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
发布时间:2013-11-15 20:39 来源:《求索》 作者:李虹，王梅红点击: 342次
摘要：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生产条件的官僚化和政治化，资本主义积累、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技术对生产条件的破坏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及其内在矛盾的演化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制度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为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第二重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产条件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13)7-104-03
作者：李虹，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梅红，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100029
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引发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类开始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何在？怎样才能既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系统的平衡？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通过提出以生产条件为核心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奥康纳对资本主义展开了全面的生态批判，从制度层面揭示了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一、资本主义国家与生产条件的官僚化和政治化
1.第二重矛盾与生产条件
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第一重矛盾阐明了因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出发点，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与文化史之后，环境史已成为历史书写的新类型，那么，“怎样才能建构出一种资本主义的理论，使之能帮助我们清晰地思考全球环境被破坏的问题？”“‘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也许是很关键性的一种理论思路”。①所谓第二重矛盾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生产条件是第二重矛盾理论的核心范畴，最初由马克思提出，包括生产的个人条件—劳动者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自然条件以及基础设施、城市空间等社会生产的一般条件。波兰尼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对其自身的社会及环境条件构成的损害程度时，将劳动和土地视为虚拟的商品，“生产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这一过程被建构在市场交换的内在机制之上，那么，人和自然界就必然会被带入市场交换的轨道中间：他们必然会受制于供应与需求的规律，即被当作商品来对待，当作一种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对待。”“人在劳动的名义下，自然界在土地的名义下，被建构成可以出售的东西”②。综合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观点，奥康纳将生产条件界定为：不是按照市场规律生产出来的、但却被当作商品来看待的东西，是具有虚拟价格的虚拟商品。
奥康纳认为，虽然马克思也认同生产条件或“自然条件”的短缺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资本生产将降低自然的价值，如资本主义农业对土壤的损害，但由于马克思所在时代的生产条件供应比较充裕，第一重矛盾理论以生产条件的供给不受限制为前提，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对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条件造成的巨大破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③当今社会生产条件的破坏日益严重，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日益凸显，同时，由于环境史的书写既是对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史的吸收和扬弃，而后者也将作为背景沉淀在当今的环境叙事之中，因此，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与过程将决定环境的利用方式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环境问题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对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进行阐释，甚至比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单纯从经济的维度对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所做出的解释更具非法性”④。“对特定的生产条件的发展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条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之间的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社会、政治及官僚化过程的作用的总和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冲突”⑤。资本主义国家使生产条件的生产和管理官僚化和政治化。
2.生产条件的官僚化与政治化
“如果生产条件的再生产遭到了忽视，它们的生产能力受到了损害或破坏，并导致了对资本的生产力的损坏，那么，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归咎于国家机构及其政策，而不是资本本身”⑥。奥康纳指出，国家能否把生产条件生产出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的介入使生产条件的供应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是促使人类劳动力、自然界、社会的基础结构以及空间等生产条件因素，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以资本所希望得到的数量和质量把自身呈现给资本的中介。国家通过制定劳动、环境、城市问题等相关政策对劳动力的表现形式、资本利用自然资源和市政基础设施的行为进行控制。资本主义国家是在市民社会中运行的官僚体制的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各种复杂的因素影响下进行的。
