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马文硕、张连伟：世界林业视角下古代中国的“大造林”——评《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

世界林业视角下古代中国的“大造林”——评《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

马文硕 张连伟

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以野生大象数量的减少作为一项指标，证明中国环境史的决定性趋势是“长期的毁林和原始植被的消失”，并把这一历史过程概括为“大毁林”（Great Deforestation）。不同于伊懋可“大毁林”的总体性概括，美国圣约翰大学孟一衡（Ian M.Miller）在其新著《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以下简称《杉木与帝国》）中认为，公元1000−1600年中国南方地区环境变迁的主导趋势是“大造林”（Great Reforestation）。作者并未否认中国历史上森林减少的长期趋势，但是通过对早期近代中国南方“造林革命”的考察，修正了古代中国持续毁林的叙事。

该书原文名为Fir and empi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sts in early modern China，202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由北京林业大学张连伟、李莉、李飞、郎洁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ISBN9787545219326，定价78元）。全书由导言、结论和7章主体内容构成。导言部分简要叙述了早期近代中国（宋、元、明时期）南方杉木种植情况，并对中国与欧洲林业发展的不同道路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引出本书主题——早期近代中国的造林革命。第1章以“富足的终结”为主题，讲述了公元700−1000年由于过度砍伐，中国历史上出现第2次木材危机，统治者原有的“有限管理”模式失效，私有林培育和木材商业化最终成为解决木材危机的途径。第2至4章分别以“税收”“户口”“契约”为主题，探寻国家、社会与个人在解决“木材危机”、推动造林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机制和应对方式。第5至6章以“木与水”为主题，叙述了早期近代中国利用关税管理木材，以增加税收、保障木材供应的历史进程，并以航海和造船业为例阐明人工林发展为帝国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第7章以北京城的营建为切入点，探讨在皇木需求量不断增加情况下木材供应模式的变化。结论部分则重新回归对“大造林”的诠释，完成了对本书主题“杉木与帝国”的叙事。

《杉木与帝国》主要阐述了以下4个观点：

首先，早期近代中国南方森林变迁的主导趋势是“大造林”而非“大毁林”。“大造林”是孟一衡针对伊懋可“大毁林”所提出的新概念，用以概括由于南方人工林的培育，造林成为早期近代中国环境变迁的主导趋势。孟一衡认为，约在公元前2000年晚期和公元前1000年期间，中国曾经历了第1次木材危机，在此期间统治者逐步对森林建立了有限的管理制度；公元700−1000年，木材需求的增长导致对山林过度砍伐，出现了第2次“木材危机”。面对木材危机，统治者曾尝试通过扩大森林采伐的边界、建立中央林业管理体系来解决，但都没有成功。南宋建立后，由于政治中心位于南方，接壤富饶林区且水运便利，政府有条件在监管木材市场交易的过程中获取足够的木材。国家不限制土地使用，也不直接参与木材生产，这为林业自由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拥有林地生产主导权的山场林主在森林私有化的基础上调整林木种植结构，培育了以杉木为代表的人工林。在上述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早期近代中国南方人工林培育模式得到快速传播和发展，森林中的人工林比重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原始林被破坏后的森林再造。

其次，早期近代中国建立了富有成效的森林“弱监管”体系，促进了中国南方人工林培育和木材贸易的发展。具体来说，“弱监管”模式主要是通过税收机制、财产法律以及市场规则相互协调而建立。“弱”体现在国家对山林产权的控制力较小，没有集中化、专业化的林业服务体系；“监管”则体现在通过税收、市场与法律对山林间接管理。作者指出，这是“一种非常高效、放任自流的自然资源管理方式”。这种模式始于南宋初年，户部侍郎李椿年推行“经界法”，对山林征税，开启了山林产权私有化的进程。其后，元代章闾推行的和明洪武年间的土地清查以及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使国家不断减少对山林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重新解释法律规定赋予造林者土地所有权，维护私人林场主的权益。此时期，在木材价格长期上涨激励下，中国南方的杉木人工林种植范围不断扩大，木材的生产经营和运输也主要由市场运作。

再次，早期近代中国南方的林业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近代欧洲国家的市场化道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同样遭遇了木材危机。它们一方面通过海外殖民和掠夺寻求新的木材市场；另一方面则积极发展科学林业，建立了以国家管理为主导的现代林业体系。近代欧洲科学林业的重要特征是通过精确的林业调查与测量，计算商业化木材的可持续产量，将杂乱原生的森林通过人工干预转变为新的单一森林。早期近代中国南方的杉木人工林则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自发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人工林种植和经营模式。山场林主按照市场需求选育树种，种植经济林木，推动木材生产的商业化、市场化，使得森林中的人工林比例增加，最终自然繁育的树木逐渐被人工种植的树木取代。在人工林培育精细化与木材商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南方出现了木材的跨区域贸易和专业化分工，进一步促使商业化木材市场不断扩大，供应与管理体系逐渐成熟。在木材跨区域贸易和市场交易中，逐渐自发形成了进行木材采伐、运输和交易的商帮组织，这些具有早期垄断性质的民间组织有效地保障了木材的稳定供给。此外，由于木材商业化市场的发展，培养了具有专业技能的林业从业人员，推动了木材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在上述各类主体的“相互配合”下，木材供需基本实现平衡，解决了木材危机。

