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探索——评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
佳宏伟
［摘要］中国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并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周琼、耿金合著的《中国环境史纲》一书是作者10余年来耕耘在环境史教学一线“积渐所至”的实践成果。该书在澄清环境史学科边界争议，加强中国环境史的通史意识教育，以及提升环境史人才培养和教材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环境史学发展过去、现在与未来，更好地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科体系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中国环境史纲》；环境史；环境史教学
人与自然的话题和讨论是人类社会的古老命题。在中国，“竭泽而渔”“人定胜天”“愚公移山”“天人合一”等典故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初始认识。中国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并衍生出历史地理学、环境考古学等学科分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环境史学科是一个新兴学科，但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却源远流长，并已有丰富的学术积累，如学界讨论较为集中的区域沙漠化、动植物群落消长、水环境演变以及气候变迁等内容，实际上都涉及人与自然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研究与环境史学科所提倡的研究旨趣还是有所差异。与这些研究的自然环境本位不同的是，环境史学科更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研究。虽然也有学者指出至晚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与现代环境史旨趣相近的学术论文，但是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环境史研究相对于欧美社会要滞后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创办环境史学会和环境史专业杂志《环境评论》，而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组织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且与欧美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引介密切相关。可以说，近二十年来是中国环境史学科建立、发展和环境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学界在引介国外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的同时，不断探索基于中国历史特点的中国环境史命题、研究范式和原创性理论，如王利华提出“生命关怀”“生命中心论”“生命中心主义”等概念；大量环境史研究的具体议题不断涌现的同时，通史性环境史论著也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以环境史专业学会、团队和期刊建设为标志的学术共同体也日益壮大。周琼教授长期耕耘于疾病史和灾荒史研究领域，并基于自身学术积累，敏感抓住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这一发展契机，早在2009年就组织建立专门环境史研究的机构，编纂相关环境史研究通讯，建立环境史研究专业网站，召开环境史领域的学术会议；并积极探索环境史人才培养，以一己之力在环境史的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其所建立的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成为国内环境史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之一。周琼、耿金两人合著《中国环境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一书就是作者10余年来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经验总结，也体现出其对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新思考、新探索，有很多论题值得环境史学者重视。
环境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内容、方法等学科基本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这直接涉及环境史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自环境史兴起以来，这些问题一直也是学界聚焦的热点，学者基于各自不同的学术关怀，讨论的侧重点也是各自相异。当代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Worster）甚至风趣地指出：“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应该说，从学术史角度梳理这些学科讨论和争论，对于建构并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科发展是有助益的。尽管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梳理或多或少在相关讨论中都有涉及，但是《史纲》一书用四章（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和第十四章）内容梳理了中外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的研究脉络，并提出独到见解。如第一章“环境史的概念、定义和研究内容”，首先从环境史学科发展中先后被学者混用的几个名词入手，指出“环境”、“生态”和“生态环境”这三个本土语汇的内涵和外延是有差异的，认为“环境史”这一称谓相对于“生态史”和“生态环境史”更具有包容性，也与国外的“environmentalhistory”接轨；然后通过对中外学者有关环境史的定义、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讨论梳理。与学界关注这些讨论的差异性不同，《史纲》一书重点关注这些讨论差异背后的共识问题，指出这些讨论的侧重点和关注内容虽然有别，但是有些共识却清晰可见。可以说，这些从诸多不同讨论中抽离出的共识问题，对于我们厘清环境史的学科边界，特别是环境史研究的对象、立场以及方法是十分重要的。如该书通过对中外学者有关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分析，指出这些基于不同切入点的叙述逻辑背后蕴含着共同的价值趋向，都强调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必须是“历史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历史，以及自然界各要素、系统相互影响的历史”，都主张将“自然纳入历史之中”。