一方面，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对生产条件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各种资本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利益较量将在政治的维度上决定或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如，个体资本往往从自身的当前利益出发，试图将自然资源、土地等公共资源商品化，其结果可能是牺牲总体资本的长远利益。同时，由于生产条件是在一定的财产、法律等社会关系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因此，政治体制和国家机构在生产条件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建构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官僚政治的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在其自身的内在趋势及矛盾的作用下运行，从而对劳动、环境等有关生产条件方面的政策产生影响，因而，无论是政策的内容，表达形式还是政策的执行都打上了官僚政治的烙印。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中运行的官僚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负载着意识形态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市民社会内部存在着女权主义运动、城市运动、生态运动等各种复杂的斗争，各种斗争都有其自身所具有的自主运动性及行为发展的逻辑。同时，各种社会运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在以下基本意识形态的事实前提上进行的：即资本主义国家要想合法的行使自己的职能，就必须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或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把自己建立在“一般利益”的基础之上。各种意识形态、社会以及政治的冲突与妥协使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条件的生产和管理中贯穿着一系列的冲突与斗争。奥康纳指出，正是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影响着国家对生产条件的生产和管理，因而资本与其条件之间常常难以达成一致。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保持原有的运行机制，生产条件的有计划的损害就会一再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就无法完成对生产条件的理性保护和重构任务。资本与其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是由社会经济及政治领域内的斗争、意识形态以及官僚政治的现实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
二、资本主义积累对生产条件的破坏
1.资本主义积累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因第一重矛盾产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还将因第二重矛盾导致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基于追求利润的本性，资本通过不断提高生产率或降低成本来增加利润、扩大积累，实现“货币的自我增值”。其他条件不变的话，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带来原材料需求量的增加，从而加大资源开发的力度和资源的耗竭，持续扩大的资源开发必然是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平均成本的提升，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但是，资源、环境的破坏以及平均成本的提高并不会使资本扩张的趋势终止，相反，资本会通过开发新的资源、对原材料及能源回收利用，或提高使用效率等多种途径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率进而扩大积累。而利润的提升、原材料的相对便宜又会进一步带来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形成资本主义积累与资源、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资本积累越快，资源的开采和耗竭程度就会越高，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的副产品也会越多，对环境的污染也会越严重。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又具有危机依赖性的制度，资本通过危机进行积累的过程对自然界将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导致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问题。一种是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生态问题，即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企业为迎合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和生产的快速增长所导致的问题，如前所述，主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但能源及原材料的使用效率相对不会被看重。另一种是经济危机导致的生态问题，即处于困境中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维持利润导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为了省钱而消减成本、加大成本外化的力度，忽视环境的清洁和保护，也可能刺激对环境具有危害性技术的复活和出现，导致环境恶化；在开采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不会从生态的角度关注技术及土地的使用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关心的往往是如何获得更便宜的能源和原材料；为了降低资本流通时间，往往忽视工人的健康，不关注出售商品的环境及卫生影响、城市条件及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存在等问题。但是，这些企业在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上会更有效率。总之，困境中的企业和扩展时期的企业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使用自然界这个水龙头和污水池，前者以环境破坏为主，后者以资源耗竭更为显著，它们往往以不平衡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相互并存，⑦总之，经济危机存在着导致生态问题及危机的可能性。
同时，生态危机也存在着导致经济问题及危机的可能性。生态问题不仅是表现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生产条件的破坏，作为生产条件供应和管理的中介，资本主义国家在维护、重建和修补生产条件时还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影响，甚至引发全球化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⑧生态危机所引发的环境运动、城市运动等各种社会运动在保护和重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斗争中，也可能导致成本增高，资本的灵活性减少等后果，成为资本的社会障碍物，从而对资本主义积累产生损害，引发或加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决定的趋势和倾向性。
三、资本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制度及城市化发展对生产条件的破坏
1.不平衡的发展与联合的发展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制度及城市化发展导致了发展地区与欠发展地区、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的不平衡及联合的发展。就资源开发及污染的分布来看，不平衡发展表现为：一是对产品生产加以垄断的发展地区与主要作为“原料供应地”的欠发展地区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二是帝国主义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区与周边地区、往往也是殖民地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新全球经济”的模式下，联合的发展是指发展地区与欠发展地区之间新旧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的结合，表现为两个方向的迁移：一是资本、技术从发展地区向欠发展地区的迁移；二是劳动力从欠发展地区向发展地区的反向迁移。不平衡发展与联合的发展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联合的发展是不平衡发展的一个特征，也会加剧不平衡发展，而不平衡发展又促成了联合的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导致并加重了发展地区与欠发展地区的生态问题及危机的可能性。
2.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对发展地区（城市）生产条件的破坏
