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范式——评《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
张剑光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是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创新性成果，谋篇布局的宏阔完整，对清代的灾等、报灾、勘灾、以工代振、勘不成灾、审户、栖流所等重点议题进行了突破性探讨。书中认为清前期的自然灾害在中国灾害史上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特点、灾赈机制有着典型性特点、是清王朝政治智慧的体现。这是一本历史灾害研究新范式的著作，在清代灾害史研究上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灾害史；清前期；官赈；制度史；新范式
灾害史在最近二十多年来是研究热点，出版了大量的成果，如灾害的种类、灾害的影响、灾害的救济应对、灾害地理、灾害资料的编纂等方面的成果十分集中。相反，以前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变得十分冷落。
灾害史的研究在研究思路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研究以线条勾勒式为主，以表象的描述为基本方式。勾勒和描述如果是拓荒性的工作，在一个问题的早期研究上是十分有必要的，也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意义，但如果研究长期处于这种层次上徘徊，只是在数量上有一些增加，这样的研究就显得比较苍白。在最近几年，灾害史研究在总体方式方法上的推进并不是很大，研究事实上陷于瓶颈，“大多数研究都是就灾害说灾害，集中在灾害个案及赈济史实梳理的层域，主要对灾害背景（原因）及影响、官民救灾及其机制和措施、思想、灾后重建进行论述，或在断代、区域、特别案例的探讨中，对具体路径及方法等问题修修补补，研究思路及叙事框架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固有的路径和模式，重要创新及突破成果不多，理论及跨学科视域的创新性研究也极为不够”[1]。对灾害研究的路径和模式如果相差不多，只是换一个灾害种类，换一个朝代，换一个区域，得出的结论并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而这对整个灾害的研究缺乏一种突破性的变化。
其次，我们发现近年来灾害史的研究往往是由现实中发生的一些大的自然灾害推动的，由这些灾害触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趣。灾害史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反馈到现实中，促进灾害预防和灾害赈济工作更加完善，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但如果学者的研究只是由现实问题推动着往前走，而不是研究者本身对灾害史研究作基础性的深入工作，对灾害史研究并不见得是好事，反而急功近利性的心态会产生，有些学者会过度追求社会效应，反而缺乏学术研究的正常思维。比如从非典到今天的新冠发生后，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到疫病史研究，对推动疫病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现实中的抗疫救灾也有意义。但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目前研究疫病出现了一些乱象，很多学科、很多学者都卷入到研究中来，于是文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等纷纷在研究疫病，有些人提出了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来研究疫情。这样的疫病史研究，到底有哪些学术意义？恐怕学界还是要用理性的思维来进行深入的思考。
作为环境史学者，如何将灾害史研究从理论和研究路径上往前推动，如何将灾害史研究中得出的经验为现实社会中预防灾害所借鉴，这可能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灾害史研究既是一种学术研究，需要在学理上向前迈进，同时由于研究领域的特殊性需要学者总结出一些研究成果为社会所用。笔者最近用了相当一段时间阅读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周琼教授的《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一书，洋洋九十五万字，一个直观的感触是，也许我在灾害史研究上的一些疑惑纯属多余，因为这本著作对灾害史研究的探索有很多值得我们重视和肯定的地方。
一、谋篇布局宏阔完整
