是环境政治的重要根源与相关要素。关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传统的认识是两者不能共存共荣，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环境，而保护环境必然影响经济发展。实际上，在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上，是有利益和立场牵涉其中的。两者能否实现统一，关键取决于如何看待各自的成本和收益。工商企业等环境保护的抵制势力往往不考虑生产和经济的环境成本，低估甚至否认保护环境的价值；环保组织等环境保护的积极力量认为环境保护的价值和回报更无形、更难以用数字来衡量，且只有经历更长时段才能显现。这种差别显然源于两者的诉求与目标不同，前者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而持有此种立场。海斯在《美丽、健康与持久》一书中以“经济分析和规划的政治”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现实的经济分析中，存在着传统经济学与环境主义者的对立，“经济分析在事实上成了政治选择，经济统计方式的变化就是政治策略的改变。经济分析的细节决定了政治选择，也使得选择复杂化而更难以把握。”[27]这是对经济因素政治化的高度概括。
四
纵观现代历史，我们发现政治乃是环境问题的结点。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类社会不同行为体、尤其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环境问题而展开的博弈和较量。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环境破坏还是环境保护，都牵涉了大量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表现为一种权力博弈。在很大程度上，环境问题乃是一个政治问题。道格拉斯·维纳指出：“每一场‘环境’斗争，在根本上，都是利益集团间关于权力的斗争。”[28]唐纳德·休斯认为：环境史研究“不能不顾及政治、军事力量的现实格局，以及为其堂而皇之的利益所支配的国家集团、经济组织和种族群体。”[29]以美国为实例，环境政治史下的三重维度，即形形色色、多元多样的环境政治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围绕具体环境问题展开的博弈与斗争，以及包括科学与技术、信息与媒体、经济等诸多环境政治相关要素，正是围绕利益与权利而演绎了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
政治纬度的环境史研究，即环境政治史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很强的现实意义。德国环境史家约阿希姆·拉德卡指出：若生态学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它只有“很少的阐释价值”，环境现象也只有作为政治的和社会历史的解释才有意义[30]。环境政治史研究就是通过考察人类社会因环境问题衍生的各种社会及政治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为现实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环境公正，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大自然的权利与公民的权利，提供学术咨询，其意义不言而喻。美国环境政治史涉及大量政治关系，包括联邦、各州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环保组织与反环保势力之间的关系，公民与社团之间的关系等，对美国社会如何认识、对待、处理和平衡这些关系进行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就时间而言临近当代，就内容来说贴近现实，了解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对于把握美国环境政治史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认识诸多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的由来，更深刻地理解环境政治的现实，特别是因环境问题衍生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复杂性，从而更审慎地处理好环境政治现实中的各种矛盾，会有一定借鉴价值的。从学术角度，环境政治史研究提供了观察美国政治体制及运行机制，政治结构及其功能的新视角，有助于推进美国政治体制研究。从学科发展角度，环境政治史不仅给传统政治学，也给历史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话语和内容。对我国来说，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当前严重环境危局背景与形势下，了解美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美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迥异，但环境政治的发展是有一般规律与共性可循的，通过美国的环境政治史研究，来了解美国环境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其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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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琰】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9月，第41 卷第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