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期间日本对华赈济及其内在动因初
王瓒玮
摘要：以1876—1879年间华北"丁戊奇荒"为契机,外国赈灾力量开始介入中国救灾事务。但鲜为人知的是,日本国内在涩泽荣一、益田孝、岩崎弥太郎和笠野熊吉这四位著名实业家的呼吁与组织下,发起了对华赈济活动。明治天皇及皇后、政府要员、平民百姓均慷慨解囊,襄助善款。与此同时,竹添进一郎又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就地赈施。本文在占有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力求再现此一活动的概况,同时,与西方传教士的对华赈济活动进行比较,将其置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和救灾事业兴起的脉络之中进行考察,以揭示其动因与意义。
关键词：“丁戊奇荒”；日本赈济；涩泽荣一；救济事业
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92326131)
作者简介：王瓒玮(1983—)，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晚清“丁戊奇荒”期间，中国传统官赈体制尽显衰象，地方义赈以及外国在华赈济事业乘势兴起，近代中国的救灾机制和救灾主体开始呈现多元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但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转化过程的探讨大多针对江浙地方绅商和西方传教士①，而对日本的对华救荒活动却少有提及。②事实上，日本此举，是其运用近代化救灾方式对中国实现跨境援助的初次尝试。弄清此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还原“丁戊奇荒”时期救荒活动之全貌，还可与西方传教士的在华赈灾事业进行比照，同时将其置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救灾事业兴起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可在更深的层次揭示其历史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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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以及朱浒：《“丁戊奇荒”对江南的冲击及地方社会之反应——兼论光绪二年江南士绅苏北赈灾行动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靳环宇：《晚清义赈组织(1876—1895年)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② [日]高桥孝助：《飢饉と救済の社会史》，青木书店，2006年，第163—165页。黄荣光：《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初探——1877年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对华贷款详述》，《日本学研究》2004年第14期。
一、“丁戊奇荒”期间日本对华赈济概况与特点
日本对华赈济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是涩泽荣一、益田孝、岩崎弥太郎和笠野熊吉，四位均为明治时期极具社会声望和影响力的著名实业家。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一生之中参与创办500多家企业。“丁戊奇荒”发生时，他任日本第一国立银行行长。益田孝系三井物业创始人，时任三井物产会社社长。岩崎弥太郎则是“日本第一财阀”——三菱的创始人，时任邮政汽船三菱会社社长。笠野熊吉是明治政府大力支持的广业商会的首任会长。1878年(光绪四年、明治十一年)2月，四人商定在日本国内发出为中国旱灾捐款的倡议。倡赈书和具体的救恤方式遂被登在东京当时最知名的《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三家报纸上。此举在日本社会引起不小的震动，皇室成员、政府要人、平民百姓纷纷慷慨解囊，参与捐助。按既定计划，捐款本应在4月30日截止，但因天津港冻冰开始融化，适宜出航，日方为能尽早向中国实施救助，遂将截止日期提前至4月15日。①
为保证赈济效果，涩泽荣一等人议定“勿论粮食粗细，只以多买为上”②的原则，用其“十分之五、六购买大米，十分之二、三购买小麦，其余买粟”。结果，善款的绝大部分被用来购买粮食，共得大米3000石、小麦1100石，分装10421袋；尚余3339元50钱1厘，换成洋银3126弗28仙。这些粮食在大阪被装上租用来的三菱会社风帆船敦贺丸号，于4月28日起锚，开赴天津。不久，涩泽荣一等又用名古屋丸号向中国追送了旧铜币100万枚。③救援物资转运之际，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及旅居天津的日本人另筹集捐款134弗，④日本上海本愿寺别院也通过天津领事池田宽治转赠散药若干斤，并被分包成9000余帖用于散赈。⑤在上述过程中，清政府驻日使馆的工作人员及旅日华侨也参与其中，共募资金1800元。如此等等，再加上其他各项杂费的收支以及粮食损耗，日本此次对华义赈共捐助“现米2870石9斗1升、小麦1072石2斗6升、旧铜币100万枚、洋银3150弗”⑥，及前述药品若干。