根据已有相关讨论，《史纲》一书还明确了环境史研究中时常论及又易想当然的两个问题：人和自然的内涵问题。作者指出这里的“人”既包括个体的人也包括由人构成的社会；自然则是包括自然界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系统。这一概念澄清对于厘清环境史研究对象以及边界问题十分有益，使环境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更为清晰，也让环境史的整体史观更加自觉。再如对中外学者有关环境史观讨论的梳理。作者指出，这些讨论虽然各有侧重，但是都认为“环境史研究不能简单地以人为中心或完全以生态为中心，而应该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迁，以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中心”，这一认知对于避免中国环境史研究陷入学术悖论的陷阱，无疑是一种警惕。因此，《史纲》一书中多次强调环境史研究必须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出“学科要有边界，但是不可过于强调边界”。再如第二章、第四章和第十四章围绕中国环境史的兴起、成就、困境、趋向及史料问题进行讨论。第二章“环境史的兴起与发展”对欧美、澳大利亚、非洲、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成果进行鸟瞰式回顾，勾勒出世界环境史学的基本图景，指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既是本土社会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也与世界环境史学发展趋势密切相关。中国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被纳入历史学研究视域，从一开始就与世界环境史的中国转向密切相关。从1995年伊懋可（MarkElvin）和刘翠溶主编第一部明确注明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成果开始，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是与世界环境史研究紧密相连的。这一特点也让中国环境史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世界关怀，正如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一文所指出的：“把中国环境史放在全球环境史的框架中与美国、欧洲、非洲等环境史一起进行整体的分析和综合形成中国的世界环境史学派。”因此，世界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一直是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汲取的重要学术资源之一。
《史纲》一书对世界各地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学术梳理，这对于保持中国环境史学科的世界前沿意识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如其中关于欧洲环境史的跨学科和全球史视域、非洲环境史的环境正义关怀、印度环境史的生态民族主义等讨论，对于中国环境史相关议题的研究都有借鉴价值。第四章“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分布与运用”则专门考察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特点、类型、搜集和运用问题，这些讨论对于初涉环境史的研究者而言，指导意义不言而喻。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一文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显然，对于研究者而言，求得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是让自身的研究成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的关键。对于中国环境史研究者而言，环境史材料的挖掘和开拓也是关键，尤其是对于环境史初学者而言，了解中国环境史的史料类型、特点、分布与运用问题，更是进入中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敲门砖。《史纲》一书对中国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中涉及的环境史信息、资料类型以及优缺点进行梳理，并指出：在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运用过程中，必须要以人与自然互动为前提，关注互动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注意挖掘史料背后的生态逻辑，挖掘各种环境要素的内在关系；要具有长时段历史思维意识，探索环境史史料所反映问题的演变过程。这些讨论和观点对于环境史研究者求得新材料与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第十四章“学科走向：中国环境史研究何处去”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困境及其未来走向进行了全面检视，指出中国环境史学科在理论探讨、实证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步，但是研究路径单一化、思维程式化、成果碎片化问题值得警惕，跨学科协同推进的环境史整体研究成果仍然较为缺乏。应该说，自环境史学科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之后，以“环境史”之名的环境史研究可以说如雨后春笋般呈现，转瞬间似乎“环境史”的标签成为宣告自己紧跟潮流的一个符号。而这些研究到底在多大意义上是在进行环境史研究值得存疑，甚至环境史所倡导的跨学科、整体史研究日益被这些名义上的“环境史研究”所消解。因此，作者提出：“为了使中国环境史深入、系统地发展，不仅应该进行研究层域、视域的创新，而且需要进行研究路径、方法的创新，更需要在研究思维的取向、旨趣上创新。”可以说，这一学科自省对于推动未来环境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
