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是意识变革的产物；现代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近几年来，从散见的文章和一些专业的会谈中，我们可以发现，环境史这个名词终于不仅开始为国内学人所熟悉，而且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研究兴趣。那么，什么是环境史?它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有什么特点?近年来它的发展趋势有哪些地方值得人们关注?其他学科，尤其是生态学对它有什么影响?在此，笔者不揣冒昧，欲就这些问题，根据个人近年来学习美国环境史的体会，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研究的新视角
从某种角度上说，环境史是时代的产儿。
随着战后世界环境局势的恶化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生态学逐渐走入民间，尤其是1962年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卡森的生态启示录——《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则更在普通的民众中掀起了空前的生态学热情。生态学呈现出来的人和自然之中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的依存关系和道德意识，使它的追随者们把它当作是一种恢复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的途径。
在这种时刻，呼唤和教育民众去关心处在危急中的自然界，去承担应有的公民责任，似乎已成为生态学家当仁不让和义不容辞的责任。生态学家们的这种自觉意识把他们推向了社会意识变革的前台。在这些维护自然和谐的斗士行列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卡森；在她之外，奥德姆弟兄——尤金．奥德姆和霍华德。奥德姆，也可谓典型。尽管他们俩没有卡森那样的名气，但他们对这门科学的贡献，比战后任何人都要大。他们合著的《生态学原理》在1953年出版后，接着又在1959、1971年出了第2版和第3版，并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生态学教科书。在他们眼中，生态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和谐的科学，在自然界中所发现的这种和谐，为一个更有生机的、协调和谐的人类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模式。尤金·奧德姆认为，在自然界经历了大部分蛮荒时代之后，到了现代，人类才成了最严重的干扰因素。因此他呼吁防止干扰的政策。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以1970年4月22日“地球日”为开端的美国环境保护运动，正是在这种生态意识的促发下所产生的社会行动。它反映了一种要求，一种为寻求新的价值观念和与自然的新关系的愿望；同时，它也是一种反思，一种对传统的美国精神——个人主义的批判。这是一个要求意识变革的时代。
无独有偶，环境史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这门新学科的产生固然可被看作是二战后美国学术多元化的产物，但也绝不能忽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场意识变革的冲击。唐纳德·沃斯特，公认的美国环境史的奠基者之一，就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著作序言中提到《寂静的春天》对他的影响以及生态学如何将他的视线转向自然的经历。另一位美国环境史的开拓者——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第一位把环境史搬上大学讲台的美国教授，也曾在他的那本长盛不衰的著作《荒野和美国精神》第4版的前言中说过，他是如何赶上那场意识变革大潮的“浪尖”的[1]。《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作者斯蒂芬·福克斯(Stephen Fox)也曾表示，他“是一个资源保护主义者，或至少是一个同情者”②。
可以这样说，环境史的产生，正是对美国人要求反思他们民族历史上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呼应；同时，甚至也可以这样认为，几乎每个环境史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因此，我们同样还可以说，每个环境史学者都是生态学意识的接受者，他们看待历史的视角自然会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学者。无论怎样，自然再也不能被排斥在历史之外了，这是历史赋予环境史学家的使命。
但是，要完成这个使命又谈何容易!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历史都被看作是“人事的历史”。尽管自达尔文开始，自然的进化被当作了一个过程，从而使自然也有了历史，而且人只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的事实，亦被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承认，但是，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仍是被割裂开来的。环境史应运而生，并最终使自然和人类历史两个方面汇入到一条长河之中。但是，这门学科究竟和其他历史学科有何区别呢?柯林武德曾说：“一门科学与另一门之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③那么，环境史要弄明白什么?沃斯特首先提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④的。显然，从广义上讲，这个观点是可以为众多学者所认可的。它概括了环境史的要义是说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事关系，从而使环境史与其他历史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包括上个世纪中期活跃起来的社会史有了差别。这样一来，环境史的领域无疑要比先前的各种历史学科宽多了，它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自然，从而打开了历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不得不向自然学科靠拢，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毋庸说，这些都是环境史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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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德里克·纳什：《荒野和美国精神》(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7页。
② 斯蒂芬·福克斯：《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约翰·缪尔和他的遗产》(Stephen Fox，The 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John Muir and His Legacy)．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9页。
③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页。
④ 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唐纳德·沃斯特编：《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o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环境史独特的视角使它不能沿袭传统史学的老路，而必须另辟蹊径。确实，置身于环境史这个新的学科领域中，任何人都会发现，自己就如同一个登山者，面对崇山峻岭，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气象各异。哪里才是它的真谛?如果说，这是因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画面；那么，是否同样也可以说，在探索其精髓的过程中，我们也能有许多不同的路径可循?