与此同时，涩泽荣一等又开始物色能够远赴中国执行赈灾事务之人。竹添进一郎曾于1876年游走京、冀、豫、陕，又翻秦岭栈道进川渝，经三峡顺江至上海，踏遍大半个中国，⑦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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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刊行会，1959年，第731页，第735页。
②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龙门社，1900年，第421页。
③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1页，第425页，第434页，第422页，第422页。
④ 出纳会计表，《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13页；《东京日日新闻》第1930号，明治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33页。
⑤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7页。另：日本分东、西本愿寺。此处“上海本愿寺别院”应属日本东本愿寺。东本愿寺对中国布教活动始于1873年(明治六年)，以小栗栖香顶只身渡清为标志。1876年(明治九年)设上海别院。西本愿寺海外布教活动则始于1886年(明治十九年)。东本愿寺的海外布教与江藤新平1871年(明治四年)提出的对清政策构想关联深远。此举一是向中国派遣僧侣进行间谍活动；二是要教化中国民众。江藤新平在日本明治六年政变下野后，大久保利通又成为东本愿寺的最大政府背景。可参见川边雄大：《明治期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清国布教—松本白華·北方心泉を中心に》，(关西大学(ICIS)次世代国際学術フォーラムシリーズVOL．2：《文化交渉による変容の諸相》，2009年)。
⑥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35页。又据光绪四年五月十四日李鸿章的奏折，(《外国捐赈请嘉奖片》，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1页)所载，“旋据日本善士竹添进一运到大米四千五百四十余石、小麦一千七百余石、又大钱一千串，当交粥厂各委员妥为经理搭放。”
⑦ 参见[日]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张明杰整理，中华书局，2007年。
的地理、人文十分了解，在中国官民中也有良好人脉基础。①1878年3月20日，涩泽荣一专门致信邀请②，受其委托，竹添于4月上旬由东京出发乘船至中国。③4月25日，抵达上海④，随即着手了解北方的灾情，并与日本驻上海领事官品川忠道共同商议救助方案。4月29日晚，竹添由上海出发，乘招商局轮船赶赴天津，5月3日夜抵达目的地。5月4日，竹添与池田领事一同拜见了天津道台丁寿昌，表达了日本国民的赈恤之意，并表示愿意到山西放赈。但丁寿昌指出，当时山西不仅有盗贼出没，而且自天津到山西，运输消耗已是赈粮本身价值的八九倍，所以建议竹添能就近驻留天津施赈。5月7日，竹添又拜会了负责山西、直隶赈务的李鸿章，后者对日本的赈灾举动表示感谢。5月8日，当运送赈粮的敦贺丸号抵达天津后，李鸿章专门为此拨派了两艘小轮船助其搬运粮食，还派专人看护以防止偷漏事况发生。鉴于当时情势，竹添认为山西灾情虽然严重，但若想将粮食运抵山西，即便有清政府的保护，恐怕也难以成行，于是与池田领事再三商议，决定听从李鸿章与丁寿昌的劝告，在天津就近向饥民施济。5月22日，竹添正式向李鸿章与丁寿昌交托了日本的赈灾物资。⑤
在日本介入中国救荒事业之前，清政府也为缓解天津灾情做出了努力。特别是自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以来，几乎每年冬季均在天津开设粥厂。从光绪三年十月十五日起，至四年正月二十四日止(即1877年11月19日—1878年2月25日)，李鸿章在天津共设粥厂14处，约救助灾民19000至63000余人不等，支出大米9300多石，小米5200余石，高粱2300多石，津钱67000余串，棉衣18764件。⑥光绪四年三月初四日起至五月二十七日止(即1878年4月6日—1878年6月27日)，又在天津续设粥厂8处，救助灾民约21600至61900余人不等，支出大米5100多石、小米7900余石、高粱660余石，津钱28600余串。此外，还采取措施收养遗弃孤儿，为死者发放丧葬费用，收养病民。⑦又据1878年3月11日《申报》统计，当时天津地区赈济灾民总数约50000人有余。⑧不过，清政府的努力并不能掩盖其管理上的有缺失。1878年1月6日，“保生粥厂”发生大火，近2000饥民葬身火海，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震动。⑨日本对华义赈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展开的。
日本正式施赈始于5月25日，截止于6月23日，前后共计29天。期间共通过8处粥厂放赈，分别为：城隍庙、忠亲王祠(又称僧王祠)、如意庵、芥园、西沽、大土地庙、小圣庙和土城。这些粥厂大部分原系清政府官办，其地理位置均靠近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其中，城隍庙粥厂位于天津城西门内，日本领事馆北，与后者仅相距一里；忠亲王祠，在天津城西门外；如意庵位于忠亲王祠西；芥园又在如意庵的西面，距领事馆一里半；西沽在天津城北，距领事馆二里；大土地庙在河东，距领事馆一里余；小圣庙粥厂在大土地庙南；土城在领事馆南，相距一里余。⑩
放赈过程中，日方沿用了清政府在粥厂救灾事务中惯行的“照票制度”。以城隍庙粥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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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3页。