这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十分厚实，装帧版式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态，简洁大方，完美和谐，是典型的学术著作的风格。全书由绪论、八章正文和结论组成。第一章是谈了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及其特点，第二章是清前期官赈制度的建设及发展的基础，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别是清前期的赈前机制、赈中机制和赈后机制，第六章是清前期官方的灾赈物资，第七章是清前期民间灾赈机制，第八章是清前期灾赈机制的社会效应。
从著作结构来看，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对清前期重大灾害的研究，包括灾害发生的背景、灾害划分的标准和灾害的具体情况、灾害的特点。清前期灾害发生的具体情况的梳理，灾害等级的准确划分，从而提炼出灾害的阶段性特点，是本研究赖以依据的前提，因而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分析与思考。
在对灾害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全书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是谈论清前期对灾害的应对，这种应对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方面，但作者重点是放在官方的应对上。
官方的应对主要是清前期的官赈制度，这是本著作的核心议题，是作者考察清前期灾害史的重要视角。官赈制度是怎样建立的，又是怎样建设和发展的，这种制度有怎样的一套程序，官赈制度乾隆时期到了顶峰此后怎样呈现衰落，官赈制度是由什么机构来承担具体工作的，这个机构的功能有哪些，有哪些人员，这在书里都有详细的探索，这些是研究官赈制度的最为基本的内容。
官赈机制如何发挥出作用，这是作者研究官赈制度的核心，用了三章篇幅加以详细探索。赈前，清朝遭受了重大灾害后是如何报灾的，作为制度性的报灾机制，在清前期是如何从建立到调整再到完善。政府是怎样勘灾定级，确立要救灾的实际人群数和经济受损数。赈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来解决受灾人们的生活问题，说到底最为基本的一点是不让灾民饿死，因而官方的钱粮赈济和粥赈制度、以工代赈制度成了研究的重点。赈后，蠲免机制和缓征机制是如何确立、定型和完善，真正在灾后起作用；这两种机制又是怎样配合着发生作用，这是作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当然，研究官赈机制必然会涉及到官方筹措救灾物资，这些救灾物资的来源，是怎样运到灾区，又是怎样分配到灾民手中。在灾害特别严重的时候，灾赈物资对救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合理分配物资反映出政府的应对机制是否有效，作者的研究自然是十分有意义的。
此外，作者对官赈机制的社会效应进行了讨论。一种制度设立和起作用后，必然是会有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我们衡量这一制度是否符合社会要求，必然会在这两种影响中进行比较，如是积极的影响超过了消极影响，那说明制度的存在有比较合理的一面，从作者的主要笔墨放在积极一面来看，官赈机制的存在是有较大的合理性，是符合社会的需求。
这是一个全面而又完整的论述体系，议题十分明确和集中。具体来说，作者一是展开了对灾害的研究，但更是注意到了社会的救灾机制；二是对社会的救灾机制从制度性上作分析，主要从纵向的制度设立的各个时段的变化特色，到横向的制度本身的几个层面，都进行了详尽的探索；三是对救灾制度的各个机制都进行了专门性的研究，如勘不成灾、赈粥、以工代赈、缓赈、借贷、流民收容等。四是议题十分明确，重大自然灾害的制度性赈灾是成果的主线，最后从制度的社会效应上对救灾措施进行评价。
因此，这样扎实的工作，构成一个合理的研究体系，是相当具有学术意义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学术著作应有的体量。
二、重点议题突破性探讨
一部著作的质量，关键是看具体问题研究上是否有突破性的成果。任何著作，不可能每章每节都是个人的发明创造，但如果每章每节中都没有一些深入推进，那这样的著作就不会有多少价值。我们翻阅《救灾机制研究》，令人欣喜地看到，在很多议题上，都有较大的突破，对推进清朝灾害史研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一个灾荒，因为记录上没有统一标准，不同地域、不同视角的著作，详略差异很大，后人在研究时很难有一个统计上的把握。以往的研究有灾次统计、州县数统计、受灾人口数统计等多种计量方法，但这些统计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因为中国历代对具体的数字记载并不严谨，更多的是一种程度上的表达，并不是实际上的准确数字，不可能真正反映出历史灾荒的全貌，这就常常会使研究失真。然而，研究清朝前期灾荒史，对自然灾害首先必须要作出定量分析。