中国治史传统一直以来强调贯通叙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要义即是这种贯通。近代学人柳诒徵更是直言通史意识是治史者的历史责任，称：“就古今中外史事，叩其两端而竭焉，则治史者之责也”。环境史学者也继承传统史学的通史意识，努力尝试构建中国环境通史体系。早在环境史于中国兴起之初，就有学者提出“在完成一些重要专题研究后，写出完整的中国环境史”的构想。《史纲》一书则是继四卷本《中国环境通史》和六卷本《中国环境史》之后，试图把环境史研究纳入通史意识考察的一部新成果。尽管《史纲》一书的内容体量不及前二者，但是其所展现出的通史意识和情怀却贯穿于论著始终。这种贯通既表现出时间之贯通，即长时段地考察整个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问题，而且与四卷本《中国环境通史》和六卷本《中国环境史》不同的是，《史纲》一书还将1949年后人与自然关系演变也纳入通史考察对象。可以说，该书在历史时间上真正做到了贯通，并把中国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划分为9个时期：考古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50年代以来。尽管这一划分如作者指出的“存在不妥之处”，但它对于从环境史视域认识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轨迹是有益的。这一历史时间上的贯通为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历史上的环境演变逻辑，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提供了重要历史文本。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该书的编纂体系是经过慎重思考的，采用通史体裁主要是基于从历史过程中把握中国环境发展的基本脉络、变迁过程和人与自然的互动主线。
同时，这种通史意识还表现在空间区域之整体意识。作者在书稿撰写之初就强调，该论著关注的是大区域的中国环境史问题而非区域环境史问题。因此，怎么更好地从整体史角度观照中国的环境演变问题，又能在整体史视野中兼顾“大中国”概念背后复杂多样的区域环境演变特质，应该说是直接关系通史怎么贯通、能否贯通的关键问题，《史纲》一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在考察历史上人与自然的长期演变过程的同时，又重点关注不同时期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在凸显中国整体环境演变的同时，又兼顾这些阶段性变化的区域特质。如关于秦汉时期，重点对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聚集区——黄河流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集中于这一阶段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生态景观的改造；隋唐时期，聚焦于南北区域环境转换问题；宋元时期，围绕着南北水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进行考察；明清时期，突出区域环境的人地关系与环境变迁问题。应该说，这种长短兼顾、以点带面的分析逻辑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连续性、阶段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无疑是一种较为周全的分析方法。因此，《史纲》一书虽然体量不是很大，但是作者以相对凝练的方式展现出近五千来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变迁史，为初学者整体上把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面向提供了简明扼要的读本。应该说，这种以通史的形式展现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从环境史视域认识中国历史进程中多元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对于中国环境史通史体系的建构和通史型环境史人才培养是有其独特价值的。
环境史在中国兴起之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都开设有专门的本硕博环境史课程，积极探索环境史学科育人机制。但是，环境史学科相对于其他成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而言，在包括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培养在内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方面要滞后很多。《史纲》一书作者长期以来耕耘于中国环境史教学一线，在国内较早并先后开设多门环境史课程，如本科生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生的“环境史文献”“中国环境史专题”“环境史理论与实践”“环境史前沿”“环境史田野调研与实践”“环境史研究实习”等课程。可以说，《史纲》一书的编撰既源于一线教学的实践成果，又是服务于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是作者长期以来在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因此，该书与中国环境史的专题学术研究不同，主要是弥补“环境史教材缺失问题”，目的是为环境史初学者提供可资借鉴的、覆盖面较广的教材文本。正如作者所言：“本书的编写是希望给高校本科生、研究生提供学习中国环境史的参考。”所以，《史纲》一书作为一部环境史教材文本，在中国环境史学科育人机制，特别是环境史教科书的编纂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
例如，在纲目设计上，《史纲》一书充分考虑到环境史教学需要，既考虑到环境史初学者理论素养的培养，又强调对中国环境史史实的把握。因此，该书的纲目设计总体上分为两个部分：理论命题和通史实证两部分。理论命题的纲目安排包括环境史的概念、定义和研究的内容、对象、方法、史料等问题，为初学者提供进入环境史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技能和方法。实证问题的纲目设计则把中国环境史纳入通史体系中进行系统考察，为初学者提供利用环境史知识、技能和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的范例。这一纲目设计充分考虑到环境史教学的内在需求，对于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掌握环境史学科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并整体了解中国历史上人与自然的演变历程十分有益。