无疑，处在这种情势中，环境史学家们尽可按照各自的理解对这个新学科进行诠释，亦能尽情地描述各自视野中的特点。例如，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上，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以及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等，就极富代表性——他们都是各有侧重并自成一家之言的权威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特别强调文化和生产模式在环境变迁中的作用，克罗农则更注重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社会因素，麦茜特视女性为自然环境的第一要素，克罗斯比则是生物帝国主义论的首位阐述者；然而，我们同时也会发现，无论这些学者对环境史有多么不同的理解，他们却都具备同一个特点：他们都在竭力将自然纳入历史之中，或者说，是要还自然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
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忽略了环境史的另一特点，那就是它的方法论。在它转变了历史研究方向的同时，它还必须寻找一种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一种最基本的看待人和自然关系的立场和观念。而似乎就在环境史产生的那一刻起，生态学即发挥了这样的功能，成了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生态学与环境史的关系之密切，甚至使某些学者在说到所从事的研究时，并不说“环境史”，而说“生态史”，或者说“历史的生态学”。
在此，先不论上述提法能否等同，至少，它们可让我们意识到，生态学和环境史之间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实际上，生态学对于环境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提供环境史所需要的数据和事实，而在于它看待人和自然关系上的观念——生态学的意识。
二、生态学意识和环境史研究
何谓生态学意识?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来认识生态学本身。
就生态学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按照它的冠名者厄尔斯特·赫克尔——19世纪后期德国最著名的达尔文的信徒——在1866年的解释，是“一门关于活着的有机物与其外部世界，它们的栖息地、习性、能量和寄生者等的关系的学科”。它原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赫克尔为它起名 Oecology(生态学)，是由Economy(经济体系)的词根——希腊文Oiekos派生而来的。Oiekos的原意是指家庭中的家务及日常活动和管理。赫克尔认为，“地球上活的有机物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经济统一体，组合成为一个家族，或者是一个亲密地住在一起的家庭，相互存在着冲突，同时也在互相帮助。”1869年，他进一步指出：“这门学科的实体涉及到自然的经济体系……对所有这些复杂的内在联系的研究。”这个新名词很快流行起来。1893年，在国际植物学大会之后，按照近代的拼法，便成为现在的ecology(生态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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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235页。
实际上，早在生态学这个名词出现之前，生态学所涉及的领域以及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就已经为它的先驱者所熟悉了。吉尔波特·怀特，一位18世纪英格兰的牧师，在他的《塞尔波恩的自然史》一书中就已经提出，“自然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师”，“它使大多数并不和谐一致的动物都可以互相利用”。卡尔·冯·林奈，怀特的同时代人，著名的被称为“花圣”的瑞典植物学家，则更明确地把自然界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并率先用一个名词“自然的经济体系”来概括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他认为，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每个物种都有其“被指派的位置”，“通过一种复杂的分类学上的安排，每个物种都通过帮助其他物种来换得它自身的生存”。按照沃斯特的看法，林奈及其他18世纪的自然博物学者已经对后来称之为生态学理论的一些重要含义形成了了明确概念①。
不过，在生态学思想历史上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人物，无疑还是达尔文。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他在学习和分析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5年环球科学考察的结果，建立了他的最根本的思想：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网”，而且没有一个个体有机物和物种能够独立地生活在这个网络之外。他和林奈一样，认为每个物种都在这个网络中占据着一个位置；但是，他和林奈又有着重大区别。他已经认识到，没有一个物种能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永远占据一个特别的位置。他写道：“所有有机体都在努力攫取自然的经济体系中的每一个位置。”②这种生存竞争思想，突破了林奈体系的静止状态，它让这种不断的竞争——冲突和对抗——去推动这个体系整体前进，不断进化。换言之，达尔文使自然的体系有了历史，大自然也像人类一样，讲述着经常变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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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26,56,78页。
② 转引自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195页。
到了19世纪末，生态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名称。1913年，英国生态学会成立；两年之后，即1915年，美国生态学会成立。这说明，此时，生态学科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当作一种被追求的显学了。此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认识在深化，生态学的概念也发生着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态学者们需要不同的生态模式和概念。例如，美国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提出的著名的生态演替—顶极模式，就是20世纪前期生态学的主流概念。到了20世纪中期，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开始把经济学的概念引入到生态学，自然的生物群落被描绘为一个由食物链组成的由下向上、由大向小的金字塔式结构的经济体系，从而制定出了一个至今仍被生态学运用的生态模式。之后，牛津大学教授A．G．坦斯利则尽量避免生态学中的一些他认为是含糊不清的人类群体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以物理能量解释生态结构的概念——生态体系。至此，生态学进入了一个被称为“新生态学”的新阶段。