《救灾机制研究》认为清朝是以受灾地亩收成分数为标准来判定灾情的等级，乾隆以前对灾荒的划分基本上是六分以上算成灾，即受灾六分至十分者为成灾，五分以下为不成灾。据此，把清代的灾荒分为巨灾、重灾、大灾、常灾、轻灾、微灾六等，分别与收成分数大致对应，指出轻灾和微灾无须赈济，属勘不成灾。尽管作者自己说“灾情等级划分标准的不尽完善”，但实际上这样的划分对具体的研究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以通常的灾次为统计标准来研究灾害，就会发现在详细的资料记载下，清朝各个地区各个时间段有着数不清的灾害，然而灾害的救济方式却各不相同，政府在灾害面前是一片混乱。但如果只对大灾以上的灾害进行统计，对典型的灾情进行案例呈现，就能对清前期的灾害特点做出很准确的分析，就能对清朝灾害在时间上、空间上、类型上进行总结，方便对政府救灾机制上的规律性措施进行探索。这样的分类研究，以往的学界往往是没有注意到，或是忽略掉了，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也就不够科学，对灾害应对的方式是难以有准确的把握。
上述这样的新见，翻阅全书，可以说到处都是。具体表现在一是以往研究不够或缺乏的领域有开拓性的讨论，二是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上的讨论能往深处推进。比如书中探讨了灾荒对传统社会道德及心理的影响，指出灾荒对民心及伦理道德会造成冲击。如灾荒使人们的心理及精神极端变态、行为极度扭曲，包括人相食、卖妻鬻子、弃子、人口买卖；灾荒滋生了劣根性和惰性，一些人小灾即流亡，甚至无灾时也定期流亡、逃荒；灾荒造成很多人极度冷漠和麻木，对社会及他人缺乏同情心和爱心，对灾后的生活变得消极；灾荒造成一些人产生了依赖心理，往往坐等官府救济。这些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是极少有人提到，而恰恰是灾害对社会影响特别重大的地方，是灾害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对于勘灾制度具体的程序和措施，由于受资料等的影响，明清以前一般只能粗线条地概括，而清代的制度，特别是到乾隆朝，却十分完善。著作中提到了八道程序，确定勘灾人员、划定勘灾区域，查造草册，造报舆图、勘定灾情分数，造报灾区舆图，审户（区别贫富等级），确认家损毁及人口伤亡数，填报赈簿、发放赈粟，处置勘灾结果。这样细致而具体的八道工作程序，让后人大吃一惊，清前期的勘灾制竟是如此的完备，显然如果灾害来临，有关部门只要按部就班地执行就可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政府的组织能力是相当强大，其救灾效率十分令人赞叹。再者，由于清政府的制度性措施主要是应对大灾以上级别的自然灾害，而对一般的常灾、小灾，作者认为清朝有“勘不成灾”制度，提出了制度外化的观点。对常灾、小灾，并不是说政府不予以赈济，而是实施和大灾以上的灾荒不同的救济方式，如就地抚恤、酌量给银米，赋税上实施缓征、分年带征、折征，也会蠲免赋税或积欠钱粮，甚至灾荒对灾民生活产生影响，政府就借贷口粮和种子，实施以工代赈。
如审户、赈粥、以工代赈、灾赈中的借贷和缓征、灾赈物资的筹集和运输等问题，在书中都是作为专题展开专门性的探讨，作者的认识十分深刻，既对各个制度从建立到完善的具体时间和标志梳理清晰，又对这些制度的具体实施及其社会效应铺开进行讨论。
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再一一举例。这些重点议题，都是清代救灾中的重要制度，是清代整个救灾体系中的一部分。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新论迭现，有很多独特的见解，是值得以后的研究者加以参考的。
三、研究时段典型性选择
选择清前期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基于作者对清代灾荒史的学术回顾，以及对一些具体制度的研究。清代灾荒制度的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荒政制度的发展、变迁及其弊端、某类灾种的危害和应对、区域灾荒等方面，但对一个荒政制度的全方位研究还很缺乏。清代的荒政制度大多数形成建立、完善、起作用于清前期，制度的好坏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十分全面。还有，现阶段学界对清代灾荒时段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了一种不均匀的状况。学术界研究灾荒史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后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的灾荒史研究相对比较少。
