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兵教授做客云大西南环境史研究名家讲坛
2018年12月4日上午，由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主办的“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名家讲坛第十四讲”在云南大学东陆校区科学馆第十四会议室顺利举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地理》编辑部主任杨伟兵教授应邀做客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并作了题为《清代民国大理地区的契约与社会经济》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所长周琼教授主持，云南大学东陆校区各院系及科研院所同学积极参与学习和探讨交流。
图1 周琼教授主持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名家讲坛
杨伟兵教授的报告以他近年来在滇西云龙、大理（风仪）、南涧等地区所见和收集的地方契约文书的特殊性为切入点，系统地讲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大理地区所见各类契约的类型、特点及内容叙事，并与华北、徽州等地区的契约进行比较研究，充分展现了清代民国大理地区契约的时代印记、民族特色和地域差异，进而突显出清代民国时期滇西地区民间契约的独特性。
在讲座中，杨伟兵教授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清代民国时期大理地区契约的主要类型，诸如加添田契（加约）、买断契（杜契、死契）、喜约、仪助地契以及借约等，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契约与清代民国时期滇西大理地区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他认为，这些契约通常只在宗族内部生效，尤其是大理地区文契的特殊性充分体现了契约形式的灵活多样，与中州不同的是宗族宗法社会的严格性稍弱，或许与边地和民族多样性有关。
杨伟兵教授通过将光绪时期大理地区的喜契与华北、徽州地区相同类型的契约进行对比，发现在宗族组织化强和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的地区，以寡媳招赘上门的“接脚夫”契约极为少见，但在大理地区却发现有这类“喜契”的存在，是目前较为罕见的契约类型，他认为这与地方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及文化观念密切相关，亦是地域差异和民族特色的具体反映。
讲座期间，杨伟兵教授通过对不同类型契约文书所记载的内容进行深入探究，认为大理地区的“仪助”与徽州地区的“凑卖”相似，并指出这可能是一种传统产业流动的习惯，即“公产”、“族产”、“族会”等产业以份额、股份的形式而存在，并且契约中的“仪助”含有“份额公产流转中的互助习惯”。他总结认为，清代民国大理地区不同类型的契约，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大理地区宗族内部物权、债权、亲属继承权的关系，以及族人内部的互助关系和民间社会的运作方式的有序化，也充分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体制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地方文化的多元性。
图2 杨伟兵教授做“清代民国大理地区的契约与社会经济”专题报告
在提问环节，杨伟兵教授与参会聆听讲座的师生进行了良好的互动和交流，并耐心细致地回答了大家提出的生态环境变迁与地区文契丰富度的关系、历史时期云南地方文书的流变以及如何辨别文书的真假和品质等诸多问题。杨伟兵教授的学术报告给与会师生带来很多的启发和思考，各位同学皆表示，在了解杨伟兵教授对地方契约研究的同时，这样学术的饕餮盛宴也使自己的研究思路更加明晰，研究视野得到拓展。
最后，周琼教授对杨伟兵教授的精彩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她认为，杨伟兵教授所关注的研究论题一直引领学术走在前沿，他从我们曾经认为破旧、无用的契约文书中探寻新问题，他在学术上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渊博学识引导我们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她认为杨伟兵教授通过将这些契约文书进行分类，从中发掘地方契约文书的独特性和深刻内涵，并将其与地方历史、民族习惯以及民间法规的运行方式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视角新颖、内容详实、论说细密，颇具启发性，并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地方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且对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师生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以及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