新生态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对自然经济体系的管理要求——把自然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之中，并将物理学的能量流动思想融进这个生态经济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对自然界所抱的期望——怎样才能让大自然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尽管新生态学仍然忠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原则，即争夺位置的概念，但是，这个模式特别强调，自然界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制约的，它们相互依存，没有一个部分可以单独存在。因此，在这个系统里的每个有机体都要和其他有机体进行合作。即使是人，哪怕他负有管理这个系统的责任，他也是自然金字塔中的一部分，是依靠食物链的其他部分生存的。
新生态学的这种强调合作和依存关系的理论，加强了生态学固有的伦理特质，因此也推动了一种新的伦理观的产生——生态道德观。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道德论最具代表性。利奥波德提出了一个“共同体”概念。他说，“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伦理都不会超越这样一个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他指出，生物区系，如土地，就是一个由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组成的共同体，人则是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①不难发现，此刻，生态学所给予的已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概念了，它还带来了一种价值观，一种看待人和自然关系的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所谓整体意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和自然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人文情感是指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只有在认识了自然的价值时，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
利奧波德曾经指出，“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②马克思也早就说过：“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这一点已经在很多环境史著作中表现出来。例如沃斯特的《尘暴》、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就是最好的代表。关于《尘暴》，本文不打算多说，因为它已经有了中译本，而且已有多篇书评见于报端。《土地的变迁》论述的是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土地在由印第安人手中转人欧洲人手中这一过程中的变化。正如克罗农自己所说，在论述这段历史时，除了人的活动，还必须涉及到大量人以外的周围事物的变化，如“松树、猪、河狸、玉米地、森林分界线，以及其他组成新英格兰地貌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各种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哪一方都不能忽略。这既要求作者具有一个生态学家的分析能力，又要拥有一个历史学家所具备的洞察力③。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整体的意识似乎更多地体现在方法论上。
人文情感就不同了，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境界。法国伦理学家，195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曾说：“世界不仅是过程，而且也是生命。……人不仅为自己度过一生，而且意识到与他接触的所有生命是一个整体，体验它们的命运，尽其所能地帮助它们，认为他能分享的最大幸福就是拯救和促进生命。这一切使人做为行动的生物与世界建立了精神关系。”④但是，现今的文明已经将我们的人性扭曲到了忘记我们仍离不开自然的程度了。正像罗德里克·纳什所说：“文明切断了生命的网络，因为人们使自己脱离了自然的其他部分。……有关共同体的概念，以及相应的尊重，这些曾经使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上对自身利益有所约束的意识衰退的程度，恰与文明的兴起成正比。自然失去了某种人曾是其所属的意义，变成了一个对手，一个靶子，一个仅仅为了去剥夺的对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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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3、194页。
②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第195页。
③ 威廉·克罗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W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lndians， 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纽约1983年版，前言第7页。
④ 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⑤ 罗德里克·纳什：《荒野和美国精神》，前言第12一13页。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树立一种尊重自然的观念，一种将人看做是自然一部分的生态伦理意识，应当是真正的人性的回归。对于一个环境史学者来说，他(她)负有一种使命，就是让自然在历史中享有一种它应有的地位，即便不能比人高，也至少不能比人低。在以往的历史中，人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此总是以历史的主人自居，并且以征服者的身份面对自然。结果呢?历史告诉我们，征服者最后总是祸及自身。人类的贪婪不仅滥用了自然，也滥用了自己的智慧，给自己，也给地球制造了环境恶果。环境史学者们要不断地问自己：在拯救地球的事业中，我们能做些什么?
三、科学的困惑和环境史的定位
当环境史产生时，正是尤金·奥德姆思想的鼎盛时期，那一代的环境史学者，诚如前节所述，也是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史的研究是否总能沿着奥德姆的思想发展?
