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灾害治理研究的新探索——周琼《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评介
刘希洋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青岛，266100）
提要：《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一书以清前期灾赈机制及其社会效应的横向剖析为纲，以灾赈机制各环节关涉的重要赈济制度的纵向梳理为目，对清代灾害治理研究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该书揭示了清前期的灾赈机制，厘清了清前期灾赈机制运行涉及的一系列重要赈济制度的形成、演变乃至实施情况，阐释了清前期不同的人（群）在灾赈机制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制度之间的博弈，在深化和拓展灾害史研究方面具有诸多启示意义。
关键词：清前期；灾赈机制；灾害治理；灾害史
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探究历史上的灾害及其因应，为人类的防灾减灾事业提供镜鉴，是灾害史研究的题中之义。20世纪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经历了从步履蹒跚、寥若晨星到成果层出不穷的转变。其中，清代灾害史研究是一个成果丰硕、颇富生机的领域。近来，长期从事灾害史、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周琼教授，集结过去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形成一部专著《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深入探讨了清前期官赈制度建设发展、赈前机制、赈中机制、赈后机制、官方灾赈物资、民间灾赈机制，以及清前期灾赈机制的社会效应等重要问题，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灾害史研究佳作。该书对清前期灾赈机制的运行与体系结构、系列赈济制度的演变与实践等问题的研究尤其值得肯定和关注，且在深化和拓展灾害史研究方面能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发和思考。
一
该书总体上以清前期灾赈机制及其社会效应的横向剖析为纲，以灾赈机制各环节关涉的重要赈济制度的纵向梳理为目，对清代灾害治理研究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首先，该书系统揭示了清前期的灾赈机制。灾害治理涉及一系列组织、人员、物资及其相应的制度，每一个环节都牵涉许多规范、程序和具体措施，将它们全盘揭示出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但研究难度很大。学界以往对清代中后期的赈济活动、灾赈程序、赈济制度、民间赈济等关注较多，对清前期整个灾赈包含的重要环节及其相关制度规定和施行情况的认识很不充分。该书不仅详论清前期官方灾赈体系，而且关注清前期民间灾赈机制；不仅分析了清前期灾赈机制建设的背景、过程，而且探讨了灾赈机制的社会效应，并将各类官方赈济制度分门别类置于赈前、赈中、赈后三大环节中进行一一考察，清晰地呈现了清代前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及人员开展赈济事务的流程和方法。逻辑的严谨性使得该书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其表现有二：
其一，在纵向上，该书对重要赈济制度的研究，特别注意将其置于不同历史时段加以审视，通过细致入微的史料分类和解析，梳理出能够体现制度分期的重要历史节点，从而以清晰的线索充分展现出制度演变的逻辑性。比如，该书将清前期灾害信息上报制度划分为“顺治朝报灾制度的初建”“康熙朝报灾制度的建设与调整”“雍正朝报灾制度的初步确定”“乾隆朝对报灾制度的完善”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特别注意到顺治十年（1653）和顺治十七年施行的举措对灾害信息上报制度初步形成的意义，在第四阶段又将报灾程序及期限的完善进一步划分为“乾隆三年至乾隆六年对报灾程序的完善”“乾隆十八年完善报灾逾限惩罚制并确立卫所报灾期限”“乾隆七年放宽甘肃等边远地区的报灾期限”“乾隆十一年、乾隆五十四年对粮庄报灾程序的完善”四个部分，充分关注到灾害信息上报机制的统一性和特殊性。这种分期看似繁琐，但从中不难体会到作者敏锐的“时间感”和“脉络感”，且通过揭示制度的历时性演变轨迹，实际呈现出的是一幅不均匀的、动态的、层次感分明的图景，凸显出清代灾赈机制和灾赈史的连续性。
其二，在横向上，该书没有把目光简单地局限于灾害发生后的各类反应，而是在赈前、赈中和赈后构成的闭环中逐一梳理重要赈济制度的形成、实施、调整、存废等，及其与其他制度乃至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充分呈现出制度体系的整体性、网络性，这既体现出逻辑的严谨性，又避免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在不同时期赈济制度的历时性比较之外，又揭示出灾赈机制不同环节的赈济制度之间的共时性关联。比如，“勘不成灾”制度起步于雍正朝，完善和外化于乾隆朝，为了说明“勘不成灾”制度的施行及其外化情况，作者专门梳理了钱粮赈济、以工代赈、缓征、蠲免等涉及赈中和赈后的制度及其相应举措。又如，第六章“清前期官方的灾赈物资”，专门考察了灾赈物资的类型、运输、来源、分配，不仅让赈济事务更加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且将灾赈机制涉及的制度条文与社会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让我们在动态的细节中体会到灾赈机制的情境性。