②《东京日日新闻》，第1898号·附录，明治十一年四月四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31—732页。
③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4页。
④《东京日日新闻》，第1930号，明治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33页。
⑤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4页，第423页，第424—426页，第426页。
⑥《光绪三年冬至五年春灾赈收支数目折》，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第566页。
⑦《光绪三年冬至五年春灾赈收支数目折》，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八》，第572页。
⑧《津郡难民人数》，《申报》光绪戊寅年二月初八日(西历1878年3月11日)，第2版。
⑨ 参见李文海：《清代官德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118页。
⑩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6页，第428页。
例，其时，粥厂内设大锅20口，每锅放入约1石粮，加入10倍水做成粥。在庙中隔出20间房，每间可容纳十四五口人栖身。寄住在庙外的灾民需带“照票”前来领粥，被称为“外放”。“照票”在票面上记有序号，背面详载籍贯、姓名、年龄，以防虚冒。乞丐也可以领取照票，有产者只要因灾变成流浪者，如向粥厂申明情况，查明后亦发予照票。领粥时，饥民通常先要到厂署呈上照票，由官吏核准簿上所录号码、姓名等，符合者则在簿册或照票上加注领粥的时间，盖印，然后将照票返还饥民，同时下发1枚竹片。饥民携照票与竹片至粥厂，向赈济委员出示，委员查验后收回竹片，便向饥民施粥。考虑饥民中以妇女、儿童和年老体弱的男性为多，粥厂又选出20余名妇女参与管理秩序，负责安排饥民排队领粥及散离粥厂，以避免哄抢现象的发生。①
除施粥以外，竹添又利用清政府给予的日本旧铜币可在中国流通的便利，为8处粥厂分批购入咸菜。按丁道台所记载，各厂共用大米4548石、小麦1701石、扫仓大米9石，计6258石，每日消耗粮食在190至230石之间，赈济灾民约六七万。②
与西方传教士相比，日本对华赈济活动的开展晚于西方对华赈济事业，但日本义赈充分显示了其自身的特色。就赈灾过程而言，日本义赈亦可分为募捐、解款和放赈等环节。他们利用《东京日日新闻》、《报知新闻》、《朝野新闻》等报纸媒体为广募善款大造声势，对赈灾进展予以报道。捐款者不仅会收到日本第一银行或三井银行开出的收据，其姓名及赈灾款项的使用情况也在上述三家媒体上有详细说明。这与西方传教士的募捐方式并无二致。但是就救灾主体而言，近代西方在华赈灾事业是以传教士为中心开展起来的，而日本则以实业家为先导。救灾主体的不同，使两者在赈灾路径选择上表现出了诸多差异。这些实业家群体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在短时间内对其所管理的企业、银行，以及人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构筑了一个新的救灾网络。在国内，该网络甚至影响了天皇、皇后，以及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政府要员参与捐款，使义赈间接获得了政府支持。
在中国实行跨境援助之时，这些实业家们更是有意识地将其与西方传教士的赈济事业加以区分，并提出“不会采用西人将救灾款转托传教士，由其直接代为散赈的方法”。这是因为1876年西方传教士对华救济事业兴起之后，作为其海外募捐工作的一部分，传教士曾在日本等地成功募集过赈款。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西方赈济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1878年1月26日，他们在上海成立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继续通过报纸向海外各界人士征集善款。自中国饥荒发生以来，日本新闻界对灾情及各方援助情形也屡有报道。1878年2月18日，《东京日日新闻》全文登载上海救恤委员会发给英国驻日本公使的劝捐信函。③因此如不区分，极有可能使日本组织的义赈与西方传教士的海外筹款活动混淆一团。
在赈灾方法上，组织者们决定先将救灾物资送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由日方官员出面与清政府交涉④。日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赈灾路径，与1877年发生的日本对华贷款事件直接相关。当时，涩泽荣一、益田孝等人受大隈重信委托前往中国进行借款谈判，但最终清政府并未承认徐厚如与涩泽荣一签署的借款合约，谈判失败。其中最大问题在于借款一事“没有获得清政府的正式认可”⑤。在义赈问题上，涩泽荣一显然接受了该事件的教训，直接寻求清政府的合作与支持。结果，清政府不仅接受了日本义赈，还为之提供了诸多便利。除助其设置粥厂外，李鸿章还对粥厂委员的人选颇为重视，全部选用五品以上官员出任。特别是西沽、大土地庙的粥厂，还交由自己的好友郑国魁、丁汝昌分别管理。清政府甚至还负担了粥厂所需的各种开销，帮助其雇佣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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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6—429页。
