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发布时间:2018-07-13 19: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耿金 点击: 259次
“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责任、利益、生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应把握生态文明足迹的历史脉动，追寻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诉求，在生态利益共同体视域下，建立多元化的交流协作和发展机制，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和生态安全建设。
以“水”为介构建生态利益共同体
耿 金
当今世界已成为联系紧密的生态整体，这是在历史洪流中随着人类流动、交往范围扩大而逐步完成的。“一带一路”建设即是在全球整体生态网背景下推进的国际合作，包括陆上交通及“水”上往来，河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沟通区域文化的载体。
“水”自然属性的回归
水是生命之源，是一个地区、国家存续与发展的基本资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水资源的使用及开发方面，有诸多可共商共享之处。中亚地区水源不足、南亚地区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东南亚地区河流众多、水灾频繁等，表现出国际性洪灾、旱灾、水污染、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逐步解决，进而稳定周边国家经济、社会环境。
早期人类对水的认知观念中，水是灾难之源，避之为要。世界人类文明关于早期人类的起源都伴随着洪水传说，从《圣经》里的大洪水到中国的大禹治水，都体现出早期人类对水的惧怕，但随着人类适应、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对“水”的认知也从躲避向利用转变。中国古代治水提倡因势利导，在水利工程中也很重视水的自然属性，秦国郡守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工程，核心就是尊重水流的自然属性，基于江河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成为古代良性水利工程的经典代表。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古人对“水”的认知又有变化，认为人力可改变河道走向乃至突破地势上的高低限制。大运河的修建打破了中国水系南北隔绝的壁垒，通过水系的沟通将当时中国南北方有机联系起来。近代以来，人类对水的认知不断深化，水源成为竞相争夺的对象。现当代对水的认知进入新阶段，水作为支撑人类生存发展的必需资源，河流、湖泊被大量污染，人水矛盾突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各国对水的认知变化也基本相似，西方在工业革命后对水的肆意利用、污染，导致欧洲众多河流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对“水”认知的转变，也伴随着人类改造自然技术的进步。人类很早就能在河流上建造水坝，但技术简单，主要是灌溉农田，也有少数起到控制洪水及蓄水的作用。19世纪后随着土木工程学、水文学、水力学的兴起与发展，筑坝技术不断成熟，蓄控洪水功能大大提高。20世纪后，水坝修筑突破了引水灌溉功能，大量巨型水坝不断修建，具有发电、通航及为农业、工业、民众提供生产生活用水等多重功能，河流功能的扩展在多方面影响着其自身生态系统。
利用现当代科技改造水时应更加审慎，水资源利用时应让“水”回归其利万物的自然属性。历史上任何想彻底征服水的措施大多引起了消极影响，中国古代治水也演化出治水派、导水派两种思想，治水以技术为先、导水以顺水为要。当代河流治理应以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为旨归，冒然改变河流的流向、水系结构等，虽利于部分人类，却害于其他流域内生物，引发相关河流生态问题。如杭州湾南岸历史时期的水利治理虽然塑造了当地的地表景观，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引发了系列生态后患，只能不断建水利工程来改造水环境，却未最终解决问题。因此，处理好水利工程与水生态间的平衡关系，发挥“水”的自然属性，才能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在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上，“水”是个核心的问题。转变沿线国家的“水”认知观念，承认“水”的资源作用，更要承认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枢纽功能。只有尊重水的自然属性，肯定江河湖泊等载体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才能建立新型的对“水”开发利用的合作共赢方式。
河流生态史研究助力沿线国家河流开发与治理
生态史关注各个历史时期特定时空尺度下的生态系统，包括森林、草原、农田、水系、城市等子系统。生态系统自身尺度可大可小，就一个小区域而言，生态系统可以是局部环境与生态要素的总和；从全球尺度而言，世界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巨型生态系统。河流是一个线面结合的区域复杂生态系统，干流、支流、洪泛区、岛屿和地下水以及河流所供养的生物群体，都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河流就是一个生命实体，它有“生命”和“个性”，应该有基于河流自身生态系统的历史书写。
美国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Willam Cronon）曾指出，河流哺育了流域内的众多民众，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条件，但河流自身的历史却模糊不清。目前河流史研究主要关注河道变迁、农业灌溉以及河湖水系关系等内容，从生态史角度展开河流生态系统研究仍有待推进。如国内黄河史研究多关注人类活动的作用与影响、河道迁徙变化及水患；国外学者迈卡·S.穆斯珂林诺（Micah S. Muscolino）、戴维·皮茨（David Pietz）等探讨了黄河环境史。伊丽莎白·C.伊科诺米（Elizabeth C. Economy）探讨了淮河生态变迁与政府治理过程及困境。马克·赛尔克（Mark Cioc）反思了莱茵河生态系统演变轨迹中的水利工程、污染对河流自身生态环境的影响。梅雪芹持续关注欧洲河流生态史研究，强调物种是生态系统的指示物，河流中的生物演变能揭示河流生态系统中物种与环境互动的关系，河流水生生态系统也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中国河流众多，河流生态史是个内容极为丰富、有待更深入研究的命题。
“一带一路”沿线尤其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河流开发与利用问题，生态史研究需要先行展开。虽然自然科学在河流水文、动植物等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如云南大学2012年成立了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形成了以国际河流与高原山地环境研究为主体的特色领域，对当下国际河流的生态定位有极大价值，但仍缺乏从历史学尤其生态史学角度开展的回溯性梳理研究，而最受关注的近百年尺度的河流生态变迁史研究成果更是不多。
生态史研究最终目的是既理解自然、又理解人类自身的处境，并为人类未来走向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河流生态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为河流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经验、提出新的建设模式，惠及沿线更多地区和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利益共同体构建中，应在尊重当地生态环境、借鉴已有生态史成果的基础上，搭建多方合作、共建共赢的平台，开展更广泛的河流生态史研究。
以河流为纲的跨区域生态文明体系构建
河流是沟通区域文化的载体，尤其南亚、东南亚地区有多条国际河流与中国相通，构建大河流域生态文明体系，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交汇地带，以长江为主干的河流经济带建设已在推进之中。以江河为主干，推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在有序进行。而在系统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过程中，长江生态史的研究也必须先行开展。中国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工作，其核心目标即为构建生态利益共同体，经济带建设中必须借用生态学、环境科学、气象学等学科的辅助，揭示长江流域自身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真正体现中央定位的“科学”发展路径。
从“水”与周边国家关系角度看，最能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载体就是国际河流，它将流经国家的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系统串联起来，形成区域性生态网。河流具有污染的自净与转移能力，大多河流沿岸的城市或国家更多关注流进自己国家的水质，很少关心泻入河流中的水质，水源利用中的“自私”现象制约着流域利益共同体的深化、推进。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走廊，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交流的通道，中国将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纳入国家宪法，通过构建自身的生态文明形象，影响“一带一路”周边国家与地区，逐步形成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利益共同体。河流生态利益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沿线国家的参与，要基于河流全流域的生态整体所做出的全面统筹与设计。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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