其次，该书厘清了清前期灾赈机制运行涉及的一系列重要赈济制度的形成、演变乃至实施情况。灾赈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整个机制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都可能影响到灾赈的效果。该书对清前期整个灾赈机制中各个环节重要制度的条分缕析，如报灾、勘灾、审户、勘不成灾、钱粮赈济、粥赈、以工代赈、蠲免、缓征、借贷等，让我们既可以从宏观上审视其中某一种制度的发展历程、地位和作用，又可以从微观上考察整个灾赈机制顺畅运行的条件、状态和效应，这无疑能够将清代灾害史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比如，关于勘灾制度，我们以往只是将其作为救灾程序之一，并不完全清楚它的形成、调整、完善、实施、成效等情况，及其在整个灾赈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该书对勘灾制度的研究，分为顺康雍时期和乾隆时期分别加以论述，指出乾隆朝赈济制度无论是文字还是措施都达到了最高水平，但这些制度并非乾隆朝建立的，而是在承袭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对其中疏漏的、与具体实践有冲突的或不合时宜的方面进行调整及补充完善，为一些不能以全国标准要求的地区制定了新标准，虽然调整幅度有大有小，但很多细微的调整和修改恰恰成为制度改善中最关键的链接点。这些链接点使制度自身的内容及体系更完备、丰满和灵活，既方便了赈济措施的推行，使官员在遵守制度时有了实心效力、有效救灾的依据，也使乾隆朝对各类灾荒的赈济卓有成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将问题引向深入，专门探讨了乾隆朝勘灾制度的八大程序及每一项程序包含的主要措施，以翔实的史料、清晰的图表、生动的案例展示了灾害发生后地方政府和官员如何一步步核实灾情、确定后续赈济工作所需的重要依据，我们从中不仅可以勾勒出当时的勘灾场景，而且能够体会到何为“勘灾制度的高度完善性”。
最后，该书阐释了清前期不同的人（群）在灾赈机制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制度之间的博弈，展现出清代灾赈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制度因人事而设，人事因制度而行，制度的支配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矛盾，是制度史研究的一个永恒话题。只有深入考察与灾赈机制建设和运行紧密相关的各种人（群）的言行，才能发现文字背后鲜活的历史故事和隐藏的主观动机，进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影响机制运行的各种因素。该书在探讨灾赈机制的建立、实施与调整问题时，虽未直接冠以上述研究理念和方法，但十分重视解析人事权力关系的影响，并由此反思人心、人性与制度的关系。作者指出，对达不到灾赈等级的灾荒进行赈济的“勘不成灾”制度，是清代颇具特色的赈济制度之一，对灾民恢复再生产能力、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勘灾过程是由具体的人来进行，其结果也会受操作者主观印象和判断的影响，亦会受灾情以外的人为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相关赈济实践容易受到地方官员个人意志的影响及左右，使勘察结果失实、措施失当。又如，对于粥赈制度带来的消极结果——使饥民养成了被动依赖官府及民间力量无偿救济的惰性心理，作者特别注意总结阐发制度与人事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灾荒来临时饥民不是想办法自救和减轻灾荒损失，而是习惯性依赖皇帝和官府恩典的救助钱粮。若真遇到好皇帝和清官，尚能侥幸度过危厄……若遇到贪财官吏，政令就会成为空文，赈灾物资落入胥吏之手，使官方赈济有名无实，很多对官府持有信赖及依赖心理的饥民或死于赶粥路上，或死于粥厂旁，皇帝成为失败政策的替罪羊而丧失民心。”可见，任何一种制度在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容易聚集与分化一些利益要素与利益群体，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拷问和演绎人性的弱点。
此外，该书在清代灾荒的分类与等级划分方法、灾赈与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建构及王朝兴衰的关系等方面，亦有独特而新颖的观点，对我们从多元视角理解灾害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复杂关系裨益良多。
总之，该书为清前期灾赈机制建设、灾赈机制各环节涉及的一系列相关赈济制度、灾赈机制运行过程中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深化清代灾害史、社会史和制度史研究，拓宽中国灾害史研究的视野和边界具有积极引领作用。
二
该书除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外，还对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灾害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借鉴叙事史学的优点，促进人文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如何客观、准确地反映历史上的灾荒赈济状况，学界常常采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各类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虽然可以较为便捷地得到一些具体化、形象化的结论，但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往往因数据的不确切或计量标准的差异而受到极大限制，且容易出现忽视灾害的社会性、见“灾”不见“害”的问题。对此，作者放弃了计量方法，而是采用传统叙事史学的方法来重建清前期的灾情原貌，得以“看到了各个时期灾情的具体画面，展现了重大灾荒的悲惨、凄凉，甚至让人悚然不已的具体场景，让我们对清代重大灾荒的历史场景有了深入的了解。”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并未贯彻全书，但对拓展灾害史研究很有启发。长期以来，中国灾害史研究主要由自然科学工作者担纲，“非人文化倾向”显著，如何拓展和深化人文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成为近来不少学者思考的问题。从研究方法上看，该书启示我们：重视“叙事”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Stone）曾提出：“叙事被认为是把材料按时间先后顺序组织起来，将内容集中合成一个单一的连贯故事，尽管这故事中暗含着作者的情节设计。叙事史与结构史有两方面的本质不同：其行文布局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其核心关注点是人而非情境。故而，叙事史处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而不是集合的和可统计的事物。”因此，运用叙事史的方法，在灾害史研究中充分重视灾害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地位，考察历史上不同的人（群）是如何思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如何看待灾害、谋划灾赈、开展赈济活动的，有利于走出社会科学化的灾害史研究范式，探索综合性、多元化、人文化的研究。
