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
——从环境史角度考察
滕海键
(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摘 要: 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具有多样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而经济形态的不稳定性的重要诱因则是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变迁和波动。在燕北西辽河流域这个干旱半干旱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选择与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多样化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资源的压力，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如果无视自然环境的特点，大面积高强度发展农业则会加重土地的载荷，导致环境退化乃至生态危机。燕北西辽河地区日益加剧的沙化趋势及其它生态环境问题，均与过密的农业耕作有关联。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代、清代以来本区发生的过度农业垦殖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就是典型例证。历史教训是:应针对不同地区土地特性和资源禀赋，采用与环境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必须根据自然环境特点选择生业，同时，经济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的载荷。对于燕北西辽河流域这样的生态脆弱地区，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
关键词: 区域环境史；西辽河流域；区域经济形态；地理环境
中图分类号:K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5-014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农牧经济形态演变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批准号:09XZS011)；辽宁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国家专项经费资助课题“西辽河流域环境史研究述论”(课题编号:D02139201505)。
作者简介: 滕海键(1963－ )，男，内蒙古赤峰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长期从事环境史、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环境史研究。
西辽河地区位居中国北方东部，燕山以北，属辽河上源，以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核心，包括内蒙古赤峰地区、哲里木盟南部及辽宁西部与河北东北部。西辽河地区北西南三面环山，为大兴安岭与努鲁尔虎山和七老图山脉构成的C字型山脉所包围，其东部衔接松辽平原，自然地理单元包括北部和西部的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北部广袤的科尔沁沙地( 西拉木伦河冲积平原) 、南部的黄土丘陵等。西辽河地区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独特，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生态区。本文选取燕北西辽河地区为空间范围，以环境史范式考察该地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特征及其演变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①，以探究其演变规律，从中汲取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洞见。
一
本文所提的经济形态是指人类获取食物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包括采集、渔猎、农业和畜牧业等。通过系统考察，我们发现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的经济形态有一明显特征——多样性，即学界所称的“混合”经济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4000～3300年)之前，该地经济形态的多元特征尤为突出。从兴隆洼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几千年时间里②，采集、渔猎、农耕及家畜饲养等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已发现的用于采集、渔猎的工具，尤其是细石器种类和数量较多，包括许多用于渔猎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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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谓的环境史范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选择一个自然地理单元为空间单位进行考察，以自然而非政区为边界，研究“生态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二是重点考察人类获取食物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考察食物生产方式应该是环境史学家最基本的工作( 唐纳德·沃斯特)；三是宜采用“长时段”视角，因为只有将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置于长时段视野下考察，才更易发现其中的演变规律，其相互作用机理和特征才能看得更清晰。基于上述环境史范式，我们选择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演变与环境变迁关系中的两个问题，即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与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经济形态的易变性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的关系，以长时段进行宏观考察，借以总结历史规律和启示。
② 已发现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有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大约距今9000年至3000多年。
石器或细石器，像石刀、石条和石镞等，以及复合工具如骨柄石刀、骨柄石刃以及箭镞等。在这个地区史前人类活动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野生动物骨骼、胡桃楸等植物果核遗存。野生动物种类颇多，包括马鹿、斑鹿、野猪、狍、貉、貛、熊、狐、东北鼢鼠、麝鼹、蒙古黄鼠、松鼠、麝、麂、麋、野牛、黄羊、绵羊、山羊、赤鹿、野兔、梅花鹿、獐、狼、野猫，天鹅和雉等禽鸟类，蚌类和鱼类等。新石器中期的几种考古学文化(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 陶器制作水平较低，聚落利用时间较短，这些都是渔猎经济发达的表现③。
早在距今约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就已存在旱作农业。2001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对赤峰敖汉兴隆沟遗址的系统发掘过程中，采用浮选法发现和获取了遗址中埋藏的炭化植物粟黍遗存。这是迄今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年代和种属鉴定上都确定无误的最早的小米遗存[1]( P35－36)。自那时以来，旱作农业一直是当地居民的一种重要生业选择。红山文化时期，尤其是该文化的晚期，农业在当地生业比重中有一次明显的提升，这可以从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质农具窥见一斑。红山文化遗存中与农业有关的石器发现数量多、比重大、种类齐全[2]( P52－54)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成为当地的主要生业。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许多储藏粮食的窖穴和炭化谷物遗存，以及猪狗牛羊等家畜骨骼。辽宁北票丰下[3]( P208)、建平水泉[4](P52)、敖汉大甸子[5]( P115)、赤峰县四分地[6]( P424) 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都发现了谷物遗存。历史时期，多样性仍然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重要特征之一。以辽代为例，渔猎和畜牧、农业均占很大比重。渔猎是契丹人的传统生业，无论帝王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十分喜好。辽代帝王有“捺钵”习俗。辽帝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在京城，而是随季节变化不断迁徙，谓之“捺钵”。捺钵活动被安排在春夏秋冬四季进行，称四时捺钵。“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渔猎成为四时捺钵的重要活动之一[7]( 卷三十二《营卫志中》，P373) 。辽代的牧业十分发达，牧群规模相当可观。“契丹马群动以数千。”[8](《契丹马》，P175)“辽人牧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栅栏，而生息极繁。”“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8](《辽人牧》，P173) 从属官牧的畜群规模尤为浩大，“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7](《卷六十《食货志下》，P932) 。辽王朝的农业也十分发达，这可通过当时农业州县的设置、农户和农业人口数量等方面的信息反映出来。辽代燕北西辽河地区以汉人、渤海人设置的州县多达47个[9]( P75－79)。辽代燕北西辽河地区存在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的两大农业区。在两大农业区内，尤其在南部，虽以农业为主，但畜牧渔猎也占一定比重，属半农半牧区。辽代经济形态空间分布的一大特点是农牧渔猎交错相间，农耕区以“插花田”方式分布在草原和牧场中间。自古北口至中京北为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采猎，其行如飞”[10]( P180)。宋人有不少使辽录均反映了燕北农牧渔猎交错的人文景观。
