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与社会经济史研究
——评“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rial and Modern China”
潘 威
【摘要】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辽阔的海疆和为数众多的岛屿，但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并未对海洋引起应有的重视，使得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陆地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海洋亚洲”概念（Maritime Asia），①国内外也开始关注东亚地区以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被西方殖民者主导的条约贸易体系取代后，由于商品经济过度发展而造成的海洋与沿海地区的资源与生态问题，②国内学者李玉尚的研究较为系统地复原了明清两代黄渤海区渔业资源的丰歉过程，并探讨了水文、气候变化对鱼汛的影响，③跳出了社会经济史的固有框架，而进入到环境变迁领域（虽然其结论仍有可商榷之处），可以说，历史学界内对亚洲海洋环境与资源的关注已呈现出多视角、多手段、多学科交叉的情景，对历史上海洋环境的认识正逐步丰满且日益深刻。
【关键词】 自然资源； 社会经济史研究； 环境史研究； 渔业资源； 商品经济；
穆盛博(Micah S.Muscolino)著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rial and Modern China（《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按：对书名翻译我征求过穆盛博本人意见，他认为本文翻译最接近其本意）正是在此领域内较新的成果。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所产生的成果，2009年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虽然标题中有“帝国晚期”（Late Imprial），但其研究时段基本还是在民国至解放初期，其所关注的重点是民国期间舟山渔场开发中社会、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本书是在社会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环境史构架，因此，“环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资源”被看待，而“资源”就必然和经济发展相联系，与近代江浙地区的商业化进程相联系。这是本书在环境史之上所关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主要成果包括［日］川胜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观》，（东京）中公丛书，1997年。［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海外学者研究主要有Robert B.Marks.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550—1850．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No.1,1996.Peter Boomgaard ,David Henley ,Manon Osseweijer eds．Muddied water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ery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of forests and fishheries.2005.Peter Boomgaard ,Freek Colombijn,David Henley eds.Explorations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ndonesia.1997等，国内学者如杨强：《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的海洋经济》，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也是近年来非常重要的成果。
③ 李玉尚：《清代以来黄渤海真鲷资源的分布、开发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
的更大问题，也应该是环境史研究的落脚点之一。在最近的15年中，历史学者已经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复杂多样的自然景观是怎样与人类互动的。与世界环境史研究的趋势一致——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也将人类对于腹地和边疆的开发作为核心问题。但中国海洋生态系统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仍旧是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这可能是有些人认为海洋是永恒不变并且游离于人类历史之外的后果。