回顾以往，从吉尔波特·怀特到林奈，到达尔文，再从赫克尔到尤金·奥德姆，生态学无论在其有名或无名之时，似乎一直都在为人们提供着不同的自然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总是脱离不了人类社会的某种框架，并且借用了其他学科的许多概念，诸如经济体系、位置、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能量的输出和输入等，却能帮助人们在自己的脑海中勾画出一个自然的形象，加深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生态学家们所提供的模式也不尽相同。达尔文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充满着尖牙利爪和血腥气的为生存而竞争的自然，克莱门茨为我们描绘的则是一个经历了演替而最终达到一个相对持久和稳定的生命共同体，而尤金·奥德姆则让我们知道，自然是由各个有机体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集合，所有的生态系统都具有自身能量的调节能力，从不平衡达到平衡。可见，生态学的概念总是在不断地被修正。
事实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就在普通民众、媒体、甚至人文学者以及环境史学者正在广泛地使用着“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等名词时，生态学家们却在悄悄地抛弃尤金·奥德姆的理论。一些生态学家开始攻击克莱门茨的演替顶级理论，并且搬出了一位20世纪30年代的几乎已被遗忘了的生态学家——亨利·格利森的个体竞争理论来向强调平衡的思想进行挑战。在他们的文章中，“种群”和“群落”等名词逐渐代替了奥德姆的带有合作和依存意味的“系统”，而“干扰”两字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同时，与以往的生态学研究一样，尤金·奥德姆之后的生态学者们在思维方式上也受到了其他学科的影响，并把一些新的观念，如物理学中的“混沌”理论注入到生态学中。
关于混沌的研究始于1961年的所谓“蝴蝶效应”理论。美国的一位气象学家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只蝴蝶在北京的一个公园扇动了翅膀，结果就有可能改变下个月在北美的风暴系统。它的意思是指，一个细微的差别可能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同——一个非线性的结果。科学家们发现，大自然远比他们所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开始怀疑，秩序是否仅仅是人类的一个梦想?混沌理论导致了混沌生态学的产生，其领先人物是著名的生态学家罗伯特·梅。他们力求从过去的研究局限中摆脱出来，强调大自然中的变化和各种干扰因素。不过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些生态学家并没放弃寻求秩序的梦想。
实际上，在近二三十年里，这种有关合作与竞争、整体与局部以及种群与生态系统的争论在生态学界一直都不曾停息。在混沌之后，又出现了“错综”论；其中心思想即是，尽管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错综无序的状态，但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否则，它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在这种表面的无序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动态的有序能力。科学的思想似乎也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不断整合，不断发展。正如美国植物生态学家迈克尔·G．巴伯所说：“争论仍在继续。我们可以肯定，当前占多数的意见再过一二十年又会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巴伯说这些话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安慰那些仍在强调生态群落和生态体系保护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们①。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生态学家们确实已不再坚持自然界是一个稳定的实体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总是处在不断的动荡之中。生态学研究中的这种动向必然也会在环境史学者中掀起波澜，并产生许多困惑，尤其是在他们正为自己的学科寻求定位的时候。他们不禁要问：既然生态学家们已经放弃了那种生态平衡的自然观，我们环境史学者是否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呢?换言之，一个充斥着骚乱和不安的自然是否还值得我们去尊重?我们研究的着重点应该在哪里?