再比如，在具体内容设置上，《史纲》一书也没仅仅局限于学生“学”这一问题，对于教师“教”的问题也给予充分考量。作者不回避学界争议和学科发展中的困局，在内容设置上以问题意识为主导，在讨论争议的基础上不断凝练共识，并提出自身的认识，展现出对相关问题的学术敏锐性。这样的内容设置使该书不局限于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也充分考虑到为“环境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找寻定位。如对于“环境史”定义的讨论，《史纲》一书在梳理中外学者讨论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基本阐释，认为环境史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理解：广义环境史是“一门研究自然界非生物及生物各要素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关关系的历史”；狭义环境史“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生物类型、非生物构成等要素进行界定，具有鲜明的地理区位，尤其是海陆位置、气候带及生物分布的影响等特点”。这一界定是否全然科学暂且不论，但是这一认识对于学界讨论相关学术命题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再比如，在对中国环境史进行通史考察的过程中，该书也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如关于考古时期，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主要是受气候的影响，以农业为首的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相对有限；关于20世纪上半叶，把战争和技术变革纳入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中，认为20世纪初持续的地方性与全国性战争对生态系统造成极大影响，而技术革新对环境的影响也进一步显现；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则选取工业化这一时期主要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内在关系进行考察，指出工业化是5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景观变化的关键要素。这些观点和分析对于补阙学界相关问题的缺失都是有益处的。
可见，《史纲》一书作为一本环境史教学用书，在环境史教学过程中“教”什么、“学”什么以及教学相长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对当下中国环境史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有其独特价值，也势必有利于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其学科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都处在一个建构和形成过程之中，相关问题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是这一时期环境史学科建设面临的棘手问题，也是在尝试编纂一部涵盖环境史研究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的环境史教材时必须正视的问题。正如王利华所言：“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科研论著，它是一门学术已有成熟知识的归纳、综合，是对相关理论、方法、思想和基本问题的系统阐述”；但是“由于完整的中国环境史知识体系尚未形成，不少概念、理论问题和它的学术框架仍在讨论之中。”这一矛盾势必会对相关教科书的编纂带来诸多挑战，也是包括《史纲》一书作者在内的环境史研究者必然会面临的问题。因此，《史纲》一书作为一部迎合环境史教学之需的论著，不可能毫无瑕疵，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在具体章目安排中，涉及理论问题讨论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十四章有些命题逻辑性不够清晰。特别是作者在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时，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揉为一体，致使很多讨论有叠加之嫌，影响该者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拓展性和本土性特点。另外，在考察中国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过程时，怎么更好地体现出中国环境史的书写逻辑，也是我们在建构中国环境史学科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及中国的环境史资料和信息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多样化特点，历史上环境变迁及其影响十分复杂，利弊共存并不断发生转换，这些环境信息及环境变迁怎么更好地体现在中国环境史书写过程中，反映环境史学科历史的认知逻辑，这是在编纂通史性环境史著作时要足够重视的问题。《史纲》一书虽然从长时段视野观照环境的主体性，但是在考察每一阶段的历史进程时，环境史所倡导的人与环境的互动性特点在某些章节中的体现仍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尽管中国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与国外环境史的引介和推动密切相关，但是作为一部讨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的著作，在观照国外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怎么样突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体性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中国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从目前环境史研究队伍的学科渊源及分布情况就大致可以了解这一点。目前活跃在中国环境史领域的学者，除了具有世界史学科背景之外，大部分来自于中国传统历史学分支，如历史地理学、历史灾害学、水利史学和社会经济史学等学科，这种相关性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而是恰恰说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独特价值。怎么更好地挖掘这些传统学科与环境史学科的内在关联性，汲取这些学科的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学术积淀，更好地诠释中国环境史的中国特点，《史纲》一书似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总之，《史纲》一书作为作者10余年来耕耘在环境史教学一线“积渐所至”的实践成果，对于我们宏观把握中国环境史学发展的整体情况，更好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科体系建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我们也充分相信，随着包括《史纲》一书在内的大量环境史论著问世，势必会推动中国环境史研究从边缘性的专门化研究步向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新境界；随着包括《史纲》作者在内大量环境史学者的砥砺前行，中国环境史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必将更上一层楼。
［作者简介］佳宏伟，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鄱阳湖学刊》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