②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6—427页。
③《东京日日新闻》第1860号，明治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14—715页。
④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0页。
⑤ 金东：《涩泽荣一与中日西征借款》，《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等，共计花费“七八千元”，足见清政府的重视态度。①
虽然清政府为日本义赈费力颇多，但竹添在正式移交赈济物资之后，却未完全事事假手于清政府。一方面，在委任竹添进一郎全权负责对华赈济事务之时，涩泽荣一便叮嘱“万勿将我国救恤之事与清国赈灾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则因清政府派来管理粥厂的官员多是不识字的武官，这使竹添颇为担心赈灾过程中会发生贪污舞弊现象，以至举凡粥厂之事，事必躬亲。②与之相比，西方传教士在主观上并非不愿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然而此前历次侵华战争的沉痛记忆使中国部分官民对西人的赈灾有着抵触情绪，这使得传教士的中国救灾之路变得艰辛坎坷。
对放赈方式的选择，日本与西方也有所不同。西方传教士受种种条件所限，通常选择散放钱款的间接救济方式，日本则选择发放赈粮。这是出于两点考虑：其一，从直观上看“三万余元钱和同等价值的一万余袋状如小山的粮食相比，自然后者在饥民心中更具影响力”③；其二，从目的上讲，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利用此次赈灾在中国为日本塑造良好的形象，为日后日本大米能远销中国做出准备。结果亦如其所愿，《申报》有文评论称：“又闻日本国家命将三巴地方所存米三万石即运来华助□，盖知灾地需米而非需银也”④。
散粮与散银的区别在救灾机制有效性上有所显现。虽然西方传教士受到的诸多约束影响着他们对施赈地点的选择，但在经历失败与碰壁之后，他们仍能百折不回、坚持不懈地深入灾区散赈，行迹往往能至“官赈不及之处”，为无法及时得到救济的灾民带去生存的希望。日本义赈虽也“希望在受饥荒最为严重的地区发放赈粮”⑤，但受制于运输成本昂贵而无法成行，最后不得不改变初衷，转而在天津施赈。相对西方传教士不畏困难，勇于到受灾最严重地方去的精神，日本放赈表现出过多畏难之情。
总体而言，日本在华赈灾井然有序，赢得了灾民们的信任与感激。每当竹添到粥厂巡视，饥民都会向他行跪拜礼。相反，当施赈过程中出现问题时，灾民往往将责任归咎于清政府的办赈不力。这一结果很可能超出了日本的预期，使之与清政府的关系超越了简单的合作，而更倾向于建立起一种利用中方救灾系统与资源来实践日本在华义赈的路径。日本的短暂救济使滞留在天津数万饥民的生存问题得到了暂时缓解，赈灾事迹也被登载在《申报》上，被颂扬为“恤邻高谊”⑥。李鸿章不仅在日本使节森有礼访华归国途经天津时，专程前往其住地致谢，之后还致信驻日公使何如璋，希望他能拜会日本义赈的领导者。为此，何如璋亲自前往第一国立银行，向涩泽荣一表达谢意。至此，可以说日本义赈确实取得了良好的外交效果。
二、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对华救灾事业的展开
今日而言，大灾之下的国际救援活动只是一种正常的国家外交往来，体现着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但在当时中日交往背景的衬托下，日本此举显得非比寻常。1878年，这场看似偶然的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救灾事业的碰撞，折射出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向与社会救济活动交相影响的轨迹。日本对华义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义赈活动逐渐开展中，日本国内围绕是否需要对中国施以援救这一问题，出现了一场论战。舆论界大致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即前述《东京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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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9页。
②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24页，第430页。
③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31页。
④《论救灾必须先养食物》，《申报》光绪戊寅年四月初五日(西历1878年5月初6日)，第1版。
⑤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32页。
⑥《恤邻高谊》，《申报》，光绪戊寅年三月二十五日(西历1878年4月27日)，第2版。
闻》《朝野新闻》《邮政报知新闻》，积极支持义赈；另一方则以《东京曙新闻》《东海日报》《民间杂志》《问答新闻》《近事评论》《团团珍闻》等为代表，相继发表反对意见。