水资源、森林、牧场和渔场等共同构成了公共自然资源。人类在使用这些资源时往往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如果没有社会规范，以暴力解决使用公共自然资源的纠纷基本无法避免。一旦使用渔场的规范崩溃，无序竞争会使人们将时间、精力和财产投入暴力冲突，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其次，占有了公共自然资源的人会向有限的资源总量进行更多的索取，留给其他使用者的资源自然相应减少。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以限制人们进入资源开发领域，正在开发资源的人就会在被其他竞争者取代之前尽快地获得更多利益，如果这一进程缺乏必要的限制，自然资源最终会因为过量开采而枯竭。
清代以来的中国，在包括舟山渔场在内的许多地区，人口增长、流动和商业化导致公共自然资源使用中的一系列问题日趋恶化。位于苏浙两省交界海域的舟山群岛是中国最重要的海洋渔场。在东海洋流与长江口径流得天独厚的配合下，舟山渔场具有丰富的饵料，从而具备了高度发达的初级生产力，能够保证乌贼、带鱼、大黄鱼和小黄鱼等多种海洋生物繁衍，而以上四种海产正是舟山的“四大经济渔产”。过度开发的警报最初在何时响起？人类的观念和政策在海洋变迁中有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使得我们应该对更多人类施加于海洋的影响有所了解。
一、本书简介
本书探讨了人们怎样去支配舟山群岛的渔业资源，并且分析了民间和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围绕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所形成的竞争。民间和政府依靠怎样的惯例或制度来运作对渔业资源的利用？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存在着怎样的变化？这些惯例和制度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对哪些问题却始终无能为力？这些制度的命运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环境变化提供了什么？穆氏希望这些问题的答案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过去的生态变化与当前的环境挑战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自清中期以来，来自浙江和福建的渔民就随着渔汛来到舟山群岛，按照他们的习惯性做法取得了对渔场的支配，并且建立了一些准则，以规范他们对渔场的使用。建立在“同乡”基础上的各个帮派将渔场分为若干个部分，每个帮派各有自己的“地盘”。地方官名义上是渔业纠纷的最终仲裁者，但事实上当地的会馆或公所在解决渔业纠纷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并拥有实际权力。来自同省，同县或同一个镇的移民往往组成一定的社会团体，这种带有地域性的团体实际上成为了维护渔民和鱼商共同利益的场所。不仅在舟山，在帝制晚期中国的几乎所有市镇，同乡组织都试图规范他们所控制的各类产业市场。
依靠非官方的规则人们就可以从开发舟山渔场中获利，而不用通过暴力冲突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因为暴力冲突要付出的成本实在太高，特别是渔具的破坏使渔民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卷入暴力冲突。地方信仰有助于确立并贯彻这种规则，使得渔民团体能够应对行业风险和贸易变数。大部分的渔帮如同候鸟般定期来到渔汛时的渔场。作者曾经在岱山岛东沙镇羊府宫见到了1844年的《渔汛禁约》，它是来到岱山岛赶黄鱼汛的鄞县渔民所制定并使用的行业规则。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渔帮都有类似《渔汛禁约》的行业准则来管理对自然资源的使用。渔民之间常因互相毁坏渔具而爆发暴力冲突，民间惯例通过构建一个关于处罚和赔偿的体系以避免这种冲突升级。没有了这些规则，无序竞争将会导致广泛的渔具损毁和大规模械斗。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932—1934年爆发的第二次渔业战争，即乌贼争端，当时，使用网捕技术的舟山和宁波渔民与使用笼捕技术的温州、台州渔民为控制乌贼捕捞而发生了械斗，地方政府曾试图调解，但当时的舟山渔场完全陷入了双方对利益的疯狂追逐，互不妥协的结果就是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双方互相破坏对方的渔具，渔业经济受到很大损失。
在舟山，建立在地方信仰基础上的“同乡”是一种为了支配自然资源而形成的生态对策。然而这些地方性组织迫于经济压力还是对渔业资源加剧了捕捞。同时，民间惯例在渔业市场网络形成和运作的过程中也非常必要。舟山渔业的增长促进了当地的商业活动并链接了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上海、宁波等一批高速发展的市场。同时，这一趋势又刺激了舟山地区的小渔业经营者增加捕获量。
关于舟山渔场捕获量的统计数据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出现。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有大量关于渔业的记载，当地报纸和档案中则包含了关于渔业产量和渔场地点长期变化趋势的丰富信息。中国和日本的调查报告也保留了关于舟山渔业的大量细节。在以上多种历史文献中仍旧能够找到多种鱼类的分布、数量和尺寸的记录。这些历史文献中的证据揭示了舟山渔业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倾向性。20世纪早期，舟山的近海渔场在商业发展的作用下经受了巨大的开发压力，渔民不得不捕捞大量未成熟鱼类以维持生存。同时，渔船冒险进入远海渔场。舟山地区生态系统无法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导致自然资源产生了可被人觉察到的短缺，由此刺激了渔民去追逐新的鱼群、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收益。