第一，清前期的自然灾害在中国灾害史上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中国古代的自然灾害有千千万万，但史书记载比较清晰比较详细的灾害并不是太多，一方面是人们对灾荒的认识不够，另一方面是灾荒在传统史书中的地位决定了史家书写时往往用三言两语打发了，并没有把灾荒和古代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历史发展到清前期，灾荒类型、灾荒的后果及影响，都是中国古代灾荒的缩影及代表。如果能真实、客观地反映清前期灾荒的全貌和特点，实际上对中国古代的灾荒就能有清晰的了解，就能了解中国古代灾荒的一般特点。清代前期的灾荒类型在中国古代都曾经有过，灾荒等级在中国古代都发生过，灾荒的特点及后果、影响在中国古代都有完整的体现。清代前期的灾荒既是清代的缩影，也是中国古代整个历史时期灾荒的缩影。
第二，清代前期的灾赈机制有着典型性的特点。大部分的清朝赈济机制是在明代的基础上，在康雍乾三朝发展、完善，最终确立下来。到乾隆年间，这些机制都是达到实践的巅峰状态。对这样比较完善的制度进行解剖，当然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机制是怎样运作的，包括机构的组成、人员的构成，运作的程序和步骤，就很容易把这些制度最鼎盛时期的模样展现出来。比如清朝的赈济，有正赈（摘赈、普赈、续赈、加赈、大赈），以及展赈、抽赈、补赈、散赈、粥赈、以工代赈等形式，这些赈济，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灾赈的集大成，将中国传统灾赈推向巅峰。
第三，清前期的灾赈机制是清王朝政治智慧的体现。清前期的灾赈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灾赈机制由初建、修正补充，再走向完善，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一种灾赈机制，是清朝统治者在统治合法化后的政治智慧的体现。入主中原后的清政府吸收了汉文化，统治方式汉化，在不断的灾赈实践后，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的机制，这是清朝中后期的统治所无法比拟的。
简要的这些罗列中，我们可以看到谈论清以前中国古代的灾赈机制，由于资料记载的稀少，并不能很充分地展现出中国古代政治的智慧，而谈论清中期以后的灾赈机制，由于清代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动，这些机制往往被破坏、不完备，因此，研究最完善的灾赈机制非清代前期不可。从这一点而言，作者的选择是十分合适的，充满着学术的智慧。
四、历史灾害研究新范式
阅读这本著作时，笔者最初也是有一些疑问的，清朝真的有这么完善的灾赈机制？为什么我们在清以前的资料里看到的各个朝代的赈济大多是临时性的，而不是制度性的救灾呢？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引唐高祖武德七年令云：“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其租；桑麻尽者，免其调；田耗十之六者，免期调；耗七者，课役皆免。”[2]以往我们读到这段材料时，并不会太在意，总是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宏观性的意见，地方政府会相应折免租赋。但问题是，这种规定，是否在唐代就有一套专门的制度？比如耗十之四、十之六、十之七，这是怎样认定的？各地有没有专门的人员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老百姓认为受灾比较严重，而官员认为受灾没那样严重，那么租调的折免数量就会不同，一旦发生矛盾，该怎样处理呢？
唐代史料中没有具体描写的内容到了宋代，就比较具体。如李叔周曾经奉命视察华亭县水灾，乘船行走在老百姓的土地中，具体观察哪些土地受了灾，毁坏到怎样的程度，再决定免多少税。他看到了监司的圭田，同样是受了灾，但有关的官吏不敢上向奏报，就说：“水潦为患，上供且应复，况圭田乎？”于是全部免掉了赋税[3]。章岵为两浙转运使时，“会暴风，湖海涌沸。民之近湖滨海者，如海盐、华亭、吴江多遭漂溺。岵遣吏所在巡视赈恤，请蠲田租，人不失所”[4]。而谈公绰受宪司命“简灾田于松江”。晚上他住在华亭一位富人家里，富人“欲冒作虚数”，因而“厚款之，宿之密室”①。说明在宋代勘灾是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受灾的等级是由各级官员逐块田地视察后定下的，有些人想上下其手还真不容易做到。
由唐至宋，史书上没有描写的，并不是说这种制度不存在，但将唐至宋的资料联系起来看，显然在中国古代是有勘灾制度的。这种制度到了清代，应该是十分完善。各地受灾的信息如何上报，勘灾的程序是怎样的，救灾的制度有哪些，与前代相比在哪些方面更加丰富和完善，这些是研究中国古代灾害史的重要内容。报灾勘灾制度如此，赈济制度又何尝不是这样？因此，通过制度的视角来观察自然灾害和国家行政措施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模式。