支持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点：其一是从朴素的人性善恶观出发，认为对邻国灾情见死不救，有违人之本性，无论日本人或中国人，皆乃同胞，只有对其不幸产生悲悯之情，才是“人”的道德体现，因此对中国赈恤堪为义举。这种观点表达了超越国界的博爱精神。①其二是从两国贸易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中日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重要。因此，特别要利用救助饥民的机会宣传日本，令中国易于接受日本的货品，重用日本钱币，为两国贸易的发展开启方便之门。②其三是认为实行对华赈济，是近代社会“开明”的体现。③其四是反复申明，捐款数额依由个人能力而定，绝无强迫。④
反对者们的论调大致有三：第一是认为救济中国将有碍本国经济的发展。在本国百废待兴、尚待发展之际，实在毫无余力到中国做善事。⑤即使要做慈善，也应首先关注、改善日本国内的贫民生活。⑥第二是认为义赈筹款方式存在问题。一些报道揭露涩泽荣一为筹措善款，在政府内部大搞强制派捐，按官员职位和薪酬高低按比例抽取捐款，致使官员怨声载道。⑦第三是针对涩泽荣一、益田孝本人的攻击，认为义赈发起者的真实动机是投机买卖，中饱私囊。报道指出，他们两人在发起义赈倡议之初，既已秘密囤积了70000石粮食，向中国赈济只不过是两人谋取暴利的手法，甚至是惯用伎俩，义赈只是买得慈善之名。⑧
两方对立鲜明的观点，恰好反映了日本对华义赈事件发生的复杂性，使人更加意欲探寻义赈兴起背后的真正内在动因。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作为义赈灵魂人物的涩泽荣一为何要组织这场义赈?在日本以西方为模式引入并创建近代社会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涩泽荣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很多研究者均认为，1867年，涩泽荣一跟随德川昭武出访欧洲，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是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正是以此为契机，时年27岁的涩泽开始关注社会公益事业。他在西行途中路经上海，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人不懂卫生、脏乱不堪的生存状况，并在《航西日记》中详细记述船中完备的饮食卫生条例及医疗制度，来表露对“尊重生命”的西洋文明的感叹。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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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京日日新闻》，第1869号，明治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15页。《朝野新闻》第1362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6页。
②《朝野新闻》第1362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6页。
③《东京日日新闻》第1885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8页。《东京日日新闻》第1886号，明治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30页。
④《朝野新闻》第1362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6页。
⑤《朝野新闻》第1362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6页。
⑥《东京日日新闻》第1885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8页。
⑦《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第3卷，第365页，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5页。
⑧《近事评论》第一一七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7页。《东京日日新闻》，第1885号，明治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5卷，第728页。
⑨ [日]桐原健真：《「病院」の思想—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西洋社会事業観念の展開》，陶德民等编：《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公益思想の変遷：近世から近代へ》，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年，第129页。
访问欧美期间，他亲身接触到以英国为典型，并为欧美各国社会公益事业广泛使用的募捐金制度，并在回国后将此导入日本。1874年，涩泽灵活运用该制度，广纳资金，创设公立东京养育院。①这说明涩泽在对华义赈前，已深谙募款赈恤之道。在积极创办近代慈善机构的同时，涩泽荣一还身体力行，参与各种救灾活动。1872年2月，由于“和田仓门内失火，涩泽向罹灾者捐金百元，用以赈恤”②；1877年4月，“深川区富吉町火灾，涩泽捐救济金百元”③。