1990年，唐纳德·沃斯特在《美国历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地球的变迁》②，重申了自己在1988年提出的“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同时，又从自然本身、生产模式和价值观三个方面论述了环境史研究的重点和方法。这篇文章很快就在环境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环境史学者都针对沃斯特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尤以威廉·克罗农最激烈。他直截了当地反对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学的生产模式的分析理论，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应当首先从“关系”人手。他明确提出，迄今环境史发展的最大弱点就是过分强调了人和自然的整体关系，从而忽略了人的群体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因此他谴责，在此之前的环境史研究过分注意了野生的事物和偏远的地区③。可以说，这是有关环境史定位的讨论的开端，而沃斯特和克罗农则代表着两种最重要的不同的观点。
什么是“环境”?按沃斯特的看法，环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那个非人类世界”，即自然环境；另一部分则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技术环境——所谓“第二自然”。但是，技术是在非人类世界为前提条件的文化的产物，因此，尽管人类在不断地给那些非人类的东西打上人类的印记，以致我们往往在实际上很难区分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文化的，但是，我们仍应当保持这种区分，因为只有它才能提醒我们，“并非所有运行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都是出自人类的”④。但在克罗农看来，自然“完全是一个人类的建构”。在现今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然，实际上，“自然”都是不自然的。因此，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心目中的自然。在某些美国人那里，理想的自然就是原始的荒野，而在另一些人那里，理想的自然是牧歌似的乡村或小镇，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郊区，甚至城市，也可被当作是自然的家园。正因为这样，他呼吁：“我们需要发现一个共同的中间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所有那些东西——从城市到荒野，都能包容在一个词——‘家园’之中。”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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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迈克尔．巴伯：《20世纪50年代生态学的破裂》(Michael G.Barbour,“Ecological Fragnmntafion in the Fifties．)，威廉姆·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wzmam Cronon，Cd．，Uncommon Ground：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纽约诺顿公司1996年版，第255页。
② 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变迁：论历史学的农业生态学视角》(Donald Worster，"Transformation of the Earth：Towo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c i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ey)第76卷，第4期(1990年3月)，第1087—1106页。
③ 威廉·克罗农：《预言和生产的模式：置自然于历史》(william Cronon，"Modes of Prophecy and Production：Placing Nature in History")，《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4期(1990年3月)，第1122—1131页。
④ 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变迁：论历史学的农业生态学视角》，《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4期(1990年3月)，第1089页。
⑤ 威廉·克罗农：《前言：寻找自然》(Willam Cronon，"Introduction：In Search of Nature")；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误的自然》(William Cronon，“The Troublc with Wilderness；or，Getting back to thc Wrong Nature”)，威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第25、36、89页。
根据对环境的看法，沃斯特认为，不论科学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给予自然以怎样不同的说明，我们还是有充足的理由说，有机的大自然尽管各自进行个别的努力，但都得按相互依赖原则来运转。我们必须依靠其他生命形式而生存。因此，“自然应当在我们的社会中被予以更高的评价，应该在我们文明的成就表中得到更高的荣誉，应当被当作一个成套的自我管理的模式和过程来尊重”①。出于这样一个角度，他认为，环境史的研究应着重于三个层面上，即自然本身，人类运用的影响自然的生产模式，以及支配人们使用生产方式的文化价值观念。克罗农则认为，把一个地方称作“家园”，就意味着“我们要利用在这个地方所发现的自然”。我们一定要抛弃那种双重标准——把花园里的树看作是人工的和不自然的，而荒野里的树就是自然的。因为两者都要靠我们的管理和照看，否则，花园里的树也会变成野的。为了管理和照看好这个现在的和未来的家园，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生活在那里的人的特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性别，以及他们不同的要求②。
不难看出，实际上，讨论的重点不外乎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克罗农的观点反映了一种焦虑，一种基于为那个无序的大自然寻求秩序的急切心情。——既然科学已证明自然是那么多变和不可捉摸，那就让人来帮助它吧；只要我们能够在“看中了一部分我们打算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所用的自然时，我们要问问：我们是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用它?——能够持续下去，不要让它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③。
此刻，我们似乎又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著名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吉福特·平肖的名言：“明智的利用，聪明的管理”。历史在回响。
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自然观上的分歧总是一以贯之的——要么自然至上，要么人类至上。因此，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这个讨论也大约要持续下去了。只是，笔者担心，如果在环境史中，人类至上的观点若占了上风，那它和传统的人类史又有何区别?再者，若是环境史把它的研究中心放在族群、人种、性别等方面，或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向社会史靠拢，结果“环境史就是社会史，社会史就是环境史”，那环境史将何以复存④?
自环境史正式出现以来，已近40年了，但要明确环境史的定义，尚需更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态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环境史亦然。本文所涉及的观点，管窥蠡测，难成一家之言。只愿滴水之见，博得金石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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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文化以外的探查》(Domld Womter，“Seeing Beyo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4期(1990年3月)，第1144页。
② 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误的自然》，威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第88页。
③ 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误的自然》．威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恩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第89"--90页。
④ 艾伦·泰勒：《非自然的不平等：社会和环境史》(Alan Taylor，“Unnatural Inequalifie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第1卷，1996年第4期，第16页。
[1]. 罗德里克·纳什：《荒野和美国精神》(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7页。
