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灾害与对策史研究的新起点
摘要：赫治清研究员最近辑了一本集子，名为《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①，近日问世，有幸拜读，不禁感慨系之。
首先想到的，倒不是对此书学术水平的评论，而是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历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读了《研究》之后，依然让我掩卷深思。特别是在今天，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似乎丧失了思考价值的时候，我想费点笔墨说一下也并非多余。
中国的历史学，自古以来就有“资治”、“经世致治”的传统。不管别人怎样想，我从来就认为它是一个好传统。历史研究并非与现实距离越远才是真学问。中国的历史学萌芽于史官的记事，史官秉笔直书，对现实政治的记录和干预就是一种“资治”。孔子笔削《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更是将历史学作为政治斗争和巩固政权的工具。后世多少儒生和士大夫孜孜于发掘《春秋》的微言大义，或警时世，或为己谋，以为帝王师，成治平之业，更成为一种传统。被后人视为“资治”扛鼎之作的《资治通鉴》，就是这种史学传统的弘扬。前近代思想家和学者提出并身体力行的“经世致用”，蔚然成风，更扩展了“资治”的内涵，对“资治”的史学传统和学术传统进行了理论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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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治清主编：《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资治”、“经世致用”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好传统，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史学记述，特别是所谓正史，都以帝王将相为主角，所以许多人将“资治”看作帝王术，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治国之道；说白了，就是帝王驾驭臣下百姓的权术。这种理解事出有因，但不免将中国“资治”史学传统的内涵和功能看窄了、看偏了。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一门学问，其开山之作应该是司马迁所作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治史的目标和追求，它是贯穿其著作的两条红线。如果说，“通古今之变”侧重于社会，重点在人事，那么“究天人之际”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显然要比社会人事高一个层次。中国古代讲“政通人和”，似乎政通才能人和，这是站在治人者和帝王的角度讲的，实际情况则是“人和”才能“政通”。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髓即在于此。政通重在人事，讲究的是治国之道；人和则除了人事的一面，还有人与自然的一面，讲究的是“天人之际”、“天人相与”。政通谋求的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至于人和，除了民生安定之外，还必须注意和达到人与自然两者的和谐。有鉴于此，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的“资治”传统，除了“通古今之变”、提供政治经验教训之外，还有另一个源头和传统，即“究天人之际”。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现实、与社会民生接轨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史记》的重要性不全在于为帝王将相立传，也不仅是为市井百姓立传，开创了经济民生方面的记述，还在于他多处辟有专章记述“天”——自然界的情况，记述了天人之际、天人相与的情况，诸如《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之类皆是。这种创新为后继的《汉书》和各代正史所承袭。这样，中国古代的传统史学除了记述人事之外，还为自然变迁立志书，记述了天人相与之道，其中既有人改造自然的经验之谈，也多有值得后人记取的教训。除了正史之外，在皇帝实录、大臣奏章和文人集子里也随处可见这类记载，而由此更衍申出一个专门的史学研究领域，即荒政史。这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古代历史上是没有的。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遭遇环境问题的困扰，环境问题不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人类生存的关键。正因如此，无论中外，人们对“天人之际”、“天人合一”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如何发掘古代天人相与之道，分析和记取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就成为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上述背景，可以作为我们评述《研究》一书的座标，也是我们认知这项研究成果价值的座标，它虽然不是惟一的，却是十分重要的。从学术方面来说，它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弘扬，是史学工作者社会责任的身体力行。正如书中所介绍的，这本书只是《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和对策研究》重大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我想，当初主编赫治清提出这个课题，申请立项，之所以能很顺利地通过审评，并被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多半是因为有关专家和领导部门看到了这一课题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正如赫治清在卷首文章中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通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抗灾救灾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制度、政策措施及其实践，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开发这部分宝贵的历史资源，对其进行系统整理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从中总结历代自然灾害的规律和历代政府及民间对策得失、经验教训，为今天我国防灾减灾提供历史借鉴，同时具重大的现实意义”。
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书有着以下的特点。
第一、研究视野开阔。本书是《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作者绝大多数是课题组成员，所收纳的各篇论文看来也是按照课题的总体框架设计编集的，照顾到各个朝代，通读之下，使人有一种“灾害通史”的感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它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其一，加强了薄弱时期和环节的研究。以往对灾害或荒政的研究，因为条件和数据采集方面的原因，多集中于长时段的统一王朝，对于分裂时期或偏处一隅的王朝的研究相对不足。本书则力图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如龚胜生的《魏晋南北朝疫灾地理研究》、谢保成的《五代时期主要自然灾害及减灾救灾基本对策》、武玉环的《论金朝防灾救灾体制与对策》诸篇皆是这方面的力作；与此同时，从辑集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明代和清代自然灾害及对策的研究中投入了更多的力量，除了学术资源方面的优势之外，前近代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其二，研究对象时段跨度大，更便于总结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即从灾害种类、频次及其时空分布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探索和论证中国灾害史的规律。本书多篇文章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如赫治清的《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一文，在论述不同朝代和时期的灾害史实和规律之后，专门总结了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基本趋势，并从时问分布、空问分布、灾害的共生性和群发集中性等各个方面归纳了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特征。