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周宏伟教授莅临我所讲学
2019年5月16日晚，由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主办的“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系列活动之五暨名家学术报告之四”在云南大学东陆校区科学馆第9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特邀嘉宾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周宏伟教授。讲座由耿金老师主持，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在校师生积极参与聆听和学习。
图1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耿金博士主持本场讲座
在题为《历史地理学视野下的“二重证据法”平议》的报告中，周宏伟教授从“二重证据法”的内涵及意义、“二重证据法”能够提高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二重证据法”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等多重纬度出发，结合不同领域的研究案例案例分析探讨“二重证据法”的作用和价值，并围绕历史地理研究的需要，客观全面分析“二重证据法”在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周宏伟教授根据国维、陈寅恪、徐中舒等史学前辈以及当代人类学大家叶舒宪先生对“二重证据法”认识，详细梳理出“二重证据法”从提出、发展与改进的过程，从阐述不同学科研究者对“二重证据法”发微与新探，指出“二重证据法”在方法上提高了史学研究的可信度，亦推进了史学观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其次，关于“二重证据法”在研究中的可信度，周宏伟教授认为，从“二重证据法”研究中过程中“纸无地有”“纸误地确”“纸有地有”“纸少地多”“纸晚地早”等五个界面出发，能够提高史地理研究的可信度。他通过列举“河伯”与楚人起源于关中平原、春秋战国遗址与成都平原的“滇池”两个研究案例，系统阐述了通过开展文献史料和出土史料互证，藉此能够发现和解决相关研究问题。
“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具有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周宏伟教授认为，由于地下证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地下证据的出土具有地域性、地下证据的时代分布具有缺失性、地下证据的内容具有不完整性、地下证据的释读具有较大困难性，故而在具体的研究中，对于出土史料的使用和释读，须持有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不能偏听偏信和过度解释。周宏伟教授结合古城陶罐上的“灋丘”与文献中的“废丘”、青海喇家史前遗址洪水事件与黄河下游大洪水两个典型案例，清晰地指出过度解读出土史料，容易导致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错误认识。
图2 陕西师范大学周宏伟教授精彩学术现场
再次，周宏伟教授认为，“二重证据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未能有效解决诸多关键议题，因此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的来深化历史地理研究。他指出，古代留下的纸上和地下材料的有限性，研究中增加信度、提高精度，以及与现代地理学乃至当代科学结论接轨，皆需要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通过采用环境考古、物源分析、树木年轮、分子人类学、GIS空间分析和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研究路径，能够使研究获得耳目一新的结论，并解决长期不得其解的问题。
最后，周宏伟教授总结认为，历史研究是深入反思和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这既需要研究者具备良好的史学素养和追求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精神，亦需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学会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来检验和印证可验证的历史问题。他指出，只要是科学、合理的方法，都可以用来复原历史地理环境、解决历史地理的相关问题。但对于当前历史地理的研究来讲，部分问题尤其是历史自然地理问题，“二重证据法”并未能有效解答诸多疑问，应该用实验方法、计量方法来补充“二重证据法”，在取得实验、计量结果的基础上，审慎地对历史文献和记载进行解释。
在交流环节中，周宏伟教授分别就语言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使用、古文字的识读等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他认为，无论是在历史地理还是其他历史专题的研究中，在了解大的历史背景知识的同时，还须对具体研究领域或区域的知识有足够的认识，做到时间和空间的对应和统一，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致力于做出有价值的创新研究。
图3 参加讲座的同学积极向周宏伟教授请教问题
讲座结束之际，耿金老师代表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全体师生对周宏伟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他认为，周宏伟教授的报告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论述了运用“二重证据法”的优势与不足之处，为西南环境史乃至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他强调，希望在座师生认真吸收周宏伟教授讲座的精髓，并在个人的研究中细细品味与领会。
图4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师生与周宏伟教授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