最后，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监管模式对东亚地区的林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自身所展现的活力对世界林业的发展依然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早期近代中国南方的森林弱监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林业制度。孟一衡认为，朝鲜王室在15世纪对用材林的监管即参考了中国的经验和制度。同样，在日本的部分地区，17世纪和18世纪发展起来的森林监管模式也与中国的森林监管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还指出，早期近代中国的人工林生产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并在18世纪展现出了可持续性。此时，官员们开始提倡山地利用的“最佳做法”，地主也开始注意到边坡清理造成的环境退化，这些都为现代林学、植物学或环境科学的孕育提供了机会。这种模式在时间上早于以德国林业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林业，并且在时间跨度上也远长于德国科学林业。时至今日，它对于反思科学林业的局限性和构建可持续的林业制度依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杉木与帝国》展现了下面几方面的研究特色：

第一，打破环境史“衰败论”的叙事模式，修正了学术界对中国历史上长期毁林的认知。近年来，以中国环境变迁为主题的环境史著作层出不穷，采用“经济发展−生态衰退”的逻辑进行叙事是学者惯常采用的环境史研究模式。作为环境史重要内容的森林史也存在类似问题。包茂红指出，在森林史研究中，大体上已经形成了现代化范式和衰败论范式2个基本定势。衰败论的代表人物米歇尔·威廉斯认为，森林覆盖率的大幅度下降是由于森林滥伐造成的，而人为的滥伐是在市场推动下用现代林学知识武装起来的，也是不可逆的。孟一衡摆脱了“衰败论”的叙事模式，通过分析中国历史演变与社会变动，发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工造林事业的成就，讲述了中国森林监管的独特形式，突破了学术界对中国长期毁林和滥伐的简单叙事模式，改变了我们对早期近代中国环境史的理解。

第二，突破区域史研究的局限，以全球史的视角审视早期近代中国的“造林革命”。孟一衡在《杉木与帝国》中将研究置于对世界林业近代化的进程以及中国和欧洲林业不同发展道路的对比中。孟一衡认为，在世界林业发展的进程中，早期近代中国和近代欧洲都曾面临着木材供不应求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主要通过弱监管模式和市场化道路发动了一场“造林革命”，实现了木材供需之间的基本平衡；相反，欧洲国家则通过海外扩张、殖民掠夺、科学林业以及强监管模式实现木材供需之间的平衡。孟一衡站在全球史的视角强调，早期近代中国南方的“造林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林业发展的另一种道路和模式。

第三，借助经济史的研究路径展开环境史叙事。环境史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多学科融合叙事的史学新科，它要探究的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其叙事往往需要建立在论证多种社会活动与环境关系的基础上，而人与自然的互动首先且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中，因而环境史的研究也常常会涉及经济要素。史学界不乏将经济史问题与环境史问题结合的研究，以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思考环境问题。例如，马立博的《虎、米、泥、丝：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变迁》通过考察气候变迁、人口增长、商业化和国家政府等力量的变迁，揭示出帝制晚期华南剧烈的环境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杉木与帝国》中，孟一衡同样借助了经济史的研究路径。他利用微观经济因素即契约文书、劳动力、土地买卖的变动等史料复原了南宋到明朝时期中国南方森林经济活动的运作，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杉木林的变迁，考察了木材危机所引起的森林管理模式革新所带来的森林变化，最终完成了本书的环境史叙事。

纵观全书，《杉木与帝国》是一部研究早期近代中国南方人工林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环境史力作，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南方从宋代到明代的林业发展，大致说明了6个世纪里中国南方森林生态环境和林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变迁。作者通过对契约文献、方志史料的梳理，考察早期近代中国南方的造林革命，发现并提炼出了人工林发展过程中不同于近代欧洲林业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在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充分发挥森林作为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作用，不仅需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也需要借鉴历史实践经验，推进“造林革命”，探寻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多重作用下的最优选择，建设高质量的人工林生态系统，实现林业的可持续经营，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作者简介】马文硕，女，汉族，山东潍坊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林业史、思想史；张连伟，男，汉族，山东聊城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林业史、思想史。

来源：《世界林业研究》2022年第35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