龚胜生的文章在大量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该疫灾时间序列的朝代分布、世纪分布、季节分布、周期性规律及其空间分布、空间变化等方面的分析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前接东汉末的疫灾周期，后接隋唐初的疫灾周期，中间又经历了两个比较完整的疫灾周期。东汉末年的疫灾周期之后是两晋时期的疫灾高峰期，紧接着是北魏和南朝宋、齐时期的疫灾周期，再接下来的是延续到隋唐时期的一个疫灾周期。由此得出如下的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周期性变化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这个结论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固然待于进一步检验，至少从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来说是值得赞赏的。郭松义的《清代的灾害与农业——兼及农业外延式发展与生态的发展》一文，从中国古代受灾害影响最大的、最直接的农业生产部门着手，强调了人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的负面作用，及其对灾害发生机制的影响。此文虽然以清朝为例，事实上，它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重要因素，只是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其三，由于时段跨度大，采集的数据面广量多，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它就更具有科学性。赫治清的文章在比较了邓拓与陈高佣两组不同的统计数据后指出，两者统计相差如此悬殊的原因，一是数据使用的局限，二是统计方法的不同。如果依照大体上统一的标准，加强薄弱时段数据的采集，就可以比原有的统计更为准确。有些作者根据有效数据的统计，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商传的《从蠲赈到减赋》一文根据统计数据结合相关资料，对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根据史研所本得出的明永乐十七年的税粮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根据永乐朝全国户口、税粮及全国主要地区蠲免赈济的数据列表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政府的灾害政策，在明初有一个明显转变的过程，即从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渐变为普遍的的减赈及减赈后之地方救助。
第二，加强了应灾对策方面的研究。使课题研究的结构更加完整合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灾害，对于对策则相对弱，本书各篇多把灾害与应灾对策结合起来考察和研究，不但增加了科学性，所总结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也更具有时代感。如赫治清的文章系统论述了各个时期的临灾救助措施。陈高华的《元朝的常平仓和义仓》、倪玉平的《试论清朝的常平仓》两文则对作为中国古代防灾救灾重要措施的常平仓和义仓作了专门研究。刘景莲的《清朝地震灾害有康熙年间的赈灾对策》和梁俊艳的《顺治道光年间的潮灾与清朝政府的对策》两文，则从潮灾和地震灾害为例论述了清朝政府对策。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历来对于自然灾害的发生、危害以及应灾对策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科学枝术、经济民生的角度以及行政体制的决策层面进行研究。这类研究在传统研究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本书一些文章则认为，在今天，对于这样一个与人类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应该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全方位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诸如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的相关研究，都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尽管这是对整个重大课题的总体设计，但从这本论文集的一些文章中已有所体现。如田人隆的《“天人合一”论与汉代的应灾模式》一文从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论分析汉代皇帝的罪己诏，由此归纳出汉代的应灾模式。魏明孔则以唐代为例，从政治文化的层面解读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赈灾决策。萧发生、方志远的《明代前期荒政中的腐败问题》一文，则从实际政治运作中存在的弊病探讨了赈灾的效率问题，对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颇有借鉴意义。李世愉的《试论自然灾害对清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一文视角新颖，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自然灾害对清朝社会和民众心理的影响。
第四，本书既有对中国历代自然灾害概观、特点、基本趋势和历代防灾赈灾机制的总体考察和研究，又有对各个灾种和防灾救灾政策措施的个案研究，而史料的丰富翔实，更保证了课题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从本书注释可以看出，各篇文章都是作者在长期研究所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特别可贵的是，涉及明清两代的文章，有许多资料来自实录、档案、方志、文集、笔记等，作者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例如，梁俊艳的《顺治道光年间的潮灾与清朝政府对策》，除使用大量清实录、档案资料外，引用的方志之多，格外引人注目，对死亡10万人以上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江苏特大风暴潮灾，乃是笔者迄今所见最有根据的论述，该文在广泛占有和比勘资料的基础上也补正了某些人云亦云的错误。这与时下某些论著轻视资料的浮躁风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与此同时，本书对研究信息的重视也是值得一提的。周荣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明清荒政、救济和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一文，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工夫，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研究信息，对于拓展我们研究视野有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书后所附纪要也值得一读，这既是对日后灾害史研究的展望，同样也是多卷本专题研究的指计，其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
当然，本书研究只是《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对策研究》课题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整个课题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所以书中也难免存在一些瑕疵和值得注意的问题，譬如，从各篇文章所反映的断代研究水平的参差不齐，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对策也有待进一步发掘。如何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当前的科学发展水平，最终获得符合社会的需求并具有自身学术特色的成果，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此书的出版，至少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本书的研究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可以从这个起点前行，进行探索和创新，将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与对策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转自中国经济史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