应该指出的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公益”思想以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④是推动涩泽荣一开创日本近代慈善事业的影响因素之一。他的“道德经济合一”思想在明治初年即已形成。在接受西洋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涩泽的儒家思想得到了新的构建。他在对以往儒家思想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提出“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⑤的近代资本主义伦理价值，由此说明公私之关系，伸张私利的“公益性”。⑥与此同时，涩泽荣一还是形成中的商人集团——“东京商法会议所”的主要领导人。在跨越国境的国际救灾事业中，实业家群体也发挥了巨大支持作用。与政府关系甚深的“东京商法会议所”是在内务卿伊藤博文以及大藏卿大隈重信的关怀下进行筹备，⑦由涩泽荣一、益田孝、福地源一郎(东京日日新闻社社长)直接参与创办的。⑧借助该平台，涩泽荣一吸纳了大量商界人才，搭建了阵容强大的人脉关系网。从1878年8月商会正式成立后公布的会员名单中可以看到，除任会长的涩泽荣一和担任国内外商业事务委员的益田孝外，岩崎弥太郎、笠野熊吉也同为该组织成员，并任运输及船舶事务委员。另外，朝野新闻社首任社长、亲大隈系的成岛北柳，以及报知新闻社主笔栗本锄云亦为商会同仁。⑨由此不难断定，日本对华赈灾活动是在商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
荣一与岩崎弥太郎长期以来因个人性格、经营理念等方面分歧而关系不和，最后因日本海运业的发展问题而交恶。1871年，涩泽荣一在出任大藏省官员期间已设立了半官半民性质的邮政蒸汽船会社⑩。到1873年，受大藏省庇护的邮政汽船会社已经严重威胁到三菱的发展。⑾岩崎弥太郎凭借私人资本运营的灵活性，仍不断努力地与汽船会社竞争夺取市场。同年，受井上馨在征韩问题上政变失势的影响，涩泽荣一退出政坛，而新上台的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又与岩崎关系密切，岩崎很快抓住机会，使三菱的海运业迅速壮大，不仅击败了汽船会社，还形成独占日本海运之势。事态的发展使益田孝执掌的三井物产与三菱之间出现巨大利益冲突。这种局面也使涩泽荣一非常气愤，并筹划对三菱的垄断进行挑战。作为商战的一部分，岩崎弥太郎便经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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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日]大谷まこと：《英国救貧防貧事業の調査、紹介、導入——展開に対する渋沢栄一の貫献》，《涩泽研究》1999年第12号，第14页；及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4卷，第5页。
②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4卷，第565—566页。
③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24卷，第566—567页。
④ 参见姜[日]克实：《渋沢栄一の慈善思想の特徴——治国平天下の儒学倫理》，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6号，2006年12月，第143页。
⑤ 参见[日]木村昌人：《渋沢栄一：民間経済外交の創始者》，中央公论社，1991年，第4页。
⑥ 参见刘金才：《论涩泽荣一“论语加算盘”说的思想主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⑦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17卷，第5页。
⑧《商法会議所設立之儀願書(複製)》，东京商法会议所编：《渋沢栄一：日本を創った実業人》，讲谈社，2008年，第19页。
⑨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17卷，第22—30页。
⑩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涩泽栄一伝記資料》第3卷，第21页。
⑾ 参见〔日〕坂本藤良：《三菱霸王岩崎弥太郎》，阿孜古丽，李世红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团团珍闻》《近世评论》等报纸发布中伤涩泽荣一的消息。①
在这样的情势中，扩大国外市场成为日本经济界的主要实现目标。共同的利益追求促使实业家们在对华赈济问题上形成同盟。当时，由涩泽荣一创立的第一国立银行正处于起步阶段，经营情况并不顺利。为扭转低迷的态势，他积极寻找突破口，意图拓宽第一银行业务，活跃国内经济。②而由益田孝主导，成立于1876年的三井物产，其宗旨就是“将皇国物产之富余输出海外，而向国内输入其所缺，并期望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三井物产当时主营内容有两项，一为陆军军需品的采购，二为大米贸易。大米贸易又正是三井物产创业初期最为着力开拓的事业。三井物产在创业之初便向大藏省提议，主动要求为地租米的出售提供便利。为此，他们利用三井银行在各地的支店，普及了一种押汇制度，农民开始尝试将自己的大米贩卖委托给三井物产。当时，日本国内连续丰年，农民深受米价过低之苦，各地纷纷爆发骚乱。于是，政府决定向农民大量收购大米。1876—1877年，在政府收购的粮食中，有60%由三井物产代行。不仅如此，征购而来的大米对外销售也需经由三井物产实现。③岩崎弥太郎的三菱会社也在政府的扶持中很快成长起来。1874年侵台之役和1877年西南战争之后，三菱掌控了几乎所有日本往返中国的海上航线，成为日本海上霸主。1876年成立的广业商会，正是日本政府以扩大对中国贸易份额为初衷而筹建的机构。④
恰在此时，1877年涩泽荣一与益田孝亲临上海处理对华贷款一事，深切感受了中国灾情的严重性。同年4月，两人在上呈大藏卿大隈重信的报告中，提及旱灾的状况：