民国政府出于增加渔业产量和充实税收的目的参与了对舟山渔业资源的开发。虽然其进入此项产业时鼓吹了所谓的“科学使用海洋”，但其出台的发展计划更关注的却是使渔业产量和税收最大化。政府的这一做法不仅未能解决已经出现的众多生态问题，反而使得渔业资源面临了更大的压力。自民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中有留学海外经历的渔业专家一直坚信通过科学管理就能够使渔业产量取得有效增长，同时避免产量衰退。这些设想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只要有现代科学和技术，人类就可以随意操纵环境，并无限制地获取自然资源”。近代政府出于这种对科学和技术的“迷信”而制定了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开采的政策，但各类社会组织必须面对稀有资源总量有限的事实。
存在于舟山的各类“同乡会”团体充其量也只能解决一系列公共自然资源问题中的一小部分。惯例有效限制了“昂贵”的暴力冲突，但不能缓解持续增加的资源压力。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力量促使舟山当地的渔业惯例走向终结。国际层面，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机器渔船在对东海其他渔场过度捕捞后进入了舟山渔场，成为了当地的国际竞争者，他们推翻了当地中国渔民支配自然资源的惯例，并且通过过度捕捞导致鱼群大量减少。国内层面，人口的流动以及增长的市场需求激化了不同社会团体对渔场的竞争，导致了渔场原有惯例产生危机，最终在1920—1930年代引发了渔帮之间的长期暴力冲突。对于上述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形成的环境挑战，舟山渔业的地方惯例是毫无作用的，最终走向了崩溃。
在“人类拥有控制自然的能力”这一观念下形成的近代设想在1949年前后都存在于政府中，而且是环境急剧恶化的原因。民国期间，虽然政府为规范舟山渔业和增加税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其只是增加了政府内部在争夺自然资源支配上的矛盾。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大量提高财政收入的渔业发展计划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但其导致了舟山最重要的几种鱼类在20世纪70年代濒临灭绝。20世纪70年代初，大黄鱼、小黄鱼、乌贼和带鱼这“四大经济渔产”占了舟山渔场总捕获量的70％；20世纪80年代，舟山渔场原本每年出现的黄鱼汛和乌贼鱼汛消失了，带鱼也大量减少；20世纪90年代此项比例降为20％。今天，水产业成了舟山渔产最大的来源，而未吃完的饵料和刺激鱼类生长的化学制品却造成了海洋污染。对于海洋环境的需求既具有国际性也有地方性，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经济性的，这种需求一旦超过了环境可承载的范围，最终对鱼类及其他海洋生物，甚至人类本身都是有害的。
二、环境史视野下的资源问题
穆氏新著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史研究，但其是具有环境史视角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贯穿全书的主要问题是“舟山渔业资源严重损耗的社会经济原因”，在“以问题意识主导”的当代史学中，该书也可以定为环境史著作。目前海洋生态体系崩溃、倒退的速度令人吃惊，海洋资源已经出现了枯竭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到2048年世界渔业资源将面临枯竭，严重的现实渔业危机使本研究关注的一系列问题拥有了更大的现实意义。
18与19世纪的商业化与人口增长吸引了中国人前往当时尚未被开发的“生态边疆”（Ecological Frontiers），而同光之后清政府对税源的渴望更加促进了边疆的开发。迁徙的拓荒者们对荒山和草地施行了大规模的农垦，对海洋渔场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开发，在此背景下，舟山群岛的海洋环境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变化使得自然资源经受了更大的压力，导致了广泛的生态恶化。正是由于自然资源在市场经济与人口压力作用下大量减少，使得当时的人们不得不更多地通过诉诸暴力来获取自然资源。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很多地区的暴力事件，实际上正是围绕着森林，荒地和水利系统等自然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欧美学界中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已经揭示了在传统中国管理公共自然资源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经济学者Daniel Bromley指出，对于资源开发，辨析“公共所有权”和“开放使用”（Open Access）是非常重要的。“开放使用”这一概念使人们可以无限制使用资源。而“公共所有权”仅允许特定的社会成员在一定规范下使用资源。Garrett Hardin著名的“公共资源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正是“开放使用”的后果。①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中使用渔场或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nece,1968(162):1243-1248.