周琼认为灾荒史的研究，“亟需路径、范式的突破及创新”。事实上目前的灾害史研究模式比较单一，大家关注的着眼点都相差不多，研究的成果有很多相似性，因此需要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作一些突破性的研究。灾荒史的研究需要宏观、整体视域的研究，“把灾荒放在一个时代的整体发展脉络中，看到灾荒的社会属性、国家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层面的宏观维度，通过对灾赈机制的探讨去透视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乃至传统政治合法性、正统性获取的深层意蕴”，也即通过国家灾赈制度，不但可以看到国家抗灾、救灾的能力、后果和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国家政权如何通过赈济伸向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这一点说，通过制度来研究灾害，不但在方法上是创新，而且在研究成果上也会有较大的突破。如果一个制度，放在中国古代整个发展脉络里来观察，是可以推进各个朝代的灾害史研究。作为一种新研究模式，周琼的尝试是有益的，是取得了较重大的成绩。
这种以制度为核心的研究模式或许也有一些局限。如当国家政权的力量并不强劲，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还有欠缺时，制度要么还没有完全建立，要么有制度也没有能力去加强执行。特别是当一些朝代的末期，有灾赈制度但不一定真的在抗灾救灾时使用，也就是说，制度很完整但不一定说明灾赈很有力。其次，自然灾害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常规的水、旱、蝗等灾害的赈济制度肯定是比较完善，但有些灾害的各种预防和救济制度就不一定很完善。比如疫病流行时，对疫病的抗灾和救灾机制就比较缺乏，因为疫病最主要的是医药治疗，但这方面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一般都是临时的措施，国家对救疫的制度性措施极少。
五、商榷与讨论
我们在肯定《救灾机制研究》是近年来非常有学术价值的灾害史研究著作的同时，认为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滴水不漏，各人对问题的理解不同，在研究思路上也会有所差异，因此书中也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和作者讨论的。
如本书主要是讨论“重大自然灾害”，但涉及到一般灾害，理论上不是本书讨论的内容。书中安排了在第三章第三节专门谈“‘勘不成灾’制度与制度外化”，对一般灾害的赈济进行讨论。所谓勘不成灾，就是遭受了一般灾害，政府是如何来进行救助。但如果这节能单独成章，在逻辑上可能更为通顺。或者这节不在正文中探讨，作为附录放在最后，可能更加符合书名的论述范围。
又如作者认为清前期的赈济，是政府的制度灾赈为主，民间灾赈为辅，著作主要围绕着政府的制度灾赈为中心而展开的。第七章专门安排一章谈民间灾赈，从写法上显然没有像其他章节一样铺开，只是谈了民间灾赈兴起的原因、灾赈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灾赈的奖惩与成效三个大问题。其实民间灾赈是一个大问题，在政府制度灾赈最盛的时期，民间灾赈的空间相对比较小，反之民间灾赈可以比较兴盛。民间灾赈一般是自发的、临时性的、阶段性的救灾比较多，制度性的救灾比较淡薄。如果这一章并不是放在政府制度性灾赈构成的写作体系中，可能更为合适。
一些表述上，可能前后照应有点欠缺。如第一章的第四节是谈清前期重大自然灾害的特点，在谈到“二空间上的普遍性、相对集中性、延伸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及“三灾荒类型上的共存性、并发性和群发性特点”时，分析时使用了“乾隆朝”的资料，实际上这里应是谈整个清前期的。在具体的资料上，有的使用了道光十一年安徽巡抚邓廷桢和湖广总督卢坤的奏章，以及第二年道光的上谕，在时间段上与界定的范围并不契合。
指出这些，对这么大体量的一本著作来说，的确是有点吹毛求疵，而且这些问题只是各人理解的角度不同而已。总之，《救灾机制研究》作为一本十分重要的灾荒史著作，对清代灾荒史研究将发挥出有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周琼.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J].史学集刊，2021（02）：4-10.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43.
[3]谢庭薰.乾隆娄县志（卷一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51.
[4]方岳贡.崇祯松江府志（卷二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83.
作者简介：张剑光（1964—），男，汉族，上海嘉定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
文献来源：《保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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