这种多样化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的特点、地理位置及民族文化等。其中，自然环境具有重要地位。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具有多样化特征，这表现在地形地貌、气候、土壤植被和动物种类的多样性、亚生态区域的异质性等方面。这里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平原、河谷、坡地以及沙地、黄土地貌等。土地资源种类比较丰富，不同地区的土壤特性有很大差别。由于地域辽阔，南北所跨纬度大，以及海拔落差悬殊，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等因素，不同地域、不同海拔带的温湿度、水热等气候条件有明显差异。西辽河地区的降水与湿度有两个明显特征，即在时间上变化大，在空间上分布很不均匀[11](P106) 。受地势、地形地貌、气候等诸多因素影响，本区植被呈斑块状分布，垂向变化明显。在一些山区，从低到高，植被由草原向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过渡。“林地斑块数目多，但平均面积小。”[12](P32) 草原亦呈斑块状分布于北部和西北部。草场类型有山地森林草场、山地林缘草甸草场、森林草原草场、丘陵干草原草场、沙地草场与河泛地草甸草场等。植物种类颇多，主要由草原和草甸植被构成。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极为丰富。西部高原、大兴安岭山前山地、燕北山地、科尔沁沙地和黄土丘陵栖息着不同的动物种群。这里也曾是水系发达、湖沼密布的地方，所谓“辽泽”即反映了水系的发达。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 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 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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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阅滕海键:《燕北暨西辽河流域史前经济形态及其演变态势》，《中国农史》，2011年第4期。另可参阅关于该地史前诸考古学文化的大量考古调查、考古发掘报告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13](P14－21)。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14]( P94－99、158－160)。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15]( P5－15)。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16]( P46－47)。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
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二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 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16](P44－46)。《史记·匈奴列传》载: “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17]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18]( P474－480)。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 。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 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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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相关研究可参阅邓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 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颜廷真、白梅、田文祝：《清代西辽河流域人口增长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人文地理》2007年第2期；颜廷真、韩光辉：《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 年第1辑；季静：《简述清代西辽河流域蒙地农业化问题》，《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0期；颜廷真、陈喜波、韩光辉：《清代热河地区盟旗和府厅州县交错格局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6期。
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
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 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⑤，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 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 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19](P59)。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⑥。距今5500 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20](P178)。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 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21]( P12－18)，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 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22]( P177)。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23]( P167－170)。距今约4000～3000 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24](P536、538)。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25]( P456) 。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24](P536)。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 主要指温湿度) 总体呈下降趋势[26](P15－38)，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
根据文献记载⑦，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 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 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
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 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27](P33－35)。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28]。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11](P105－118)，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
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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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滕海键：《全新世大暖期燕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其与古文化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9年第1期。
⑥ 由于本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特点，比如处于中高纬度带、西伯利亚高压气流与太平洋暖湿季风的交汇区，海拔落差大，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等，因此较之南部的低纬度地区，气候波动导致的环境效应更明显，对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更大。
⑦ 参阅滕海键：《文献反映的辽代西辽河流域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兰台世界》2013年第15期。
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三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1](P38)。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24]( P536)。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29](P167－170)。
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
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高潮，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30](P66－73)。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在科尔沁沙地表现得十分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的扩张与收缩，除了与气候变迁有关外，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农业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其机理是:当气候等自然条件较好时，人类开始迁徙到沙地居住，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但是，由于沙地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当长期农业耕作超过了沙地的承载力，导致沙地植被体系严重破坏时，一遇气候变迁，沙地的自然环境就会恶化，并出现沙丘活跃、沙地扩张、人类被迫缩小活动范围、改变生业模式或迁徙他乡。在人类干扰减小后，经过长期恢复，如果气候好转，沙地环境也会好转，沙丘固定，沙地收缩，人类活动随之加强，农业耕作逐渐扩大。科尔沁沙地人地关系的上述变迁模式经历了多次循环[31](P140)。这说明人类活动尤其农业活动是导致沙地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对沙地的开发必须考虑到沙地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其脆弱性，对沙地的农业开发要保持谨慎。
根据西辽河地区的环境状况，特别是北部和西北部的草原和沙地适宜发展对固着土壤的草根破坏较少的游牧经济，不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精耕细作农业。从现代情况看，即使发展游牧经济，也应主要以粗放为主，不能过密，单位面积载畜量不宜过高。南部一些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在气候适宜的条件下，可适度发展旱作农业，但也不能过密，否则会导致植被破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扩大及各种自然灾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代前期、清代本区的过渡农业垦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就是典型的实证。赤峰地区日益加剧的沙化趋势及其它生态环境问题，均与过密的农业耕作方式有联系。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人类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必须根据自然环境的特点选择生业，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超过自然的载荷，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此点必须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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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朝云)
（特别说明：本文转自《郑州大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7卷05期，仅供学习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