他公共自然资源的人，会建立或维护一套规范资源开发的制度或惯例，这些制度或惯例会尽量减少无序开发所造成的社会和环境代价。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nor Ostrom也指出，人们通过建立制度或使用规则来实现对公共资源的管理，进而进行物质财富生产。①那么在清代中国，自然资源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展开的呢？人们是否建立了制度和规则？这种制度和规则是怎样的呢？
穆氏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舟山主要经济渔产大量损耗与人类长期的不合理开发息息相关，特别是近百年来，各方各团体在掌握或争夺舟山渔场的资源开发主导权时，逐利是唯一的目的，传统中国社会的民间惯例、民国政府的“生产计划”等都未考虑到资源有限的事实。这一现象至少在传统中国的南方似乎普遍存在，Peter C.Perdue和Keith Schoppa的研究分别通过对清代湖南和浙江水利史的考察，得出了“当时较有见地的官员都在限制民间力量对于公共水利系统的侵占”这一结论。②然而，即便是最有才干的官员也几乎不可能摆脱地方社会的影响。商业发展和人口压力导致高级官员不可能限制非法的圩田建设，也因此无力阻止必将到来的自然灾害。以上研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在调和不同地区围绕自然资源而爆发的暴力冲突中，清政府的官方监督面临了同样来自地方社会的阻碍。由于超负荷的工作量和官员严重不足，政府时常“直接利用地方社会来贯彻政令”。可是，历史学者相对更为关注清政府处理暴力纠纷的方式，而对于地方社会解决纠纷的惯例反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并且，我们对这些惯例在民国期间——这个政治背景发生了显著变化的时代，所经历的命运知之甚少，舟山渔场的例子当然不能涵盖民间惯例与资源开发关系的全部，但依然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和一个生动的事例，民间惯例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度商品化带来的资源压力和经济利益驱使时脆弱无力，无法组织起本国产业统一应对国际竞争，究其原因，民间惯例是为了限制暴力冲突，希望各方能以较小的非生产性“成本”从资源开发中攫取利益，实际上造成了资源开发过程中同一产业内的分裂，并且惯例很好地维持了这种分裂，但不能化解“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逐利”之间的矛盾。
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对舟山渔场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民国政府抱有依靠科学管理和高新技术就能达到对渔场的永续开发，这种过于乐观的态度与James Scott提出的“high－modernist ideology”非常接近，③受雇于政府的渔业专家们坚信，通过制定“中央计划”能够带来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由此可以无限提高产量并且能够有效地控制自然。中国20世纪的渔业政策就是为了清除提高产量的障碍而设计的，旨在通过强化政府监管取得计划中的渔业产量并持续提高税收。民国政府的舟山渔业发展计划本质上是一系列为强化政府征税而产生的新制度，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政府行为是一种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Melissa Leach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Ostrom ,Elinor.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nutionos for Collective Action.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②Peter Perdue:Exhausting the Earth,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1500-1850),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87.Keith Schoppa:song Full of Tears: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rouond Xiang Lake.Yale University ,1989.
③James Scott.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过考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参与发展论”（“
Discoure of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①指出殖民政府参与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为了强化对资源的控制，这与民国政府对舟山渔业的开发非常类似，同时，这种“参与”行为暴露了“政府”内部的种种矛盾，尤其使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由于税收所产生的愈发剧烈的利益冲突被曝光。
综上，在环境史视野下，过去和当前的资源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本身变化的结果，更是人类开发的后果，特别是人类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国家政府行为等因素对环境施加过度压力的后果。
三、资源开发：连接环境史与社会经济史的桥梁
穆盛博的研究为国内学界认识环境问题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笔者认为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从海洋资源开发的角度看待环境，这一点在国内研究中尚不多见。李玉尚在其新著《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中对该书有简要的评述，最主要的一点是认为穆盛博仅从人口压力和国家政权两个主因去看待鱼汛的损耗，忽视了自然环境本身，比如海洋水文条件和气候条件的变化，对鱼汛丰歉造成的影响。②穆氏的研究的确揭示了渔场资源枯竭的现象，作者也认为“虽然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反映出此时近海渔场的渔业资源在减少，但要证实这完全是人类开发的后果则几乎不可能，因为诸如气候和海洋条件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对舟山渔业的发展造成影响”，作者实际已经说明了在舟山渔业资源枯竭的过程中，以目前的科研水平还很难判定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各自的贡献率，当然李玉尚的研究为解释气候变化与鱼汛丰歉进行了有意的尝试，但这一复杂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更多研究。由此可见，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或质疑自然环境本身对渔业资源确实存在影响，不过这一关系的详细论证，即机制的构建，并非该书要针对的主要问题。而在社会经济史的基础上，通过人类对渔业资源开发中所采取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政府策略进行研究，探究目前舟山渔业资源面临枯竭的原因，才是本书的主要问题。
国内学界也有关于“生态边疆”地带内自然资源开发导致环境恶化的研究，比较集中的是云贵高原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研究，如杨煜达对1726—1855年云南东北部铜矿资源开发引起了森林覆盖率严重降低，最终导致金沙江上游出现了显著的水土流失现象，指出政府铜政在当地森林资源破坏中是主要原因。③类似的观点在武晓芬《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一文中也得到了盐矿开发的支持。④可见，国内学界也早在数年前就关注到了政府策略在自然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作用，但“逐利”是政府的首要目的，后来民国时期政府所谓的“科学开发资源”也是以逐利为唯一目的。而民间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禁约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Melissa Leach ,Pobin Mearns,Ian Scoones .Environmental Entitlements:Dynamics and Insititutions in Community-Based Nature=al Resource Management.World Development ,1999,Volume 27(2),225-247.