清国正值歉收之际，特别是粮食的输送成为当务之急，若将我国出产之中下等米送往清国，一方面可让其试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其解决不时之需。⑤
愈演愈烈的中国饥情无形中为日本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商业机遇。
三、结论
“丁戊奇荒”之际，日本以国际救援者的姿态介入中国政府救灾事务，于天津施赈29天，救助饥民70000有余。在中国对日本认识较为贫乏的时代中，此次日本义赈不仅在国家外交上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更在民间为其提高了声誉。发生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对华义赈，其核心动因体现着“利”与“义”之间的巨大张力。这恰是由日本资产阶级在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及救济事业体系的建立与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涩泽荣一作为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对西方近代化的救济模式的学习与导入做出了极大贡献。在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背景的改革浪潮中，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最终仍是以确保经济发展为主要前提。诚如李廷江在谈及涩泽荣一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时所指出的，其所主张的“支那保全论”，与其说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出发，不如说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完全是出于日本工商业的利益提出的思想⑥。由此可见，对华赈灾义举也不过是日本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而采用的手段，无法掩盖其背后经济扩张的目的。
虽然如此，日本对华义赈却并没有收获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日本在华大规模经济侵略直到甲午战后才得以展开。涩泽荣一的“民间经济外交”策略也是在20世纪初期才在国际社会中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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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坂本藤良：《三菱霸王岩崎弥太郎》，第58页。
② 参见金东：《涩泽荣一与中日西征贷款》，第126页。
③ 日本经营史研究所编著：《挑戦と創造：三井物産100年の歩み》，三井物产，1976年，第39—40页。
④ 参见黄荣光：《近代中日貿易成立史論》，比较文化研究所，2008年。
⑤ 龙门社编：《青渊先生六十年史》第2卷，第458页。
⑥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3页。
为推进，但这一思想与实践的种子早已埋下。
主要参考文献：
[1] [日]坂本藤良：《三菱霸王岩崎弥太郎》，阿孜古丽、李世红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
[2] [日]柴垣和夫：《三井和三菱：日本资本主义与财阀》，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3] [日]大谷まこと：《英国救貧防貧事業の調査、紹介、導入——展開に対する渋沢栄一の贡献》，载《涩泽研究》1999年第12号。
[4] 黄荣光：《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初探——1877年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对华贷款详述》，载《日本学研究》2004年第14期。
[5] [日]姜克实：《渋沢栄一の慈善思想の特徴——治国平天下の儒学倫理》，《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6号。
[6]金东：《涩泽荣一与中日西征借款》，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7] 刘金才：《论涩泽荣一“论语加算盘”说的思想主旨》，载《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 吕万和：《明治維新と中国》，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
[9] [日]木村昌人：《渋沢栄一：民間経済外交の創始者》，东京：中央公论社，1991年。
[10] 日本经营史研究所编著：《挑戦と創造：三井物産100年の歩み》，三井物产，1976年。
[11] 陶德民等编：《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公益思想の変遷：近世から近代へ》，日本经济评论社，2009年。
[12] 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清史研究》2014年02期，仅供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