在发展地区（城市），不平衡发展导致工商业及金融资本高度集中，工业生产及相关活动频繁，矿产资源被快速开采。联合的发展导致劳动力大量涌入，工业、市政及日常生活废弃物密集，进而转变成有毒污染物，环境污染成为主要问题。“资本不平衡发展的程度越高，工业、日常生活及城市污染在空间上的集中度就将越高，一定量的不同种类的废弃物也将更有可能转变为危险的污染物”⑨。同时，大量涌入的劳动力使工人的工资不断下跌，工作及环境条件日益恶化，职业性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不断涌现，生产的个人条件遭到损害。另外，人口密集所导致的交通、居住条件及其它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处于失控状态，生产的一般条件受到严重损害。
3.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对欠发展地区（农村）生产条件的破坏
在欠发展地区（农村），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单一性耕作模式的肆意扩展以及农作物种类集中在可供出口的某种或某几种产品上，使得过去在农、牧民之间存在的以交换为基础的生存性经济体系被破坏，对出口业务的关注忽视了对土地的管理，土地的生产率日益下降，土壤肥力遭到破坏。联合发展导致的结果：一是劳动力外迁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荒芜，民众日益贫困，人口过剩又进一步加速了自然条件的恶化。二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农牧业生产以及为出口创汇所进行的对雨林地区的木材资源开发导致对森林的过度砍伐、森林植被大面积破坏，这些又与日益频发的旱灾、水灾以及河流淤塞相关联。三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在发展地区被消耗掉，欠发展地区矿产资源日益衰竭。四是随着资本和技术输出所导致的新工业化区域的形成以及对农业的资本化改造的进行，发展地区被禁止的危险化学品在欠发展地区出现，污染日益严重。五是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及安全问题遭到忽视，生产的个人条件受到损害，劳动者受到了更严重的剥削。“不平衡发展已经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毁坏；联合的发展在这基础上增加了污染、有毒废弃物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⑩。污染现象与资源和土地的超破坏现象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技术对生产条件的破坏
1.资本主义技术的经济功能
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社会消费成本、提高利润率进而促进资本积累。市场繁荣时，技术改进着重于提高产出，虽然单位生产的污染物排放量可能被控制并降低，但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会增加；市场收缩时，技术改进倾向于降低成本，常常出现单位生产污染量的增长，从而导致污染总量的增加。第二，改进生产技术以降低原材料和燃料的提取成本，或者改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以及进一步扩大生产，更快地消费原材料和燃料，带来资源的快速消耗。第三，开发新的消费品，包括替代现有消费品的产品，以扩张潜在的消费品市场。如果其他因素不变的话，资本周转时间将会缩短，利润率和积累率会增加，从而进一步扩大生产，更快地消耗原材料和燃料，更多的排放污染物。
2.技术的经济功能与社会、政治功能
奥康纳认为，技术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和政治功能紧密相联。这是因为技术改进的目的是剩余财富的生产，而后者同资本对它的榨取是同时进行的，两者都以对劳动力的操纵与控制为前提。一方面，技术通过使劳动专门化和劳动分工来生产财富，同时，资本借“专门化”的技术手段在工人之间与技术人员之间进行分化和控制，实现对劳动力的统治。目前，随着技术控制的日益严重，环境、城市等社会运动为此展开了抗争，而抗争的结果则取决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经济等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社会和政治斗争已成为影响资本对技术的选择及其对人和自然影响的关键。消费技术或产品更新同样兼具社会经济及政治意义。例如，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和资源损耗之间的关系表面看来是由个人的“消费选择”所决定，但实际上消费者收入的增长率才是关键，而后者是由利润率和积累率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活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值越来越小，资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和报酬越来越低，剩余产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尽快销售消费品，资本利用广告、媒体等各种手段极力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从而影响和控制大众消费需求和选择。可见，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增长实际上是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存在其中的大众消费意识是导致消费主义盛行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破坏、资源浪费的根源。⑪
与单纯从价值观的角度将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或将科学技术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同，与本·阿格尔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时效性，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阶级危机”⑫的观点相区别，也与福斯特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同，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克服经济危机，还增添了生态危机，并提出以生产条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将资本主义积累、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技术对生产条件的破坏放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系统环境中进行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⑬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域，其思想具有其独创性和深刻性。同时，由于国家在生产条件供应和管理中的相对自主性，就为通过国家民主化实现生产条件的社会主义重建提供了依据，也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正确发挥国家在生产条件供应和管理中的作用，避免生产条件的过度商品化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注：
①②④⑤⑥⑨⑩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藏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229、283、245、237、308、318页。
③⑦ 黄继锋：《从生态危机到双重危机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评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45、46页。
⑧ 陈永森、黄新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第150页。
⑪ 包庆德、夏雪：《国内学界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研究述评》，《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页。
⑫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⑬郭剑仁：《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内部争论析评》，《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10期，第85页。
（责任编辑：章克团）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求索》，2013年07期，【分类号】X321 ）
【排版：聂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