② 李玉尚著：《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④ 武晓芬：《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不能缓解人口压力之下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澳大利亚学者唐立（Chrilistian Daniels）通过对18—19世纪云南林业资源开发中形成的多种乡规禁约进行了研究，由于人口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而施加于自然资源的压力加剧，而乡规禁约因缺乏强制力而无法真正规范资源开发，也就难以遏制环境的破坏。①
由此看来，在传统时代晚期的中国，人口压力与市场经济发展确实导致了“生态边疆”的自然资源面临更大的压力，但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性知识、乡规民约、政策、社会组织方式等因素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缓解了资源压力还是如舟山渔场的《鱼汛禁约》一样走向了崩溃？唐立在《18、19世纪云南民间天然资源管理措施初探》一文中提问：“以管理天然资源为环境史的题目，到底有何意义？”笔者以为，以往我们看待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从灾害的角度来探讨，重点揭示历史上的自然资源开发与灾害发生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日益意识到人类活动在改造环境上的巨大力量，社会组织方式、地域或民族文化心理等深刻影响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力度和开发方式，其影响力不亚于技术力量。而清代是中国“生态边疆”大规模被开发的时期，当地的自然资源不仅是前近代和近代经济发展的支持性因素，更是今天许多环境问题的源头，是社会经济史与环境史共同面临的研究课题。穆盛博所著虽然只是舟山渔场民国时期的经济开发与渔业资源退化，但他为学界进行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破坏关系的研究树立了范式，特别强调了民间社会对自然资源相对保护的态度难以抵抗国家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掠夺式开发，缺乏强制力是民间社会惯例的最大弊病。穆氏所论述的3次“渔业战争”（Fishing Wars）：1924—1931年中日渔业争端以日方侵占中方渔场告终、1932—1934年网捕渔民与笼捕渔民因乌贼争端而爆发的长时间械斗、1935—1945年苏浙为竞争渔业税而发生的辖境范围冲突，都暴露了当地资源开发惯例无法应对经济发展向自然资源提出的更大需求，最终导致了渔业经济的凋敝和渔业资源的枯竭。这些事件本身在以往针对渔业经济的研究中的确都有所叙述，但从地方民间管理崩溃这一角度去思考这一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则是非常新颖的，这也解释了从民国政府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税收最大化的渔业政策为什么能在舟山渔场毫无阻力地推行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地方惯例的崩溃。
穆盛博的研究揭示了舟山渔场在民国时期由于城镇经济发展和国家税收压力导致对于渔业资源的过量捕捞，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渔民社会并没有发挥功效，甚至走向了崩溃，最终导致了渔业资源的枯竭。今天许多环境问题的根源都可以上溯到100年甚至300年前进行考察，从中能够展现的将不仅仅是资源逐渐被过度开发的过程，也伴随着区域环境观念和地方惯例逐渐崩溃的过程。将环境史视野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结合，从资源开发的角度审视中国“生态边疆”的环境变迁过程，将使学界和社会更加深刻得理解清代—民国的社会、经济以及当前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把海洋的历史纳入到我们的历史之后，针对海洋资源的研究必须进一步发展下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澳］唐立：《18、19世纪云南民间天然资源管理措施初探》，载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302—313页。
(特别说明：本文转载自《历史地理》第二十七辑，2013年00期，【分类号】F129 )
【排版：聂选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