其次，开展“活”的制度史研究，开拓灾赈史研究的新境。近年来，政治史、制度史越来越重视从实践出发考察典章制度的成型过程、演进态势、功能、效用及其动态的实施过程，以审视制度在文本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及其限度。该书虽然以清前期灾赈机制为研究对象，但主体内容是对一系列重要赈济制度的分析，虽然没有明确以上述理念为指导，但在多处论析中注意结合灾害的影响、赈济实务、地域特征等因素，比较不同赈济制度产生和实行的情境及其效果，从而综合论述赈济制度演变的脉络和调整、实施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彰显了“活”的制度史研究的魅力。比如，在阐释清前期勘灾制度的形成、完善以及乾隆朝的勘灾程序和措施之后，作者强调：“因灾情类型、分布及其程度在各地甚至同一地区存在的巨大差异，勘灾结果也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加之勘灾过程是由具体的、不同的人来实施，其结果既会受到操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灾情以外的人为的不定因素的影响，这也是勘灾及赈济弊端与腐败滋生的根源，这在传统社会及其制度下是无法避免的。”又如，受到历代重视的“以工代赈”制度，发展到清代时达到巅峰，不仅制度本身的内容丰富、细致，而且相应的举措也多种多样，在增强灾民自力更生能力和自救意识，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本来作为救灾举措的工赈工程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官员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出现“官员、承包商或建筑商共同渔利”的局面，这实际上造成了对灾民的严重剥削。这些精到的剖析启示我们：从灾赈机制运作以及相关制度出发进一步深化灾害史研究，需要从关注静止的制度条文到探索制度的具体实践形态、变动、调适以及在此过程中的错综关系，强调制度的设计者和运作者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才能更为深入地展现制度演变与实践的逻辑理路，以及更为丰富、立体与动态的历史面相。
最后，关怀现实，回应时代需求，发挥灾害史研究的资鉴作用。“以史为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语，隐含着人们对历史研究要关怀现实、回应时代需求的期待。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史学作品，其生命力也必然更为长久。该书的鲜明特点和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注重总结灾赈机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当代防灾减灾事业提供资鉴。作者在对清前期灾赈机制及其涉及的各类赈济制度的研究过程中，并未局限于灾害应对的范畴，而是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反思意识和现实关怀，力图从制度建设、执行和演变中总结灾害治理的经验教训，探讨相关制度对我国灾害应对与治理的借鉴作用，甚至针对当代灾害应对机制提出具有建设性、前瞻性的意见与建议。正因如此，该书在分析一些问题时能够得出较有穿透力的观点。比如，第三章第一节专设“清前期灾害信息上报制度的启示”部分，从报灾制度的重要性、报灾制度演变的阶段性、报灾制度的特点、报灾制度建设与清初统治者建构统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清前期的报灾制度，并在最后指出：“清前期报灾制度的建设及其成效，以及当前新冠肺炎预防的成就及前期疫情预警上报通道的欠缺，无疑启迪着现当代建立系统的灾赈预警、灾情信息上报的绿色通道及机制的必要性及紧迫性，这是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必要途径之一，也是清代报灾制度垂鉴后代的启示。”作者将历史经验与当今全球正在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置于灾害治理机制的语境中加以审视和比较，凸显了灾害史研究的现实资鉴性。虽然该书并未在所有相关制度研究中都有类似论述，历史上的救灾机制或制度也并非都对当下和未来有借鉴意义，但在灾害史研究中秉持关怀现实、关注时代、关心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理念，不仅是取得更为深刻而不落窠臼的学术观点与成果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者关心民瘼之人文精神与文化情怀的生动体现。
总之，在中国灾害史研究日益多元化和精细化的背景下，该书在探讨清前期灾赈具体问题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秉持的研究理念，对开展人文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揭示灾赈机制运行实态和赈济制度的动态调适、增进灾害史研究的现实资鉴作用等，都颇具方法论意义。
综上，该书不仅在揭示清代灾赈机制的结构、功能与运行方面多有建树，而且在方法、视角和理念方面对进一步提升灾害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具有示范作用，可谓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匠心之作。
然而，金无足赤，书中也存在一些可能的瑕疵，在此提出以供探讨。比如，全书在资料挖掘利用方面，官方文献居多，私人化的史料如笔记、文集和日记等较少；第二章对清前期灾赈机制建设背景的分析和总结，基本以各类制度走向成熟的乾隆时期为主，对顺康雍三朝的关注相对不足；第七章在论述民间灾赈制度的建立问题时，主要围绕官方对民间赈济有功者的旌奖展开，未将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赈济举措纳入其中，似有脱离“民间”语境之嫌。
不过，瑕不掩瑜，总体来看，该书视野开阔，立意新颖，逻辑严谨，研究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是近年来中国灾害史研究领域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海洋灾害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20BZS109）
【作者简介】刘希洋（1987—），男，河南浚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医疗史、灾害史。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7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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